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沙健孙 · 2021-02-25 · 来源：《红旗文稿》2021年第4期

导读：毛泽东强调：“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实践表明，作为具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有着未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和光辉未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真理。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长时期内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的有关论述，准确深刻，立意高远，极富哲理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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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党史”，

“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接续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为什么要从辛亥革命说起?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两项历史性的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只有首先经过革命完成前一个任务，才能为实现后一个任务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而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应当怎样评价辛亥革命?毛泽东说：“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工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社会风俗习惯的变革。只是随后不久，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建立了代表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中国又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毛泽东说过：“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可能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这就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思想土壤。

辛亥革命留下了什么?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接受过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辛亥革命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中国共产党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人承接和延续了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并把这个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党史“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二是此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三是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领导骨干。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正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又深远的。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以来，在一个长时间里，中国先进分子曾经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继辛亥革命的流产之后,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又给他们上了严峻的一课，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急速地破灭。这个经历，有力地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他们的目光开始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正如当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资本主义一样，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开始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李大钊这样的少数人物。那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中就有一批人经过对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逐步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尽管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为数不多，他们的影响也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是，他们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全新的因素，是中国即将发生伟大变革的预兆和前奏。所以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考虑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问题。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北京的邓中夏、瞿秋白，长沙的毛泽东、蔡和森，天津的周恩来等。他们是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骨干。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蔡和森也说，当时，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去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他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实行与工人群众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对斗争的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事实，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由此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在五四运动之后，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始成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这样，五四运动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工人阶级的疾苦和他们的要求，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了工人阶级一边;一部分工人认识到了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了阶级的觉悟。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产生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这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发生两年之后，中国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在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诞生了。

3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的代表是由党的早期组织派出的。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夏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一些地区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些早期组织并没有统一的名称。毛泽东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

中共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指出：“(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 ，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设立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领导机构，以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这样，党的一大就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毛泽东强调：“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论断说明，这个革命党要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她所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比如，陈独秀在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修正派学说所主张的，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当作前车之鉴”。毛泽东在1921年1月召开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也明确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许多党的早期骨干都持有这样的立场。所以，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个在斗争中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谈到中共一大时说：“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这说明：“开头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都只是有一个方向,至于如何才能搞得更好、更正确，那是在长期奋斗中得到的，是从几十万的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命民众的流血牺牲中得到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革命的方向，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理论准备不足可以通过学习加以弥补，经验缺乏可以在斗争的实践中进行积累，力量不够可以从人民中间去汲取，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年轻的党的弱点终归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不能同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划清界限，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那它就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就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了。

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在斗争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走向成熟。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讲过一段引人深思的话。他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种发展表明，从本质上看，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4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意义?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呢?这首先和主要的是因为“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毛泽东指出：“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同时也是因为,受共产主义理想鼓舞、肩负实现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与人民密切联系在一起，具有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指出：“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就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局面就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曾经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在以后的一个长时间里，它不仅遭到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特务的残酷迫害，更受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不可遏止地成长和发展了起来。在回顾党的历史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引用过《庄子》的那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他自豪地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但“还要再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这是说得很贴切的。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小组，二十八年以后，她就领导中国人民争得了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成为领导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她更领导中国人民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使得极度贫弱的旧中国变成了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光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世界的进步和发展作出日益重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实践表明，作为具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有着未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和光辉未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真理。

作者：沙健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来源：《红旗文稿》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