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帝国，阿里福报，反垄断与社会主义监管

核心观点导读

这次的约谈和蚂蚁的暂停上市，给马爸爸敲响了警钟。不允许把利润留给自己，把风险留给国家和全民，更不允许任何蚂蚁挖社会主义墙角，毕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资本本身是不肯束手就擒的，必须得有个制约，就像马要带上嚼子，牛鼻子上要穿上铁环，河要修筑堤坝，猛兽要关进笼子。不然一旦失控，伤人是小，搞不好我们都会成为资本的奴隶，那么红色江山也就改旗易帜了。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项本质区别，那就是人驾驭资本，而不是让资本驾驭人。

这近半年来，从怒怼监管，到联合约谈，到反垄断调查，到如今的重罚落地，可谓风云流转。可已然被触碰到更大利益的它，却没有像6年前那样展开激烈反击，而是选择了服软和“柔顺”。是什么，让6年后更加如日中天的阿里选择了退让？

阿里巴巴跟华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就在于华为参加的是跑步世界杯，从落后到反超，PK掉的是世界通信巨头，美国打压华为的根本原因，那是华为真有核心技术，不仅仅在通信领域，还有芯片设计，甚至在光伏方面（逆变器）也实现了全球领先。阿里跟华为还有个区别，华为是赚全世界的钱给国内，因为华为是员工持股。而阿里的是赚国内的钱给外国人，控股权虽然在马云团队手里，但分红股东主要是外资。

阿里就是看场子的，在他们的平台，他们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第一，他们掌握了摊位的分配；第二，他们掌握了客流的走向；第三，他们甚至承担了网上工商局和税务局的职能，说开罚单就开罚单，说封你店就封你店。

阿里还曾经为了打压竞争对手（慧聪网），通过旗下的万网（域名管理公司），封停了对方的域名。作为一个平台一旦形成垄断，对于消费者和垄断平台的合作伙伴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消费者和合作伙伴，在平台面前，没有了议价权，只能任人宰割。

阿里不仅仅控制舆论，甚至还涉嫌结党营私——一群资本大佬办了一所湖畔大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资本家们利用金钱的诱惑，不断腐蚀拉拢党员干部，建立游说体系，干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大家可以想一想，蚂蚁金服的上市工作，原本一直很顺利的，审批一直很顺利，但100倍的杠杆问题，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会通过层层审批？

马云的蚂蚁金融帝国，遇到了社会主义监管

来源：超级学爸  作者：学爸蛋总

一、蚂蚁上市，全球规模最大的IPO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今年的双十一之后静悄悄，马爸爸异常低调，以前都是各种铺天盖地的战绩和喜报，破百亿用了多少秒，破千亿用了多少秒。

实话实说，双十一天猫表现还是不错的，总成交4982亿，比去年增长了26%，但是股价却跌了，累计下跌14%，市值缩水1000亿美元。

这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马爸爸被约谈了，蚂蚁金服IPO（上市）被叫停；第二，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杜绝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草案。

总之，马爸爸最近诸事不顺，似乎遭到了当头一棒。作为吃瓜群众，我觉得我们应该感到庆幸，除了国家，还有谁能制约住资本在全社会无死角的渗透呢？

我们先说第一件事——马爸爸被约谈，蚂蚁金服IPO（上市）被叫停。

蚂蚁金服，起步于2004年成立的支付宝，2020年7月改名为蚂蚁集团，旗下有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蚂蚁聚宝、网商银行、蚂蚁花呗、芝麻信用等子业务板块。

2020年7月，蚂蚁集团寻求在上交所科创板和港股主板同步上市，估值至少2000亿美元。一旦成功上市，将融资345亿美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IPO。

此前规模最大的IPO是去年12月赴美上市的沙特阿美，沙特阿美IPO融资294亿美元，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这什么概念？蚂蚁集团的上市，堪称亿万富豪批量制造机，将一口气诞生50多位亿万富翁，员工的身价几乎个个都会上千万。

据悉，蚂蚁内部员工持股比例约40%（不含高管），所以蚂蚁上市的消息传到了集团，整层楼都在欢呼，有人评价说：这就是财富自由的声音。

一位蚂蚁的员工，兴奋地在群里先后发了一万元的红包，分享自己的即将实现财富自由的喜悦，这种喜悦是藏不住的（目前红包已退，群员情绪稳定）。

9月18日，上交所科创板发布公告，蚂蚁金服上市申请获得通过。蚂蚁金服也发布消息，初步计划于10月27日~30日完成招股，并于11月5日在沪港两地同步挂牌。

很有意思的是，蚂蚁集团A股的股票代码是688688，港股代码是6688，发行价68.8元，这一连串的数字散发着一股浓烈而任性的土豪气息。

二、唇枪舌战，上海外滩的金融峰会

然而就在这时，蚂蚁上市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等，对蚂蚁的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

同一天，银保监会会同央行等部门起草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1月3日， 蚂蚁金服的IPO被叫停，这时候离正式上市只有两天了，生米差点做成熟饭。因此这次叫停，背后一定存在一场惊险的博弈。

这让我想起了字节跳动，在跟美国达成出售协议的48小时内，中国商务部联合科技部出台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叫停了Tiktok的出售协议。

很多人把这件事归结于10月24日马爸爸祸从口出，他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的演讲中批评中国的金融监管。

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大家注意到没有，在第二届外滩峰会的开幕式上，王岐山副主席发表了视频致辞，其中有几句重磅发言，字字玑珠，针针见血，给大会定了调。

他强调：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

他还强调：要坚守金融发展基本规律和金融从业基本戒律，紧贴企业生产经营，抓住市场新趋势、新机遇，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使金融与实体相互促进，健康发展。

他还指出：要坚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业遵从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三原则中，安全性永远排在第一位。

王副主席的讲话，可是排在马爸爸前边的。这个讲话高屋建瓴（直戳金融本质），大气磅礴（直面可能的问题），立意高远（国家安全），而且用心良苦（保护小韭菜）。

别忘了王副主席可是科班出身，正儿八经的金融高手，当过建行的行长和书记，当副总理的时候分管金融。

在马云演讲之前，另一位重量级嘉宾周小川也做了精彩演讲，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储蓄率持续下降，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令人担忧。

如果你回头再看马爸爸的发言，似乎就有了火药味，炮轰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还说传统银行都是垃圾，并指出互联网金融才是未来，国家应该为互联网金融放开监管。

三、杠杆率高，难以估量的金融风险

蚂蚁金服的问题之一在于杠杆率太高，而马云对蚂蚁的信用体系和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过于自信，对国家金融监管过于傲慢。

他在演讲中抨击巴塞尔协议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还说中国的银行更像是当铺。那么巴塞尔协议是个什么鬼呢？

巴塞尔协议就是就是全球银行资本和风险监管的国际化标准。而且在不断总结、打补丁升级，目前的3.0版本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升级的。

2009年中国加入了巴塞尔委员会，这是中国银行监管史上的里程碑。在3.0版本中，特意把传统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加入了监管，包括互联网金融公司。

巴塞尔协议中最核心的一点，银行要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简单来说，就是有多大实力往外借多少钱，银行不能以金融创新的名义无限扩大表外业务。

为什么马爸爸要炮轰巴塞尔协议？因为不想接受监督。蚂蚁金融以10亿的资本金运作一个次级贷款池，通过反复加杠杆，最终放大到上千亿规模，杠杆率能达到数百倍。

金融高手黄奇帆，也一针见血指出了蚂蚁的问题。在2017年，借呗、花呗的经营主体公司，账上只有38亿元现金。

但是，以这38亿元为抵押，1:2的贷款比例，从银行贷出来76亿元，形成了114亿元的原始资金池。

114亿元的借贷额度，一在借呗、花呗上线，在营销广告的刺激下，瞬间被销售一空。于是，所有借款人对蚂蚁集团形成了114亿元的债权。

然后他们把这114亿的欠条（债权），打包成了一种可以公开发行的证券（债券、理财产品、抵押品），又去银行、证券公司、甚至自己的支付宝平台进行销售，换取现金。

这种操作叫做资产证券化（ABS）。这样，又募集了114亿现金，然后可以放贷出去，换成欠条（债权），然后再制作成理财产品进行销售，然后又换回了现金，然后再贷出去……

总之，一轮又一轮的循环往复，只有38亿本金的蚂蚁金服，2018 年通过花呗、借呗放出去将近4000亿的贷款，杠杆率超过了100倍！

其实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杠杠率过高引起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家住宅抵押贷款公司，趁着房地产牛市，反复从银行贷款，发放给不具有购房能力的穷人。

为什么叫次级债？因为借钱的客户比较次，不是优质客户，是信用程度差、收入不高的客户。但是借款利率要高很多。

为了转嫁风险，他们给借款合同买了保险。房价涨皆大欢喜，房价崩盘了，就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银行倒闭、保险公司也倒闭，购买理财产品的人血本无归。

而2020年8月，花呗借呗的贷款余额总规模超过了1.7万亿。虽然说支付宝、余额宝的总规模更大，但那钱并不是蚂蚁家的。

因此，这么大的信贷规模，这么高的杠杆率，风险其实很大。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时候，当然可以皆大欢喜。

但是从国家监管的角度，必须要考虑到系统性风险，疫情在全球蔓延，有没有再次爆发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风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没有爆发战争的风险？

大家注意到没有，从2019年开始，金融副省长已经成了各省市的标配，金融口出身干部，晋升比较快，归根结底就是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甚至防范美国的金融战。

还有个背景，中国的金融市场向外资开放了，我国金融业外资比例放宽到了51%，面对这些经验丰富的资本大鳄，必须更加注意规避风险。

金融业的风险，那可是牵涉每一个普通人，支付宝用户超过了10亿。如果上市，还会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股东。

所以我认为马爸爸还是飘了，他考虑的角度还是我们俩的总身家如何超过我和盖茨的总身家，没有站到国家安全角度，去考虑系统性风险。

四、小贷公司，披上了高科技的外衣

蚂蚁金服的问题不只是杠杆率过高，这么大体量对金融市场也造成巨大冲击。大家想，科创板为什么叫科创板？

新设科创板的初衷，是为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

科创板重点支持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蚂蚁金服是干啥的？大家觉得他是高科技企业么？我怎么觉得它是个银行？或者仅仅是个小贷公司呢？准确地说，它是个穿着高科技外衣的小贷公司。

但是蚂蚁金服来科创板上市，就像一头大象躲进了兔子窝中。因为科创板总市值也就不到两三万亿，但是蚂蚁金服自己的A股市值也是两三万亿。

为什么蚂蚁要在科创板上市？第一是装作是科技公司逃避监管，第二是科创板上市更加容易一些，这就是马爸爸的聪明之处。

但是，如果蚂蚁金服真的在科创板上市了，我认为科创板就成了笑话。真的需要融资的科技公司，反而融不到资。毕竟，兔子窝中就那么多吃的。

更可怕的是利益捆绑。马爸爸为了让蚂蚁顺利上市，可以说是拉上了各路靠山，其中之一就是全国社保基金，占股5%。

五、诱导消费，花呗和借呗透支未来

蚂蚁金服正在套牢中国的年轻人。周小川在金融峰会指出，中国的储蓄率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

他说，这表明我们内需的增强，但同时也应注意，借助于新金融科技，使得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虽然说没有借呗和花呗，也有信用卡，照样超前消费，但花呗和借呗对年轻人的诱导太明显了，趁人不注意直接选择默认付款方式为蚂蚁花呗。

随着网购和外卖的普及，相比信用卡，花呗的使用场景要更多，门槛要更低。有时候有的商家还默认使用分期，年化利率高达14~18%。

当然值得肯定的是，蚂蚁花呗拯救了很多青少年的肾，但是也刺激了消费主义，很多卡奴变成了蚁奴。

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当时似乎是风景这边独好，其实跟中国的储蓄率高有关。储蓄率越高，越扛风险。

还比如今年的疫情，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宅在家里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不动？也是因为储蓄率高。

但是美国就做不到，因为哪怕400美元的现金，竟然有40%的美国人拿不出来的。一个月不上班都不行，老百姓储蓄率太低。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储蓄率连年下降。2019年年末，中国的储蓄率占GDP中的比重降到44.6%，未来还会下降，要知道2008年是51.8%。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重庆大学的校训：“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朴实的几个字，透着先贤对晚辈的谆谆教导，可惜现在消费主义盛行，一些传统美德正在丢失，令人心痛。

过度消费，透支着自己的未来，有可能让自己沦为资本的奴隶，也降低了自己抗风险的能力。全国的储蓄率降低，也意味着全国金融风险的提升。

六、资本帝国，从媒体到圈子全布局

如果说蚂蚁金融，仅仅是个高杠杆的小贷公司，那么相关部门加强对其金融风险的监管即可，然而马爸爸和他的资本帝国，远远没有小贷公司这么简单。

其实2017年，在一次内部会议中，内谁就提到了对资本渗透的警惕。某些势力发展壮大之后，就开始有政治诉求，就开始要话语权。

大家想一想，王岐山副主席的观点形成可不是一天两天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制定好。

但蚂蚁金融上市竟然能获得证监会批准，节奏似乎踩着点来的，还能拿到那么好的股票代码，我怀疑是要抢在加强监管之前，把生米做成熟饭。

一旦上市之后再加强监管难度就大了很多。你不管，风险太大，危害国家安全；你管，股市血流成河，韭菜横尸遍野，国家就成了众矢之的了。

因此马爸爸的情报工作还是可圈可点的，我怀疑证监会内部有资本家的卧底啊，我们走着瞧，估计有人要落马。

我们再看看马爸爸资本帝国的布局，其实更加可怕。2017年时，阿里就组建了庞大的媒体帝国，通过各种方式投资入股20多家媒体。

从蒋凡的事件可以看出，阿里巴巴对媒体的影响力还是比百度和腾讯强大很多很多，因为几乎看不到阿里巴巴的负面消息，并且一个有利的小事情都会被吹嘘得非常厉害。

湖畔大学，也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湖畔大学，号称由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九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等共同发起创办。

但问题是，这不是一个正经大学，而是一个以马云为首的新组织，有互联网创业成功人士，有各行业的商业精英和领军人物，还有各种富二代，涵盖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入学则需要三位保荐人，其中至少一位指定保荐人。说白了就是混圈子，而保荐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筛选可靠且有用的人。

所以马爸爸的阿里帝国还是很可怕的，掌握了媒体，就掌握了话语权；结成了圈子，就绑定成了共同利益集团；此外阿里还掌握着十亿人的大数据，完全可以呼风唤雨。

马爸爸有过历史性贡献，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改革和进步，让人们生活更加便捷。但怕就怕当年的屠龙勇士，最终变成了恶龙。

我认为马爸爸政治上也是可靠的，但是马爸爸之后呢？随着阿里帝国的进一步扩张，有没有可能发展成韩国三星那种大财团呢？

这次的约谈和蚂蚁的暂停上市，给马爸爸敲响了警钟。不允许把利润留给自己，把风险留给国家和全民，更不允许任何蚂蚁挖社会主义墙角，毕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阿里的182亿罚单背后：工商6年铸就反垄断利剑

原创 镇长本人  大树镇长

2021年4月，整个互联网界翘首以盼的靴子终于落了地。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开出了182.28亿元的史上最大罚单。

而阿里的回复也很及时，语气充满谦卑：

“坦然面对，诚恳接受，积极整改，一定化处罚为新的发展动力……”

这则罚单，应终是让吃尽垄断红利的阿里感到真正的肉痛了。而它翘首以盼的上市，再被蒙上一层深重的阴影。

这近半年来，从怒怼监管，到联合约谈，到反垄断调查，到如今的重罚落地，可谓风云流转。

可已然被触碰到更大利益的它，却没有像6年前那样展开激烈反击，而是选择了服软和“柔顺”。是什么，让6年后更加如日中天的阿里选择了退让？

热点过去，反而更适合我们咂巴那些襜帷后的曾经。

01

2015年1月23日至30日，短短一周时间，阿里和工商总局进行了九轮交手。

最终，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会见马云，国家工商总局发言人正式表态网监司公布的《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告终。

那时的阿里，成了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家曾经和工商总局“叫板”，并且最终赢了的民企。

这在讲究“民不与官斗”的中国，简直是破天荒的事，这件事，无论对阿里还是工商总局，亦或是背后的资本与官方都是历史性的。

简单回顾下这件影响深远的往事，其中的波澜与攻防值得细细品读：

第一轮：2015年1月23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报告，点名淘宝网正品率最低，仅为37.25%。

第二轮：1月27日14时，淘宝通过官方微博转发“一个80后淘宝网运营小二心声”的公开信，公开对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刘红亮司长喊话，指出监测报告存在抽样、程序等问题，要求“别吹黑哨！”

第三轮：1月27日22时，工商总局回应淘宝质疑，表示监测报告标准统一，定向监测是正常工作方式，是依法行政。

第四轮：1月28日上午，工商总局在官网挂出《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表示阿里系平台存在5大问题，要求阿里高管克服傲慢守住底线，更非常严厉的使用了“养痈遗患”这一成语。

需要注意的是，这份白皮书实际是2014年7月网络监管司在浙江召开的一份座谈会议记录，当时考虑到阿里正值上市关键时期，没有公布。

第五轮：1月28日14时50分，对于工商总局的严厉态度，淘宝强烈回应，表示要向国家工商总局正式投诉刘红亮司长在监管中程序失当、情绪执法，如此撕破脸皮，剑指一个具体官员，极不寻常。

第六轮：1月28日17时，淘宝宣布即时成立由300人组成的“打假特战营”，马云公开表示：假货不是淘宝造成的，淘宝愿意承担责任，但需要社会共同治理，而不是各自为政，互相指责，留下了转寰的余地。

1月28日18时，工商总局官网删除该《白皮书》。

第七轮：1月29日中午，有2014年7月座谈会参会人员透露刘红亮司长在会上称“每天罚阿里交易额百分之一”“一年要处罚阿里千八百次甚至几千次”“31个省区市、40万工商人对阿里系平台企业、商家开出罚单，这是一种常态”等。

同天，商务部召开发布会，回应淘宝工商总局之争，表示要对电商加大整治力度。

新华社也下场，细数中国电商九大痛点，矛头直指淘宝。

淘宝商家则发出联合公开信，信中称：“死，也请让我们死个明白！”

第八轮：1月29日晚，阿里蔡崇信首度回应，认为工商总局官网上的“白皮书”立论方式错漏百出，并有意针对阿里巴巴，整个手法非常不公平，表示有必要并正准备向工商总局正式作出投诉。

与此同时，阿里市值两天蒸发超过300亿美元，美国多所律所启动阿里上市涉嫌欺诈调查。

第九轮：1月30日，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会见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双方达成共识，表示双方将加强沟通，共同探索网络市场监管模式，构建社会共治新格局。

当晚，工商总局发言人正式表态《白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

这场博弈，爆发如此迅猛，结果又如此急转直下，和解处处透着诡异、不同寻常。

阿里如此强硬、却能全身而退，不寻常；

工商总局白皮书都能变成会议记录，不寻常；

处于旋涡中心的刘红亮司长事后仍然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没有任何处理或者调岗，在2018年机构改革后任法规司司长，不寻常；

一切就像完全没发生过一样。

4个月后，2015年5月14日，工商总局与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召开“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座谈会，表示工商总局将与阿里巴巴在内的电商建立在线投诉及售后维权机制，同时定期向全社会发布消费维权指数。

天大的事轻易翻篇，也在于当时的工商系统实在是力不从心。

02

2015年，阿里正如日中天，手握天时地利人和。

不断激增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市场、成功上市美国是天时；监管体系不完善、各部门间互相掣肘是地利；“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赞誉、关键人士的支持提供了人和。

彼时的工商系统却正是艰难之时。各地机构改革质检、食药占据主动。同时，多位地方工商局长落马。

坊间盛传18年机构大改，工商总局将被“吞并”，整个工商系统忙于在机构改革中守住根基。

又恰逢中央强调从行政审批职能转为监管服务职能，工商干部新老断档，疏于业务。

仅从对阵核心的抽样检测报告和《白皮书》上就能看出，国家级的抽样检测报告有失严谨，给了淘宝反击的把柄；刘红亮大谈处罚的言论更是暴露了工商老人以罚代管的陈旧思想，违背改革大势，丧失主动。

工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4年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有上年纪的朋友可能还记得，2000年前后的工商是如何吃香，当时的工商负责创办市场，有很多地方工商局长后来辞去公职成为富商；

在管理上，一直是粗放的收费、处罚管理方式，一个工商干部带上几个协管员挨家挨户收费是基层工商最普遍工作之一。

到了2008年停止征收“两费”（既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工商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不算协管员，40多万工商干部，年轻人极为匮乏，在很多地方甚至40岁就算是年轻人了，很多老人已经学不动、改不了了。

转型，成了那个时候工商总局必须全力解决的事情，各地问题频发更让工商系统雪上加霜，比如与工商总局渊源甚深的湖南省。

工商总局与湖南渊源甚深，1978年，工商总局重建，由已被下派10年、当时75岁的魏今非担任首任局长，5年后，魏今非逝世，由来自湖北的任仲林接任。

任仲林卸任后，工商系统执掌者全部来自湖南：刘敏学（长沙人，1989-1994任职）、王众孚（益阳人，1994-2006任职）、周伯华（湘潭人，2006-2013任职）。

与此同时，湖南省工商系统却也同时问题频发：

2000年，湖南省工商局局长欧阳松和常务副局长廖子中因受贿罪，同判死缓；

2008年，湖南省审计局对湖南省工商局局长张汉良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发现“长沙市工商局新办公楼8200万建成2700万卖出”以及其他工商局财务收支问题。

2009年，新任局长刘国湘获选湖南省十大杰出经济人物特别贡献奖，随后被指发红头文件要求全省2万多名工商干部及家人投票。

2019年1月，接任刘国湘的李金冬因严重违纪被撤销党内职务，降为二级巡视员。

2018年10月，湖南省市场监管局成立，由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向曙光担任局长，原食药监局局长刘湘凌担任书记。当前现任18位局级领导，包括李金冬在内，人数占了一半的工商系统仅余4人。

湖南仅仅是一个缩影。在工商系统受困于历史和转型之时，质检和食药监系统则顺应国家监管转型大势，不断扩权。

2001年，质检系统升格为总局，2013年，食药监升格为总局，两大机构与工商总局实现平级。

张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转岗工商总局，也成为了1989年以后24年来，首位有多部委领导经历，也是首位非湖南籍的工商系统一把手。

而张茅最重要的任务，一是激活工商系统，推动工商系统监管转型；二是保证2018年机构合并顺利，不让工商系统老的作风影响到新时代。毕竟，工商是除了公安以外，公务员数量最庞大的部门。

持同样目标的还有长期在发改系统工作、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来到食药监总局的毕井泉。

而三总局中，唯有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始终在任。

最终机构改革后，经过一番博弈，市场监管总局领导中，除了局长张茅，人数最庞大工商系统仅和成为正部级刚刚5年的食药监总局打平，质检系统占据近一半席位。

回过头来，2015年淘宝炮轰工商总局主管司长，反而助推了工商系统改革、加快了工商系统监管机制的完善，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拒机构合并的声音。

04

2015年，羽翼已丰的阿里胜了措手不及的老工商，但也警醒了整个监管部门，随后几年，在看似一片平静下，整个监管体系加速完成了底层革新。

步步为营，力量蓄积。

一是电子商务法5年4审终于在2018年8月审议通过。

按照常规，一部法律最多经过三审，而电子商务法却是少有的4审，并且一审、二审稿的差异堪称重写了半部法律。

电子商务法制定如此之难，不仅仅因为电子商务是一件新事物，同样等级的《网络安全法》也不过1年半时间三审通过。

其关键在于《电子商务法》牵扯到的部门实在太多，利益实在太大，更是资本扎堆的地方。仅2018年，中国电商交易额达31.63万亿，网络零售规模猛增至9万亿，当年的GDP也不过91.9万亿。

因此，仅仅网络商品交易监管体系，在中央就有12个主要部门，多头监管极为突出，监管就是权力，谁都不愿意轻易放手。

没办法，最终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直接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成立，由国务院十二个部门参加，具体哪些部门就不多展开了。

其中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成文第二十三条“电子商务经营者收集、使用其用户的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中，一审稿是有“部门规章”四个字的，二审稿就没了。

这导致了什么？导致加重了经营者尤其是第三方平台的责任，同时网信办的个人信息立法效力将大打折扣。

2015年一审，2017年二审，中途发生了啥？

二是监管融合，多头统一，反垄断职权实现了单一部门统管。

在小镇之前关于立法的一篇文章里拿反垄断举例过，后来被404了，在此不展开了。

简单地说就是工商总局、商务部、发改委3家各自通过制定规则抢占反垄断职权，纷纷成立自己的反垄断司局，这也是《反垄断法》早在1994年就列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结果直到2006年才提交首次审议的关键原因。

而2018年机构改革，终于实现了把所有反垄断职权统归市场监管总局一家，进行反垄断执法就不需要跨部门沟通了。

三是打造监管基础，摆脱地方和部门限制。

在2015年以前，关于电子商务，尤其是关于淘宝怎么管，也是一个难题，最根本的就是管辖权问题。

按照旧有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很长一段时间，杭州工商系统承接了所有关于淘宝的监管。

至于淘宝和杭州乃至浙江的关系，就不再赘述了。

这种监管模式，使得2015年阿里与工商总局之争时，工商总局网监司只能采取抽样的方式，因为其无法获得足够的电子证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在2015年，痛定思痛的工商总局授权北京市工商局开发全国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网络交易平台监管系统，实现电商跨区域和跨部门监管。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6月，360公司成为该系统共建企业。

四是限制人才流失。

2018年8月，中央巡视组公布了在商务部的巡视情况，其中点名批评了商务部干部流失问题突出，还有的反垄断局处长“流”到垄断企业。

具体流向哪里就不多说了，商务部是少数有离职公示制度的部委之一，可以自行查询。

如2016年，商务部就有23人辞职，其中3人来自反垄断局。

客观的讲，商务部是极为特殊的一个部门，源自对外贸易部，是中央部委最贴近市场经济、最了解西方资本运作的部委，出来的干部非常受企业欢迎。

不单单商务部，其他如发改委、外交部、交通部、证监会等等各部门在2010-2015年前后干部流失极为严重，也对原来的监管体系产生了冲击，无他，这些人都是骨干，太了解政策制定、监管了。

2018年后，中央部委干部离职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控制。

五是市场环境变化。

监管方变得越来越团结的同时，资本方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各路资方人马开始自相残杀起来——增量到顶、存量博弈的时代到来了。

比如2017年京东状告阿里垄断，2018年阿里称“假货在向拼多多转移”，接着阿里和京东一起针对拼多多等等，之后阿里系和企鹅系电商又相互给对方负面新闻添砖加瓦，斗得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互联网行业向各个领域的扩张后，大数据杀熟、培养习惯再收割等等玩法经过网约车、外卖后被民众熟知，互联网行业社会风评相比2015年有了巨大滑落。

上述五点相累积，到了2020年，监管和资方的攻守之势，变了。

天时地利人和，从互联网资本转到了监管部门。

一切，只等那个关键的信号——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发令枪已响。

04

中国的监管从来不会刻意针对谁，就像《电子商务法》强调的，线上线下交易行为一视同仁，希望实现的是更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更好的为人民谋利。

比如打假，在加强打假的同时，市场监管总局也在禁止职业打假。2019年11月，专门出台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

反垄断也是一样。

相比互联网企业，国资和传统行业反而是最先受到反垄断调查的，只是少有传播罢了。

比如被称为中国反垄断第一案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垄断中国宽带入网市场一案，2011年国家发改委就进行了调查，迫使两家承诺整改，放弃价格歧视，推动中国宽带网速更快、价格更便宜。

自此，中国互联网业才迎来了真正的腾飞。

而就在1月30日，市场监管总局刚刚开出2021年的第一个反垄断大罚单，对先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重罚1.007亿元。相比阿里三笔罚单才150万，堪称宽容。

正因为过去批判国企垄断、批判传统行业垄断，才有了今天可以向互联网等新兴垄断挥剑的基础。

垄断本无错，错在于是否利用垄断地位谋求垄断超额收益，限制和破坏竞争，而这正是我国反垄断法的两个要件。

可以垄断，但是要有利于市场、有利于人民，反垄断不是要反对企业做大做强，而是要反对为富不仁、大而作恶。

比如互联网领域，之前迅速扩张时国家一直提供各种便利，也希望中国产生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但是互联网企业做大以后利用大数据、用户优势倾轧对手、强迫收购，两头杀，那就不对了。

就像滴滴，打着更方便人民出行的旗号，前期补贴揽客，获得超过九成的市场垄断地位后，恶意调价，两头压榨司机和消费者，这样的不反对怎么对得起人民？

做饭需要买把刀没错，拿着刀去伤人，就必须执法了。

这次阿里反垄断之所以舆论这么大，也与公众情绪有关。很多企业为恶，大家虽然会骂，但心里觉得也正常。而阿里在大家印象中，一直是有底线的，对阿里的期待也是正向的，突然阿里一下子与民争利，才有了“屠龙少年变恶龙”的说法。

当然，也有可能是自媒体时代到来，使得阿里的传媒公关布局不再稳固，以至于负面消息越来越难压下。

正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也希望阿里经此波折，能够捡回那个屠龙少年的梦想，毕竟很多人都还记得“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豪言壮志。

国家也不想一锤子打死，正如对阿里巴巴展开调查时所说的，“加强反垄断监管，恰恰是为了更好规范和发展平台经历，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以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也是为什么，调查当天即结束。这是罚酒之前的敬酒。

我们是为了国家整体宽松的营商环境，暂且给一次自查的机会。如若敬酒不吃，那就得吃铁拳了。

今年3月1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即将在5月1日实施。而阿里今天的重罚，正是实施前的一记响亮的先声。

下一个，又会是谁？

05

时间拨回2021年1月20日。

怒怼监管风波时隔三个月，马云终于再次现身，线上出席了“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马云提到：“这段时间，我和同事一直在学习和思考，我们更加坚定了全身心投入教育公益的想法。”

对于1964年教师节出生的马云，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回归当一名老师的初心。

阿里的初心在何方？诸多互联网大佬的初心又在何方？

正如人民网发声强调的“从来没有什么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马云。”

希望诸多资本们，能够好好体悟，身处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梦想又是什么？

中国有最广阔的市场、最宽松的发展环境，但也有最严苛的底线，那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蚂蚁集团再次被约谈，何止是反垄断？

把资本关进笼子里，阿里的福报来了！

原创 学爸蛋总  超级学爸

全文共5800字，主要分为五大部分。

（一）接天价罚单，叫停湖畔大学

（二）从屠龙少年，到任性的恶龙

（三）掌控话语权，删团中央的贴

（四）办湖畔大学，信号非同一般

（五）中美拼内力，引导资本走向

（一）接天价罚单，叫停湖畔大学

昨天出了一个大新闻，那就是阿里巴巴接到了天价罚单，被罚182.28亿元，原因是从2015年以来，阿里巴巴滥用垄断地位，逼商家二选一。

其实昨天还有个小新闻，4月9日位于杭州的湖畔大学接到上级通知，停止了2021年的招生，何时恢复招生也没有明示。

里补充一些信息：湖畔大学隶属于湖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只有一个——浙江湖畔大学创业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法定代表人是马云。

此外还有两则一大一小的旧闻。大旧闻发生在2020年11月3日，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IPO蚂蚁金服上市被紧急叫停。

小旧闻发生在2020年12月10日，总用地两万亩的湖畔大学云南分校及梦想小镇项目，规划面临调整（可能要黄）。

一系列旧闻新闻串起来看，这事儿不简单，似乎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要出事。不过，据我观察，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倒是挺开心的。

开心的背后，我并不认为是大家幸灾乐祸，或者仇富心理，因为这几年马云和阿里的风评的确急转直下，从众人仰望的创业大神儿，变为一个人人声讨的资本家。

这个转变的过程，简单的来说是都是自己作的，一系列操作，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资本的傲慢和任性。国家再不出手，当年的屠龙少年，一定会变成恶龙。

2017年蛋总就写过，资本其实是个中性词，跟水、火、电、牲口一样，用好了可以为人类服务，用不好立刻变成无情的洪水猛兽。

资本也是类似，用好了可以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可以发展生产，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用不好，或者管理不好，会沦为某些人行凶的工具。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驯服资本，让资本为人类服务，永远是我们一项重要课题，除非共产主义彻底实现。

资本本身是不肯束手就擒的，必须得有个制约，就像马要带上嚼子，牛鼻子上要穿上铁环，河要修筑堤坝，猛兽要关进笼子（一定区域）。

资本也是一样，幼小的时候还好一些，甚至还要奶一口，但是发展壮大以后，必须框定合理的活动范围，必须是在人的驾驭之下。

不然一旦失控，伤人是小，搞不好我们都会成为资本的奴隶，那么红色江山也就改旗易帜了。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项本质区别，那就是人驾驭资本，还是资本驾驭人。

阿里巴巴的创立，我认为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开始习惯于网上购物，习惯于电子支付，也引领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注意，我说的是促进，而不是开创。人类生活方式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是一种必然趋势，马云的成功就是因为顺势而为，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

但不是英雄造时势。没有马云，也会有马雨（或牛云），没有阿里巴巴，也会有阿外巴巴（或阿里色色）。

中国14亿人口的大市场，叠加了信息和网络时代，诞生几个互联网巨头简直是太容易不过了，那只是早晚的事情。

马云要是能在梵蒂冈（常住人口800人），或者能在马尔代夫（人口44万）搞出阿里巴巴，那就我就承认“英雄造时势”。

再打个比方，中国的互联网如同一场跑步比赛，马云凭借过人的商业头脑，让阿里巴巴杀出重围，最后夺得了冠军。

但是不可以说，没有马云，没有阿里巴巴，这场跑步比赛就没有冠军了。只要是比赛，就一定有这个冠军，全国纪录可能不一样，或不如或更好。

阿里巴巴跟华为还是有所区别，区别就在于华为参加的是跑步世界杯，从落后到反超，PK掉的是世界通信巨头，纵然现在遭遇一些困难，那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打压。

美国打压华为的根本原因，那是华为真有核心技术，不仅仅在通信领域，还有芯片设计，甚至在光伏方面（逆变器）也实现了全球领先。

阿里跟华为还有个区别，华为是赚全世界的钱给国内，因为华为是员工持股。而阿里的是赚国内的钱给外国人，控股权虽然在马云团队手里，但分红股东主要是外资。

马云和马云们的问题，就在于成功太快，短时间内获得了太多的财富，获得了太高的社会地位，逐渐有些膨胀了，越来越任性了。

这种任性，并不是马云说了几句高调的话，说我最后悔创立阿里，说我对钱不感兴趣，说996是福报，也不是去拍装笔电影。

而是做了不合适的事儿，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成了滥用垄断地位的恶龙；第二，利润留给自己，风险留给社会；第三，结党营私，控制话语权。

（二）从屠龙少年，到任性的恶龙

垄断这个东西让人一言难尽。从经济规律角度看，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形成垄断，因为这就是赢者通吃、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2015年正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高潮，当时我就很悲观，所谓的“互联网+”创业最终都是BAT的菜。实际情况更悲观，能被BAT收购几乎是最理想的结果了。

因为他们不仅手握大量的资本，拥有最勤奋最优秀的码农，关键是掌握流量的入口，掌握信息的走向，掌握用户的数据包括隐私。

创业者面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如果项目不错，要么同意他们低价收购，要么人家自己另起炉灶，不要幻想靠一个想法外加资本杠杆就能创业成功。

阿里巴巴创立之初，的确有正面的意义，他们为了获取用户，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确让利于消费者，服务于商家，成为了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桥梁。

那个时候淘宝还真是帮助不少人实现了创业梦想，同时网店的出现让实体店的价格更加实惠，电子支付的出现让银行的服务态度更好。

但是久而久之，阿里形成了一家独大之后，形势就变了，形成了垄断，就开始店大欺客。一方面欺负消费者，一方面欺负商家，一方面欺负同行。

现在运营一个天猫店成本太高了。你不掏钱排名就不会出现在前排，而且掏钱的规则也类似于竞价排名，同类型的天猫店严重内卷，这些成本最终都转嫁到了消费者头上。

打个比方，淘宝和天猫就是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而阿里就是看场子的，在他们的平台，他们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第一，他们掌握了摊位的分配；第二，他们掌握了客流的走向；第三，他们甚至承担了网上工商局和税务局的职能，说开罚单就开罚单，说封你店就封你店。

这次被罚182亿，就是因为阿里要求商家，参加了618和双11活动时，只能在天猫和京东中二选一，最早出现在2013年。

阿里还曾经为了打压竞争对手（慧聪网），通过旗下的万网（域名管理公司），封停了对方的域名。

作为一个平台一旦形成垄断，对于消费者和垄断平台的合作伙伴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消费者和合作伙伴，在平台面前，没有了议价权，只能任人宰割。

对于国家来说也不是好事，一旦垄断形成，市场就没有了活力。简单来说，垄断企业躺着就可以获取优厚的回报（垄断利润），那么何苦要冒风险，何苦要创新？

资本的特性就是追求增值，因此资本是贪得无厌的，也是最讨厌风险的。如果能躺着挣钱，绝对不会站着。一旦垄断形成，会扼杀其他技术创新。

总之，阿里从打破地域垄断，实现网上网下竞争，给商家和消费者带来了实惠，但是消灭了大量实体店，让用户养成新的消费习惯之后，又开始滥用垄断地位。

再说说资本的无序扩张。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到了平台经济、互联网平台企业出现的新问题：

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害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

（三）掌控话语权，删团中央的贴

阿里可以说是财大气粗，触角伸向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通过买买买，疯狂跑马圈地，入股了一大批企业。

其中比较引人瞩目的是，阿里巴巴布局各种媒体，不仅仅收购入股了一大批媒体，签约了一大批媒体人和艺人，也成为微博的大股东，持有30.4%的股份。

首先是引流。你在微博上发帖如果有奶粉、纸尿裤等字样，微博上可能就会有相关广告链接，打开淘宝，也会有类似推荐，但是只是引流也就忍了。

你以为阿里只会控制天猫的中差评？他们在舆论操作上更是高手，既有大量明星和大V为其站台，又有算法的加持。微博简直快成了阿里系的一言堂了。

只要阿里一有负面新闻，微博的动作快得很，删博、控评、禁言、降热搜，四件套。我怀疑微博是不是有专门帮助阿里处理公关的部门了。

最典型的就是赵薇和台独演员戴立忍事件。赵薇的第二部电影《没有别的爱》演员阵容在网上引发了争议，不少网友指出主演戴立忍曾参加“台独”相关活动。

这件事有多过分？共青团中央于2016年7月6日发布长微博——“戴立忍及电影《没有别的爱》遭网友普遍谴责抵制”一文，竟然被秒删了（后来压力之下被恢复）。

这篇文章详述网友在天涯论坛发帖后被秒删帖事件以及戴立忍、水原希子等人的过往言行，而且都是客观陈述。

赵薇跟阿里的关系就不说了。一方面，赵薇跟马云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赵薇老公黄有龙是阿里影业的第二大股东。蚂蚁金服，赵薇也是股东。

最近一次人神共愤的操控舆论，是蒋凡出轨事件。蒋凡现任淘宝、天猫、阿里妈妈事业群总裁，天猫法定代表人以及董事长兼总经理，还曾是阿里合伙人，阿里健康法定代表人等。

2020年4月14日，网名为“花花董花花”的女士在微博上发文喊话网红张大奕，让对方别招惹自己老公，否则就不客气了。

迅速有网友表示“花花董花花”是天猫总裁蒋凡的夫人，且与蒋凡育有一儿一女，所以网络上迅速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讨论。

然而，事件的走向出人意料，正当网上各种讨论正酣之时，风向骤然急转。疑似蒋凡的妻子的微博被限流并禁止评论，张大奕那边也禁言。

随后，网上几乎所有关于此事的各种文章和帖子被删得干干净净，各个网站的热搜也被撤下，不得不让人深思。

这次事件，令人细思极恐有三点：阿里高层可以随便把一个资质普通的女孩捧成第一网红（张大奕），第二，资本控制舆论的能力惊人；第三，阿里的价值观有很大问题。

蒋凡丑闻曝光之后，阿里一众大佬包括马云，竟然用实际行动为蒋凡站台，一起来到杭州千岛湖中心湖区猴岛水域欣赏风景。

（四）办湖畔大学，信号非同一般

阿里不仅仅控制舆论，甚至还涉嫌结党营私——一群资本大佬办了一所湖畔大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这所大学，由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九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等共同发起创办。

但问题是，这不是一个正经大学，而是一个以马云为首的新组织，有互联网创业成功人士，有各行业的商业精英和领军人物，还有各种富二代，涵盖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入学则需要三位保荐人，其中至少一位指定保荐人。说白了就是混圈子，而保荐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筛选可靠且有用的人。

此前一直有报道称，马云希望政府官员、军人、体育、艺术家等能够进入湖畔大学。而目前，湖畔大学已经由民企向体制内输送人才了，而且直接处级起步。

湖畔大学只是他们结党营私谋求政治权力的一种方式，还有更直接的方式，那就是拉拢关键岗位的干部入伙。

比如2014 年，杭州金融办原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2004年6月起，他任杭州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杭州银行副行长、董事会副董事长、行长等职。

2015年，原商务部驻澳使馆商务处一秘欧阳澄加盟阿里，成为阿里研究院跨境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更讽刺的是，2016年，原商务部反垄断局调查员杨建辉，成为阿里巴巴的资深专家，这招够狠，雇佣反垄断高官来反垄断。

2016年，阿里巴巴把最高法的墙角给挖了，原最高法新闻局副局长孙军工加盟阿里巴巴，成为阿里公共事务部副总裁。

虽然说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我担心的是，资本家们利用金钱的诱惑，不断腐蚀拉拢党员干部，建立游说体系，干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大家可以想一想，蚂蚁金服的上市工作，原本一直很顺利的，审批一直很顺利，但100倍的杠杆问题，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会通过层层审批？

马云的曾说过一句话，我们曾经认为是一句顶级装笔用语，那就是：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

但这也正是他的可怕之处，他对钱不感兴趣，那这个问题更不好办。还是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一针见血：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五）中美拼内力，引导资本走向

再说说中美博弈视角下的阿里巴巴。刚才说了，阿里巴巴是一家中国互联网巨头，控制权在阿里巴巴团队，但是股东却大部分是外资。

蔡崇信其实也是个外国人，祖籍浙江湖州，出生于中国台湾，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来成为了加拿大人。

所以阿里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成为中国互联网巨头，但实际上却是个外资占大头的公司，虽然在中国纳税，但净利润才是大头啊。

但是阿里会宣传，说带动上下游产业纳税2581亿元，创造就业机会4082万个。换句话说，好像制造业产生的税收和岗位，都成了阿里的功劳。

外资占比这么高，公开的说法是，阿里找不到国内融资，不得已卖身孙正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只是阿里的公关的结果。

而事实是：马云及阿里巴巴当时的融资团队一开始就没有把国内投资人及企业作为融资目标，不是融不到，而是看不上。

阿里巴巴最大的受益者是无疑日本软银的孙正义。但是他从国内分红和套现之后，在5G的问题上却拒绝了华为，选择诺基亚作为自己的合作商。

最近，他一直在从阿里巴巴套现，然后贴补他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亏空。最近20年，他的投资一直不顺，投啥亏啥。

原本我以为，反垄断会在突破美国封锁之后，不过现在出手也好，把垄断利润给它没收了（留在国内），也省得有人拿到国外去资敌。

在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有些事情突然变得很敏感，比如阿里掌握有十亿中国人的详细信息，从财产到人脸，从生活习惯到个人隐私，从家庭住址到人际关系……

不管咋说，国家对阿里巴巴开出182亿的大罚单，吃瓜群众还是挺过瘾的，蛋总也觉得这是个三赢的局面。

第一，对阿里巴巴来说是个福报，给它敲敲警钟，划划红线，是为了让它找准自己定位，认识到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

第二，对国家来说现在动手正是时候。当前，中美博弈正酣，关键是两国内里的比拼。而垄断对创新创业有重大抑制作用，反垄断可以有效激发创新活力。

还记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吧，当时明确了2021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这项工作，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国内资本过多聚焦于流量变现，而不注重原创性和基础性创新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不去搞创新，反而去抢小菜贩的饭碗。

更重要的，我很担心资本力量对舆论的控制，对隐私的滥用，对体制渗透，对金融安全的绑架，就像东林党那样成了气候就麻烦了。

第三，对吃瓜群众来说，终于有人替我们出气啦。羊毛出在羊身上，资本家所赚取的利润，无非是本企业打工人的剩余价值，以及我们这些韭菜们。

我来打个赌，这篇文章在微博上发不出去。我上一篇写马云的文章《当马爸爸的蚂蚁金融帝国，遇到了社会主义监管》，发出去小半年了，阅读量只有十几，读者完全看不到，或者说没有权限。

这将更加证明，国家出手正当时，而且仅仅是开始。

蚂蚁集团再次被约谈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就金融管理部门再次约谈蚂蚁集团情况答记者问

2021-04-12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2021年4月12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再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代表四部门就约谈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金融管理部门再次约谈蚂蚁集团有什么考虑？

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切实防范风险。要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自去年12月份四部门联合监管约谈以来，蚂蚁集团建立专门团队，在金融管理部门指导下制定整改方案，积极开展整改工作。此次金融管理部门再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有关人员，主要是要求蚂蚁集团必须正视金融业务活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整改工作的严肃性，对标监管要求和拟定的整改方案，深入有效整改，确保实现依法经营、守正创新、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本源，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在符合审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加大金融科技创新，提升金融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问：蚂蚁集团整改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蚂蚁集团整改工作启动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就整改措施与蚂蚁集团进行了深入沟通，并督促蚂蚁集团形成了全面可行的整改方案。

整改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纠正支付业务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支付方式上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权，断开支付宝与“花呗”“借呗”等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纠正在支付链路中嵌套信贷业务等违规行为。二是打破信息垄断，严格落实《征信业管理条例》要求，依法持牌经营个人征信业务，遵循“合法、最低、必要”原则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保障个人和国家信息安全。三是蚂蚁集团整体申设为金融控股公司，所有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全部纳入金融控股公司接受监管，健全风险隔离措施，规范关联交易。四是严格落实审慎监管要求，完善公司治理，认真整改违规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控制高杠杆和风险传染。五是管控重要基金产品流动性风险，主动压降余额宝余额。

金融管理部门将督促蚂蚁集团切实落实整改方案，把握好工作节奏，保持业务连续性和企业正常经营，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体验不下降，持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问：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如何加强平台企业金融监管？

答：金融管理部门将坚持公平监管和从严监管原则，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一是坚持“金融为本、科技赋能”。平台企业开展金融业务应以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为本，不能使科技成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保护色”。对于违规经营行为，依法严肃查处。二是坚持金融活动全部纳入金融监管。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优化监管框架，防范监管套利。三是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依法加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市场垄断，保障数据产权及个人隐私；同时把握好平台经济发展规律，提升金融服务体验，巩固和增强平台企业国际竞争力。

金融管理部门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继续支持民营资本依法开展金融科技活动，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民营资本的市场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问：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在加强国际金融科技监管合作方面有何考虑？

答：近年来，金融科技与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金融体系普惠性、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其具有跨界、混业、跨区域经营等特征，风险传染速度更快、波及面更广、负面溢出效应更强，对金融监管形成了新挑战，成为世界各国监管部门共同面对的新问题。

世界主要经济体监管部门对此高度关注，并已采取实际行动，作出监管调整和政策响应。在监管理念上，遵循“同样业务、同样监管”的原则，致力于在促进金融科技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在监管方法上，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提升风险监测感知能力和穿透式监管能力。在监管内容上，强调个人信息保护及反垄断。例如，欧盟2018年实施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加快推进《数据治理法案》；美国近年来连续发起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德国在2020年通过《反对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正案等。

中国金融管理部门愿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在反垄断、数据监管、运营管理、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制定金融科技监管规范，加强监管协调，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安全的金融科技生态环境，提升金融业创新能力，同时防范跨境监管套利和金融风险跨境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