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国启示录：明亡于国退民进！

原创 温伯陵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导读：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收益，保守估计是黄金72万两、白银1276万两。正因为有了这笔财政收入，再加上建国初期充沛的农业税收，朱棣才能五征蒙古、七下西洋、疏通运河、修《永乐大典》。所以郑和下西洋做贸易，非但没有劳民伤财，反而支撑起明朝如日中天的国运。

伯陵说：

郑和下西洋充实国家财政，

却被民间资本排挤出去，

导致国家财政危机最终亡国。

1

明朝洪武年间，刚登上皇位的朱元璋就规定：“片板不许入海。”

此后31年的皇帝生涯里，朱元璋屡次重申海禁的命令，终于把海禁弄成不能废除的天条。

直到200年后，海外贸易的洪流实在堵不住了，明朝才掀开这层遮羞布，宣布解除海禁。

这件事号称“隆庆开关”，距离张居正变法只有几年时间。

于是，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形象，被定格成“不懂经济的土包子”，如果朱元璋知道后人说他不懂经济，不知道会不会起来打人。

其实朱元璋搞海禁，有一套自己的经济逻辑。

明朝政府控制力强大的时候，海禁确实阻断了民间和外国的经济贸易。

但和海禁配套的政策是朝贡，也就是藩属国带着香料、象牙等土特产来进贡皇帝，皇帝为了表示宽宏大量，随手赏赐一些瓷器、宣纸和金银等东西。

这种政治高于经济的朝贡方式，是大家最熟悉的一种。

最赚钱的则是另一种。

藩属国在朝贡的时候，皇帝允许他们多带一些香料和象牙，用来和明朝交易，而且往往是卖给官方部门。等朝贡仪式结束，双方再把贡品和赏赐拿到市场卖掉，实现利益最大化。

不就是些香料和瓷器么，怎么可能值钱呢？

其实很值钱。

因为几百年前的世界交通不发达，导致商品不能大规模流通，很多地方的土特产运不出去，需要的商品也运不回来，于是便产生了价差。

可能大米在江浙很普通，但是在甘肃就是奢侈品，辽东的皮毛不值钱，但是在广东就能翻十倍，这就是交通带来的商业利润。

朝贡的东西也一样。

东南亚的藩属国遍地都是香料象牙，对他们来说不值钱，可一旦运到中国便能翻几十倍，中国的瓷器白纸只是日用品，但是对东南亚藩属国来说，属于千金难求的好东西。

于是，东南亚藩属国在臣服的身影下，藏着谋利赚钱的小心思，明朝在宣扬大国威严的同时，也有丰厚的贸易收入。

所以朱元璋不是真的闭关锁国，而是废除民间的海外贸易，把经济纳入朝贡体系之内，由国家垄断贸易的利润。

换句话说，海外贸易必须国家部门来做，私人企业不能插手。

“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登上皇位，继续执行朱元璋的政策，并且重新成立市舶司，专门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接待朝贡的藩属国使团。

国家垄断的贸易体系，比朱元璋时代更严密了。

而且在垄断经济利润的同时，明朝还有继承元朝做天下共主的心思。

朱元璋的《即皇帝位诏》有几句话：

“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命运亦终，海内疆土豪杰纷争。朕本淮右庶民，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趁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

意思就是，元朝曾经是横跨欧亚的天下共主，现在寿终正寝了，这个天下共主的宝座，轮到大明朝坐了，你们都等着吧。

朱棣给藩属国写过一封信：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霭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尔等抵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朱棣的意思也很明白，大明朝是天下共主，你们都要听话，谁要是违背大明朝的命令，耶稣也留不住他。

可见明朝的野心有多大。

既然朝贡和海禁是明朝的两条腿，而外交和贸易又在朝贡体系内，于是为了征服天下和财政收入，朱棣登基的第三年，便推出了“郑和下西洋”的大手笔。

2

以前的主流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是秘密找朱允炆的，这不是扯淡么。

朱棣宣布朱允炆自焚以后，才坐上皇位，这是他的合法性来源，不管朱允炆是不是真的死了，朱棣都要坚持自己的说法。

只要朱棣一口咬定朱允炆死了，那他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甭管谁打着朱允炆的旗号造反，他都可以说是假的，大家千万别上当。

说他死就是死，不死也死。

可要是朱棣羞答答的找朱允炆，还派出几万人乘船出海，这不是告诉天下人：朱允炆还活着，你们可以造反啦。

那朱棣的皇位合法性怎么说？

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是找朱允炆的说法，完全是扯淡的，大家一个字都不要信，朱棣做为唯一造反成功的藩王，怎么可能是政治小白？

事实上，郑和下西洋有两个任务：

整合贸易线路，增加明朝的财政收入。

宣扬大明国威，扩大朝贡体系。

郑和的舰队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便是召集当地国王和百姓，宣读朱棣的诏书，然后鼓励他们向明朝朝贡。

郑和的无敌舰队出现在家门口，即便国王想拒绝，也得担心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而且向中国王朝朝贡是千年的传统，实在没有拒绝的必要。

于是，郑和的舰队走到哪里，朝贡体系就扩大到什么地方，那些东南亚国家纷纷表示：“我去。”

真理只在舰队出现的地方啊。

经过几次远航，明朝的朝贡体系越来越大，势力范围也越来越广，藩属国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给朱棣写信，请示宗主国的态度。

朱棣也会以天朝上国的身份，调节藩属国的矛盾。

比如越南境内的占城和安南发生战争，占城国王就派使者去南京汇报，请求朱棣主持公道。

朱棣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派人去两国劝和，并且向安南提出警告：

“两国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但是归天子管理，安南怎么能恃强凌弱呢？赶紧原路返回。”

天子就是明朝皇帝，天下各国的大家长。

在明朝的朝贡体系里，天下各国都是一家人，对于家庭内的任何事情，大家长都能一言而决，谁不听话就要打屁股。

后来安南不听话，朱棣直接出兵灭国，在安南设立交趾布政使司。

服从明朝就是家庭成员，敢挑衅家长的权威直接开除户籍，朱棣恩威并用，天下共主做的稳稳当当。

政治和军事走出国门以后，明朝的经济外循环也运转起来。

郑和的舰队出海，要装满丝绸、瓷器、药材、铁器等产品，在海外宣示诏书之后，就会和土著“以物易物”做生意。

藩属国主要用香料来交易，比如豆蔻500文/斤，沉香3贯/斤，苏木500文/斤，这些明朝境内的奢侈品，在东南亚便宜的一塌糊涂。而郑和的出价是这样的：青白花瓷盘500贯/个，酒海1500贯/个......

也就是说，一个青白花瓷盘就能换来1000斤豆蔻，或者160斤沉香。

这些豆蔻、沉香、胡椒等香料运回中国，再以每斤10—20两的价格卖出，于是郑和在两边都是低买高卖，利润何止20倍。

那香料有什么用呢，为什么如此值钱？

其实主要是几个用途。

其一是治病。

明朝正好赶上小冰河时期，导致气候很不稳定，经常发生流行性瘟疫，一次性能死几万人。

而用沉香做成的“沉香阿魏丸”，虽然不能根治瘟疫，但是能缓解症状，要是人体的免疫力强，说不定就挺过来了。

在那个医疗不发达的年代，有“沉香阿魏丸”已经很好了。

其二是调味。

香料里的胡椒、豆蔻、茴香和孜然，可都是美食的必需品啊，吃货都不陌生。没有这些东西，再新鲜的食材都做不出美食来。

民以食为天，你说香料重要不？

百年后的欧洲出现大航海运动，也是为了去印度找香料。

如果明朝不拉跨的话，相当于垄断了香料的货源，欧洲的大航海基本没戏了，再不济也是东西方提前进入对抗阶段，欧洲不可能顺利的建立殖民体系。

据明史专家考证，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收益，保守估计是黄金72万两、白银1276万两。

正因为有了这笔财政收入，再加上建国初期充沛的农业税收，朱棣才能五征蒙古、七下西洋、疏通运河、修《永乐大典》。

财政是国运的基本条件，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了。

即便朱棣花钱如流水，到1473年库房里还有240万两白银，那时已经是玄孙朱见深做皇帝，距离郑和下西洋过去几十年了，红利还没吃完。

所以郑和下西洋做贸易，非但没有劳民伤财，反而支撑起明朝如日中天的国运。

朱棣通过下西洋的大手笔，一方面宣扬明朝的武力军威，建立起庞大稳定的朝贡体系，另一方面疏通海洋贸易线，和几十个国家共同组成一个亚洲贸易网络，并且在马六甲海峡设立旧港宣慰司，做为明朝的海外领地。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的海洋国家。

而且这个以明朝为中心的政经网络，和所有民间资本都没什么关系，完全由皇帝和朝廷控制。

这也是明朝前期国力强大的基本盘。

3

1433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最远抵达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郑和也在这次航行中去世。

此后，明朝下西洋的运动基本停止了。

所有朝廷官员都说：“下西洋是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以后别再折腾了，咱们关起门来好好过日子吧。”

表面上来看，他们都是公忠体国的好官员，一心一意为了国家谋福利，可背后的动机，恐怕不怎么单纯。

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利润，基本都进了皇帝的内库，和朝廷官员没什么关系。

如果后代皇帝和朱棣一样，为了国家前途谋划，可以把钱交给官员分配，做一些大工程什么的。可要是皇帝没有上进心，用这些钱来享受人生，朝廷官员也管不着。

既然官员和地方土豪不能瓜分，那他们凭什么要求下西洋？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郑和七次下西洋清理了海盗，整合了亚洲的政经网络，建立了理想的经商环境。

现在不用朝廷派出海军舰队，民间资本也能顺利航行，而不必担心海盗抢劫。

于是在朝廷官员叫停下西洋之后，明朝的民间资本沿着郑和的航线，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走私贸易。

换句话说，国家费尽心血建立的贸易环境，最终被民间资本排挤出去了。

当时的人就说了，“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船贸易海外者”，广东“有力者皆私通番船”，可见走私贸易，已经成为不是秘密的秘密。

至于朝廷的禁海令，反正朝里有人，他们根本不在乎。

但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哦。

当欧洲的大航海启动以后，那些受到国家支持的欧洲冒险家，顺着洋流来到印度洋和东南亚附近，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只为赚取丰厚的利润。

在欧洲冒险家的概念里，资本和国家是绑定在一起的，甚至是资本组成了国家，国家反过来保护资本。

这是进攻性非常厉害的国家资本集团。

他们逐渐渗透到明朝的贸易网中，垄断了印度洋和东南亚的贸易线，重新打造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贸易网，并且占领旧港宣慰司、台湾和澳门。

而失去国家保护的明朝民间资本，属于典型的战五渣，根本没能力维护明朝的贸易网，最终沦为只能赚些小钱的二道贩子，也就是走私瓷器到东南亚，然后转卖给荷兰人，至于荷兰人能赚多少钱，和他们都没关系。

至于香料利润，早就被欧洲人抢走了。

曾经是海洋帝国的明朝，彻底失去了海洋。

所以说，中国的民间资本是纸老虎，属于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因为中国的民间资本，永远在试图摆脱国家权力，而欧洲的资本和国家，永远是绑定在一起的。

单纯的资本，用什么和国家资本集团竞争？

在中国这种集权国家，只有国家严格控制民间资本的年代，才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一旦国家失去主导权，面对有国家保护的欧洲资本，中国的民间资本毫无胜算。

然后便会削弱国家的力量，甚至是亡国灭种。

明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4

明朝官员叫停下西洋运动，欧洲资本抢走明朝的贸易网，结果便是明朝失去丰厚的财政来源，只能用农业税续命。

关于农业税，我们以前说过很多。

简而言之就是，土地是有限的，人口增长是无限的，以有限的土地供养无限的人口，最终会有很多人没有土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兼并土地的豪族又会隐藏土地不交税。

凡是靠农业税过日子的国家，基本都活不过300年大限。

那民间资本的贸易利润，国家就不能收税么？

别闹，明朝的民间资本是走私，赚了钱偷着乐就行了，还敢向国家交税？怕是活腻了吧。即便正经商人交税，也只有3%的税率。

嘉靖皇帝去世以后，明朝确实发现走私问题严重，觉得堵不如疏，索性解除海禁，允许民间自由出海贸易。

但是经过200年的运转，国家的控制力急剧下降，再加上民间资本已经尾大不掉，和朝廷官员荣辱与共，根本收不上税来。

再说了，明朝自废武功，已经没有海军舰队了，根本没有能力保护民间资本的海外贸易，那还为什么要交税？

随便给朝廷三瓜俩枣，意思一下算了，于是在“隆庆开关”之后，万历年间的关税只有可怜的22万两白银。

这点钱对于国家来说，能干什么？

所以明朝万历年间的三次战争，把张居正改革的积蓄消耗一空，就差点关门打烊了。崇祯皇帝的时候更穷，仓库里能跑老鼠。

崇祯和大臣商量，裁撤全国的驿站，每年能省几十万两，结果李自成同志光荣下岗，愤怒的参加了造反运动。

而在明朝艰苦度日的时候，江南豪族依然在做走私贸易，却不用向朝廷交税，赚多少钱都是自己的。

1626年的福建港口，有120艘船出海。其中4艘去雅加达、4艘去柬埔寨、4艘去越南、3艘去泰国，另外100多艘则去了马尼拉。

有荷兰海盗抢了明朝的商船，发现里面有10万个瓷杯，1万个瓷盘。

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明朝末年运往欧洲的瓷器越来越多，1610年是9220件、1612年是38641件、1636年是259300件，到了1639年达到306000件。

可想而知利润有多大，但和国家没关系。

那时离明朝灭亡只剩短短5年。

朝廷财政连年赤字，常年走在破产的边缘，北方连年大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江南豪商却在挖空国家墙角之后，甘心做一个出卖手工业品的二道贩子，在全球化中吃点残羹剩饭，享受虚假的繁荣。

5年后满清入关。

八旗和穷疯了的明军联手，迅速征服穷困的华北地区，然后兵锋指向江南，那些“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豪商，也等来无穷无尽的屠杀和剃发令。

而满清入关才发现，江南的海外贸易太难治理了，怎么办呢？既然不好治理，那就干脆不治理了，直接禁海吧。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闭关锁国。

其实明朝的核心问题是，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制度脱节了。

满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决办法不是改进制度，而是直接让生产力落后几百年，来适应落后的制度。

明朝航海200多年，国家资本被排挤出去，民间资本吃的满嘴流油，最终和他们嫌弃的国家一起走向灭亡。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5

资本天然带有趋利性，尤其是国家和民间博弈的时候，一定会发生激烈的斗争。

但是没办法，毕竟资本的背后是人，而人性有自私和趋利的基因。

在这方面，明朝已经做了非常深刻的教训。

我们现在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某种程度上就是“郑和下西洋”的翻版，一方面输出产能扩大贸易网，另一方面建立起稳定的外交圈。

目前来看，国家还是主导力量。

不过也要未雨绸缪了，一旦明朝的事情重演，结果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费尽心血打通的贸易线，肯定要被其他国家抢走，国内财政也会面临危机，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清，更要随时扑上来咬一口。

现在蒸蒸日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做一切准备都来得及。

千万不能让悲剧重演了。

参考资料：

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朝构建大同世界的梦想   徐晓望

郑和下西洋和明代香料朝贡贸易    严小青  惠富平

郑和下西洋和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   万明

明代前期至中期财政储蓄研究   田培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