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中国如何走出美国舆论封锁和抹黑之下的“软实力”传播困境？

罗思义2021-03-01来源：观察者网

就军事方面而言，中国从正面进攻为主是无法改变美国对华舆论的，那么就只能另辟蹊径，从侧面攻击——即在美国权力中心之外建立自己的地位。或者用毛泽东的另一句名言来说，就是采用“农村”（美国以外的地区）包围“城市”（美国）的策略。但正如下文所述，在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之外，中国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一致这一事实，将开创不同的局面。

罗思义 |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观察者网特约作者

导 读

本文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罗思义最新文章《The Increasing Interaction of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全文26000字，从毛泽东《论持久战》与当前国际局势出发，分析了世界经济趋势、地缘政治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因素。

本文为全文第二部分，编辑时有改动。主要分析2020年美国大选后民主、共和两党的国内政治形势及其对各自政策、特别是对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影响。中国如何走出美国舆论封锁和抹黑之下的“软实力”传播困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校译/新之】

当我们回顾2020年世界大趋势就会发现，反华政策遭受挫败对美国的影响和在美国肆虐的新冠疫情，显然令特朗普政府在政治上遭受巨大的失败，这转而帮助拜登当选了美国总统。这两个事件是相互关联的、密不可分的。

新冠疫情危机对全球和美国的影响，远远大于短期危机或经济周期变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仅仅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新冠疫情在美国和欧洲造成的灾难，令西方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那么问题来了，拜登成为总统后，会如何解决这场西方世界70多年来最大的危机？

下文将首先分析拜登政府面临的短期形势，然后再分析拜登未来五年所面临的世界经济形势。

特朗普败选的关键：误判了美国社会

2020年总统大选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选民投票率极高——这是120年来美国总统大选中选民参与率最高的一次。如此高的选举参与率是社会/政治高度紧张的表现。此外，自1996年以来，除2012年外，美国历届总统选举的选民参与率均高于上一届。这表明，在过去25年里，美国的政治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而2020年的大选只是这一进程的一个缩影而已。因此，只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才能降低美国日益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鉴于美国经济增长缓慢所造成的社会紧张局势，这是不可能的。而1月6日暴乱者冲击美国国会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显然是这种日益加剧的社会紧张局势的一种体现而已。

在民主党支持者的投票率大幅上升的这种背景下，拜登赢得大选。与2016年相比，2020年特朗普获得的选票增加了1120万张，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有人借此反驳“特朗普的基本盘士气低落”这一说法，但随后就被打脸——与2016年希拉里获得的选票相比，2020年拜登获得的选票增加了1560万张。

详细分析选举结果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社会趋势——很大一部分工薪较高的美国人把票投给特朗普，工薪较低的美国人则把票投给拜登。这些事实表明，“特朗普代表工人阶层”的说法荒谬可笑，没有任何根据。中国媒体不应人云亦云地附和特朗普的虚假宣传花招。拜登在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55%-44%）和5万至9.9万美元（57%-42%）家庭中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54%-42%）家庭中的支持率，特朗普则大幅领先拜登。简而言之，特朗普的基本盘均收入状况较好，拜登的基本盘收入较差。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的几千人中不乏一些失业流浪者，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社会大趋势，因为超过1.5亿美国人的投票结果印证了这一点。

无独有偶，拜登在女性选民（57%-42%）和黑人选民（87%-12%）、拉美裔（65%-32%）以及亚裔美国人（61%-34%）中的支持率遥遥领先特朗普。与2016年相比，更具决定性的是黑人选民的投票率要高得多，这为拜登在关键州赢得了胜利。这一点随后延续到1月份乔治亚州的参议院决选中，投票率极高的黑人选民在这次选举中为民主党带来了胜利，剥夺了共和党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对共和党造成沉重打击。

这样的选举结果直接源于特朗普的政策——公然宣扬种族主义，加上以减税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侧重于最富裕的阶层。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的灾难性政策，导致这种社会趋势进一步加深，因为死亡率和大规模失业对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的影响最为严重。特朗普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计算：由较为富裕的阶层领导的白人种族主义联盟将击败收入较低的阶层——这其中的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和女性。特朗普对这种社会力量关系的分析结果证明他犯了一个大错——工薪较低者和少数民族的投票率大大超过了特朗普领导的较为富裕的种族主义联盟。与特朗普的预期相反的是，特朗普领导的白人种族主义联盟没有获胜，低收入和少数族裔选民以空前的投票热情帮助拜登击败了特朗普。

面对共和党，拜登地位牢靠吗？

除了选举结果——拜登领先特朗普700多万张普选票，选举人票为306票对232票之外，就美国内部的制度因素而言，拜登的地位并不十分稳固。共和党/特朗普派保持着显著的制度优势。只是2020年拜登获得的选票数罕见地高，才得以使他战胜共和党所拥有的制度优势。特别是：

美国宪法刻意地支持农村的小州，而非大城市，后者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形象地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是明显的少数党，在过去8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其有7次失去了民意支持。但在2000年和2016年，由于选举人团制度的原因，他们在民意支持率不及民主党的情况下赢得了大选。也即是说，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存在一种内在的支持共和党的反民主倾向。

支持右翼/特朗普派的共和党人目前在最高法院占据6比3优势——这可以推翻总统采取的行动和国会通过的法律。

共和党人在各州的州长和立法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除了这一制度优势外，特朗普落败后筹集到的政治竞选资金高达2.5亿美元。

共和党在短期内无疑遭受重挫，不仅失去了总统职位，而且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但拜登的优势只在于民众动员和选民支持率，而共和党的优势则是组织性的。这是1月6日暴乱者冲击国会后，一些共和党政客首次转向反对特朗普的原因之一。这些共和党人反对任何为表达诉求而攻击他们制度的举措——因此，他们准备抛弃特朗普（当然他们暂时还不会抛弃特朗普主义），以保护那些赋予共和党优势，但不获美国民意支持的制度。

到目前为止，所有主要的共和党人，如自称为“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的迈克·彭斯（Mike Pence）或特德·克鲁兹（Ted Cruz），都明显地试图赢得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们基本认同特朗普的内政外交政策，但反对特朗普挑战美国制度的意愿（如1月6日暴乱者冲击美国国会），因为这威胁到共和党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关乎到一个在美国多次总统选举中占少数的政党如何维持政治权力的问题。

共和党拥有的这种组织优势意味着，如果拜登支持者的热情/动员力下降，那么共和党人这方面的实力将得到加强。因此，面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反民主特征，拜登只有在能够保持较不富裕的女性和少数民族的高度动员水平的情况下，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而他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原因见如下分析）。反之，“特朗普派”势力所拥有的组织优势，就有可能击败拜登。

因此，虽然目前共和党/特朗普派遭受重挫，但他们的地位实际上比表面上的形势稳固得多，即便1月6日戏剧性事件的直接后果令他们雪上加霜。

美国内政外交形势反过来也将影响拜登政府的未来。共和党的攻击肯定会到来，如果拜登不奉行理性的外交政策，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国际紧张局势得不到充分缓解，那么将会降低拜登向美国民众作出让步的能力——从而削弱其国内支持率，以及难以保持他在2020年选举中获胜所依靠的民主党选民中的高水平的动员能力。因此，如果拜登奉行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那么将大大增加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国会选举和2024年总统竞选中失败的可能性。

鉴于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因此如果拜登仅仅改变一些策略，但从根本上奉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那么国际力量就应为他未来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和遭受失败做好准备。目前，拜登正集中精力增加内阁中女性和有色人种的人数，以更好地回馈助他获胜的社会力量，但这不足以维持民主党选民的动员能力，除非他向包括女性和黑人在内的广大美国民众带来真正的收益。

拜登新政：以“科技民主”的名义重建奥巴马“国际反华同盟”

从国际形势的角度，奥巴马曾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华国际联盟”——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奥巴马准备向美国在亚洲的伙伴做出让步，试图建立包括美国、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在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比之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认为，美国负担不起这样的让步，相反应施压美国盟友向美国转移资源，以便美国可以直接攻击中国。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虽然特朗普的对抗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但也针对一些美国盟友——退出TPP，并试图向欧洲施压。

预计拜登会推翻特朗普的政策，重返奥巴马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华阵线的战略——从他提出包括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的诸多提议可见一斑。不过，尽管可以预见到拜登的执政策略会发生重大改变，但没有迹象表明拜登会改变美国的反华战略基调。

今年3月，拜登本人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称，他希望带领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维贾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对拜登任命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观点进行了点评：

“今年9月，布林肯称，‘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可以说我们面临的是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最大挑战，包括从经济、技术、军事，甚至外交等等层面’……与特朗普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不同，布林肯承认，这种关系将有‘敌对的方面，竞争的方面，但也有合作的方面’。正是最后一种形式，即合作，使蓬佩奥与布林肯区别开来。尽管这里所举的这些例子（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健康），并不涉及中美脱钩面临的关键问题，即中国的科技进步。

应对中国科技进步应采取何种战略？布林肯称，美国应组建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基本班底为老欧洲盟友和日本——七国集团和北约——他们会反对中国。他对‘民主国家联盟’的旧观念有一个小小的补充……布林肯想建立一个‘科技民主国家联盟’，让他们对付‘像中国这样的科技专制国家’。他表示，美国应‘在领导、协调和与其他科技民主国家合作方面做得更好，以确保我们能够成功，而不是中国’。”

拜登任命美国资深外交政策专家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负责美国的亚太事务，强化了布林肯的反华立场。《金融时报》对坎贝尔的观点总结道：“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领导了所谓的‘重返亚洲’战略，主要是为了反击中国在东南亚的胁迫……坎贝尔被视为在中国问题上较为强硬的民主党人之一。”《经济学人》杂志中国事务编辑盖迪·爱泼斯坦（Gady Epstein）则评论道：“这是拜登所期望的对华强硬团队。” 自1979年美国为了支持中国而与台湾分裂分子断绝官方关系以来，美国政府首次邀请台所谓“驻美代表”参加拜登就职典礼。

总的来说，拜登可能会改变美国的一些对华策略，并很可能接受在某些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但不会改变其一贯的反华战略基调——试图阻止中国成为一个科技进步和繁荣昌盛的国家。

应对拜登，合作与斗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特朗普由于树敌太多才会落败，拜登的明智政策应是寻求减少敌人的数量——通过向美国民众做出某种让步和减少外部敌人的数量两种举措相结合。

客观地说，实现这一目的不乏办法。举一个例子，作为其侵略性对外政策的一部分，特朗普推翻了奥巴马削减军费占美国经济比重的政策。在他执政期间——从他2016年1月就任到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军费增加了1150多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其占美国GDP的比重从3.9%升至4.5%。因此，为了减轻社会压力，美国应该降低军费支出占经济中的比重。这是奥巴马当时执行的政策，帮助他赢得2008年大选和2012年连任。这一政策释放的资源可以直接转移至美国民众，用于基础设施、培训和研发投资，从而重振美国经济。

对于这种合理的政策，一些美国势力觉得势在必行。比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在题为《拜登将重新评估美国核武计划，并考虑削减核武器相关经费》的文章中，从军事/外交政策角度进行了分析：

“即将上任的美国候任总统拜登，计划对美国1.2万亿美元的核现代化计划进行审查，以期削减核武器资金……

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承诺要减少核武器在美国的‘过度开支’，并批评现任总统特朗普决定开发新的海基武器，其中包括潜射巡航导弹。

一些前官员说，拜登政府可能还会审查五角大楼是否将开发一种新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决定，包括弹头在内的成本，将超过1000亿美元。

一位前官员说，‘我们必须现代化我们的威慑力量，但是我们不能花掉目前已分配的资金。’”。

但美国的军事政策，涉及到美国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都与中国密切相关。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020年12月18日在同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交流时所明确指出：“中国有意愿和拜登政府应共同努力，维护促进一个理性共赢的中美关系”，这一讲话在西方几乎被普遍解读为中国对拜登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表态。

王毅指出：

“拜登当选总统提出的四大执政优先事项（应对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复苏、恢复种族平等）中，中美至少在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三大领域拥有广泛合作空间……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中国无意同他国争霸，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会输出制度和模式，更不搞什么势力范围——我们愿意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对外开放，与各国分享机遇红利，实现共赢发展。”

中美在拜登提出的优先事项就一些问题进行合作，确实是可能的，也值得去做。拜登已经宣布，他就职后的第一个动作将是重返世卫组织（WHO），以促进在抗击艾滋病方面的合作。拜登还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为建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框架铺平道路。拜登尚未宣布是否会放弃特朗普试图破坏世界贸易组织（WTO）解决贸易争端的制度的做法——一再动用一票否决权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纳新。但希望他在这一点上也推翻特朗普的做法。当然，如果拜登政府超越这些步骤，与中国建立真正的双赢关系，那就更好了。

无论拜登政府是否接受与中国合作，中国先提出与美国合作的举措无疑是正确的。这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事实上，这是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当然，最好的是拜登主动加入这种双赢的合作。中国的提议符合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即便拜登拒绝与中国合作，中国也占据了得道多助的有利地位。因此，面对特朗普歇斯底里挑起的新冷战，中国的最佳做法应是影响美国舆论，造成美国民众的共鸣。因为中国的提议既符合美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无论拜登政府走哪条道路，都将对他造成压力。

面对“非民主”的美国舆论，中国“软实力”何去何从

但目前的困难在于，美国的决策并非是由美国人民做出的，而是由美国资产阶级做出的——其实，美国并非他们宣称的“民主”：比如，美国医疗保障现状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国家提供全民医保，但大多数美国资产阶级并不希望这样，因为这将使美国企业失去一个利润丰厚的来源——大约六分之一的美国经济用于医疗保障。因此，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反对全民医保，尽管它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压倒性支持。同样，美国是否会奉行对华双赢政策，还是对华发动冷战，将不是由美国人民决定，而是由美国资产阶级通过其控制的民主和共和两党主导的政治机构决定的。

此外，美国政治当权派迫切希望掩盖新冠疫情期间的世界真相。客观现实是，中国尽己所能地保护其人民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死亡病例接近5000例，而美国则遭受了医疗灾难，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万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包括在人权的范围内——生命权是所有其他人权的基础。如果美国民众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美国政治当权派都将是灾难性的。因此，美国有意对中国发动尽可能激烈的谎言和意识形态攻击，以向美国民众隐瞒这一事实。这解释了为何新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审查制度正在美国愈演愈烈，并试图阻止任何有关中国的客观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分析（当然应经得起事实的检验）是，拜登政府将在某些领域——在世卫组织、《巴黎气候协定》、可能在世贸组织与伊朗的核协议上——推翻特朗普的政策。但他不会改变美国的反华战略，尽管他可能会调整这方面的一些策略，重拾奥巴马的拉拢“广泛的反华联盟”做法。

如何将真实的声音向美国民众传播呢？有人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中国的英语和其他外语媒体、通过所谓“软实力”或任何其他方式对美国舆论施加影响，从而阻止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性政策，这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虽然2020年总统大选清楚地表明，选举的主要焦点是内政问题而非反华话题，特朗普试图操弄反华主题博取选民支持的努力失败了，但美国政治体制显然强大到有足够的手段任何大规模地反对其反华政策的言论出现在公共舆论场。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让美国民众以客观的角度了解中国形势的尝试，或者说发展中国“软实力”是没有必要的，但这并不能抵消美国统治阶级在其国内的能量——美国津津乐道的“软实力”，其实是以其硬实力为基础的。

美国的这种实力还体现在它有能力影响发达国家内部势力的立场，后者甚至与中国在部分问题上还存在着共同利益——美国当权者自然要“特别关照”。比如，环境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事实上，中国在环境政策方面的立场，在任何一个主要国家中都是最先进的，但这并不能阻止美国将这一部分的环保人士拉入反华阵营，尽管其他环保组织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政策持客观、支持的态度。

因此，美国资产阶级将继续控制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形势。中国正试图影响世界各地对华舆论，以让他们客观理性看待中国。但由于客观原因，世界不同地区的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对于美国对华舆论，中国应尽力争取，但由于该国的力量关系，效果可能有限。至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华舆论，中国有可能取得较大的进展，因为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也有反对新冷战的势力。就军事方面而言，中国从正面进攻为主是无法改变美国对华舆论的，那么就只能另辟蹊径，从侧面攻击——即在美国权力中心之外建立自己的地位。或者用毛泽东的另一句名言来说，就是采用“农村”（美国以外的地区）包围“城市”（美国）的策略。但正如下文所述，在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之外，中国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一致这一事实，将开创不同的局面。

当然，如果上述分析有误，那么笔者将乐见其成——中国有可能采取强有力的步骤来赢得美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舆论——这将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但在重大问题上，应从实际而非想象出发，即应实事求是。

综合上述分析，拜登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制定不是孤立的，背后是和美国内政形势紧密相连的。美中关系在某些领域确实有改善的可能，但毫无疑问拜登政府将继续执行反华政策。此外，拜登将奉行的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不合理的政策，也将将严重危及他在下次美国大选前或大选中的前景。就中期而言，这些不合理的政策将拜实登政府的执政前景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削弱。

罗思义：中国超越美国，这是一场“持久战”

罗思义2021-02-11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无疑陷入至少自越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短期内美国的综合实力仍不可能落后于中国。相反，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令中国在全球竞争中面临更大的压力。相比于那种急速的转变，理解当前局势更加正确的框架是着眼于“持久”的竞争。这完美契合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精神，这篇经典现在已成为他在中国阅读量最高的著作之一。

罗思义 |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观察者网特约作者

导 读

本文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罗思义最新文章《The Increasing Interaction of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全文26000字，从毛泽东《论持久战》与当前国际局势出发，分析了世界经济趋势、地缘政治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因素。

文章第一部分从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入手，分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贡献巨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这将深刻改变世界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将在未来中美竞争和博弈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校译/新之】

在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卸任时发生了两个戏剧性事件——1月6日骚乱者冲击美国国会，共和党由于输掉佐治亚州的两个参议员席位而失去参议院控制权——引发了针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前景的官方关注和分析。中国和西方一些受人尊敬的分析人士宣称，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超过美国，并做出了“‘西方面临完美风暴’、‘2020年是伟大变革的一年。这一年，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开始将中国视为新的国际领导者，美国的重要性必然下降，中国正在快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等引人注目的预测。

当然，对中国乃至全人类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正确评估当前世界形势、中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这对美国阻挠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企图有何影响。根据以上框架，从短期上看，对拜登政府的基本动向分析就显得至关重要。当然，如果真像上述预测说的那样“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确立全球的领导地位，在2020年全球人民将视中国为世界的领导者”，那么笔者将乐见其成，因为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但很遗憾，正如下文分析的原因所示，至少在目前看来，这些预测并不准确。

美国无疑陷入至少自越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短期内美国的综合实力仍不可能落后于中国。相反，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令中国在全球竞争中面临更大的压力。如下文分析所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拥有相当多的资源，并且仍可维持国际盟友体系。相比于那种急速的转变，理解当前局势更加正确的框架是着眼于“持久”的竞争。这完美契合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精神，这篇经典现在已成为他在中国阅读量最高的著作之一。

把“打持久战”作为认识当前形势的重要思路，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有助于人们认识到，阻止美国企图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将是一场持久战——中美体量巨大，且各有优势，两者若发生争斗，不可能很快结束。其次，它印证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根据《论持久战》中所展示的分析方法，每个人均能从分析当前形势时获益良多——即便他们不是天才，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足以令他们看得更远。

当然，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还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促进人类进步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这就是为什么下文提到的中国的进步不仅仅适用于中国，更适用于全人类。但这些理念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让我们从世界经济形势的“全局”开始说起。众所周知，新冠疫情的影响将令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为详细分析这一情况，本节将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IMF的预测全然正确，而是因为：

IMF的数据不会被视为受中国控制，因此其不会夸大中国的经济增速。

世界不同经济地区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即便会被认为存在一定的不准确性，但依然可以被视为表现出了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

先分析全球总体趋势。图1所示的是IMF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它证明，新冠疫情后的世界将面临自大萧条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据估计，2020年世界经济将萎缩4.4%，这一影响远远大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当时世界经济萎缩0.1%。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同样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复苏速度远高于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

就中美最新经济数据具体比较而言，2020中国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4.9%，美国第三季度GDP则同比下降2.9%。

如果从产生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来看，新冠疫情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远远超出“引发一年经济衰退”，因为它将在较长时期内拉低世界GDP年均增速——由此带来的累积效应将逐步显现。图2所示的是按照5年和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世界GDP年均增速：按照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世界GDP年均增速将从2019年的3.7%降至2025年的2.9%；而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世界GDP年均增速将从2019年的3.5%降至2025年的2.4%。

在这样的世界大背景下，美国2020年GDP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出现严重下滑。但要掌握世界动态，关键是要明白，2020年的这种下滑只是夸大了美国经济50多年来的放缓而已。如图3所示，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已经从1969年的4.4%降至1978年的4.1%，2002年降至3.5%，2019年降至2.0%——而这发生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也即是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开始之前，过去50年里美国GDP年均增速就已经下降了50%以上。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美国第三季度GDP年均增速更是降至1.7%，但预计美国将从这一极低水平恢复至接近其长期年均增速（2.0%）。即便如此，尽管2020年美国经济衰退是其经济长期放缓的延续，但很明显，美国未能妥善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对其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影响了其相对全球地位——而且，这不仅是与中国相比较而言。显然，美国经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放缓，源于其社会因素。因此，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变革，才能扭转这种局面——正如下文所示，拜登政府不可能采取这种行动。因此，结论显而易见——美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

美国经济的这种缓慢增长，是了解美国对全球形势影响的关键，也极大地影响了美中关系。

美国经济的缓慢增长迫使那些致力于维护美国霸权、也将经济发展视为零和游戏的美国势力，想方设法减缓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速。这被称为“托尼娅·哈丁”战略——以美国奥运花样滑冰选手托尼娅·哈丁的名字命名，由于她无法获得与对手南希·克里根一样高的分数，她与人合谋袭击了克里根，目的是使后者无法取得好成绩——也就是说，美国无法加速自身经济，只能想方设法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

美国曾在20世纪60年代用这种方法，减缓了其竞争对手德国的发展速度。在尝到甜头后，美国故技重施，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末减缓了德国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增速——笔者在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一书中分析了美国减缓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增速的方法。当然，现在美国正试图通过减缓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来赢得竞争。

但要把握国际形势，也有必要注意到，美国经济缓慢增长让它在经济领域作为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不再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因此，这些基本特征将决定美国的世界地位。

如果我们分析当今的世界经济形势就会发现，世界经济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发展中国家GDP增速远快于发达国家（如图4所示）。据IMF预测，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的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2025年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速将达到3.9%，而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速仅为1.5%。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将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

发展中国家GDP增速将远远快于发达国家这一事实所产生的结果是，它们将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根据IMF在分析各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实际权重时所偏好的购买力平价（PPP）指标来分析，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IMF有如此偏好的原因是，如果按照当前汇率计算，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产品的价格水平都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当前汇率计算，市场交易量的增长将被低估，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基本符合实际。

图5所示的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19-2025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GDP增长比较：根据IMF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5年发展中国家GDP将达到29万亿美元，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则为11万亿美元。也即是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张将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三倍。

从世界短期形势来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据IMF预测，2019-2021年63%的世界经济增长将源于中国，而美国这一数据则为9%。如图6所示，到2019-2025年中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压倒性地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根据IMF预测，2019-202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为31.3%，是排名第二的印度（11.0%）和排名第三的美国（10.9%）的三倍多。

2019-202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美国、印度和欧盟的总和。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六个国家（印度、美国、印尼、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的总和。总之，未来五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

图7所示的是中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的比较：根据IMF预测，2019-2025年中国GDP增速将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但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GDP增速加起来将略大于中国——尽管如前所述，中国GDP增速将几乎是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三倍。显而易见，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是发达国家的近三倍。

发展中国家GDP增速远快于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必然会改变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据IMF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5年发展中国家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0.5%，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则为39.5%。

最后应指出的是，就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而言，亚洲发展中国家将主导世界经济增长。如图9所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将是拉丁美洲、非洲或中东的10倍。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将是拉丁美洲、非洲或中东地区的五倍左右。

至于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增长趋势对贸易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增长率的巨大差异，导致各国通过出口和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存在显著差异。如图10所示，据IMF预测，2019-2025年发达国家货物进口将增长12.7%，发展中国家的货物进口则将增长27.2%——是发达国家的一倍多。

总之，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潜在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出口的两倍以上。

为便于大家对这些趋势有进一步的认识，图11呈现的是世界主要经济地区进口增长速度的比较。可以看出，除中东和中亚以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增长速度都将高于发达国家的进口增长速度，但这符合GDP增长趋势。亚洲发展中国家将在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2019-202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进口将增长 34.7%，几乎是发达国家进口增速的三倍。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将增长29.1%，是增长速度第二快的地区。

当然，正是顺应全球贸易的这些趋势，东盟取代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这些趋势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重要性显而易见——RCEP的签署国包括了除印度外的大多数远东发展中国家。

因此，根据世界经济形势为我们展现出如下结论：

就单个国家而言，下一阶段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是美国的三倍。当然，这将为中国在世界竞争中赢得巨大优势，也使其在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就不同发展程度的各国而言，谁和在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取得主动权，谁就将拥有巨大的经济优势。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率不仅要高于发达国家，而且要略高于中国。如果美国或发达国家能够在与中国以外的发展中经济的经济关系中获得优势，那么美国和发达国家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的优势。同样，与美国相比，如果中国能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其将拥有巨大的经济优势。

概括来说，从增长和贸易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形势将囊括中美之间的竞争，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囊括其他发达国家之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的竞争。也即是说，中国与那些“全球南方”国家，也就是西方所称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将成为决定中美竞争的关键因素。由于经济增长缓慢，美国无法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建立真正的双赢关系，要在这场斗争中取得成功，中国就应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真正的双赢关系，而且要尽可能发展这种关系。

这意味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1955年万隆会议或早期的不结盟运动会议时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这些会议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在世界经济中并没有太大的分量。现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起来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两者结合起来将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将远比美国/发达国家更有活力。这将赋予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处于更加强有力的位置。

这就是经济发展的意义。但要把握世界经济大趋势，就应分析包括军事和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形势。这将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看清大势。在本文的下一部分，我将继续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