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龙：全球视野下的俄罗斯保守主义转向

李艳龙2021-02-28来源：《俄罗斯与世界》报告

导读：在国际思潮大变动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转向绝非一种孤立现象，它属于意识形态大家庭中的一分子，甚至被视作“保守主义国际”的中心。大致说来，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复兴最初是对1990年代自由主义激进转型进程及其破坏性效应的一种自然反应，同时又与重建国内政治与社会共识、探寻一条最符合俄罗斯现代化和发展的稳定途径，以及应对国际周边环境的重大挑战，特别是2003-2005年间风起云涌的颜色革命，密切关联。

李艳龙 |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文/李艳龙】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在2020年度预测报告中指出，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盟内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将不断加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为界限的分裂局面将会越发凸显。

纵观全球，反自由主义式保守主义（illiberal conservatism）政治思潮和运动已经上升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它通常与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政治实践“交相辉映”，从美国、欧洲地区（尤以中东欧国家波兰与匈牙利最为典型）到俄罗斯，从土耳其、以色列到印度、菲律宾和巴西。

在国际思潮大变动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转向绝非一种孤立现象，它属于意识形态大家庭中的一分子，甚至被视作“保守主义国际”的中心。大致说来，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复兴最初是对1990年代自由主义激进转型进程及其破坏性效应的一种自然反应，同时又与重建国内政治与社会共识、探寻一条最符合俄罗斯现代化和发展的稳定途径，以及应对国际周边环境的重大挑战，特别是2003-2005年间风起云涌的颜色革命，密切关联。

以2012年为分界点，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发展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构建”和“重组”阶段。在第一阶段，自21世纪头十年的上半期以来，执政党“统俄党”内部的政治精英以及部分社会精英阶层通过建立政治俱乐部或智库、创办杂志和网络平台等方式，大力宣传“中间或温和路线”，一方面旨在消除以往的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消极性钟摆效应，另一方面旨在巩固权力基础和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例如，“动态保守主义中心”（2009年更名为“研究所”）在2005—2007年间出版了长达800多页的纲领性文件《俄罗斯学说》，它旨在为“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爱国力量联盟提供统一的思想、方法和战略平台”。2009年“保守主义”被列入“统俄党”党纲，它们的目标均在于抨击破坏性的革命原则，呼吁俄罗斯转向一种“社会保守主义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伴随2011-2012年博洛特纳亚广场抗议事件的逐渐消弭和普京的强势回归，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体现在普京公开且完整地阐释了俄国保守主义的准则，即“基于国家传统的现代化发展”，而且体现在俄国保守主义社会精英向“制度化”方向的成功转变。

在“重组阶段”，2012年成立的“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Изборский клуб）和“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智库（ИСЭПИ）扮演着“枢纽中心”的角色。前者被视为当代俄国保守主义者的最广泛同盟或急先锋，其核心人员主要由东正教保守主义者、左翼保守主义者和新欧亚主义者组成；后者作为一个“官办”的非政府组织，与总统办公厅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在2014年创办《保守主义文集》，其目的是为官方的保守主义阐释提供系统性的理论参照。

概言之，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产生与壮大，既离不开国家“自上而下”的支持，同时又和参与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由知识分子、智库和媒介网络以及东正教教会精英等非国家行为者所构成的知识网络密不可分。因此，它是俄罗斯政治精英与保守主义知识阶层和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

当代俄罗斯国家通常携手东正教会一道，大力提倡一种以“传统价值观”为内核的道德保守主义，旨在拯救秉行普遍主义、世俗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理念的后现代西方。它亦着眼于从内部挑战后冷战时代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代之以一种以国家主权和利益为优先原则、尊重全球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世界秩序观。

一、“传统价值观念”与“后现代”欧洲

如前文所述，在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内，俄罗斯保守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作为俄罗斯保守主义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倡导成为一种新风尚，并逐渐演变为一种跨国的普遍现象，在国际政治和道德话语空间当中占据有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传统价值观”叙事不仅重塑了俄罗斯社会的某些公共与私人领域，而且在俄罗斯国家的安全与外交政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就社会影响而言，最为典型的表现是2013-2014年间相继出台的新立法和政策，如禁止同性恋宣传、禁止侮辱信徒宗教感情、禁止外国同性夫妇收养俄国儿童等。

就外交与国家安全而言，2015年《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维护传统价值观”视为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最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以及在中东地区所推行“宗教软实力”战略，为俄罗斯的叙利亚行动增添合法性。除此之外，这种叙事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极右翼人士或政党（以史蒂夫·班农、帕特里克·布坎南、法国“国民阵线”前主席马琳·勒庞等为代表）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在国际上赋予了俄罗斯“先锋卫士”的角色。

一方面，与西方极右派观点趋于一致，俄罗斯保守主义话语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建构出“真正的”与“虚假的”欧洲。反世俗主义、维护基督教价值观和宗教传统的俄罗斯代表了前者，而世俗的、秉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布鲁塞尔”是后者的体现。另一方面，与西方极右翼普遍持有“反移民”“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等鲜明立场不同，俄罗斯保守主义对“传统价值观”的推崇，既鲜明地体现了其悠久的弥赛亚传统——保护与复兴欧洲文明的特殊使命；又体现了它对后现代欧洲存在的种种社会痼疾的深层反思。

与普京个人主张的保守主义准则趋同，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智库核心成员雷米佐夫认为，对传统价值观的辩护并不意味着排斥现代性，而是明确地将“古典现代性”纳入到“传统”概念之中。在俄国保守主义者看来，“古典现代性”主要包括核心家庭，重视社会等级制度和宗教，共同体归属感，工业主义和科学技术进步等，它为评判后现代性提供了一种规范标准。他们将后现代欧洲的社会转型归纳为三种趋势：

第一，“去人格化”（dehumanization）。后现代性通过跨越或模糊“自然秩序”界限，例如同性恋与跨性别权利运动等，往往导致长期形成的价值、道德和行为模式等各种规范体系陷入一种不确定状态。

第二，“去主权化”（de-sovereigntization）。全球主义、生态主义、人权等话语的目标均在于对国家的“去主权化”，西方国家往往利用环境保护主义等意识形态，对正在实施追赶型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去合法化”。

第三，“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去社会化”与西方国家的实际状况密不可分，他们认为，新左派或全球主义精英阶层聚焦于个人权利与少数族群认同等问题，却往往忽视大多数人的社会利益，例如中产阶级的衰落等，从而造成无力应对或减缓社会冲突的后果。此外伴随移民危机而来的西方社会亦会陷入另一种困境，即同一社会中并行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亚文化，将最终导致其特征的丧失。

因此，缘于上述严峻的后现代挑战，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使命”是对超验普遍性的排拒，并在尊重历史与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重新实现传统社会中的价值观”。

二、主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除上述“道德反叛”之外，俄罗斯保守主义运动还对旧有的、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多元共存观念进行辩护，其批判对象直指具有破坏性的“全球主义”病症及其世界主义的自由国际秩序观。

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观的演进与构建层面，俄罗斯国家的保守主义转向始终围绕“维护主权和互不干涉”这一中心原则而展开。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所主张的“主权过时论”或“后主权秩序构建”迥然不同，俄罗斯自进入普京时代以来，“主权”就一直处于国家叙事与公共讨论的中心位置。

对于普京个人而言，主权往往意味着“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自由”。换言之，“选择自由”意味着国家主体性地位在国际关系当中的确立，抑或国家有能力成为国际事务当中一个自觉的决策主体。对于俄罗斯保守主义者而言，这种“自由”等同于国家或政治家拥有独立自主制定政策方针的自由，以及在全球化进程的均质化和普遍化影响冲击下，社会行动者拥有参与其自身文化实践的自由。

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大力倡导的“主权主义”理念，实际上与战后自由世界秩序演变存在着密切联系。首先，1945年以来的自由国际秩序本身包含着两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即“宪章自由主义”（Charter liberalism）与“自由反多元主义”（liberal anti-pluralist）。其次，两种形式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前一种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行为者、旨在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秩序模式。其中，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具有独立自主的行为能力。正是这种基于平等、互不干涉和多样性等原则的“宪章自由主义”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准则。

与之相反，伴随1989年“冷战”的结束以及随后“自由主义式帝国主义”对国际话语主导权的占领，“自由反多元主义”明确地将传播民主理念与人道主义价值观视为一种优先关注事项，这种秩序形式意味着将政治管辖权范围扩伸至“调整国家与其社会的内部关系”，即“国家应该怎样统治，以及遵循什么样的统治原则”。此种秩序观对主权平等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俄罗斯对当前自由世界秩序的不满，并不必然意味着颠覆现有秩序。它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取决于这一秩序中自由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就“维护者”角色而言，俄罗斯坚决维护现代世界秩序中联合国的中枢地位及其奠基性原则；就“挑战者”角色而言，俄罗斯主要反对西方的干预性行为，例如，1999年北约对科索沃的干涉，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2005年及之后，后苏联空间内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事件。

正如普京2015年联合国大会致辞和2017年瓦尔代论坛演讲中对俄罗斯立场的鲜明表达，一方面强调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结构“基石”，联合国是全球相互依存与开放的规则制定者，需要各国基于一个广泛的共识巩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尊重作为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基础的国家主权和维护每个国家或区域的独特性。

三、结语

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转向并非仅仅是一种聚焦自身的叙事建构，它同时将目光投射至欧洲与全球秩序的未来愿景，尤其是后现代性对当代人类文化、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影响。

首先，在自我叙事建构当中，俄罗斯保守主义试图探寻出一条基于最佳传统要素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力求避免重蹈过去的动荡覆辙，并建立一个秩序稳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大力倡导“传统价值观”，既有增进国家与社会共识的现实考量，亦是对充斥于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现象的一种道德反叛。

其次，俄罗斯保守主义者对西方的诊断和批判是内在的、深层次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后现代转型与其文明内核和特性的丧失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此外，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以“主权主义”理念为武器，与西方展开强有力的话语主导权竞争，其切入点与着力点均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