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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命文化对青年教育不可或缺的意义

论革命文化对青年教育不可或缺的意义

原创 唐志文  毛邓理论研究

作者:唐志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0期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发挥革命文化对青年的教育功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蓬勃发展。历史上看,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的形成、发展与青年的历史进步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当下,由于受多元文化、负面思潮的冲击,革命文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这对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消极影响。对此,我们需要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继续加强对青年的革命文化教育,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抵御资本主义思想渗透和封建主义落后文化影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青年斗争意识、传承革命精神、引领青年树立责任担当意识等作为着力点,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青春力量。

[关键词] 革命文化;青年;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艰辛奋斗历程的生动体现,革命文化集中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对激励全党全国上下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意义。习近平强调:“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发挥革命文化对青年的教育功能,进一步增强新时代青年的爱国爱党之情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归属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蓬勃发展。

一、近现代革命文化与青年的历史进步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可歌可泣、苦难辉煌的革命史,也是一部勇立潮头、顽强奋斗的青年成长史。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的峥嵘岁月为时间维度,以历经沧桑而斗志更坚的古老中国为空间维度,构成了纵横交错的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二维坐标系,而作为革命生力军的青年便是贯穿其中的闪亮坐标。近现代革命文化的形成、发展与青年的历史进步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正如毛泽东所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从作为革命主体的青年自身角度来看,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理想,勇于追求、勇于实践、勇于开创,与生俱来的爱国热血促使他们率先认识到“不可变”的“祖宗之法”在近代中国已经行不通了,意识到不能沦为坐而论道的“清谈客”,而是要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探求救亡图强的革命新路。由此,革命文化与革命志士多出自革命青年。同时,从社会宏观视角来看,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青年的创造力和战斗力成为革命文化中清新亮丽的元素,在革命历史进程中表现为“破旧立新”的质料和动力。

近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联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其中的先进青年,在救亡图存的革命文化熏陶下艰辛探索、英勇战斗,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的形成,印证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其中,青年十分活跃,而作为“有力武器”“思想准备”“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革命文化与青年成长进步间的辩证关系也十分明显。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二者互生共长的关系。

第一,革命理论的形成传播和青年进步之间互生共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呼唤救国救民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成为贯穿革命文化的基本线索,引领着青年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活动,熏陶进步青年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投身革命实践。“革命”概念一经广泛传播便深入人心。1903年,以邹容、马君武等为代表的留日中国学生发表了“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的激扬演说,鼓舞了中国进步青年的革命斗志。邹容正是受孙中山、梁启超等阐发的革命观,以及作为更加悠久的理论源泉的中国古代进步民主思想和欧洲启蒙思想等革命理论的影响,投身革命行动。他自比卢梭,并撰写《革命军》一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通过革命建立共和国的思想。相较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影响青年的相关革命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理论对青年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入,原因在于其直接在字里行间明确了青年受众,将革命火炬直接传递给青年。“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学说在本土落地生根,成为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坚定信仰、追寻真理,前仆后继地投身革命的时代洪流。在长期革命进程中,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停留于既有的理论不足以夺取胜利。在不断推动革命理论创新和传播,促进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革命真理的过程中,青年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及《武汉星期评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由进步青年发起和创办的革命报刊和革命书店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推动了革命理论的传播,成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播种机”。

二是革命人物的出现、成长和青年进步之间互生共长。先进政治人物是一个时代的革命先锋,往往能够体现出更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自然也会影响众多的进步青年。而这些青年在经历了革命斗争的锤炼之后,也会展现出革命先锋的魅力并继续影响后来者,实现革命理想代代相传的接力奋斗。毛泽东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他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道:“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这无疑表明,革命先锋的事迹已经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后,毛泽东是通过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研究十月革命才真正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这一过程中,他指出了“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肯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卓著功绩,尤其突出了作为革命领导者列宁的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以研究列宁这一具体革命先锋人物为切入口,逐步认清并明确了挽救民族危亡、推进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式。在此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也逐渐由被革命先锋人物影响的进步青年成长为影响进步青年的革命先锋人物,斯诺的报告文学作品《西行漫记》出版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深深激励了身处抗战烽火之中的广大青年。“青年们热爱这本红书,进一步焕发了革命热情,走上坚持抗战和革命的道路……书的真实报道,回答了处在危难、黑暗的中国和旧上海的青年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青年的前途。”

三是革命事件的发生发展和青年进步之间互生共长。作为全社会最富有活力、最具有创造性的群体,朝气蓬勃的青年在近代革命史上众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在革命事件的腥风血雨中,青年得到了洗礼,锤炼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大无畏的魄力,习得艰苦奋斗的传统,勇于投身革命洪流。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另一方面,青年在实践中对革命文化并不局限于单向度的继承和延续,而是以不断投身革命事件为契机,通过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例如,在五四运动中,青年们表达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在国家求独立、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中开拓进取、勇当先锋。这种革命精神反过来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嵌构在历次革命事件的思想细胞之中,从国民革命中的“三·一八运动”到“反对华北自治”的“一二·九运动”,再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系列运动,青年的奋斗灌注了革命文化最为鲜亮的底色,推动了革命事件的发生、发展。又如,长征期间红军部队严重减员,顽强走完长征路的青年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流砥柱。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以主张抗战救国为强有力的号召,一时间吸引了众多发愤图强的青年投身于革命一线。在北方,作为革命“圣城”的延安和毗邻京津的晋察冀根据地成为众多华北和东北青年实现革命理想的目的地,仅1937—1939年间,便有多达十万名知识青年前往;在南方,则有苏沪等地青年学生奔赴新四军根据地,成为抗日志士。除了扛枪上战场外,进步青年还积极投身于追寻马克思主义真理、传播革命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受到延安革命氛围影响的知识青年涵盖各行各业,其中不乏艾青、贺敬之、冼星海、贺绿汀、艾思奇、范文澜等在各自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青年创作出的《黄河大合唱》《大众哲学》等文化艺术及其他社会科学作品成为解读和传播革命文化的精品,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汇聚了磅礴的精神力量。

回顾往昔,由革命理论、革命人物、革命事件等所组成的革命文化一度成为进步青年砥砺报国的“最大公约数”,进步青年又在汲取思想力量、推动实践进程等诸多环节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使革命文化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革命文化的消解对青年产生消极影响

马克思早有预料:“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逐渐多元化。围绕“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族与世界”等议题,不断分化的阶层间展开了激烈讨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基本形成,社会思潮有了现实的社会基础。而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使社会思潮传播的主要阵地从传统媒体向网络转移,社会思潮出现的频率更高,传播的速度更快,相互间的碰撞也更加直接”。同时,国内社会矛盾和冲突逐渐增加,国际局势日益风云激荡,导致许多负面思潮乘虚而入,尤其是某些妄图遏制中国发展,或企图让中国走上改旗易帜邪路的敌对势力正用不断变化的手段攻击或消解革命文化,动摇文化自信的根基,不仅引发了复杂的社会思潮斗争,更为借助革命文化开展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冲击了革命文化的传播,影响了青年正确世界观的树立。《共产党宣言》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进行生产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就从他的脚下被抽调了。资产阶级首先产生了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倘若被从外部渗透的“普世价值”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据宣传思想文化舆论阵地,就会严重消解甚至颠覆革命文化。因此,新时代中国青年如果无法正确认识到蕴含“两个必然”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势必会影响其正确世界观的形成。

苏联解体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苏共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将“普世价值”视为全人类的利益所在,视为苏联的利益所在,“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错误理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共继任领导人忽视了革命文化作为政治遗产的重要价值,用非理性态度割裂了革命优良传统与当代的观念。“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政治民主、社会主义文化、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干群关系等各个方面的传统,都与列宁时代完全背离了。列宁提倡的政治强调民主、文化尊重传统、民族关系融洽、干群关系鱼水情深等好传统都被抛弃了。”

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打着“民主”“自由”“平等”的旗号,具有较强的伪装性和欺骗性,容易俘获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实际上,这种经过精心伪装的意识形态渗透,其一般路径是混淆不同的框架和领域:尽管从学理层面来说,全人类都应追求“民主”“自由”,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政治层面都应效法同一种模式。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对此不加区分的做法,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起挑战,而许多青年受制于知识水平和成长阅历的局限,缺乏足够的辨别力和判断力,为这种披着学术话语外衣的政治手段所蒙蔽,最终误入歧途。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以革命文化为重要代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危害势必不断蔓延,容易从根本上动摇以“四个自信”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共识,进而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实践,最终导致共产主义理想的倾覆。

第二,以历史虚无主义之下“告别革命”论调、文化保守主义等为表现形式的唯心史观,阻碍了革命文化的传播,影响青年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同样是苏联的惨痛教训带给我们启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历史价值观与文化价值观从内部动摇和涣散人心,加之“普世价值”这样的糖衣炮弹从外围渗透,使苏共陷入内外夹攻的境地。重视历史文化,善待历史文化遗产,是古往今来一切具有进步性的民族和国家的必由之路。在当代中国,我们需要警惕的主要有两种动向,分别是历史虚无主义之下“告别革命”论调和文化保守主义。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系列以抹黑国家形象、攻击党和政府、为历史“翻案”、解构英雄形象为具体表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质是不遗余力地贬低和否认革命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否定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这集中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告别革命”论调。作为对革命文化的全盘否定,这一论调以五四运动为切入口,认为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且完全可以经由改良避免。后来由于和文化保守主义沆瀣一气,掀起了“翻案风“,甚至鼓吹“20世纪中国的一切革命都是历史错误”这样的“异端邪说”,他们寄希望于早已被历史否定的改良主义道路,处处表现出对历史“有意的无知”。面对革命这种具有强烈变革性的新奇事物,表现出恐惧和担忧,又转而“出现一种‘念旧’情绪,一种‘向后看’、‘向回转’的呼声和心态”,打着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向儒学寻求对策的幌子,实则否定作为中国现代化实现路径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有效作用。

唯心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和文化书写,相较于青年学生从小接受的有关知识,具有颠覆性意义。这类论调大多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贴着“重新评价”“重新认识”“重新发现”的标签,看似严谨客观,实际上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是对革命历史事件的歪曲、历史人物的抹黑,其实质都是否定革命传统、革命文化。青年很容易被这种冠冕堂皇的“假研究,真翻案”所迷惑: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英雄,以截然相反甚至颇为“丑陋”的面貌出现于一些“专家学者”的笔下;长期以来深受唾弃的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等,却成为“专家学者”眼中的英雄、功臣。还有部分影视作品中的手撕鬼子、裤裆藏雷、手榴弹炸飞机等情节,看上去是在宣传革命文化,实际上却在极不严肃的戏谑中忘却了斗争的艰辛,将浴血奋战“戏说”变成易如反掌之事……这最终会使青年深感迷茫和不解,导致其价值观飘忽,信仰体系坍塌。久之,社会凝聚力也将下降。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青年不再崇拜英雄,得不到革命文化滋养,就违背了“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的历史唯物主义真理。“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只有抵御唯心史观的侵袭和干扰,才能传承好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优良作风,传扬好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等中国革命文化,坚定“四个自信”。

三是享乐主义、“佛系”文化、“丧”文化等非主流文化,作为当下最典型的作用形式,消减了革命文化的影响力,影响青年构建正确的人生观。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其中许多思潮早已有之,但在互联网时代显然表现出了许多新特点和新危害,即更为强调泛娱乐化,充满戏谑色彩,内容极为空洞浅薄。这些现象看上去是一种时尚,但实际上通过仔细体察其中所涉及的传播手段,就不难发现它们往往以影视剧、直播、综艺等娱乐形式,与杜勒斯提出的针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十条策略有着相似之处。一代人经由革命文化教育磨砺出优秀品质和特性,例如责任意识、担当品质、奉献精神等,在不经意的享乐中被逐渐消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步入追逐“流行偶像”的时代,甚至为“韩流”“日漫”等“时尚气息”所深深吸引。一些打着“文化艺术无国界”的幌子隐藏政治动机的别有用心之人,终于见到了他们最为期待的结果:许多中国青年不再以英雄人物为仰慕对象,而是不断为歌手、影星欢呼,甚至出现了偷父母存款、辍学逃课追星等荒谬之举,对娱乐八卦保持着颇为旺盛的热情。占据媒体头条的不再是传递正能量的革命文化、科学文化,而是明星结婚、离婚、生子、出轨等等。这种近乎狂热的社会现象,印证了尼尔·波兹曼笔下的“娱乐至死”:拒绝崇高,不求人生价值的贵贱,只管一时的自我尽兴。随着互联网交互性不断提高,选秀、吃播、游戏直播等新生事物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带给青年人以身心和视觉上的冲击,也悄然改变着他们的人生态度、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社会心理等,许多青年走上了“佛系”与“丧”的道路。

以上诸多现象对青年人生观构成的危害,在个人层面表现为个人气节、品性的沉沦。他们选择了放弃不断拼搏、持续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面对生活,以贪图享乐作为个人的价值追求,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不顺畅,缺乏迎难而上、创造条件攻坚克难的斗志,体现了理想的缺失、信仰的模糊。中国的青年群体是由数千万个体组成,这样的错误思潮对青年群体的危害则表现为一个民族集体的静默。革命战争年代,尚且有团结起来、共赴国难的佳话,代表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坚韧性和凝聚力。如今生活条件更为优渥,环境更为安定,更应当创造条件闯过人生和世间的激流险滩,勇攀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高峰,而不能轻易放弃革命文化、消散奋斗意志,否则将会真正形成“垮掉的一代”。这种只顾个体享乐,忽视对集体的责任与担当的行为,忽视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揭示的人的社会性,而是通过“肆意生长”的自由,把人看作原子式的存在。在当代中国,个人主义泛滥是对集体主义精神的消解,而革命文化恰恰建立在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基础之上。

归根到底,这些错误思潮的共同之处在于排斥了马克思主义对青年的正面影响。革命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也作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密切联系的意识形态武器,定然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错误思潮对革命文化的消解,对青年个体和国家、民族、政党等集体所构成危害之深重,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否则将会酿成江山变色、和平演变的大祸。

毛泽东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对此,我们不应畏惧。既要保持敢于亮剑的刚毅、果断、坚决,也要保持冷静、睿智、理性,通过自觉学习革命文化,涵养革命品质,提升理论水平,从而保持战略定力,抵御错误思潮对革命文化的消解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新时代加强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重要意义

革命文化消解的表现和危害警示我们:在新时代,更要加紧抢占舆论场域,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更好发展营造积极健康的环境,避免纷纷扰扰的“杂音”阻碍复兴进程,促使以当前青年一代为中坚的复兴力量通过革命文化教育,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四个自信”,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因此,新时代继续加强对青年群体的革命文化宣传教育尤其必要。

第一,加强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促使青年接好革命先辈接力棒,永葆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所说,“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革命文化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并把学习革命理论、感悟革命精神、欣赏革命题材文艺作品等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尤其注重其对青年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历来坚持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等多所高校,目光颇为长远地坚持了“理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与当前具体实际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开展革命精神、革命信念等方面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革命文化的教育,并不断督促全党全国,尤其是青年人,要广泛学习由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等构成的革命文化,从而受其教育,促进自己牢记历史,牢记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与光辉业绩,激发出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深厚情感。进入新时代,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都需要继续加强对青年革命文化的教育,促使青年永葆先进性,接好接力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第二,加强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是增强抵御资本主义思想渗透和封建主义落后文化侵蚀的有效途径。当下,资本主义发展依然处于扩张阶段,尽管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其元气大伤,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反思,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没有从根源上揭露其本质上的局限性,而是企图通过小修小补的改良进一步捍卫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资本主义的扩张步伐从未停止,即便是深陷疫情的泥淖,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仍乐此不疲地向中国兜售“普世价值”等价值观,妄图进一步“文化殖民”。“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敌对的对立。”面对疫情期间以美国为首的部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污蔑与挑衅,中国人民在分清敌友、敢于发声的同时,更多的是用实践行动弘扬了革命文化中“人民利益高于天”的人民主体精神、“顾全大局,舍身忘我”的集体主义精神,众多一线医护工作者更是传承了革命先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重要品质,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正说明,历经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渗入中国人民骨子里的革命文化是抵御错误思潮最有效的软实力。这样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滋养,能够起到坚定理想信念,凝聚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作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相较于采取具有强制力作用的法律手段,革命文化作为一种浸润内心的精神力量,更加具备情感温度,切实从心灵深处打动和感化青年,促使其自觉提升明辨是非的能力,增强大局意识、底线意识,从而全面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况且法律作为一种事后判决评价机制,其作用形式往往表现为对已成事实的治理和约束,并不是万能的,无法起到事先提防、预警等作用。革命文化能够较好地弥补法律的这一缺陷,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发挥思想引领作用,使青年能够增强“见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的预见性和判断力。

第三,加强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革命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在长期执政中也不断强化革命性在自我定位中的要求。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引领、凝聚了亿万中国人民力量的伟大社会革命,需要文化因素发挥思想动员、精神支撑等功用。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高度内在统一性的意蕴源流、深刻内涵和价值目标,都是锻造社会主义社会公民道德品质和精神追求的重要营养源泉,因而革命文化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加强革命文化宣传教育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是使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作为新生力量的青年共产党员保持革命者的身份自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忘初心和牢记使命的必然要求。做到保持清醒认识:革命文化始终并将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所说,“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

第四,加强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是青年增强斗争意识和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保障。新时代青年生长于和平年代,距革命战争年代较远,因而相对缺少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经历。直接体验感不足使他们在全面理解斗争意识、革命精神等相关问题上存在一定困难。只有通过加强革命文化教育,让青年经历革命文化带来的冲击与洗礼,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功立业、获得如今幸福生活的不易,才能使其坚定信心继续投身于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坚定信念跟党走。革命文化“深刻反映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理想与信念,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表达了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和牺牲精神,也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事业支持、参与所表现的革命精神和智慧”,新时代青年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主力军,依然肩负着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因而必须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树立正确的奋斗观、幸福观,与负面思潮、情绪、观念坚决斗争,矢志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时代建功立业、奋发有为,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大任。

第五,加强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是引领青年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展现责任担当的必然选择。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愈演愈烈,并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互相交织,最终形成了全球性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由于金融资本发挥了作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进而引发了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冲突。中国在混乱的世界体系和环境中做到了“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尤其是当前的中国青年,更应不断汲取几十年和平崛起道路的成功经验,继承发扬革命精神,勇于开拓创新,坚持运用文化、科学和技术,而不是剥削、战争和冲突等手段,在拯救世界危机、开创新世界中展现担当。“经济全球化中两种趋势正在发生转化,资本主义主导式微和社会主义趋势加强将成为历史潮流,人类共命运的现实条件在逐步形成。”尽管社会主义历经坎坷,一度处于低谷,但在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下,为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革命者愿意献身于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恐怖主义的坚决斗争,破除当下世界格局中的弊病,推动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促进人类和谐共生、共同繁荣。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青年应继续以革命精神为引领,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创新局,这不仅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更是青年应坚持的正确的成长航向。只有传承革命精神,开展新时代的青年运动,通过不断奋斗使之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抹亮色,才能有效凸显社会主义作为当今世界一种发展方案的可行性、正确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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