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的危机应对

原创 夏清 牟雨璇  党的文献

1943年5 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借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舆论和军事进攻，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甚至“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舆论攻势和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举措冷静应对，既成功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又统一了党内思想，增强了组织力和凝聚力。

本文结合相关资料，对中国共产党在此次危机应对中的战略策略和方法举措，作出一些归纳分析，以期对今天我们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有所助益。

一、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危机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消息传至国内后，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国民党中宣部借机组织发动了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攻击，声称共产国际解散表明“过去欲发动世界革命为不合时代要求”，而“中共已因共产国际之消灭而失其领导机构”，因此“中共实无存在之必要”。很显然，其意图在于通过将此国际事件嫁接到国内政治领域，从而达到否定中共存在合法性、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确实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受共产国际指导，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革命实践的淬炼中逐渐成熟起来，拥有和坚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并非共产国际的“传声筒”。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舆论攻击，中共又必须应对和解决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双重危机。外部危机是国民党顽固派借机制造的反共舆论与可能的军事进攻。

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国民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出版社密集发行了22 本有关“共产国际解散”的专题书籍、70 余篇文章，声称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既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中共也逃不出“消灭”的“历史定律”。

在进行舆论攻击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着手准备以军事行动消灭中共。1943 年6 月，蒋介石询问驻军西北的胡宗南关于军事筹备的情况，授意其将部队调至延安外围，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内部危机则是共产国际的解散在中共党内及边区部分人士中引起的思想上的疑虑与分歧。

比如，萧军在日记中表露：“人们因了第三国际的解散，正在讨论革命是和平转变呢，还是暴力革命呢？据我看，这两者可能全存在着。这要看各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如何，而以前者更可能性大些。”

此时，蒋介石也得到所谓“中共内部之心理已期分化”的情报，认为对中共的宣传应当“注重于其内部之动摇与分化”。因此，综合这两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舆论攻势和军事进攻，同时还要纠正党内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和中国革命方向与前途的模糊和错误认识，统一思想，团结一致争取抗战胜利。

二、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顽固派舆论和军事攻击的主要举措

面对共产国际解散后出现的复杂情况，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舆论和军事进攻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一）沉稳冷静，在对客观形势进行正确研判的基础上正面发声。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及时得到了消息，但为稳妥起见并未贸然发声。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便给毛泽东发电告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在讨论这一提议后将意见告知。

21日，毛泽东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组织的提议后，中央再做决定。随后，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指示其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文件后，与各报同时在《新华日报》发表，先“不作评论”，“俟收到中央决定后即公布中央决定，并发表拥护之社论”。

22日，苏联《真理报》正式发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当天，周恩来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谨慎表态：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共产国际七大以来帮助各国抗战“自然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自共产国际七大之后对本国问题一向自主决定，针对共产国际解散一事中共中央将在之后发表决定。

5月26日，中共中央拿到《真理报》发表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决定》清楚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解散所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讲明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基本情况、历史原因及影响，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完全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自己的革命实践；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仅不会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反而“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

26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对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的巨大功劳予以肯定，同时指出：“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

基于此，毛泽东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更加懂得自己的历史责任，发挥高度的创造力。他强调指出：“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团结一致继续为抗战胜利努力奋斗的决心。5月 26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称，国民党将于三天内就共产国际解散一事发表宣言，要求中共交出军权和政权。估计国民党对边区的挑衅有可能扩大，建议中央立即发表决定，以免国民党抢先。

26日当夜，毛泽东即致电周恩来，告知中央已就共产国际解散作出决定，并将通过战报发去，要求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该文的同时将文件交塔斯社驻渝代表，并请其全文发莫斯科。

27日，《解放日报》发布《决定》。28日，《解放日报》在首版刊登了社论《论共产国际的解散》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以《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为题的讲话。此后，各根据地分别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的意见。

（二）针锋相对地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造谣和军事进攻，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舆论和军事斗争。中共中央公开发布《决定》和毛泽东的报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积极作用，但国民党顽固派对此熟视无睹，置抗战大业和民族大义于不顾，不仅不收敛其污蔑造谣，甚至密谋采取军事行动，急于消灭共产党。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直接挑衅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抓住问题的根本，从团结一致争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大义出发，把正面引导和舆论斗争结合起来，把宣传反击和军事反击结合起来，成功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其一，从民族大义和抗战大局出发，把宣传党的抗战实绩和揭发国民党的阴谋结合起来，呼吁国共两党应团结起来争取抗战胜利。1943年6月4日，周恩来召开南方局会议，对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可能采取的方针进行分析，并制定了对策，指出在政治上要努力分化顽固分子，教育民主分子，争取更多支持，在宣传上要宣传我方抗战、建设的成绩，宣传我方坚持团结、民主的主张和事实，宣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辅之以揭发敌伪的阴谋和国民党当局政策的矛盾。

6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三个层面解读共产国际的解散。社论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又到了一个更新的和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之将在全世界继续发展，乃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抵抗的现象，而决不以任何国际中心的存在和帮助为其必要前提”；“觉悟的人类，有这种国际组织也好，有那种国际组织也好，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国际组织也好，其不分国家民族而团结一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就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讲清楚了共产国际的解散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宣称的“共产主义在世界即将消亡”的错误论调。更为关键的是，社论最后从团结一致争取抗战胜利的高度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最民族化的政党”，呼吁“迅速地将两党间的关系予以调整和改善”，把握住“一天比一天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抗战”的国际局势，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国内困难，促进抗战胜利，这样才“算是没有错过今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条件，没有辜负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件大事了”。

其二，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开展舆论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国共产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没能唤醒一心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顽固派，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在进行舆论攻击的同时加紧了军事进攻。

7月3日、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林彪、董必武等的电报中，通报了胡宗南部进攻边区的最新军事动向，指出“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要求周恩来等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尽快采取措施制止。

6日，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当夜派军队包围报馆。同日，国民党政府官方通讯社——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条公开反共、破坏团结的新闻，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

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付国民党反共宣传及其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是他们企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我们要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作出四项反击决定。

7日下午，胡宗南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驻军前沿警戒阵地。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指出：“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他要求，“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电报中还指出，“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以“乘此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与人民教育”。

9日，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举行了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通电揭露了国民党军队一个月以来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要求蒋介石等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内战，严惩挑拨内战的反共特务分子和通敌叛国的汉奸。

毛泽东在此日给董必武、周子健的电报中，指示他们要利用多种渠道，广泛散发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文电材料，指出“此种工作甚为重要”，“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同在此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称，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并预备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团西开应变。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宣传和军事反击同时进行的方法，不仅在宣传舆论战场有力打击了国民党，让国民党受到国内国外舆论的指责，而且在军事上迫使蒋、胡不得不改变计划，声明“误会”，下令撤退，成功克服了内战危机。

其三，深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和破坏抗战的种种行径。7月 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抗战大局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正的质问和抗议。

社论指出，国民党调动本应用于“对付日寇”的部队用以包围和攻击延安，以致河防地带空虚。一方面，包围延安，企图挑起内战，是“破坏团结”；另一方面，将原有的抗战部队用于内战，是“破坏抗战”。社论还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的险恶政治目的和其反动本质：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在图谋解散共产党一事上“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盼望马克思列宁主义破产”，却对“汪精卫的三民主义与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不置一词”，原因就在于“你们和他们之间，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其中最基本的共同思想，就是反共反人民”。

其四，集中火力批驳《中国之命运》一书，击碎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反共舆论的立论基础。1943年3月，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公开反对共产主义，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为国民党一党独裁作理论粉饰。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顽固派针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论调大多以此为据，因此，要打赢这场舆论战，必须集中力量对此书进行彻底的批判。

7月中旬，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组织力量开展对《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批判。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险》，不点名地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

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要求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各地收到后要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并印成小册子，并要求广大干部细读，还要将其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同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指出：“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并稍示和缓（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日前检查渝办）。”毛泽东指出，“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还要发表文章驳斥《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

毛泽东的这段话清晰透辟地讲明了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行动的事实及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措施和成效，揭示了批判《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思想理论层面和实际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三）开展“反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主义本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

1943年6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社论指出，“现在所进行着的世界战争，乃是两个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

社论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指出它打着“三民主义”的幌子，赤裸裸地主张“盲从领袖”“全民政治”“全民经济”的独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毁无遗。因此，要争取抗战胜利，促进人类正义的胜利，就要“正确的进行抗战与民主的教育，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批判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

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倒台的消息传至国内。8月2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周恩来回顾了此前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国内的质疑之声，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因为你们的造谣中伤而分裂，反而会因为你们的阴谋破坏而更加警觉，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起来！”

他强调，“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中国共产党的靠山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的开学典礼上指出，“外国的法西斯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中国的法西斯是买办的、封建的，它没有力量向外侵略，所以没有侵略的性质，但它是反对人民的”。

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为了揭穿国民党的实质并教育革命队伍，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

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发动“反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致电董必武，指出：“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电报同意重庆、桂林的文化界进行反压迫的抗议，并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应“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16日，周恩来起草《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提纲，阐释了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特点，直接指出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法西斯主义。提纲称：“蒋介石的国家观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在世界法西斯主义走向死亡之际，“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因此中国抗战的胜利前途“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2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请重庆看罗马》称：“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的解散，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没有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的存在，但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世界历史最早最久的法西斯党）的解散，却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影响了一切国家的法西斯党的存在。国民党显然也是受了严重的影响。”

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在墨索里尼倒台之后乘势发动的“反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置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大框架下，并将其扩大为“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的斗争，进一步提升了批判的力度和深度。

三、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党内整顿，提高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能力

面对危机，如何应对，如何化危为机，考验着一个政党的能力与智慧。共产国际解散之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末期，中国共产党此时正开展整风运动，巩固争取抗战胜利的思想基础。然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仍然给中共党内带来了一些思想认识问题。

比如，一些同志对政治方向和革命未来认识不清，在关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以及如何应对其舆论及军事进攻上存在一些错误观点。为此，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进行舆论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同时，适时开展党内教育和整顿，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增强自身凝聚力和组织力，成功地化危为机，不仅没有被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浪潮击垮，反而更为成熟和强大。

（一）开展关于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集中教育。1943年8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时局。他指出：“墨索里尼倒台后，意大利新首相虽然宣称要继续打下去，但现在的局面是不利于打而利于讲和，英、美也要求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倒台，日本十分重视，加强对国民党的诱降政策，国民党最近到处发动舆论，鼓吹取消边区、取消中共。”

鉴于此种形势，此次会议决定，“委托中央总学委对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全体人员进行对国民党（包括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正确认识及对国民党的正确政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教育工作”，抓住时机对在此次斗争中党内出现的对于共产国际解散和国民党反共宣传的不正确认识进行集中整顿，巩固后续更好地进行斗争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根据此次会议决定，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了《关于进行一次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当前形势，“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实为迫切的需要”。“应该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上亦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许多错误观点，即老党员中亦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而为达此目的，三朝两日，轻描淡写，畏首畏尾，心不在焉的方式是完全不济事的。因此，中央总学委决定自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的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通知还明确规定了此次学习的主要文件材料，以及为保障学习有计划地进行而应采取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二）加强阶级教育，强调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性与阶级立场。统一战线中阶级与民族的关系是自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复阐述和强调的问题。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反共的行径，中国共产党努力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着力加强阶级教育，发扬斗争精神，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3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央的对策问题。会议决定：除继续在全党贯彻整顿三风、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外，迅速进行下列工作：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在军事上进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及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加强党内外的阶级教育；加强对国民党罪恶行为、反动思想、反动政策的揭露。

8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共产党员不仅要有民族立场，还要有阶级立场”。9月3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过去大后方党内阶级教育“多偏重对斗争策略的解释和讨论，现应深入到瓦解和肃清大后方党内从武汉抗战时期种下的对国民党的阶级投降主义的一些残留思想”。

10月5日，毛泽东指示，自10月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暂时停止刊发，“以示缓和”，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党内阶级教育，继续进行，绝不停止”。

10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进行阶级教育问题的通知》，指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战暂告一段落，但是各地的阶级教育，“仍应毫不放松地有系统地进行之”。

（三）整顿党报党刊，厘清党的宣传思想和文化文艺工作路线的立场与方向。在宣传思想和舆论斗争战线上，党报党刊扮演着重要角色。加强党报党刊的党性和战斗力，进一步厘清党报党刊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向，充分发挥其在对敌斗争、化解危机中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此次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舆论斗争的一项重点工作。

1942年 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党的文艺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1943年10月，《解放日报》正式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突出强调共产党员要重视立场问题，坚持党性和贯彻党的政策，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下发关于学习毛泽东《讲话》的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收到通知后，必须将这篇讲话当作整风的必读文件，在党员、干部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并将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还指出应当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随后，各根据地的党报党刊由此展开进一步整顿。通过总结此次舆论斗争的经验，对党报党刊存在的问题进行整顿，进一步提高了党报党刊的党性和战斗力

四、结语

整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此次危机应对中主要积累了以下几方面的经验：一是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成功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在面临国民党顽固派的蓄意挑衅之时，中国共产党并未贸然出击，而是冷静等待最佳时机进行回击；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势力有所减弱之时，中共并未就此停止行动，而是进一步揭露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

二是善于把握和统筹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借助国内外环境中的有利因素，推动斗争局势整体好转。一方面，借欧洲战局的变动特别是墨索里尼政府倒台一事，开展“反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框架之中，同时又抓住美苏计划联合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因而希望保持东亚战场的稳定、反对中国内战的态度，进一步孤立国民党顽固派。

三是通过加强党内教育和整顿，有效提高了自身组织力和凝聚力，增强了党内思想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进一步提高了自身应对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的能力。

通过努力，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应对了共产国际解散后所面临的内外危机，积累了丰富的危机应对经验，而且化被动为主动、把危机转化为自身发展的良机，有力推动了党的自身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这充分体现出一个成熟政党的能力和格局，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并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制胜机理。

作者：夏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牟雨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