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与国内大循环的历史起源

贾根良 · 2021-04-19 · 来源：贾根良经济学

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赤字开支从中国进口物资不仅缓解了“大封锁”所导致的严重物资短缺，稳定了其物价，而且，在新冠疫情过后，美国将继续利用中国对美大量贸易顺差为其“绿色新政”的赤字开支提供物资保障，并与中国目前“藏汇于民”的政策相配合，向中国倾泻美元，掠夺中国实际经济资源，目前中美贸易的这种局面是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道而驰的。

摘 要

2020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下，我国贸易顺差创出五年来新高，利用外资规模创历史新高，媒体和人们对此不以为忧，却反而沾沾自喜。但实际情况却是：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赤字开支从中国进口物资不仅缓解了“大封锁”所导致的严重物资短缺，稳定了其物价，而且，在新冠疫情过后，美国将继续利用中国对美大量贸易顺差为其“绿色新政”的赤字开支提供物资保障，并与中国目前“藏汇于民”的政策相配合，向中国倾泻美元，掠夺中国实际经济资源，目前中美贸易的这种局面是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道而驰的。但愿本文能促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决策层猛醒，从锁定在“国际大循环”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这是迈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性一步。

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适度的贸易顺差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造就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因而使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失为国家富强的一种道路。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导致了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正是这种革命，使赚取贸易顺差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从合理走向了“背理”，从而使我国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成了一种“使己受损”和“自讨苦吃”的发展战略，这就是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起源：只有用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替代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和引进的外资，以国内大循环作为经济增长强大发动机的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才能使我国继续走向繁荣富强。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将我国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性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对一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影响，阐明了对外贸易是“经济成长的发动机”的传统理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不再成立的理由，讨论了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对国家财政能力、国民财富的净福利、特别是对“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探讨了实施这一新战略必须满足的条件以及实施的步骤。

关键词：布雷顿森林体系，国内大循环，新发展格局，财政，国家货币

货币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现代经济是货币型经济，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所导致的财政货币制度革命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颠覆性影响，终其一生，他也无法明白我国为什么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文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将我国这种新发展战略的历史起源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对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影响。论文首先讨论赚取贸易顺差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为什么具有合理性，然后论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如何导致了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扼要说明这种革命对国际贸易的颠覆性影响，阐述它是如何使我国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从合理走向“背理”的，最后则论证实施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为什么是走向国内大循环的必然选择，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国家致富的逻辑

要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所导致的财政货币制度革命以及由此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我们首先就必须从贵金属货币和金本位制谈起。

在西欧重商主义时期(15世纪至18世纪下半叶)，由于西欧各国国内发行的硬币以及银行券是以其含金量为基础的，而且国际贸易也是以黄金结算的，因此，当时的西欧各国注重适度的贸易顺差是有其合理基础的，这是因为，“如果一国长期发生贸易逆差，就会导致黄金外流，这不但将导致本国货币的对外贬值，更严重的是将产生通货紧缩、利率上升和资本短缺，从而使商品生产无法扩大，生产、就业和消费都会萎缩，国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之中。相反，贸易顺差所产生的黄金流入可以使盈余国增加更多的投资、增加就业和提高工资，而由黄金流入所导致的本国货币升值不仅使进口原材料更便宜，而且企业如果要保持或增加出口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又将带来更多的黄金流入，从而使生产、就业和消费在更大规模上展开，由此带来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1]但是，晚期重商主义对于适度贸易顺差的注重从没有采取过“尽可能多地多卖和尽可能少地少买”的措施，而是将其作为推动高附加值制造业发展的手段。[2]

在世界经济史中，英国最早在1717年实施金本位制,但直到1816年才在制度上给予正式的确认,从而使金本位制正式建立，此后，一些国家陆续加入到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谓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因此，加入到金本位制的国家之间的汇率就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来决定。英国在实施金本位制之后，其货币或银行券的发行比以前越来越更严格地以黄金储备作为准备金，但是，适度贸易顺差推动国家致富的逻辑并没有改变。

然而，这种从19世纪初开始逐步建立的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轰然倒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前，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联合英国于1944年7月召集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举行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了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构建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秩序，史称“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金本位制的一种变种，它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其货币以可调节的固定汇率制与美元挂钩。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就像在金本位制之下一样，金融当局通过随时准备买卖黄金或美元以调节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任何供需失衡，并有效地将本国货币的价值与黄金和美元挂钩。为了进行这些干预，中央银行(或类似的机构)必须维持足够的黄金(或美元)，以支持固定汇率下的流通货币。一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只能通过对其持有的黄金或美元加杠杆来发行本国货币，因此，其货币发行或财政支出能力受到了维持外部平衡的目标的限制，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政府开支和信用创造实际上与私人部门一样都要受其融资能力的支配。这也就是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当政府购买除黄金以外的任何东西时，可以说，他们必须有银行存款来支付。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政府被禁止简单地印钞票来支付它所购买的东西。除了黄金以外，政府用于开支的其他任何东西都需要由税收或借贷来支付。因此，政府在美联储账户上的支出需要不断地被税收收入或借款所弥补。”[3]在这种货币制度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只能通过获得更多的黄金或美元来增加本国货币供给，政府的财政开支都必须通过税收或发债来“融资”。

由于美国政府承诺以固定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黄金和美元就构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各成员国调节其国内经济以及它们相互之间贸易的共同的货币框架，因此，拥有足够的黄金或美元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贸易顺差是建立一个国家黄金储备或外汇储备最可靠的途径，因为一国出口越多，顺差就越大，获得的黄金或美元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贸易顺差国可以发行以黄金或美元作为币值稳定基础的本国货币就越多，私人部门的收入也就不断地得到提高，失业率降低，政府的财政开支能力也因其税收增加而得到提高，因而，贸易顺差导致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这就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出口导向型经济获得成功的原因，这也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黄金作为国际贸易通货情况下英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原因。[4]

我们知道，在金本位制之下，贸易逆差导致黄金外流，因为各国都用黄金支付进口。为了防止黄金储备的流失，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黄金回流，但利率的提高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和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同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逆差国由于进口增加导致汇率贬值，从而无法维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因而不得不实施国内紧缩，采取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和紧缩财政开支等措施，以维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这就必然导致失业增加，工资停止增长甚至降低。正是由于紧缩，工资停止增长或降低等成本降低的作用，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得到恢复，出口增加，汇率升值，贸易恢复平衡。虽然逆差国也可在一定幅度内调整固定汇率，但逆差国如果多次依靠这种办法，必然会发生外汇危机，因此，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不允许的。

但是，正如“特里芬悖论”所表明的，在这种“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为了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就必须使用美元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这就要求美国必须通过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地为成员国提供美元供给，但这却又与美元的币值稳定产生了冲突，因为如果要稳定美元币值，美国又不得不通过国际收支顺差增加黄金储备。因此，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就越来越赶不上美元发行的数量，这就使得美元与黄金按固定兑换比率相“挂钩”的制度日益难以维持。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和无法克服的矛盾。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上述困境削弱了人们对美元价值的信心，导致人们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需求增加，而黄金储备的减少，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有关美元价值被高估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与越南战争等相关的美国财政赤字开支最终导致了美国经济的过热，引发了美元的流动性在全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许多国家担心其不断增加的美元持有量的价值面临持续贬值风险，并对美国是否能够无限期地维持黄金的可兑换性表示质疑。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由于贸易顺差，纷纷将美元贸易盈余从美国不断兑换成黄金，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面临着耗尽黄金储备的境地。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这种美元盯住黄金、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因此，1971年8月15日，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不再接受按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比价从美联储兑换黄金，大约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巨变对国际贸易和国家发展战略将产生何等影响?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继续考察这种巨变所导致的货币制度变革。

二、国家货币制度的重大变革与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黄金)与名义货币之间的联系最终瓦解了，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黄金非货币化极大地改变了主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其财政能力，因为它再也没有必要通过购买黄金发行货币，从这时起，各国政府就开始使用本国法定货币(或称作主权货币、国家货币或不兑换货币)作为其货币体系的基础，这就使得“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国家货币制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5]为了简化对其运转机制的说明，笔者以一国在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货币供求为例对此加以说明，随后我们就会看到，在开放经济或国际收支不平衡情况下，这种分析仍是成立的。

笔者首先要对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私人部门作为总体，其净货币收入的增长或净金融资产的增加将来自何方?有人说来自税收，但缴纳税收的货币又来自何方呢?显而易见，这必定来自货币发行者。在现代国家中，这个货币发行者只能是作为货币发行垄断者的主权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只能是中央政府，而不包括地方政府。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属于中央政府机构，中央银行不仅必须应私人部门而且也必须应一国财政部的生产和服务活动的需要增加(基础)货币供给，但其货币创造的性质却截然不同：财政部通过财政开支创造作为私人货币收入的通货(现金和银行准备金)，而中央银行则主要是通过再贷款等“出借”通货，但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对私人部门的借贷不仅不能增加私人部门的收入，反而会因收取再贷款利息而减少后者的金融资产，因此，只有主权政府的财政开支(货币的公共创造)才能创造私人部门的净货币收入或净金融资产。[6]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恒等式：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私人部门的净金融资产=私人部门的净货币收入。这说明，只有在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税收的时候，也就是在赤字开支的情况下，作为整体的私人部门才会有净货币收入的增加。因此，在国际收支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常态，财政收支平衡或财政盈余是罕见的例外。显而易见，政府赤字开支成为私人部门的财源，而不是税收和政府向私人部门的借贷成为政府财政开支的财源，这种不可否认的事实颠倒了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逻辑，带来了国家财政的革命，笔者通过下面的比较来说明这一点。

在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假定一国经济持续处于国际收支平衡状态，那么，该国政府的中央银行只能通过购买本国私人部门新生产的黄金增加货币供给，政府财政开支只能通过增加税收或向私人部门发售国债而融资，当财政开支等于税收时，财政平衡;当税收不敷财政开支之时，就会出现财政赤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通过向私人部门发售国债将私人部门手中的金融资源转移到政府手中，在弥补其赤字的同时，增加了对实际经济资源的支配。因此，在这些货币制度下，财政赤字确实代表着通常意义上的“债务”或“亏蚀”的含义，政府赤字开支将会挤出私人投资。

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黄金已非货币化，如果一国经济持续处于国际收支平衡状态，那么，该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只能通过主权政府的赤字开支而实现，因为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或向私人部门发售国债进行财政开支只不过是将金融资源从私人部门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并不能增加货币供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主权政府完全摆脱了黄金货币化对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赤字开支一举两得，它不仅增加了政府财力，而且也导致了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入”，因为政府的赤字开支增加了私人部门手中可用于投资的货币。因此，“财政赤字”的概念是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过时”概念。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财政赤字不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债务”或“亏蚀”的含义，而是以“债务”形式伪装的货币供给，因为如果财政赤字过小，就无法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就会发生通货紧缩、私人债务激增和经济停滞。国家货币制度的重大变革导致了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法定货币体系下，与商品货币不同，“国家货币”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一种交易手段总是受欢迎的，因为它可以按照约定兑换成具有固定价值的黄金。因此，要让“国家货币”这种本来毫无价值的货币在交换中被接受，就必须引入一种动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动机，原因就在于主权政府有权力要求其私人部门向国家交税，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税收驱动货币”理论。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货币被接受的根本性原因是国家作为暴力机器强制力的结果。[7]

其次，考虑到对币值的商品支持(黄金)和政府开支能力之间的关系被抛弃，而政府是其法定货币发行的垄断者，因此，主权政府(中央政府)的开支是独立于其收入的，换言之，主权政府的开支与税收已经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财政开支必须使用税收和债券销售为自己的开支进行“融资”，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财政部的开支已完全不再受黄金本位的限制，其他国家也没有必要再维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发行自己主权货币的政府不再需要使用税收和债券销售为自己的开支进行“融资”。实际上，无论是从历史上说，还是从逻辑上讲，主权货币政府都只能在通过财政开支创造货币后，私人部门才能使用其进行征税。换言之，主权政府通过财政开支创造货币，并通过税收回笼货币。主权政府的税收具有很多功能，但唯独不具有作为主权政府财源的功能，但税收却是地方政府的财源，因为地方政府是货币的使用者。

再次，主权政府的开支没有财政能力的限制，但要受到实际经济资源的限制，只要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赤字开支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8]主权政府的开支没有财政能力的限制意味着货币发行者永远不可能无法支付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商品，它也永远不可能无法支付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国家债券。2020年，由于疫情冲击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由此引发了许多人对美国财政破产的担忧。例如，有三位学者认为，多年以来随着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扩张，美国债务快速积累，美国可以说是在向国家破产的方向上加速前进。在他们看来，国家破产是一个主权国家因为资不抵债或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而导致的危机，因此，他们呼吁，美国存在国家破产的可能是一个需要全球各国认真思考的问题。[9]然而，这三位学者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混淆了使用货币的主权国家(欧元区国家)与发行货币的主权国家(欧元区以外的国家)，混淆了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和以本币计价的债务的区别，欧元区国家和发行以外币计价债务的国家在债务高企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着国家破产的可能，但美国不存在这种可能。

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导致了国家财政和货币制度的革命。在税收和国债并非国家财源或收入的现代货币制度下，货币主权本质上就是国家财政主权，或者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国家财政主权就是其货币主权，特别是对其主权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任何损害一国货币主权的行为都是对其国家财政主权的侵犯。[10]一个国家只有在完全垄断其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其国家财政主权的完整性;只有在国家财政主权得到完整保证的条件下，它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强大财政能力，确保通过资源的调动照顾好本国人民，实现物价稳定、攻克核心技术、收入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经济发展目标。由于篇幅所限和本文写作的目的，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所导致的财政货币制度革命的问题，笔者只能另文讨论。

三、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从合理走向“背理”

我们现在讨论开放经济或贸易不平衡的情况,[11]假设只有甲乙两国，如果甲国财政开支=税收或者财政开支<税收，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甲国私人部门收入的增加就必须来自对乙国的贸易顺差，否则，该国私人部门作为整体就会处于收入停止增长或负债的状态，而乙国对甲国的贸易逆差则是乙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开支的结果。“中美国”的情况就是这种理论的很好例证：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为中国提供的美元资产+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中国私人部门收入；假如中国政府财政赤字=0，那么，美国政府就可以简单地通过赤字开支购买中国产品和企业，并为中国提供美元资产，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中国基础货币发行=中国私人部门的净收入，中国政府的财政主权或基础货币发行权完全丧失。

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财政部开支就不再受黄金本位的限制，但在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肆向发展中国家宣传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货币体系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美元获得了所谓“国际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国家愿意净出口到美国换取并积累美元金融资产，那么，美国政府为此进行赤字开支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只有在贸易逆差情况下，美国才能将美元注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假如美国贸易顺差，大量美元回笼到美国，而美国如果继续扩大政府开支和私人消费，那么，美国必然会发生通货膨胀。换言之，在理论上说，只有在其他国家如中国对美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条件下，美国的贸易赤字战略或美元霸权才能得到保障。然而，在现实中，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瓦解，但只是到了 90年代，由于全球市场猛烈地向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开放，跨国界的资金流动由于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而成为惯例，美元霸权才得以形成。[12]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美元霸权的形成对国家致富的道路产生了令人们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元霸权彻底颠覆了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和战后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性质：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其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出超的情况下，美国才能通过印刷美元纸币，不劳而获地坐享别国的劳动成果。……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这岂不令人悲叹!”[13]本文实际上是对2010年笔者提出的这一命题较详细的说明。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会的王建研究员在1987年提出，并在1988年被我国政府所采纳，直到2020 年5月，这种战略才正式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战略所替代。笔者在2010年指出的“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王建研究员在2004年接受记者访谈时说，“中国是享受到美元霸权的好处最大的国家，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是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它拉动了我们经济的增长。……我们现在要担心的是，美元贬值引起国际金融大动荡，美元失去国际的货币的霸主地位，没有能力继续用经常项下的利差来拉动亚洲，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才是最可怕的事。”[14]

2020年9月，王建研究员在接受记者有关构建“新发展格局”问题的访谈时，重申了他的美元霸权有益论。“中国是最依靠美元体系的国家，因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而欧元、日元、韩元等都是国际化货币。过去，中国一直享受着美元霸权的好处，人民币不是国际化货币，但是中国的生意可以做到世界最大，因为中国用美元结算。如果美元体系崩溃，即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例发生断崖式下降，比如从60%下降到30%，受到伤害最大的一定是中国。所以在十四五期间，一旦美元出问题，会对中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15]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始作俑者是美元霸权的坚定支持者，这一事实值得我国学术界深入反思。因为按照美国进步经济学家赫德森的看法，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战略是美国经济战略家运用美元霸权蓄意剥削他国的一种制度安排。[16]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质上是美国用美联储账户上的电子数字交换中国商品，现代货币理论代表人物之一斯蒂芬妮·凯尔顿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人正在用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生产真正的商品和服务，而中国并没有为本国人民保留这些商品和服务。通过保持贸易顺差，中国实质上是在允许美国拿走它的东西，以换取一个会计条目，即我们在记录我们拿走了她的多少产出。”[17]而美国为了保证美元霸权的这种垄断性剥削收益和对他国经济的支配地位，对贸易顺差国家再使用其赚取的美元购买美国实际经济资源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迫使贸易顺差国家只能购买近乎零利率和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例如，以2020年10月23日的美国国债为例，美国十年期国债票面利率是0.62%，也就是年化利率为0.62%，而按照2010-2019年美国年均通货膨胀率1.77%计算，中国巨额美元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不仅使美元得不到保值，反而贬值1.15%。这是按照消费物价指数计算的，但如果按照资产价格来计算，美元贬值的程度更加严重：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之前，美国按照35美元可兑换1盎司黄金提供兑换，但在尼克松宣布停止兑换后，美元一直在贬值，按照2020年10月23日的黄金价格计算，1904美元才能换来1盎司黄金，换言之，以黄金价值来衡量，目前一美元的价值只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五十四分之一了。如果是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这种贬值效应是不可能发生的。

储备美元资产的贬值损失只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严重缺陷的冰山一角。实际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从中国转移实际经济资源为其所用的一种机制，它大幅度地减少了中国国内可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实际经济资源，迫使中国工人为美国进行生产。同时，它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财政主权，因为在中美贸易的情况下，中国对美贸易盈余对应的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与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越大，它对中国政府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直接发行本币以解决国内问题的财政能力的损害就越大。中国国家财政能力的严重受损是导致政府债务激增的重要原因，[18]并使得我国无法大幅度增加技术研发投入，这是导致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2015年，中国集成电路全行业研发投入不及美国英特尔一家的六分之一。[19]

早在2010年，笔者对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就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讨论了这种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它还导致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20]

正如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罗雪尔指出的，历史的方法绝不轻率地赞赏或非难某一特定的制度，因为从来就没有过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适合于不同的货币和社会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就在于剖析一种制度、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某种经济政策为什么或如何会产生‘由理性走向背理’或‘由恩惠走向灾难’”。[21]在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失为国家富强之道的一种道路，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等政策对净出口国也是有益的。但是，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家货币制度的重大变革使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或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就“由理性走向了背理”，现在已经转变成了一种“使己受损”和“自讨苦吃”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等政策已经转变成了对增进国民财富有害的政策。这就是我国为什么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最深邃的历史起源，它的命运在半个世纪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时就已注定。

四、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走向国内大循环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是否使用本国货币从事国际贸易结算和计价对国家财政和国民净福利具有决定性影响。本文前述讨论已经说明，如果一国使用外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和计价，贸易顺差是损失，因为它不仅损害了本国政府的财政能力，而且还导致了本国实际经济资源和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如果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和计价，贸易逆差就是收益，因为它不仅增强了本国政府的财政能力，而且，它还因使用本国货币换取别国更多的实际经济资源，提高了本国生产和消费水平，而别国持有的却是本国不断贬值的货币;如果使用外国货币结算但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那么，该国最终将会发生外汇危机并引发本国经济危机，这是在拉丁美洲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复上演的悲剧。因此，当一国在无法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和计价时，就应该采取对外贸易平衡战略，只有这样，国家财政能力才能得到完整保障，并将实际经济资源保留在国内，用于满足扩大内需的需要，这就是笔者在2011年提出中国实施贸易平衡战略是破解美元霸权的根本性措施的主要原因。[22]

笔者现在就以我国仍以美元作为中美贸易结算和计价货币的条件下，讨论贸易平衡战略对国内大循环的重大意义。根据前面的讨论，在使用美元进行中美贸易结算和计价时，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美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为中国提供美元资产的规模=美国政府从中国转移的本来可用于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实际经济资源的规模=中国政府因此而减少的财政赤字开支的规模=中国政府本可以用于核心技术研发和提供社会保障的财政能力丧失的规模，而且，连年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政府和私人部门不得不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或者持有在美国银行系统中没有利息收入且不断贬值的美元存款。更严重的是，中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过小导致中国国债市场发展严重滞后，金融深化至今无法深入展开。

在中美贸易结算和计价货币为美元的情况下，贸易平衡战略就是用增加本国政府财政赤字开支替代净出口，也就是替代美国财政赤字开支，这是最基本的国内大循环，笔者称之为国内大循环Ⅰ。中美贸易平衡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相当不同的影响，下表对此进行了比较，这包括六个方面：驱动引擎、实际经济资源效应、金融效应、带动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财政能力和货币发行权、中国私人部门净货币收入或净金融资产的来源。这种比较说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对中国是不利的，中美贸易平衡(国内大循环Ⅰ)对中国经济显然是非常有利的。

许多人认为，只有净外部需求(贸易顺差)才能为一国就业和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动力来源，甚至有极端观点认为，贸易平衡将导致一国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熄火，这是受到“对外贸易是经济成长的发动机”[23]这种传统观点根深蒂固影响的结果，而这种观点在目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仍被视为金科玉律。在贵金属货币、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是，即使是在这些货币制度下，将对外贸易(实际上是贸易顺差)视作经济成长唯一的发动机也是片面的，正如演化经济学中的新熊彼特学派指出的，技术创新是经济成长的另一发动机。[24]本文对国家货币制度之下财政货币制度革命讨论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否定了贸易顺差(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对外贸易)是“经济成长的发动机”的理论。因为，在国家货币制度下，积累贸易顺差就是积累他国政府财政赤字，正如笔者在前面指出的，这不仅将导致净出口国自身国家财政能力的严重受损，而且，还会造成净出口国实际经济资源和国民福利的净损失。

笔者已经指出，对外贸易平衡战略实质上是用增加本国政府财政赤字替代净出口，用增加本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替代外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那么，是否这就是说本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是“经济成长的发动机”呢?非也，因为在贸易平衡或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政府财政赤字是本国私人部门净货币收入的来源，没有本国政府财政赤字，也就没有货币供给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市场经济无法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总是表现为货币收入)也就无法增长。更重要的是，在贸易平衡条件下，本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开支发行的货币将被用于有助于提高本国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公共产品投资，如教育、医保、核心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等，而非像贸易顺差时用于别国的公共产品投资。简言之，本国人民的物质文化消费水平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非作为货币手段的财政赤字。

显而易见，一旦我国实施贸易平衡的对外贸易新战略，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总体上就无法来自外部需求，它只能来自国内市场的宽广开发，具体地说，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来自于国内工人、农民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因此，我国必须通过国内大循环在国内企业的利润增加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之间建立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良性循环机制。其次，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还将来自于东南沿海地区与广大的内地之间相互提供的市场及其区域内部的分工。[25]最后，来自于工农业(城乡)之间互为市场，这就需要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就业保障计划。[26]但是，内需的强劲增长必须以核心技术创新作为保障，因为只有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才能为内需提供物美价廉的物资保障，才能在对外贸易中使用外国货币结算时(在理论上)不发生贸易逆差。这就是笔者在2010年提出的国内大循环“对内则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并“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 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27]

历史经验说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主要是通过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贸易逆差实现的，对于货币国际化的后来者来说，通过金融手段推行货币国际化将引发国际强势货币的严重投机行为，使本国反而成为强势货币国际化的对象，因此，我国应该主要通过贸易逆差推行人民币国际化。[28]因此，当一国货币日益被接受为国际贸易结算和计价货币的过程中，该国就应该在保证供应链不受制于他国的条件下，逐步采取贸易逆差战略，通过对外增加本国货币供给净购买国外实际经济资源，以便提高本国政府财政能力，增加国民福利的净收益。

因此，我国不仅应该逐步减少贸易顺差以减少实际经济资源的损失，而且还应该大力推进人民币结算，实施贸易平衡乃至略有贸易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实施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就必须使用人民币结算和计价，因此，我国可以通过大量进口自然资源、进口一部分低端制成品形成贸易逆差，并出口中高端制成品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实现贸易顺差，但在总体上采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笔者将之称作“国内大循环Ⅱ”，这是更高级型态的国内大循环。当然，这是一个逐步的转变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在通过贸易逆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下，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结算和计价范围的不断扩大，也就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贸易逆差的程度将不断扩大，但我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实施大规模的贸易逆差战略，而应采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笔者曾指出，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出口是一种成本而进口则能带来收益”这一命题不能绝对化，美国正是将其推向绝对化，导致了制造业的大规模外包、“去工业化”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对立。如果将“出口是一种成本而进口则能带来收益”绝对化就有可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走上金融化的道路，这种道路是历史上威尼斯、荷兰和英国相继衰落的重要原因。[29]其次，过大的贸易逆差将重蹈美国的覆辙，这不适合我国人口众多、大量就业需要制造业的国情。最后，通过大规模贸易逆差向别国输出本国货币是一种剥削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决不能走上这种道路，而中国通过贸易逆差获取的收益也应该通过国际援助和带领发展中国家转型升级再转移回相关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30]这就必然要求我国实施贸易平衡乃至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全球经济作为总体必然是进出口平衡的，以贸易顺差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可能成为所有国家通行的发展模式，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视作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刘鹤副总理据此得出“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的重要论断，正是基于这个论断，刘鹤副总理指出，“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扩大内需，可以释放巨大而持久的动能，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31]

如果我国要“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这必然要求我国实施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而这必然要求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大力推进人民币的结算和计价，否则，当中国出现贸易逆差时，这种逆差如果表现为以外币如美元和欧元计价，这将对中国很不利；而如果为了弥补这种以外币计价的贸易逆差，对外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债务，这将无异于饮鸩止渴，最后将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为此，我国应该首先做到使用人民币对联合国缴费、对外援助以及支付所有国际公共事务中由中国负担的费用，并大力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结算和计价的比例。

目前的世界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许多国家物资供应短缺，这就为我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与其他国家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抓住这种历史机遇，我国不仅应该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这是我在十多年前就呼吁的)，而且还必须通过较大规模提高财政赤字率提高我国劳动者收入特别是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的收入水平，[32]在国内消化过剩产能，因为在大量过剩产能在国内无法消化的情况下，企业和政府将不得不急于向国外推销过剩产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怎么有可能在人民币国际化上与其他国家谈判时处于有利地位呢?

本文提出，用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替代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和引进的外资，实施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这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根本性措施。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美国民主党上台的今天，实施这种战略尤为迫切，因为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赤字开支从中国进口物资不仅缓解了“大封锁”所导致的严重物资短缺，稳定了其物价，而且，在新冠疫情过后，将为其“绿色新政”的赤字开支提供物资保障，并与中国目前“藏汇于民”的政策相配合，向中国倾泻美元，使中国经济开始步入“美元化”的阶段，这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2019年5月18日，笔者在第十一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的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 “美国民主党将在特朗普之后上台，从而开启新的‘量化宽松’ (QE4、QE5等)，但与此前的QE服务于金融利益集团不同，新的QE将在相当程度上服务于实体经济资本家和中下层民众。现代货币理论学派将因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美国民主党上台后推行新的‘量化宽松’，必将导致美国金融体系中银行准备金激增，导致美元利率下降，银行准备金趋利的本性必将导致其将多余的银行准备金向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泄洪’。这种‘泄洪’将采取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的方式，这是美国为什么极力推动我国实行金融开放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必须警惕美国民主党将来上台后实施新的‘量化宽松’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从现在开始，我国就应该采取逐步降低对美贸易顺差的战略，逐步停止引进外资(引进外资是我国增加外汇储备的主要途径之一)，并对金融开放三思而后行。”[33]

2020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下，我国贸易顺差却创出五年来新高，利用外资规模创历史新高，媒体和人们对此却沾沾自喜。正如笔者指出的，从“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大循环”，“转型之难的关键在于思想和理论认识的问题：人们特别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经习惯于以小店主的思维模式维护出口商和某些省份的短期利益和既得利益，而无法理解‘进口是收益，而出口是损失’在国民净福利上的宏观经济效应。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说，决策者和广大经济工作者深刻认识贸易顺差战略为什么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是转型成功的基本条件。”[34]但愿本文能促使更多的人猛醒，从锁定在“国际大循环”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这是迈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性一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