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中国文化自信与普世话语构建

原创 玛雅访谈  玛雅的博雅轩

导语：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对自身文化所拥有的价值的信心 —— 是处在两种以上文化相互作用、交流、竞争的环境中，面对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意识状态。对于中国来说，文化自信，主要是针对西方文化领导权的压力和挑战而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自觉。

我们要有自信。凭借“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举国体制+市场机制”这种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生产和建设能力，我们完全可能围绕“民生和发展”构建一套既是中国的，又是普世的新型话语和价值观，与西方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民主和宪政”相对抗。那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西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扭转。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文艺理论，主要著作有《美学与历史》《文明走到十字路口》等。

01

革命文化支撑中国完成了几件大事

玛雅：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作呈现出这一时期的春华秋实。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一些红色经典作品几十年经久不衰，为几代人所喜爱，比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祝东力：我认为，这正是革命文化的力量。从革命文化形成的过程来看，马列主义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传到中国，开始主要是作为一种“主义”或者理念；经过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建立了中国化的现代社会科学，同时出现了左翼文艺的繁荣；再到 40 年代，特别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文艺革命化、本土化，出了很多作品和人才。当然更重要的，是从 20 年代到 40 年代的实践经验，共产党搞的工运、农运直到军事斗争和社会改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色彩鲜明的、战斗性的“中国革命文化”。

这种革命文化刚健、质朴、高亢，非常富于感染力。“刚健”是因为战争环境，“质朴”是因为阶级背景，“高亢”是因为理想主义，不仅要解放中国、改造中国，而且要解放全人类、改造世界。它很好地完善和升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和“大同”观念，同时又注入了强烈的战斗性的精神。

玛雅：因此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食粮。

祝东力：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长期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做了几件大事：第一是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第二是快速工业化，在短短 20 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 —— 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第三是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这种革命文化产生了许多经典作品。你提到《红色娘子军》，这是中国文艺舞台上公认的一部最高成就的红色经典。2007 年 9 月，国家大剧院建成后首场演出，上演的就是这个剧目。这是 1964 年的作品。所以我认为，新中国 70 年来，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现代文化和艺术成就的，还是这部毛泽东时代的作品。

玛雅：从 1964 年首演至今，这部舞剧累计演出约 4000 场，受到国内外观众追捧。这种经久不衰的盛况说明，革命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深深蕴含在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之中。这种精神力量在我们今天的日常记忆中已经褪色，但是当重新回顾这些作品时，我们发现这种力量是不朽的。

祝东力：现在喜欢说那个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其实当年的“激情”不是没来由的。并非仅仅是“激情”，当年的理想是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摆脱一切剥削和奴役。你可以说它是乌托邦，但它在当时足以激动人心，能够把一切寻求理想的人们，或者还有一点儿情怀的人聚集起来。

2003 年是法国的中国文化年，《红色娘子军》到法国巡回演出一个多月，共 19 场，场场爆满。法国权威舞蹈评论家们对《红色娘子军》的内涵和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已经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法国是芭蕾的故乡，50 年前创作的《红色娘子军》在当代能产生这样的影响，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当年中国革命反抗一切剥削和奴役的理想是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还有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都是能够被后世共享的。

玛雅：说到普世价值，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出超”的，何以变成了今天的“入超”？

祝东力：上面说过，“革命”意识形态支撑现代中国做了几件大事，其中第四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实验。正是在这第四件大事上遭遇了失败 —— 以“文革”的挫折为标志，在当时人们的观感印象中，这不但抵消了前三件大事的成功，甚至吞噬了这些成功。“文革”失败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一次“硬着陆”，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领导权也随之失落。

02

开放时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失落与上升

玛雅：从那以后，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西方“普世”的逻辑占据了制高点，形成西强我弱的局面。即使在今天，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已经站起来了，但是在西方面前，很多知识精英还跪着，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卑怯和不自信。你对文化自信的问题怎么认识？

祝东力：首先需要对文化自信有一个理解。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对自身文化所拥有的价值的信心 —— 是处在两种以上文化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竞争的环境中，面对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意识状态。对于中国来说，文化自信，主要是针对西方文化领导权的压力和挑战而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自觉。近代以来，这种中国文化自信的确立，经历了两次重要尝试。

第一次是从五四时代起，到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前 30 年，经历了从成长到高涨、鼎盛，最后泡沫化的过程。

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流模式是资本主义。1914 年到 1945 年，资本主义全面危机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西方文明的半外围和外围地区，从俄国到中国，出现了克服西方文明主流模式的政治经济实践。现代中国由此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陷阱，在探索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即为几代人所熟悉的那种以《黄河大合唱》、解放区文学、纪念碑、中山装、样板戏等标志性作品为代表的刚健、质朴、高亢的革命文化。

前面说了，“刚健”是出于战斗性，这是长期军事斗争孕育的风格；“质朴”的背后是底层的阶级属性和长期的艰苦环境；“高亢”表达了理想主义，这是源于由一套哲学社会科学支撑的革命世界观和历史观。由此，中国也摆脱了自清末民初以来的殖民地心理，面对西方世界，表现出一种建立在伟大的政治实践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这种文化曾大规模输出，不仅在亚非拉，也包括美、日和欧洲国家，从穷乡僻壤的游击区，到繁华都市的大学校园，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政治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曾名重一时。

上世纪 70 年代前期，由于“文革”的挫折，一种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开始蔓延。向西方敞开国门后，处于前期工业化阶段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日常民生的清贫简朴，与正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美日欧各国，的确反差强烈。80 年代，中国知识界反传统、反体制成为潮流。到冷战结束，在美国单极主导的全球格局下，中国由几十年政治实践而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走向最低谷。确立文化自信的第一次尝试到此结束。

玛雅：1991 年苏联解体，东西方意识形态长期对峙的主义之争，凝滞在“历史终结”的一瞬间。

祝东力：冷战后，意识形态淡出，民族国家突显。1996 年，《中国可以说不 —— 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这本畅销书，集中表达了针对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思考。该书销量超过 300 万册，标志着中国民间的文化自信开始触底反弹。1999 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更让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重新认识了已经变得陌生的帝国主义本质。

玛雅：那次“误炸”，炸醒了一大批中国人。一些在美国的留学生就是在那以后，从“普世派”转变为“中国派”。

祝东力：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面对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发展战略的总目标重新表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同时也意味着，把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精神和思想资源，意味着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次重大战略选择和调整。

新世纪第一个 10 年，一方面，后冷战进入反恐时期，美国国力严重消耗于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中。另一方面，全球化掏空了发达国家的中低端产业，造成失业贫困人口大量借贷消费和政府大量支出；长期看必然危及财政-金融-银行体系，其结果就是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全面衰退。

反观中国，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近代以来的“救亡”主题让位于“发展”主题，革命逻辑被现代化逻辑所取代。70 年代末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实践，经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震荡和调整，从 90 年代起持续快速增长，先是幸运地渡过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保持了相对稳定。近年，经济总量先后超越法、英、德、日，居世界第二。

以经济实力为支撑，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新世纪初，不过 20 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与西方经济的总体力量对比发生了质变，当年关于西方社会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幻相迅速消失。投射到文化心理或意识形态层面，就表现为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和上升。

玛雅：于是出现了确立中国文化自信的第二次尝试？

祝东力：是的。在这种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下，2008 年北京奥运会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尤其是开幕式，富丽堂皇的恢宏场面以及美俄等国首脑的莅临，使之成为一次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盛典，也仪式化地呈现了“中国崛起”这一世界性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奥运会开幕式以 2008 人击缶吟诵的场面开篇，自始至终都充斥着古典中国的各种符号。这种情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自 90 年代初以来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大幅提升，的确使得自“文革”结束以来严重流失的民族自信心开始恢复。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日益成为一种强劲的思潮，席卷左右翼思想界。双方都在向传统示好，向传统寻求资源和力量，例如左翼提出“儒家社会主义”，右翼提出“儒家宪政主义”。民间的思潮呼应了执政党的核心理念，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理念自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以后逐步完善、定型，近年被界定为“中国梦”的主要内涵。

自信心恢复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模式”的提出。2008 年恰逢改革开放 30 周年，“中国模式”作为理论界的一个重要命题而引人瞩目，被广泛议论。与这个命题相近的还有“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表述，是后来官方总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学术理论版。以中国模式的提出为标志，泛左翼 —— 包括 9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左派，完成了国家主义的转向。对于新左派来说，这是其原先的基本立场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进一步延伸。

玛雅：这种自信心在年轻人当中也十分突出，出现了一大批年轻的爱国主义者。

祝东力：国家主义转向也表现在民间舆论界，标志性事件同样发生在 2008 年。这年 4 月，奥运火炬在海外传递期间，由于受到反华力量阻挠，激发了海内外华人，特别是“80 后”一代的大规模抗议。这些“80 后”，时称“四月青年”。之后，许多人以网络为发言的平台，维护国家利益，并与反体制的“公知”相对抗，构成思想文化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另一方面，在思想界以外的流行文化领域 —— 音乐、设计、建筑、服饰、动漫等，则出现了“中国风”现象，即大量使用中国元素进行创作的潮流和趋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杰伦 2007 年的歌曲《青花瓷》。此曲把古典中国的流风余韵汇入后现代语感，用一种很“潮”的时尚的吟唱风格表现古典的意境和韵味，传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中国古典文化和文明的自豪感。

03

没有利益共享，就没有普世价值

玛雅：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风、中国梦，这些概念所折射出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变化，却还没有改变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

祝东力：总体上看，的确还没改变。但毕竟，西方制度模式和话语体系正在衰落。从 17 世纪至今，西方的全球霸权经历了荷兰、英国、美国三个阶段。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现代世界史从“战争与革命阶段”进入了“资本全球化阶段”。由于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社会内部逐渐积累了大批失业贫困人口，中产阶级流失，社会贫富分化。近年来美欧爆发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其实都是实体经济严重衰落的结果。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下去，未来美欧不可避免地将由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进一步升级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2018 年超过 13 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经济总量的 65%，用不了多久就将超过美国。这一进一退的结果，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头上的神圣光环消失了。

玛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国际关系领域意味着，谁能够创造财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谁就能拥有话语权。中国和西方在经济实力上的一进一退，也使得西方话语的影响力大大衰减。

祝东力：西方话语依托于西方的经济、社会、政治状况。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主流人群要求更多的社会参与和政治权利，民主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民主、宪政、人权这套“普世价值”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就是社会内部不能有太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因而可以用舆论、法制、选票等形式进行沟通、协调和平衡。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同质化的社会，它需要有一套比较完备的社会救济、保障和福利制度作为基础；这又意味着国家要有强大的财政能力，强大的财政又依托于繁荣的宏观经济。相反，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在一个被利益撕裂的社会，基本秩序就往往要靠强制和暴力来维持。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民主宪政这套制度在非西方国家传播和实行，但其结果经常使当地社会陷入动荡或停滞，就是因为缺少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会经济条件。

玛雅：在西方模式和话语影响力衰落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确立中国的文化自信，扭转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

祝东力：西方整体的综合实力无疑正在下降，其话语影响力也在衰落。确立中国的文化自信，必然以应对西方文化挑战、解除其文化领导权为前提。西方在冷战后宣扬和推行的“普世价值”，包括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内容，主要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革命中形成的价值观，当然有其进步意义。但问题在于，西方各国之所以能一定程度上在国内实行这些价值，不仅是建立在必要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且是经过长期社会运动的结果，并非一蹴而就。

更重要的是，500 年来一直是西方世界的扩张史，西方现代化的启动和完成均以长期掠夺、奴役、榨取其他种族为前提。西方国家从外部汲取资源和财富，缓和了国内矛盾，也就向外部转移了贫困，以及与贫困相伴生的愚昧、动荡和暴力。这一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债务不仅远未被清算，而且这种汲取体制迄今仍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维系。可以设想，如果这个汲取体制瓦解，西方貌似运行有效的福利制度、民主政治、行政系统和公民社会，也都将陷于危机。

美国民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 月 6 日，特朗普的支持者从全美各地涌入首都华盛顿，试图推翻之前的总统选举结果。示威者冲击国会大厦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举世哗然。

正是由于西方所宣扬和推行的“普世价值”是以全球汲取体制为前提，一旦停止汲取，这些价值的经济社会基础便不复存在，因此这些价值其实恰恰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没有全人类的利益共享，任何“价值”都无法“普世”。

玛雅：你这个观点很深刻，是解构西方价值和话语体系的有力依据。

祝东力：西方文化领导权的丧失与中国文化自信的恢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中国来说，目前文化自信仍未超越恢复阶段。另外，文化是一种更内在、持久、稳定的素质，无论是上一个历史时期，还是当前历史阶段，文化自信的两次建立或恢复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附、依托于同时期成功的政治实践或经济成长，文化自身仍缺乏足够的积累和建树。尤其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的文化自信所认同的那个“文化”，究竟是属于哪一个中国——是古典中国、红色中国，还是市场中国？不同文化最终指向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我们提出一个不同群体的利益整合，即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

04

围绕“民生和发展”构建中国的普世话语

玛雅：解除西方文化领导权、建立中国文化自信，一个是解构，一个是建构，意味着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与西方展开软实力的竞争。在这方面应该怎么做？

祝东力：前面说过，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普世，它有相当高的社会经济的门槛。归根结底，民主宪政等社会政治权利是以民生、发展等社会经济权利为前提条件的。目前全球  70 亿人口中，仍有 10 亿以上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有 25 亿人没有基本卫生设施 —— 这就是全球 1/7 或超过 1/3 人口的生存状况。在现代经济技术条件下，民生、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国家，一定是失败国家，国民素质、贫富差距、社会矛盾、治安状况、政府效率，等等，都处在很糟糕的水平。以印度为例，12 亿人口，70% 日均收入不到 2 美元，国内存在大片的反政府游击区。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从西方引进的民主宪政，就只能是少数西化的精英阶层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游戏，广大的贫困人口可能反而成为受害者。

印度从去年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抗议，持续升级。妇女掀起“拖拉机”运动，为了生存驶上街头。1 月 9 日，印度农民集中了多达 5000 辆拖拉机，向新德里发起机械化进攻。

玛雅：千真万确。印度权贵主导的民主（elite－dominated democracy）非但没有带来良政善治，反而给权贵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披上了合法性外衣。这个所谓的民主大国，饥饿问题世界之最。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近年的《全球饥饿指数报告》，印度的饥饿问题比朝鲜还严重。全国处于饥饿或营养不良状态的儿童人口超过 1 亿，每天数千名儿童因饥饿而死亡。美国《独立宣言》开篇称：人人生而平等，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下，大量的儿童生而饥饿、生而死亡，有什么平等、自由和权利可言？

祝东力：话语不能凭空虚构，一切有力量的话语都以实践为基础，而且是以成功的实践为基础来构建的。包括西方的民主话语，也有其成功的实践作为基础。而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与民主宪政相比，民生和发展至少也是一种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价值。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0 年，全球极度贫困人口 19 亿，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拉美，当然也有中国；30 年过去，还剩 12 亿。1980 年，印度的极度贫困人口占全球总数的比例是 22%，30 年后上升到 33%；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或者继续恶化，或者未见好转。只有中国，30 年取得的进展举世瞩目，极度贫困人口占全球比例从 43% 降低到 13%。近几年，中国进一步脱贫攻坚，要在 2020 年消除全部贫困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们都目睹了汶川地震后的大规模重建过程：19 个省市以不低于 1% 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三年，政府主导加社会协同，举国体制加市场机制。结果，震后仅仅两年，崭新的城镇、村庄就拔地而起，原来的灾区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全方位跨越式发展。这说明，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完全有能力解决民生和发展问题。

玛雅：这既是事实，也是中国的一贯立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也是享有其他人权的基础。

祝东力：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中国的问题也不少。几十年来，官场腐败、贫富分化、道德滑坡、生态恶化，等等，构成了中国今天的困境。尽管如此，凭借目前各方面的条件，特别是“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举国体制+市场机制”这种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生产和建设能力，围绕“民生和发展”，我们完全可能构建一套既是中国的，又是普世的新型话语。这个顺序很重要，一定先是中国的，然后才能是普世的。就是说，先要把国内的民生工作做好，然后才能被世界认可，才能使“民生和发展”作为一种新的话语传播开来。

扭转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目前中国尚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作为一种设想，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围绕“民生和发展”，构建出一套既是中国的，又是普世的新型话语和价值观，与西方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民主和宪政”相对抗，那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西之间就可能形成某种“战略相持”的局面。

最后，要想彻底扭转这种西强我弱的局面，则必须颠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彻底清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召唤世界大多数人民，真正取得话语主动权，对西方形成围堵之势。这大概可以看作是“战略反攻”阶段。那时，随着西方宏观经济进一步衰退，其民主政治、市民社会由于失去经济基础，必然发生动摇、陷于混乱。届时，大概就是西方要进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时候了。

05

恢复我们作为汉语写作者的文化自信

玛雅：中国的文化自信正在恢复，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必须完成价值观的重建。

祝东力：如何重建核心价值观？在当前，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重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道义基础。由于人均资源的硬约束，中国必须优先考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感受 —— 这是重新获得道义基础的前提。有了这个道义基础，正气才会上升，核心价值观才能重建。换句话说，中国必须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调整社会利益结构，恢复人口与财富比例的大体平衡。

重建核心价值观，也需要有一批新型的精英产生。一种新文化不是设计或阐发出来的，而是践行出来的，是干出来的。这就需要新人 —— 他们必须有觉悟、有承担，投入新的事业，在完成新事业的过程中，塑造新的文化。

玛雅：塑造新文化，需要树立好的文风。习近平上任后，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语言生动、活泼、平实，比如“鞋子理论”、“扣子理论”，在文风方面带了一个好头。

祝东力：领导人的文风非常重要。我记得多年前《读书》杂志上龚育之写过一篇文章《毛与胡适》，说胡适讲过，共产党里写白话文最好的就是毛泽东。我们今天读《毛选》，那些文章还是那么生动活泼、酣畅淋漓。

玛雅：网上有篇文章说，毛主席写公文“文字兴致勃勃”。相比之下，今天的官方语言被诟病为“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

祝东力：毛泽东第一次谈文风问题是在 1938 年 9 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那几句名言我们都很熟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从延安整风开始，奠定了一种新的文体，可以叫做毛泽东文体。毛文体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按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说法，至少三代人：从抗战初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三八式的一代”，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泽东文体的影响。

玛雅：李陀先生在评论作家丁玲时说：知识分子接受毛泽东话语，是因为这个话语本身是“一种和西方现代性话语有着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正因为这一话语解答了现代中国的问题，才使得无数像丁玲这样的知识分子被感召，心甘情愿地进入毛话语体系，并参与具体实践。

祝东力：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领域，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前面一再谈到的，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严重丧失。写文章的时候，心目中或隐或显总有一个欧美学者的范文，有一个“样板间”。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条，洋教条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丧失。

文风与文化自信心密切相关。为什么要洋腔洋调？就是因为似乎那样才是学术，特别是因为谈论的问题是从欧美照抄照搬过来的，言说的对象也是所谓国际学术界，即欧美的大 V 们。似乎只要是纯正的汉语表达，就不是学术。作家张承志说过，敢不敢朴素化是一个标准。有些著名学者，如果用大白话把话真说明白了，其实会索然无味，因为没什么真正深刻的思想可言。这就像许多当代艺术作品，根本没什么思想和创意，但一定要弄得神秘莫测，让大家看不懂。这就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说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所以，要改进我们的文风，首先一个前提，就是要恢复我们作为汉语写作者的文化自信。这是首要的问题。

06

在文化领域建立符合群众路线的价值观

玛雅：党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就是没有“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共产党不会说老百姓的话，是因为脱离了人民群众。今天重提群众路线，就是因为曾经忘记了群众路线。

祝东力：你说得没错。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发生重大转折，革命逻辑被现代化逻辑所取代。在群众路线的问题上，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八九十年代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 ——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按照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个大前提下，政策、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就一定是“亲资本”的。加上现实中的权钱勾结，以及国企改革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几千万职工下岗，还有东亚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等等，到 90 年代后期，很多人都感到失望、失落。同时期，各种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也随之增多，社会秩序和治理任务发生很大变化，所以从中央到省地县到村，设立了各级维稳机构，为了应对新的形势。

新世纪初，胡锦涛那届领导班子接任，拜谒西柏坡，提出“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说明上面也在反思。十八大以后，新班子重提群众路线，原来的关键词是“人”，现在是“群众”。

玛雅：今天重提群众路线，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祝东力：传统群众路线所针对的国情，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的群众路线预设了“党-群”、“干-群”这种二分法，这是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或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共同体的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既不同于“党”或“干部”，也区别于传统的“群众” —— 群众在今天主要是庞大的底层群体。由于中产阶层的出现，传统的“党-群”或“干-群”二分法，被三分法所取代。

当今社会，可以区分出权力、资本、劳动三种要素，也是三种价值。价值结构对应于社会结构：可以说，在国家权力的右边，是围绕“资本”而形成的中产；在国家权力的左边，是凭借“劳动”而生存的底层。劳动的一方占人口绝大多数，但地位最低，价值最小。今天实行群众路线，不是领导干部走走过场，而是要让政策、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向这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阶层倾斜。

玛雅：群众路线涉及世界观、认识论和工作方法，在文化领域回归群众路线，应该落实在什么地方？

祝东力：具体到文化层面，群众路线不是简单的“文化惠民”，比如送戏下乡、免费图书馆等，那是枝节。在文化领域最重要的举措，是要建立一种符合群众路线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一种“亲劳动”的，而不是“亲资本”的价值观。这就要求在权力、资本、劳动三者之间，真正提高劳动的地位，首先是经济地位，也就是说，要改变分配格局。文化总是经济、政治的反映，经济、政治层面不改变，文化无所反映，就会成为空洞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玛雅：2019 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对与会的政协文艺界委员谈到，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文艺工作者要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你认为，在新时期怎样才能坚持文艺的人民性？

祝东力：就是我说的，要在文艺中确立一种“亲劳动”的价值观，真正表现劳动者的生活，表现他们的艰辛和高尚。为此，就应该允许表现真实的生活，包括适当揭露一些阴暗面，例如资本和权贵对劳动者的侵害和剥夺，也应该允许反映劳动者的呼声与吼声，显示他们的力量。

坚持文艺的人民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保障群众的文化权益。例如现在遍地开花的广场舞，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各级政府应该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为这些普通百姓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支持他们开展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玛雅：中国现在有超过 1.2 亿广场舞爱好者。具有中国特色的广场舞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成为健康中国、全民健身的一张名片。2018 年 10 月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举行了“全国广场舞北京集中展演”。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舞蹈爱好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我当时身在其中，真切感受到他们的喜悦、幸福和憧憬，以及所传递的正能量。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其实质应该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谓治国理政，落到关乎老百姓生活的实在处，其实就是让大家过上踏踏实实、开开心心的好日子。

祝东力：说得对。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坚持改革、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选自《当惊世界殊：走向复兴的人民中国》，外文出版社，2020 年 1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