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锋：数万青年为何冒着风险奔赴延安？

马克锋  昆仑策研究院

数万青年冒着风险奔赴延安的原因与启示

“到延安去！”曾经作为一个响彻云天的口号，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激励着广大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天南海北汇聚到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核心枢纽，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大洪流，成为重要的有生力量。

数万青年不惧风险奔赴延安背后，有着怎样的所思所想和精神力量？这对广大党员及当代青年的信仰和价值观有何启示？一起回顾并学习这段历史。

01

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1943年12月22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抗战初期到延安的（包括到抗大学习的）知识分子共四万余人，不包括西北局系统。这个数字来源比较权威，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使用这一资料。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并不包括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可能青年的人数要超过此数。目前还没有关于这四万青年来源的系统研究成果，如具体的各省分布、出身比例、职业比例等。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各种回忆录、传记、日记等相关出版物中，大体上呈现出相对清晰的轨迹与轮廓。

从家庭出身来看，有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如黄华、何其芳、周扬等；有出身于富农家庭的，如何方、张腾霄等；有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如吕骥、丁里、陈学昭等；有出身于小业主家庭的，如田家英、光未然、沃渣等；有出身于华侨家庭的，如何干之、李凡夫、莫邪等。有出身官宦世家的，家世较为显赫，家境殷实。也有的虽然家道中落，但家庭条件还是比普通人优越。例如，后来曾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其父亲李积芳民国二年（1913）出任国会众议院议员。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原名李生萱，其父李日垓，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经担任过云南省民政司长、内务司长、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著名记者胡绩伟，其叔祖父胡素民、其大伯父胡驭垓都是同盟会会员，胡驭垓在保路运动中被端方杀害，胡素民在辛亥革命后出任四川省议员。胡绩伟在自述中称：“我家出了两位国民党元老”。丁玲，原名蒋冰之，祖父做过大官，父亲蒋宝黔虽然早逝，但母亲精明能干，担任过女子学校的学监，家庭条件比较优裕。邓友梅的父亲邓宝珊，时任第二十一军团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此外，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不少人出自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韦君宜、燕京大学的黄华、北京大学的何其芳、上海大夏大学的周扬、武汉大学的李锐等。从职业分布来看，主要是青年学生、年轻教员、留学生及爱国华侨、归侨等。

数万青年排除万难，甚至冒着巨大生命危险奔赴延安：画家王式廓离开条件优厚的武汉，在一路发生严重疟疾和高烧的情况下，从西安步行前往延安；著名画家华君武，瞒着母亲，在朋友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广州、汉口、重庆、成都、西安，最后到达延安。有的青年到西安后，徒步八百里，在风沙弥漫、雨雪交加、骄阳酷暑中艰难前行；有的青年沿路遇到国民党设立的封锁线，不少人遭受扣押；有的青年患上痢疾等疾病，带病前行……尽管各有各的困难，但却无法阻挡青年奔赴延安的决心和抵达时的喜悦：漫画先锋张仃在1938年到达延安时激动地在地上翻滚，亲吻着延安的土地。

抗战初期数万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去”成为最为时髦与自豪的时代口号。数万青年赴延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比起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发起的青年学生从军运动，虽然学生学历比不上，但却具有开创性。

02

数万青年排除千难万险

终要抵达延安的原因

数万爱国青年跋山涉水、冲破各种阻力奔赴延安，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学者从抗战初期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及边区建设的成效、左翼文化影响、个人因素等角度做了分析；也有学者从抗日的理想信念力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吸引、边区生活供给制度的保障、媒体宣传等视角予以探讨。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丰富与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结合掌握的资料，参考前述研究成果，对数万青年奔赴延安的原因做进一步分析探讨。

第一，新中国的憧憬。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宏伟构想，成为广大爱国青年新的憧憬。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无能，日渐衰败，中国饱受西方侵凌。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诸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设想。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设想。此后，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也有类似的表示。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蒋介石，也曾经提出建立新中国的设想，但是，其所建立的政府与其设想差距甚远，始终停留在口号阶段。中国共产党此时提出新中国的构想，并积极付诸实施。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主张，并喊出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这是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新中国”比较早的系统表述。

随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新中国”，并赋予其自由、解放、平等、幸福等诸多内涵。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19周年晚会，号召青年们行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奋斗。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全国的工作是什么？是打日本，建设新中国，所以叫“抗战建国”。5月4日，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延安青年献旗，旗上书写“新中国的火炬”。12月1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的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反复提及建立“新中国”，需要广大青年的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中国，审时度势，恰逢其时，构筑了一个令广大青年无限憧憬的光辉未来，顺应了时代潮流与民众希冀。安徽青年王仲方说道：“我们要救的国是要恢复腐朽的旧中国，还是要经过抗日建设一个新中国。通过历史的教训和先进理论的指示，我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吸引广大青年奔赴延安的最主要因素。

第二，抗战初期，延安是中国青年心中的圣地。的确，此时的延安，与南京、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相比，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透露了延安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1938年，“边区开始实行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选举中，实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并且采取“画圈、画杠、画点、投豆”等方式，以满足不识字者与识字不多者参与投票，确保了民众广泛而直接的政治参与。

延安官兵平等、人人平等、没有贪污的社会政治生活氛围及实践，吸引了不少追求平等、自由的青年。西安中学生高秀芳、杨济安在回答为什么去延安时说：“现在正是国难时期，国民党的官员却不知奋发图强，而是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使得民不聊生，青年学生毕业即失业，没有出路，感到苦闷（彷徨），所以想到延安投奔革命，既为自己寻找出路，也替国家民族效力。”著名音乐艺术家冼星海当时正在上海任教，据其日记记述：“正当我要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了是否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在确信有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及来去自由后，冼星海来到延安。丁玲1936年10月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937年发表了长诗《七月的延安》，对延安的社会生活予以由衷礼赞。诗中写道“大伙儿来吧，自己的事，我们自己管。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烧着。”数万青年奔赴延安的因素还有很多，如中国共产党的召唤、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国民党抗战的失败，平型关大捷的鼓舞等。

03

中国共产党的崇高追求与广大青年的

自我实现发生了强烈共鸣与无限契合

数万青年奔赴延安，除少部分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理论、文化艺术外，大多数进入主要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标的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抗大前后共办了8期，其中，1938年开办的第四期、第五期，包含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分别有4655人、1.33万人，达到近2万人。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学员毕业后的三种出路：当学生、当教员、当指挥员。特别针对第三条出路，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是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员或政治指挥官。”具体有多少抗大学员奔赴前线做了军事指挥员与政治指挥官，目前还没有看到数字，但这批文武兼备的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下沉部队基层，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中坚分子，对实现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贡献。

数万青年到达延安后，经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的短期训练，分别充实到各个岗位，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及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数万青年奔赴延安，逐渐融入以工农为革命主体的新环境之中，初步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提升了延安干部的知识层次，丰富了延安干部的构成，形成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对边区的政治、社会、经济特别是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对新中国的建立，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数万青年克服重重阻力，从繁华都市来到物质生活异常艰苦的黄土高原，说明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无穷的。精神力量在特定时代发挥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巨大作用。此时的延安，顺应了历史与时代潮流，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设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主张的具体实施，“新中国”构想及具体价值观念的憧憬，都极大震撼了追求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有志青年，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意识。

中国共产党的崇高追求与广大青年的自我实现发生了强烈共鸣与无限契合，这种强烈共鸣与无限契合，既使中国共产党的崇高追求得以实现，也使广大青年的人生价值与事业得以成功。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最快乐的城市”“可以在一道干的地方”。年轻、快乐、一道干这些充满活力的元素，无疑成为青年无限向往之地。延安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事业，展现了无穷的魅力，广大青年可以在此大展宏图，实现人生辉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来源：昆仑策网，正文转编自“人民论坛”，原刊于《人民论坛》2月上，略有删减；图片选自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