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学者从政潮”, 结局耐人寻味

刘超  文化纵横

✪ 刘超 |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本文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导读】

近期，多位80后厅局级实职干部委任受到关注。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出身名校且拥有高学历。“学而优则仕”是中外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但在历史经验中，“学者”特质与“政治”特质也存在一定矛盾。本文作者梳理了1930-1940年代学者从政历史，认为当时蒋、汪二人对大量知名学者委以要职，有三个原因：一是国民党内部风气出现问题，需要注入新鲜血液；二是一些新的部门，尤其是技术岗位，确实需要人才；三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量，想借用“文人集团”的力量。在那场学者从政的热潮中，确实形成了一些变革，但对于国家和个人，并没有真正实现预期效果，反而有些得不偿失。以胡适等知名学者在外交、经济领域的工作表现为例，他们学术优秀，但在政治、谈判、决策方面则缺乏实力和经验，甚至容易坏事。作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好的学者需要“好奇心”和“思考”，而政治家需要“掌控力”。学者心思缜密的性格，到了政治场中，往往成为缺乏决断。因此他认为，学者固然有责任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出知识贡献，但实际政治往往比学术要复杂得多，文人政治、专家政治的限度，还应仔细考量。

本文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原标题为《出山要比在山清？——现代中国的“学者从政”与“专家治国”》，转自“独立精神”，感谢授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现代中国的“学者从政”与“专家治国”

学者从政现象是中外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亦然。晚清以还，大量知识人都以不同形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各自的影响。全面抗战前后，全国涌现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学者从政”浪潮。这是一道引人瞩目的历史景观，至今仍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并引发了诸多的联想。

▍时势转变与学人流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的民族精神再度高涨。许多置身于象牙塔中的学人，也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以应对危局。1932年4月，在各界呼吁下，众所瞩目的国难会议在行都洛阳召开，会议由行政院长汪精卫主持。此会在历史的节点上推动了局势的转变，也促成了知识界结构转型。

会议通过朝野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知识界与国民党政权的和解及互信，使得政学之间的交流合作日渐常态化并步入正轨。在此情势下，学者论政参政的高潮开始兴起，继而出现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学者从政浪潮。相当一部分学院派人士变身为“介入型”知识分子，积极参政议政，有一部分则变为体制内的官员。

另一方面，当局也有迫切的需求。南京政府成立后，在百业凋敝、百废待举之际，当局痛感建设人才奇缺。蒋介石不得不克服阻力，党外求才，大量起用北洋旧官僚和知识精英，极力延揽高级知识分子。他急切地希望四处网罗人才，为己所用。在此情势下，许多人士暂时搁置了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等之间的深刻分歧，转而团结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拥护当局，共赴国难，挽救国运。此后许多人出山，为国服务，出现了一系列学者从政热潮。第一波高潮出现于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第二波高潮则是1935年冬行政院改组之后；及至1937年7月庐山谈话会之后，又一新的高潮出现；抗战中前期，随着资源委员会、侍从室的扩张，学者从政继续保持稳步扩张之势。抗战末期及内战时期，在大量从政学者渐次隐退之际，当局又希望扭转势头，试图再度力推学者从政热潮，然而其效不佳。当局人心尽失，知识界多数人士与之渐行渐远，唯青年党与当局日益接近，冀以分享权力。以上便构成了这一时期相对完整的学者从政链条。

从深层次说，学者从政也是蒋介石探索现代化建设的一次尝试，意在通过专家政治培育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撬动中国的现代转型，而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则是此中的重要抓手（或曰试点）。蒋之所以在原有的官僚集团和军人集团之外着力扶持文人集团，潜在意图之一或许正是希望培育新的权力格局，优化政治生态。此外，蒋还特意培植了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抗战爆发后，蒋氏效法罗斯福的智囊团，改组扩大了侍从室，吸纳了更多人才，其参事室是又一文人集团。内中人才济济，诚为战时中国顶级智库。侍从室第三处第七组主管人事调查，意在“预为储备人才”、以备抗战建国之需。这两大智囊团都有深刻的军方背景。这些努力，都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尝试。其在策略选择上，都是以军政改革为抓手来撬动国家现代化改革。

在这长达数年的从政热潮中，曾弃学从政的名流数以千计，参与政治活动者则不胜枚举。而且，往往越是高水平大学，从政学者的数量便越可观。无疑，此番人才流动中，北平的顶尖国立大学仍处于引领地位。

▍学者从政与高层政争

学者从政自始便与高层政争密切相关。从北伐胜利直至汪氏附逆之前，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蒋、汪都始终在知识界进行紧锣密鼓的争夺。换言之，这十余年间的学者从政，始终受蒋、汪之争的影响。进入1930年代后，汪、蒋为了相互竞争，积极争取党外人才，并与各路知识界名流保持了长期密切的联系。汪氏加紧在知识界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顾孟余任交通部长时，利用自己在北大的声望，为汪延揽了大批人才。汪后来又任命唐有壬为政治会议秘书长，向北方学人示好，使北方学人对汪颇有好感。有人甚至隐隐然尊其为当局领袖。先后担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胡适都与汪建立了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王世杰还在胡或顾的推荐下进入汪内阁。汪通过种种手腕博得了学界的好感，长时间地与胡适、翁文灏等许多头面人物过从甚密。蒋介石也多所动作。政学两界开始正式持续地密切合作。

学人从政的浪潮与国民党重用党外人才的用人导向有关，但也与蒋、汪等人之间的派系之争有关。显然，在此争斗中，蒋处于上风；更多的人看好军权在握的实力派蒋。正如时人早就注意到的，党、政、军大权皆集中于蒋一身，只有蒋“才掌握着政府的实权”。他是当局权力体系之核心，“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蒋在哪里，实际上的首都就在哪。

从政学者与当政者之间往往形成了近乎幕僚与幕主之间的私人关系（胡适也曾明确表示希望翁文灏、蒋廷黻等发挥“宾师”作用），他们与上峰也往往休戚相关、沉浮与共。在此情况下，他们优先考虑的很可能就是效忠私人、是对特定当权者的个人忠臣，而未必是兼济天下。这显然有违其初衷。

学者从政的热潮牵涉顶层的政争，而学者进入政界后，不仅卷入派系之争，而且形成了新的派系，构成文人集团。据初步估算，抗战期间直接参与党政工作的名教授，至少约有数百人，而且越是名校教授，从政现象就越常见。此外还有大量教授间接为当局服务。曾从政和参政的知识界名流，则在千人以上。而且这部分人从政后往往位居要职，相当一部分还跻身高层，其对政治生态及权力格局的影响可想而知。

这些从政学人主要分布于国防设计委员会（资委会）、行政院、教育部等部门，至于专业性最强的外交系统则更是知识精英密集的场域。在这声势浩大、持续多年的学者从政热潮中，有几支力量非常醒目，其一是政学系，如翁文灏、吴鼎昌、王世杰、周诒春等，有南开背景的张伯苓、蒋廷黻、何廉、张平群、李卓敏、张彭春、段茂澜等亦颇活跃；其二是北大—清华系统的学人。相当一部分从政学人涉足政界后，往往与政学系发生了特殊的关联。他们为政学系注入了新活力，而该派中人大都“往往是经过西方训练的解决问题的能手”。可见，平津学人群在学者从政浪潮中位居翘楚，对中国政学两界都影响极深。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或派系。

当时的中国，学界山头林立，政界更是派系甚繁。按时人的一般看法，国民党内虽派系林立，但蒋氏阵营中举其要者有三：黄埔系，CC系及政学系。蒋介石最初极力吸纳学者从政，就是考虑到后者无派系羁束，然而他们一旦进入政权后又卷入派系之争，甚至形成了新的派系。在此意义上，学者从政派的大量出现客观上又让派系林立的局面更加复杂化，逐步改变了当局的权力结构。派系林立乃民国政治之积弊，却是蒋氏的御臣之术。蒋通过派系制衡，便于独揽全局。

毫无疑问，这一学者从政的浪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那批曾受西方现代思想熏陶的海归派学人在权力体制内的上升，更是对体制变革影响重大。大量学者的涌入，也的确为权力体制输入了新血液，带来了新气象、新活力，为开创新的权力格局、治理体系提供了新希望。然而实际上，这一努力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许多学者从政后虽然身居高位，但掌握实权者少，厕身虚职者多。他们在权力场的博弈中仍属边缘人，无法触及核心决策。许多久负盛名、身居要职的从政学人，也毫不掩饰地称自己是“局外人”。在“以党治国”的条件下，由于他们不是国民党党员，也就不享有参与国民党的政治会议的特权；不论他们掌握多少权，随时有可能失去蒋对他们的信任。这批从政学者和那些磨练已久深耕多年的官僚、军人比，在权力体制内的影响力自然明显逊色。作为“党内没根的人”，他们不可能在政坛担当大任，更不能扭转国运。

▍学人从政的得失：“专家治国”与“书生误国”？

在当时的自由派文人中，胡适是最有自知之明者之一。他早在鼓吹“好人政府”时期，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治世之良臣，乱世之饭桶”，平常颇有虚名，危急时不堪一用。他长期与当权者之间关系暧昧，但又长期坚守“独立”，谢绝各类党政公职。他爱论政，但无意从政，自知“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就本质而言，胡“无斗争性格，非政治之人物”。以学者的标准来看，胡当然人情练达、善于运筹，是公认的知识界领袖，近乎“帝王师”；但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其政治见解远不及许多友徒，政治手腕自然更逊一筹。

抗战军兴，胡应召出山投身外交，后任驻美大使，成为“学者外交”的代表人物，后来还被誉为“备受美国朝野敬重的外交家”。其实，此类评价多属文人之言，未必完全客观。胡适也的确受到美方赞赏，但这往往是因为美国掌权者认为他温顺、顺心，为人谦抑，容易打交道。而在中国的政治人物看来，胡此间的言行多有可商之处。他与美国军政巨头打交道时颇显弱势、消极。在关键时刻，往往不敢力争，维护国家利益。宋子文对其强烈不满，认为他卑怯懦弱，“几致贻误事机”。胡履职不久就让蒋极失望，蒋不得不增派宋为特使，赴美挽救危局。作为老牌的大外交家，顾维钧也不由感慨，宋诚为“一流的行政官和外交家”，而胡有的意见则是“典型的书生之见”。事实证明，在外交能力和办事才干上，宋远胜于胡。胡“永远体谅美国人的苦衷”，“公务上则惟东方司之命是从。不敢逾越该司与其上峰及其他各部接洽……实无胜任大使能力”。宋子文则迥然不同，在对外交涉时，几乎能够从每个人物那里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而这种政治手腕与权谋，是胡所远难企及的。

翁文灏是此间最早从政的顶级学者，也是胡适向蒋介石力荐的首席人才。翁在学界时就早已享誉朝野和国际；胡更对其推崇备至，赞其为“奇才”“天才”“国宝”。翁是当时“专家治国”的突出代表之一。翁从政之初，作为高级事务官也曾表现颇好，中央各部长对其“信仰甚大……他的用处很大”。但他一旦升任更高的要职时，就显得才力不济，颇受非议。抗战爆发后，翁更受蒋倚重，先后出任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然在国民党六中全会前后，翁与孔一并成为革新派攻击的对象。孔的罪名是腐败，翁的罪名则是无能，“孔、翁不去……国家前途必甚可危”。

1947年，蒋介石酝酿“行宪内阁”。1948年初，国民党举行首届国民大会后，党内外普遍鼓吹专家政治。蒋不得不起用毫无根基的书生翁文灏出任阁揆，以组织“全明星政府”。他也希望利用翁氏科学家的形象和国际盛誉争取美援。外间赞翁为“国际著名学者”，翁则自承“性与才都不能当此政务地位”，一再推辞。在蒋的干预下，翁仍以高票当选。

作为一个高级行政人才，翁或属清正干练，然而作为顶级政治人物而言，则难免有失“糊涂”。在财政部长人选上，他没有任命蒋介石看好的张公权或俞鸿钧，而是任命王世杰认为“操守与作事精神”“较优”的王云五（胡适早年的恩师）。其实，后者亦不过一介书生，在金融财政上所知有限，缺乏政治领导力，在此危急时期不足以担当治国大任。正如韦伯所言，政治是一种高度复杂的事业，在变革时代，循吏难以胜任，而需要富有魄力、政治想象力（创造力）的非常规的政治家。值此乱世危局之际，这些书生当政，确乎如犬耕田，力单难支，在狂澜面前进退失据，苦无良策。

1948年8月初，随着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当局亟欲推行经济改革。王世杰对财政金融问题并不内行，但极力支持翁、王推动的币制改革。蒋采纳了这两位从政学者的意见，而不顾宋子文、张嘉璈等财政金融专家的极力反对。改革伊始便造成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这无异于给正在前线节节败退以及濒危的国民党政权以致命一击。

治国之道与治学异。对一个处于乱局中的国家、特别是大国而言，治国安邦的挑战性无疑要远远超越学者治学论道的难度。即便是极富盛名的智囊人物竭智尽力，仍苦无良策。国民经济仍急遽恶化。11月，王云五被迫辞职，复由何廉的老对头徐勘（孔祥熙心腹）接任，收拾残局。翁反复向蒋请辞获准后，由孙科继任。而胡适此时却大做事后诸葛亮，抱怨蒋“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似已全然淡忘当初自己极力运作，合纵连横，力推翁氏出任斯职。

翁文灏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合格的事务官，但他出长行政院后的表现，可能并不是众人曾向往的“专家治国”，而是不折不扣的“书生误国”。难怪知情人说翁“是书生，不懂政治”。而与翁搭档掌理全国经济的王云五，也被许多要人普遍斥为“罪人”。

蒋廷黻是学者从政浪潮中的又一要角。蒋氏很早就成为学界头面人物。他人情练达，被学界誉为“学者政治家”。在政治生涯中，他作为文人的优点和弱点都体现得很充分，其中就包括“长于论理，短于任事”。蒋在学界时曾是有名的社交好手，但在政治场域中却常常书生意气，与官场生态格格不入。蒋廷黻早前研究外交问题卓有成就，其对苏俄的研究也令蒋介石颇为欣赏，然而，他被派为驻苏大使之后，却在外交实践中倍感不适应，自称“不是人过的生活”。蒋还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际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交涉时，酿成了一场不小的外交风波。由此，其对内失信于外交部，对外不惬于驻在国，处境之不佳可想而知。随后，蒋以述职为名归国，从此一去不复返。抗战后期他任“救总”署长时还酿成了贪污弊案，给学者从政抹上了一大污点。

同样，再以专业性极强、专业学者较易展其长才的外交领域论，原武大校长王世杰原是著名法学家、教育家，也是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因之亦成为蒋介石外交决策的主要智囊（侍从室参事室主任）。他介入政府外交事务、特别是主政外交后，当局外交路线脱离“职业外交”常轨，呈现“学者外交”倾向。其在出长外交前对许多外交官时有攻讦，但他自己出长外交部后，同样多有失误，未能开展太多高质量的外交工作。王自视不低，认为翁只是“技术人员”、胡适“政治上外行”，可他自己也同样不具备大政治家的素质。

外交工作需与纵横捭阖国际政坛的各国外交家政治家交涉；重大外交场合更是斗智斗勇的角斗场。这要求从业者拥有相当的资源和手腕。若缺乏实践经验和霸气，就难以驾驭或抗衡对手。而这绝非学者最擅长的。在抗战胜利后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是国际公认最难缠的谈判对手，为此，许多人士曾力荐顾维钧领衔出征。然而蒋介石最终起用的是他宠信的王世杰。王作为学人外交的旗手，批评本国职业外交家时伶牙俐齿，但在与斯大林的谈判中却极显弱势和被动。谈判的最终结果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尚需一提的是，王氏绝非个例，那些学者从政派在外交上普遍表现出类似的特质。因此，书生误国，也就难以避免，在在皆是。

可以说，此间尽管大量知名学者应召从政，不少人还位居要职，但其中多数人从政后颇感不适应，难有作为。这与他们原初踌躇满志的心气相去甚远。此后他们大都心灰意冷地离去。在此浪潮中，政学双方都满怀期待而始，大感失望而终，分道扬镳互生怨怼而去。“学者从政”昔日的荣景灰飞烟灭。于公于私，皆有得有失，其中不少还得不偿失。可以说，这批知识精英在学界都成绩卓越，但从政后的业绩表现大都不佳。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何以至此：“政”“学”之间的张力

统上可见，许多知名学者进入体制内后往往身居高位。其中，的确有人踏实苦干、有所作为；但更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权时则清谈高论，当权时则书生误国。为何如此？值得深思。许多论者将此类现象归罪于官僚体制的弊病和当时政治的腐败。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远非全部。每个学者的境遇各不相同，然究其根本，几乎都是由政治与学术的本质差异所致。

学人大都是以学术志业的，他们首先是知识人，他们所遵循的是学术逻辑，而这与政治逻辑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逻辑。布克哈特（Carl 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指出，权力是政治强制手段的集中表现，与人类的精神自由相比，权力“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但它又是社会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学术逻辑，意在求真、求自由；而政治逻辑，则追求权力和宰制。前者指向个性和好奇心，后者源自统一性和控制欲。这两种不同的逻辑，也就决定了和决定着知识人和政治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他们之间有迥异的世界图式、思维及行为方式、人格特征、生存逻辑。正是这种人格特质、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表现和遭遇。学术强调的是思的能力，政治强调的是行的能力，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正因此，政与学之间不可能泾渭分明，但确需和而不合，有所区隔。然在当时的非常情势下，这很难实现。

从社会分工说，知识分子从事的主要是非生产性劳动，大都远离物质生产第一线，与经济实践相去亦远。总体而言，从事一线的社会实践、解决现实问题并非其所长。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内可能游刃有余，但一面对无限繁杂的真实生活，可能往往力不从心。特定学术领域中的出众成就，给他们带来了高度的自信；而在过度自信的支配下，他们很容易越出自己的专长去发言行事。因此，作为局外人去谈论或研究政治，和作为当事人去搞政治，显然是大不一样的。更常见的情形是，学者论政时意气风发，而一旦从政之后则屡屡碰壁灰头土脸，“做了政府的尾巴”。即便在那些专业性极强、专业较对口的领域，这些顶级学人的从政实践也难称理想，难有大建树。此次浪潮中这些最优秀的学者从政后仍不过如此；其他人等，更是不难想见。

一般而言，知识人在才、性两方面大都不适合从政。他们擅长于思，然而心思缜密、敏感，“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豫不决”，这恰恰妨碍他们成为果决坚毅的政治领袖。本性难移，文人从政之后仍是文人。在中国，人们普遍赞成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应该说，知识人确“有义务运用他们的才能和声望，来为一些更普遍的事业服务”。然问题在于，许多知识人通过“智力劳动获得了一些声望，却过度使用这种声望以便走出其领域，以一个总体的人之观点，批判社会和当时的政权”。急于用世、贸然超出个人专长和能力边界去发言和行事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学者从政浪潮虽不无成效，也确实为政治增添了些许清新之气，但实效很有限。

从北洋时期的“好人政府”到南京政府时期的“学者从政”，甚至到此后的许多类似现象，都再次印证了知识人与社会—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政治人与知识人的关系始终是个极复杂的问题。有的政治家过于轻视文人，有的则过于迷信“专家”。蒋介石骨子里鄙夷文人，但也曾有时又盲信专家，误信和误用了一批书生，造成“书生误国”的局面。因此，国民党的失败，不仅败在军事上，败在体制上，更败在思想文化上。

▍余论

抗战前后轰轰烈烈的学者从政有着极丰富的历史意涵。它与党政高层复杂的派系斗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首先是国难催迫之下政学两界交流合作的结果，是双方实现耦合的结果。但政学之间的纠结暧昧、时有扞格而又难解难分，以一种更隐晦的新形态呈现出来。在国难危急的历史情势下，再次凸现了政学关系这个经典难题。

如果说“好人政府”的实践是北洋时期学者从政的重要探索的话，那么此次学者从政浪潮就是又一次“专家政治”的试验。学者从政对政学两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促进了两界的交流与合作，改变了两界的结构及生态。这批名流从政，带来了活力和新鲜血液，为权力体制输送了人才，的确有助于刷新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当局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形象，也确实改变了官员队伍的层次、结构和风气。然而，它仍有其限度。它并未抑制或避免派系争斗，反而加剧了派系间的内耗。相当一部分学人不能用其所长，在施政实践中一旦决策失误，往往误国误民。

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激烈残酷的社会政治斗争中，知识人往往是弱势者。他们往往远离经济生产第一线，亦远离军政斗争第一线，只能寄希望于思想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如此，“笔杆子”缺乏了“枪杆子”“钱袋子”的支持，是难有大作为的。“解释世界”固然重要，但“改造世界”又何其不易。在此情势之下，文人政治、专家政治的实际意义注定是很有限的。

许多名流学者与当局的关系，几乎就如胡适当年对汪精卫所说的：努力做国家之“诤臣”、政府之“诤友”。然而，历史表明，这批热心充任诤臣诤友的文人，一旦“成了过河卒子”，便身不由己，日后还往往因未能，事实上亦不可能担当“佐命之臣”的使命，最后大都结局不妙。更何况，当局并不满足于将其作为“国家之诤臣，政府之诤友”，而是希望征召他们“尽入吾彀中”，做“政府之诤臣、当局之僚属”，随时备用。这样的“学者从政”，自然难以适应环境、难以有所作为，更难以如胡适所期待的那样“改造政府”、教育领袖。

在现实中，知识与权力（政治）二者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有人群的地方，便存在此问题。这一问题绝不仅仅存在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它同样普遍存在于许多其他时期和其他国度。事实上，自19世纪（甚或更早）迄今，知识与权力的互渗互动、知识人与政权体制之间的暧昧纠缠，就从未休止。纵览史乘，不难发现，数百年来，在东亚东南亚、东西欧、北美拉美等地，均有许多生动的故事。只不过，上世纪前半叶的那一段中国往事，因中国独特的传统和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而成就了其独特的样态。但其本质上与其他情境中的同类故事，仍不失某些相似相通之处。

注：本文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