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逃税的千年战争，中国能打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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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爆发了一场令全球震惊的黑天鹅事件，国际调查记者协会（ICIJ）公开了1340万份被称为“天堂文件”的财务报告，很多政要和富豪为此坐立不安。

在这份名单中的人，有特朗普内阁成员、加拿大总理的助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

“天堂文件”的大部分内容来自百慕大的毅柏（Appleby）律师事务所。这家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律所的官网上写着，其业务是“为全球公营及私营公司、金融机构以及高净值个人提供离岸法律意见”。

一大批社会名流和知名企业的避税行为被暴露在阳光下，让我等搬砖族眼界大开，不禁感慨，有钱人真会玩。

据统计，全球最富有的26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世界收入较低的一半人群的财富总和。

财富的鸿沟已经让人们对人类社会公正产生怀疑，而避税更是加剧了大众对精英阶层的认知，原来偷鸡摸狗的勾当，他们也是得心应手。

这不得不让人想到这两年最流行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内卷”。

英国经济学者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通过数据计算得出一个结论：

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总量的33%，整个欧洲的总和不到25%，而美国与日本加起来也才占4.8%。

满清的经济在全世界一骑绝尘，同时却依然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饥民流离失所，起义接连不断。

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八旗军队打下的，功成之后，八旗子弟自然就骄奢淫逸，作威作福。于是，底层百姓只能在最有限的资源里生存和夺食。

等到成千上万的人都饿了肚子，就有了之前的“闯王来了不纳粮”，之后的“天下一家，同享太平”。

千年来，农耕文明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被锁定在万古如长夜的内卷中。

直到新中国的土地革命，将吃人的封建剥削和宗法制度一举铲除，我们才迈进了新的历史征程。

时间流转，曾经的问题再度摆到了人们面前，贫富的分化肉眼可见地夸张，各行各业都在内卷中挣扎。

福报发源地有人频频讲金句，最接轨国际的城市有人加班猝死，996、打工人、奋斗逼……一个个热梗背后折射的是，时代铁幕下的年轻人无法自救的彷徨。

新世纪的昂扬随着父辈们的草莽青春一同远去，加固的文明幻景让历史的隐忧浮上水面。

清醒的一部分人喊出了入关的口号，它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词，仿佛万能解药，只要入关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另一部分人则说根源还在我们自己。只是现在不可能再来一次强制剥夺财富，我们只好寄托于程序上的操作——税收。

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通过税收，可以调节社会的收入分配，让富者不至于太富，让穷人不至于太穷。

英文里也有句老话，人生有两件事不可避免，一个是死亡，另一个是纳税。而有钱人对此恐怕并不赞同，因为他们会选择逃税。

1932年10月26日4点10分，巴黎的一个警察小分队突袭了位于香榭丽舍大道的一栋住宅，那里是瑞士巴塞尔商业银行的秘密办事处。

警方很快找到了他们想要的证据——银行保密信息。这是一份1300名逃税客户的名单。

两周后，国会展开了激烈辩论。各方代表强烈愤慨，要求把名单交出来。

而手握银行客户名单的社会党领袖菲彬·阿伯丁不敢把名字公布出来，只好打着官腔说，名单上有2名主教，12名将军，部队总审计长官、3名参议员、法国标致家族……等等。

国会中的一名共产党员站出来说，政府对逃税的富人竟然采取如此宽大处理，而一个犯欺诈罪的小商贩却要受三年牢狱之灾。

早在上世纪20年代，瑞士的银行家们就开始大张旗鼓地满世界打广告，说可以帮助企业家偷税避税，搞得瑞士的外交部长都担心别的国家会进行打击报复，不得不催他们低调点。

这次丑闻出来后，为了平息民愤，法国财政部长承诺“会采取政府可以采取的一切手段”打击逃税行为。

瑞士则拒绝了法国要求的合作，在一份官方保密文件中这样写道：“我们是绝对不会协助法国方面人员进行司法合作调查的，这会对存在瑞士银行的外国存款业务造成非常不好的反响。”

法国人知道自己碰到了硬茬，决定来一次硬碰硬，二话不说将两名巴塞尔商业银行的两名官员抓了进去。

很快，瑞士的媒体就行动起来，大写特写法国警察铁拳重击，说这是一场仇恨之战，把瑞士粉饰成一个被霸凌的对象，但对逃税的问题却只字不提。

不仅如此，瑞士的银行家们特别会包装自己。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传说盖世太保渗透进瑞士银行，想找到犹太人的存款细节，而瑞士银行则想办法帮犹太人逃脱纳粹的掠夺。

实际上对犹太人进行掠夺的，是瑞士自己。1939年，二战爆发，许多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的追杀，翻山越岭来到瑞士边境。

然而除了少数有钱的难民能够进去，大多数都被拒之门外，有一个德国犹太商人是变卖了在柏林的所有家产，才换取了一本瑞士签证。

瑞士银行打造神话故事的原因，无非是想阻止各国政府对自己的审查。

与瑞士相比，真正的资本主义帝国，更加野心勃勃，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网络帮助富人避税。

大萧条摧毁了自由金融秩序的美梦，在凯恩斯主义的黄金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加强了金融监管。

金融家的喉舌自由主义学者们，开始恶意地攻击凯恩斯。于是，一种开始于伦敦金融城，后被华尔街所拥护的思想，逐渐成为这个世界的灾难之源。

1947年4月，一位瑞士信贷高级官员阿尔伯特•哈诺德在瑞士日内瓦的朝圣山度假村召集了36位学者开会。

在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的著名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领导下，展开了关于自由主义复兴的斗争。

哈耶克说，我们必须培养和训练我们的自由战士军队，在不断地努力和对自由的信仰下进行斗争。这次会议产生的朝圣山学社成为全球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

参会的人当中，有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的思想启发了撒切尔和里根，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来源。

二战以后，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一哥的地位不断走弱，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日薄西山岌岌可危了。

1986年，撒切尔夫人平地一声惊雷，突然解除了对伦敦金融市场的监管，打响了新自由主义革命的第一枪。

当人们以为英镑这艘巨轮即将沉沦的时候，伦敦金融城在海外却找到了一艘更适合航海的船只——欧洲美元。当曾经的老大帝国的殖民余威即将消失的时候，伦敦金融城纷纷化身为离岸岛，以金蝉脱壳的方式活了下来。

在风景优美的加勒比海上，有一群“强盗”在这里纵情人生，只不过他们的名字不是杰克船长，也不是巴尔博萨船长。

他们是来自谷歌、微软、和记黄埔、BAT等大公司的富豪们。

这些都是日不落帝国遗留的福利，14个小岛国成为了英国的海外领地，并效忠英国女王。

其中的安圭拉岛、百慕大群岛、维京群岛、直布罗陀、蒙特色拉特岛等，都是秘密司法管辖区，和伦敦金融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开曼群岛最开始没有银行，没有电话系统，也没什么商店，等发布了第一部信托法后，短短几个月国际长途就接到了这里，机场可以让喷气式飞机随意起降。

英国对这些管辖区牢牢控制，但又不希望别人看出来有控制的痕迹，比如他们会对外说，泽西岛政治上是自治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做主。

在帝国的废墟上，一个新的金融帝国正冉冉升起。

分散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司法管辖区，构成一个巨大的避税天堂，为富人们提供安全、免税、无管制和保密的金融服务。

根据英国的研究机构，Tax Justice Network的调查统计，全世界主要国家为了避税而转移到避税天堂的总资产大约有21万亿美元（1970-2010资产转移累积总量）

在避税天堂避税有很多玩法，最经典的是信托。简单理解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

关于信托，最著名的当然是比尔·盖茨的骚操作了。

盖茨曾因为捐出家产被作为道德楷模在国内大吹特吹，实际上他为了逃避美国巨额的遗产税，就成立了家族慈善基金，这也是一种信托，让自己的子女当管理人，子子孙孙享用不尽。

有一年他来中国，劝富豪们把家产都捐出来，结果兜了一圈，吃了闭门羹，没有人想见他。

这是骗子把别人当傻子的故事，中国又没有遗产税，富人们又没老年痴呆，凭什么会把钱给你？

信托的玩法已经很久了，据说起源于11世纪的英国，在宗教笼罩的年代，封建君主不能对教士收税，于是，大批民众为了逃税纷纷加入教会，并将土地进行捐赠。

这当然损害了领主们的利益，英王亨利三世于是颁布了没收法，将捐赠给教会的土地通通没收。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教会反手就来一个“用益权法”：想把土地捐赠给教会的人，生前可以立下遗嘱，把土地捐给第三方，人死后第三方可以代教堂管理，子女可以享受土地财产的收益。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套路，中国人搞这个把戏比英国人还要早。

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可谓是妇孺皆知了。别人都说富不过三代，范氏家族却绵延千年，出几百个进士。

秘诀就在于家族信托，范仲淹将自己家里的千亩良田捐出去，成立了“范氏义庄”，并且规定，只要是范氏族人，不论男女，可以领钱领粮领布，还有婚姻补助、教育补助、丧葬补助等等。

为了避免范氏义庄零落萧条，范仲淹规定任何土地屋舍不得买卖，哪怕是族长也没有这个权力。

换句话说，你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通过这个方式，在清末宣统年间，“范氏义庄”的义田达到了5300亩的巅峰。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过度的贫富差距必定会令社会产生危机，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正是来源于此。

这时候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阶级严重固化、由几十个富可敌国的“强盗大亨”主宰的社会。

集中体现财富疯狂的，是摩根财团的崛起。摩根控制了35家银行和保险公司，60家非金融机构，包括美国钢铁公司、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

摩根飞扬跋扈，公然藐视国家的反托拉斯法，他在酒会上告诉客人，新总统已经向他保证，对于所有解散托拉斯的商谈，总统只会做“绅士该做的事”。

偶尔遇上政府不太听话，托拉斯们就会时不时敲打一下。

1907年，摩根为了给政府点颜色看看，在金融市场上制造了一场恐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是拿出了2500万美元给摩根支配，希望摩根来稳定市场。

可是市场仍然动荡，这时总统才意识到，摩根是想从白宫这里拿到更多。无奈之下，批准了美国钢铁公司吞并田纳西州煤炭和钢铁公司，尽管这个收购严重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市场恢复了平静，摩根受到了广泛赞誉，而政府的反垄断律师们陷入了绝望。

政府决心反击，国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进行银行改革，然而这个委员会一开始就被摩根家族控制了。

在1911年的一个夜晚，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表在白宫与塔夫脱总统会面，强力阻止了国家银行法的执行，金融市场彻底变成了赌博游戏。

金融精英的力量越来越牢固，富人交的税越来越少，直到1929年的来临。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职，他决定发起一次对华尔街的“战争”。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富人集团的讨厌：

“在我们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势力如此团结一致，来反对一名候选人，就像他们在这儿一样，他们一致地仇视我——我欢迎他们仇视我。”

光喊口号是不行，他首先举行了一场银行听众会，在检察官的指挥下，华丽的摩根大厦被公开，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个高度机密的世界，原来充满着淫秽和贪婪，是如此地肮脏和丑陋。

群众怒了，这次听证会变成了一场人民审判，一位从小在贫穷中长大的意大利移民揭露了政府和企业的私下交易，美国人穷困潦倒之时，摩根不仅骄奢淫逸，还不缴纳一分钱的联邦所得税。

第二天，富人逃税的新闻传遍全国，华尔街彻底跪了。

6月，罗斯福趁热打铁，签署一项法案，严格将投资公司和商业银行分开，后者只能做储蓄业务。华尔街立刻开始抗议，在但愤怒的人民的注视下，他们没有得逞。

接下来，罗斯福积极支持工会并提高工资，用人民群众的力量与资本家搏斗。此前，富人缴纳的税率只有24%，罗斯福一下就提高到了63%，然后是79%。

美国迎来了黄金时代，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更加平等。

但华尔街的幽灵却并未死去，他们总想废除战后的新政，新自由主义席卷而来，他们说“租税是一种盗窃行为”，他们钻法律空子，大搞信托和民间基金，有钱人通过慈善捐赠，可以把税率降到30%。

1981年执政的里根信奉新自由主义，并且喊出了那句名言：“政府不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五年后，里根签署租税改革法案，废除了累进税，实行所有工业国家中最低的最高边际所得税——28%。

即便如此，富人们依然不满足，随着高收益债券、套利交易、衍生产品这样的金融创新，由于背后依赖极度复杂的金融模型，这项古老的赌博逐渐披上了科学的外衣。

有了政策放松和这样的智力基础，华尔街又开始放飞自我了，直到2008的来临。

如今，想对富人课税越来越困难，2012年，法国政府将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到75%，结果有近5000名千万富豪选择加入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个税税率只有13%。

2018年，法国痛定思痛，发布企业减税措施，但却奇葩地提高了柴油税，结果黄马甲上街了。

我们历史上也有这样的经验，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抑豪强的历史，但凡成功的就能国祚长久，而失败了就会人亡政息。

汉武帝时期，刘彻曾亲自主持一场声势浩大的“告缗运动”，所谓告缗，就是检举偷税偷税的不法商人。

这同样是一场群众运动，举报人可以获得被举报者财富的一半，效果相当了得，以致于带动了全国性的举报之风，对于那些拒不执行命令的官员，他也没有放过，比如，他亲自下令处死了阻挠告缗的右内史义纵。

通过割有钱人韭菜，富商大贾们一蹶不振，全国的贫富差距也被迅速拉小。

另一位比较生猛的人是曹操，初出茅庐任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有禁者不违权贵，连得宠的权宦蹇硕之叔也敢杀，后来通过税制改革，切断农民对豪强的投附，恢复经济，统一北方。

教员在《浪淘沙·北戴河》里，忽如其来的一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也恐怕大有深意，这不仅是致敬曹操，“换了人间”更可能是一种忧虑，担心某种力量又要回来了。

2018年，中国将正式采用CRS，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交换税务和财务信息，全球化征税时代到来。

税务透明化已是大势所趋，老牌“避税天堂”风光已经不再，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只是，我们前面只谈及赢了是什么后果，但还没说输了会怎样。在封建时代，一旦抑制豪强失败，往往就是王朝动荡，人间浩劫。

曹魏之后的晋朝，面对豪强不仅彻底落败，甚至规定了依附豪强的佃客的法律地位。

之后发生的事情，人尽皆知，五胡乱华，南北割据，连连战争，生灵涂炭，秦以来的大同理想彻底幻灭。

而等待下一次的光明，需要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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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有钱人这样避税》，古拉斯·谢森

《顶层社会：被超级富豪操控的世界》，琳达·麦奎格/尼尔·布鲁克斯

《不公不义的胜利》， Emmanuel Saez / Gabriel Zuc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