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琰：数字帝国主义是如何进行掠夺的?

刘皓琰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编者按】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的成熟和普及，当代帝国主义进入数字帝国主义阶段，并以数字空间为对象采取了全新的掠夺方式。数字掠夺是掠夺的基础，数字帝国主义分别通过平台系统、知识产权与数据库建设攫取了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知识和数据等数字资源; 双重时间掠夺是掠夺的路径，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在数字资源上的不平等权力，控制了全球价值链上的劳动时间和平台用户的注意力时间; 财富掠夺是掠夺的目的，数字帝国主义利用垄断引发了全球产业链上的分配不平等，同时利用平台收取虚拟地租、推行消费主义以攫取财富，使数字空间开始具备殖民地性质。为应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型掠夺，必须以数字资源为出发点，将数字空间作为重要的战略竞争领域。

文丨刘皓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

原文载丨《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 年第11 期

数字技术通过几十年的科技积累和成果转化，重塑了全球产业链，构建了突破时空限制的全球化虚拟空间，数据、智能、平台等开始成为各国角力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数字帝国主义阶段，前沿数字技术也成为西方大国实现跨国积累和网络霸权的最重要工具。为此，深刻认识当代帝国主义的重要变化，从根本上剖析数字时代帝国主义全新的掠夺方式，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数字帝国主义的形成

理解当代数字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首先要明晰一些基本的问题，譬如什么是数字帝国主义、数字技术为什么会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等等。从根本上讲，帝国主义代表了一种权力控制的过程①，所控制的内容包括财富流向、意识形态、军事等多个领域。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帝国主义所直接关注的权力范围逐渐由现实转向网络，所控制的重点逐渐由“空间扩张”转向“时间掠夺”，这是我们理解数字帝国主义的基本逻辑。

1．帝国主义的阶段性变化与学界探讨

观察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形态演进，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第一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是帝国主义最常用的手段，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等也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威压下成为对外输出的重要途径。列宁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卢森堡、布哈林等学者也进行了综合创新，共同形成了早期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这一时期世界格局跌宕起伏。首先是20 世纪90 年代以前，大国冷战，国家资本输出急剧增长，跨国公司垄断同盟取代国际卡特尔，世界形成了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学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推进到新的依附理论阶段，多斯桑托斯的依附理论、巴兰和斯威齐的不发达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等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90年代后，由于冷战结束、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繁荣、国际组织的干预等种种原因，有关帝国主义的讨论陷入了短暂的沉寂，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哈特和奈格里也宣称“帝国主义已经过去了”①，应当寻找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全新视角。直至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和埃伦·伍德的《资本的帝国》出版，两人都试图解释一种区别于过往的全新的帝国主义形态，学界的热情再次被点燃。约翰·福斯特、威廉·罗宾逊、普拉巴特·帕特奈克等知名学者纷纷参与讨论，各种创新性的理论视角如“生态帝国主义”“金融帝国主义”“次帝国主义”等纷纷出现。在这一阶段，帝国主义的军国色彩相对减弱，很少再使用传统的殖民手段②，跨国公司、金融资本、政治同盟、知识产权等在对外输出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由于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快速变革，学界的讨论观点各异、新视角频出，但基本都是基于空间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强调帝国主义利用世界范围内国家力量的不平等进行资本更大规模的地缘扩张和国际博弈中的强权政治，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可以被称为空间帝国主义理论。

第三阶段开始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帝国主义的发展逐渐过渡到了新的阶段，也就是本文所重点论述的数字帝国主义阶段。在左翼学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现有讨论中，对于数字技术的研究还不够。当前，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数字化，经济模式、社会结构以及对外输出方式都因而受到了巨大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行业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最为重视的领域。尽管丹·席勒、约翰·福斯特等学者研究的内容都曾涉及互联网、通讯等方面的内容，但大多还是局限于流通、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领域，并没有完整地剖析数字技术对帝国主义掠夺方式的深刻影响，而这正是理解当代帝国主义变化与发展趋势的关键问题。

2．数字帝国主义的缘起与特点

无论帝国主义出现了怎样的阶段性变化，采取更大范围、更高效率的剩余价值掠夺方式必然是其永恒的追求，而技术进步会为积累持续地提供更为先进的工具，这也是数字帝国主义出现的根本动因。当然，数字帝国主义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因为其核心追求不是影响原有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而是重新打造一片可以连接、映射甚至超乎现实社会的虚拟空间，以网络权力的不平等进行软殖民。搭建这样的虚拟空间是复杂的，它不仅需要帝国主义国家拥有大量适配的基础设施并进行数据的原始积累，还要求大量发展中国家也拥有一定的入网率。正因如此，尽管互联网诞生至今已有50 年的历史，但数字帝国主义实际意义上的大规模运转却只是近10 年来的事情。几十年中，从覆盖率看，互联网已由美国扩张到全球各个角落，网民总量接近45 亿人③; 从网络基础设施看，服务器加速换代，云计算出现，移动通信技术进入5G 时代; 从虚拟平台看，单一的万维网已经衍生成为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多种功能性平台，渗透到传统行业的方方面面且颠覆了业态格局，这些都是催生数字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

虽然剥夺性积累的实质没有变化，但与经典帝国主义和空间帝国主义相比，数字帝国主义也表现出显著的时代特点。第一，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数字化生产不断集中，形成了巨型数字垄断公司。第二，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相结合，数字寡头逐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三，数字资本输出与数字商品输出的意义更为重大。第四，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形成。第五，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重点方向由现实领土转向虚拟空间。从这些基本特征和当前世界各国数字化输出与掠夺的现实情况来看，美国是最为典型的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因而将成为本文的重点关注对象。

掠夺范围和掠夺对象的改变使数字帝国主义的行为变得更加隐蔽，那么这种全新的帝国主义到底是如何进行掠夺的呢?

二、数字掠夺

——数字帝国主义的掠夺基础

本文以“数字掠夺”泛指对一切形态的数字资源( 有用信息) 的攫取。在数字时代，一切的不平等首先取决于国家对数字资源的掌控规模和能力。如果将数字帝国主义比作一栋大厦，那数字掠夺便是其底层设计。世界范围内持续性的数字掠夺与积累，是数字帝国主义掠夺活动的起点与基础条件。

1．信息、知识与数据

理解数字掠夺，首先应当区分和明确三个概念，即信息、知识和数据。自20 世纪40 年代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诞生以来，从事信息科学的学者从未停止对这三个概念的探讨，但很少有学者将其放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专门论述。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这三个概念的含义，是研究数字帝国主义的出发点。

(1) 信息。不同学科对“信息”概念的定义会有细微的差别，譬如《哲学大辞典》中认为，“信息是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状态和特征的反映”①，国内信息学的权威专家钟义信则认为信息是“事物呈现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②，信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则将信息视为影响经济人行为和市场活动的动因③。但从已有的认知中可以总结出一些共识: 第一，信息是最基本的信息流，是对客观世界最直观的反映; 第二，信息具有社会属性，是人对自然或社会状态的能动总结;第三，信息由“意识+载体”组成，具备天然的传播功能，对载体拥有绝对依赖; 第四，信息在处理上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且不会被消耗。信息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之一，更是互联网空间的组成原子。信息有正确和错误、有用和无用之分，只有有用信息才是数字资源④。

(2) 知识。信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作为知识存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把知识归纳为: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⑤ 也就是说，知识是在现有信息基础上进行的规律总结和创新，它并非对现实社会的简单描述，而是经过一定量的脑力劳动才形成的。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了脑力劳动的重要意义，认为脑力劳动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⑥。只是由于技术条件和产业结构的限制，社会生产以体力劳动为主，加上知识载体匮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形成关于脑力劳动和知识的独立研究视角。但在数字社会，知识载体日益丰富，成本也在急剧下降，社会平均的智力和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3) 数据。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兴起，很多挂着“数据”前缀的术语如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治理等在近年来都成为社会热词。数字经济之父唐·泰普斯科特认为，数据将成为数字时代最强大的资产①，《经济学人》杂志和很多企业家也将数据视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石油。从本质上看，数据是信息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对碎片化的信息进行归纳、计算、加工后的结果，是数字化和逻辑化后的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天然的传播属性，数据和一般信息都是作为流通工具存在的②。区别在于一般信息反映的往往是个体的特殊情况，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限。而被整理和不断运算后的数据则可以通过对综合指标的设定或是群体性特征的归纳得出更为全面和一般化的结论，为经济决策提供更加系统和精确的依据。

总之，信息是数字社会的原始资源，知识是国家竞争的关键因素，数据是更有效率的流通工具。而数字掠夺，就是利用资本的力量分别掌控这三种要素，造成国家数字力量的不平等。只有掌控信息，才具有数字生产的基础; 只有掌控知识，才能控制全球价值流向; 只有掌控数据，才能改变资本周转速度。那么，为了掠夺这些数字资源，数字帝国主义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2．平台系统、知识产权与数据库

平台系统、知识产权与数据库分别对应信息、知识与数据。进行数字掠夺，数字化基础建设十分关键，美国在几十年间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平台系统、知识产权与数据库正是美国数字帝国主义之路上最为典型的三种工具。

(1) 平台系统。美国历来非常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超过一个世纪的垄断发展、早在1994 年就建成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等都是鲜明的例子。这些公司和项目的建设实现了美国对信息的全美覆盖、全球覆盖，但这仍然是不彻底的。信息的完全可视性还需要重要的一步，即全民全天候覆盖，而平台系统恰恰能实现这一目标。

平台系统并非指单纯的网络平台，一个完整的平台系统由以下几方面组成。

一是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主要是指信息传输系统，它可以看作搭建虚拟平台的地基，决定了平台的运营规模、速度和安全。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全球仅有的13 个域名根服务器中，美国拥有唯一一个主根服务器和9 个辅根服务器，这使得美国在控制全球互联网域名体系和分配网际互联协议( IP) 地址时拥有绝对的发言权。美国同样十分重视通信设施建设，始于克林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使得美国率先进入并引领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并在4G 时期取代了欧洲主导通信技术的国际标准。到了特朗普时代，美国更是投资2750 亿美元，将5G 建设视为“必须取胜”的竞赛③。这些举措为美国搭建跨国互联网平台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基础与保障。

二是各级平台。平台一般分为底层平台和各级功能性平台两种，底层平台也就是操作系统。从操作系统来看，无论是电脑端还是移动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撼动美国的绝对统治地位，世界几大操作系统公司均来自美国。从电脑端看，截至2019 年8 月，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 Windows) 、苹果电脑操作系统( OSX) 、谷歌操作系统( Chrome OS) 总共占有全球92. 4%的市场份额; 在移动端，谷歌的安卓系统、苹果手机操作系统( iOS) 、黑莓系统等总共占有全球近98%的市场份额①。从功能性平台来看，美国同样处于全球领跑地位。根据恒大研究院的统计，市值全球前50 的互联网公司，美国拥有33 家企业，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娱乐、互联网金融等主要平台经济领域，美国的市场份额均居于世界前两位。尤其是在海外市场方面，几乎覆盖了除中国之外的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从非本土市场来看，亚马逊在英国、德国、法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均为第一，脸书( Facebook)、瓦次普( WhatsApp) 、照片墙( Instagram) 拥有大量的用户，脸书的月活跃最高用户数更是达到24. 1 亿人②。

三是电子设备。平台不仅仅是线上建设，还要做到连通线上和线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O2O( Online to Offline，即线上到线下) 。只有做到O2O，才能使平台真正渗入现实生活，而这便需要平台信息流动的始端和终端，也就是电子设备。自从1946 年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出现，电子设备就一直向着微型化、便携式方向发展，而真正革命性的变革同样出现于美国。2010 年，苹果公司发布的第四代智能手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手机真正从通信工具向智能产品过渡。随后10 年，移动智能手机行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各大公司还在持续推出更为轻便的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设备，就是为了实现人与机器间真正全天候的信息交互。当然，在电子设备的基础上，各类线下企业也在持续地加入平台，信用卡电子支付系统的普及，二维码、指纹、刷脸、刷手等技术的出现完全打通了线上线下，使得平台可以全方位地映射现实中的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

网络基础设施、多级平台和电子设备形成了平台系统。平台系统出现后，人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所有活动都可以通过更为便捷的虚拟空间进行，平台系统也因此成为各类信息的汇集中心。谁能掌控平台系统，谁就可以掌控数字化生产的基础资源。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无疑在各个层面都拥有着对平台系统的绝对控制优势。平台系统仅在名义上是共享和开放的，信息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只有平台系统的管理者才拥有最高的权限，美国也由此成为世界领先的信息大国，在信息资源领域获取了常年的霸权地位。

(2)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一直是掌控知识的最有效工具。美国不仅是创新大国，而且是最早对知识产权进行立法的国家之一，建国时在宪法中就规定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内容。20 世纪80 年代后，美国又实行了知识产权战略，推动了一系列法律和国际协议的出台，这使得多年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的领先地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2019》，美国在专利申请量、商标申请量、外观设计申请量等方面均居于世界前列，有效专利数量则持续保持首位③。

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成功并不仅仅源自其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事实上，为了维持自身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领先地位、打压他国，美国几十年来持续采取了一系列不公正的政治和商业手段，具体有如下经典做法。

第一，控制技术标准。技术标准决定着行业规则，与知识产权的确立也是息息相关，只有获得技术标准化的企业才可以影响行业内知识产权的许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动用国家力量影响国际组织，阻挠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标准制定。譬如，2005 年，中美开展了数年之久的无线局域网标准之争，但由于英特尔、博通、思科等美方公司组成的利益集团对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等国际组织的影响以及美国的贸易施压①，无线局域网最终采取了美方的无限保真( Wi－Fi)标准。2019 年，有关5G 的技术标准，特朗普政府再次借国家安全之名干预竞争，全面围堵华为公司，意图延续技术统治、操纵知识产权的野心昭然若揭。

第二，利用或滥用专利权，限制他国创新。美国拥有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先动优势，并且会利用这一优势持续地干扰他国后续创新，形成知识产权壁垒，譬如著名的“301 调查” “337 调查”。另外，有些专利明显是对知识产权的滥用。最著名的就是亚马逊公司在1999 年获得的“一键下单”专利，被业内人士称为“流氓专利”的典型代表。这些企业利用知识产权的漏洞将公共资源据为己有，挤压创新空间，完全违背了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初衷。

第三，利用跨国公司技术优势获取他国知识产权。通过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合作开发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虽然会贡献一定的技术，但最核心的部分往往会以黑匣子件的方式保护起来。此外，跨国公司还会通过“专利反授权”掌控他国的核心技术。譬如高通公司，由于统治了芯片市场，就可以与他国手机制造商达成“反授权协议”，继而免费获得专利许可，维系其在该领域的持续垄断地位。

第四，影响国际人才合理流动。人才是知识创造的本源。但是多年来，美国一直披着知识产权的合法外衣，以保护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人才外流。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法》中，对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极宽，这就给予了美国充分的解释空间，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扩大保护范围②。

通过这些手段，美国得以堂而皇之地把控知识产权，影响国际规则，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知识掠夺，妄图将美国变为世界唯一的知识中心。简而言之，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数字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知识霸权的最有力工具。

(3) 数据库。近年来，美国对数据的重视程度不断升级，围绕“数据本地化”“数据跨境流通”等问题与欧洲、日本、中国等发生了多次贸易与法律方面的争端。然而美国在数据方面所做的最核心工作还是数据库的建设。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数据库”概念并着手进行构建的国家。早在20世纪60 年代末期，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等企业就开始进行初期的层次数据库建设。80 年代后，美国大大小小的数据库数量剧增，并逐渐出现了关系型数据库、面向对象模型的数据库以及云数据库等新的形态。在各大榜单所列的世界数据库排名中，美国的甲骨文( Oracle) 等数据库常年垄断榜单前列。而根据协同研究集团( Synergy Ｒesearch Group) 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 年底，全球有430 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美国占有量高达40%，继续蝉联榜首，足以可见其在数据收集和存储方面的领先地位④。

美国数据库领域的发展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个是基础建设。在基础建设领域，算力和算法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算力包括服务器、芯片、存储引擎等多个部分，它代表支撑数据库的硬件条件，算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数据运算的规模和速度。一国算力水平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该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状况，而在2019 年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美国的顶点( Summit) 和山脊( Sierra) 再次霸占了排行榜的前两位①。算法则代表数据库运行的软件条件，算法的编程优劣决定着数据库的统计、计算过程以及分析结果的质量。算法的水平在当前大致可以通过智能的发展水平体现，根据美国智库数据创新中心( Center for Data Innovation) 在2019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技术报告，美国在综合发展水平、采纳率等六大维度同样高居世界首位②。

第二个是来源建设。数据库的数据来源有很多，卫星、通信以及越来越重要的平台系统都是常见的路径。但是，美国对数据路径建设的投入却不止于此，而是将触手伸向很多灰色地带和不合法的领域，为了拓展信息渠道无所不用其极。典型的案例譬如“棱镜事件”以及“隐私门”，美国政府以及苹果、脸书、微软等巨头全部涉身其中。约翰·福斯特等人将之称为“监控式资本主义”，认为在经济活动数据化的时代，人们的所有信息和行为记录都难以逃脱资本的大网，一种基于利益集团的“政府－公司监控复合体”已经形成③。

随着基础技术的不断优化与路径的拓展，美国逐步通过数据库建设搭建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数据收集网络与数据分析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数据掠夺。但数据所来之处，也必将是资本所到之地。资本家可以利用数据快速分析全球市场、发现剩余价值，数字帝国主义的力量也因此真正变得无孔不入。

三、双重时间掠夺

——数字帝国主义的掠夺路径

数字掠夺所积累的信息、知识和数据是数字帝国主义一切行为的基础，但数字资源真正转化为经济效益还需要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即时间掠夺。数字帝国主义的时间掠夺有两种路径: 一种是劳动时间掠夺，主要依赖于知识的作用，用以直接获取价值; 另一种是注意力时间掠夺，主要依赖于信息和数据的作用，用以加速资本的周转速度。

1．劳动时间掠夺

其实各个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曾将劳动时间作为重要的掠夺对象，有所不同的是掠夺的方式、造成掠夺关系的原因、掠夺的规模等。而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知识占有的不平等是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劳动时间掠夺的根本原因。

数字帝国主义利用知识进行时间掠夺，是通过主导国际分工体系实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由于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生产“模块化”等原因，国际分工体系的核心逐渐由资源密集型企业向知识密集型企业转移，中间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也分散在世界各地④。美国是率先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家之一，根据2018 年美国国家基金会发布的《2018 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美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高达38%，超过任何其他大国①。知识和技术劳动的专用性强，在生产体系中的可替代性较弱②，因此大量的美国企业开始凭借知识和专业人才领域的优势，逐渐占据了价值链的顶端。

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知识产权成为最有力的武器。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因此可以借助常年的知识掠夺和知识产权垄断支配全球生产网络( 有时还会利用生产同盟的方式强化这种控制力，比如著名的“文泰来”同盟) ，并通过外包模式和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掠夺劳工的劳动时间。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曾为此调查过很多典型的案例，非洲的矿工、富士康的工人、印度的软件工程师、拆卸垃圾的电子零件工人等，都被迫在低工资水平下为知识密集型企业付出大量的劳动时间③。罗莎·卢森堡曾指出，为了积累，资本会无限制地动员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④，而这种动员在数字时代知识产权编织的大网下变得愈发简易和高效。

与此同时，近年来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时间掠夺还表现出新的特点，即越来越多的掠夺行径开始出现在纯粹的虚拟数字空间之中。这是因为随着线上业态的成熟和消费市场整体精神需求的提升，文化产业兴起，逐渐形成了独立的信息商品市场和数字分工体系，出现了很多专门从事知识外包、纯粹线上作业的数字劳工。他们的工作方式往往看似灵活，很多是临时工作者或是自由职业者，但工作密度却完全被核心公司所驱使，不少工人实际的工作时长已经远远超过一些传统线下劳工。在虚拟数字空间中，国家间的界限并不显著，但这并不能带来生产权力的去中心化和劳动的自由流动。平台背后隐含着资本意志和国家意志，凭借对互联网和知识产权的把控，全球价值流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未改变，数字帝国主义仍然是吸食全球劳工劳动时间的重要力量。

2．注意力时间掠夺

注意力时间是指用户专注在特定平台或事物上的时间。当前被各大互联网公司视为生命的流量，其实质上正是来源于用户的注意力。在数字时代，数字工具和平台成为资本流动和价值实现的最重要端口。随着各类平台和应用层出不穷，谁能掌握大众注意力，谁就能操控价值链和市场。因此，注意力时间成为数字帝国主义的必争之物。注意力看似完全取决于个人，但实际上是可以被影响和掠夺的，而这种掠夺所依赖的正是对信息平台和数据的掌控。具体而言，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平台垄断。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几乎所有平台都难以避免用户注意力分散和更替的威胁⑤。因此美国采取了几乎是获得用户注意力最彻底的方式——进行平台垄断。由于拥有在互联网行业的先动优势和当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平台系统，美国在入侵他国市场时存在着显著便利，各大互联网公司也在21 世纪的前20 年间迅速覆盖全球。根据视觉资本( Visual Capitalist) 网站所作的2019 全球百大网站流量调查，世界前10 家访问量最高的公司，美国独占7 家，一些巨头譬如谷歌公司甚至几乎在全球各国都具有顶级流量⑥。如果任何国家想突破已有的垄断局面，形成具有本土优势的互联网企业都是很困难的。因为除了技术和市场因素外，还存在着两个天然的阻碍。一个是注意力的有限性。除了吃饭、睡觉、工作等时间，人们正常的注意力是非常有限的。当大平台占据了大量的注意力份额，其他企业就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另一个是网络的外部性。平台的基础在于设计，但核心在于用户，每个用户都会更加青睐已有流量更大的平台，这就使得新生互联网企业很难具备与大企业抗衡的竞争力。不仅如此，由于平台天然具备很强的包容力，即使有一些真正成功的小企业，也难免逃脱被收购的命运。

第二种是人工智能推荐。所谓人工智能推荐，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广告或推销模式，是根据数据分析判断用户习惯和喜好，进行产品定向推荐的方式。而这种推荐机制的目标，也是获得用户的注意力。类似的营销方式还有很多，比如聘请明星代言人、利用信息的新鲜度制造舆论热点等。政治经济学者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这样的商业手段，在40 年前的“盲点之争”中，达拉斯·斯麦兹就指出了媒介和广告商对消费的重要影响①。但广告的类型五花八门，用户也逐渐开始对不感兴趣的内容产生免疫，传统营销方式的效果逐渐衰退。于是，“信息流” ( feed) 广告、“猜你喜欢”等内容开始被平台和广告商广泛使用。但是，这样的推荐机制是要以强大的数据支撑为基础的，只有拥有汇集全民信息的数据后台和智能的算法分析，才可以做到对用户的精准推荐。而美国先进的数据库建设，为前端平台的运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机制被成功地运用于脸书的社交网络推荐、亚马逊的产品推荐和优兔( YouTube) 的视频推荐之中，而其他国家的小企业则很难提供类似的用户体验。通过人工智能的推荐，用户的兴趣会被持续刺激，本就有限的注意力会越来越久地被固定在平台之上。根据互随( Hootsuite) 和我们擅长社交( We Are Social) 在2019 年发布的报告，全球网民每日平均上网时间已高达近7 个小时②。美国一方面通过平台垄断集中了全球网民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又利用人工智能推荐机制等方式延长了网民对网络的注意力时间，从而越来越彻底地将用户限制在被数字帝国主义操控的虚拟空间之中。

四、财富掠夺

——数字帝国主义的掠夺目的

埃伦·伍德在描述新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时曾指出，资本帝国主义所追求的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无须借助于政治和军事统治而树立经济霸权③。帝国主义剥削全世界的方式，过去是战争、殖民地或者政治经济依附，在今天则依赖于对数字资源和时间的不平等占有，但根本目的终究是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利润。于是，财富掠夺构成了数字帝国主义掠夺的最终目的。

1．知识垄断与不平等

在帝国主义的早期，列宁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垄断和金融垄断对于财富集中的作用，并认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④。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知识垄断是最鲜明的特征。与传统垄断模式相比，知识垄断可以诱发更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因为知识是不可消耗的，可以反复多次加入生产，知识和技术产品的生产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就意味着拥有知识产权的资本家可以以更少的成本聚敛更多财富。具体而言，通过知识垄断所掠夺的财富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来自国际产业链。为了在国际范围内掠夺劳动时间，国际产业链以知识垄断企业为主导形成了层级化的分工体系，但付出了大量工时的劳工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润分配，反而被层层剥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曾在2017 年发布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探讨知识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作用。在苹果手机销售的总价值中，苹果公司可以获得42%，其他负责材料和分销的公司可以分别获得22%和15%，而负责制作的中国一线劳动力仅能获得1%①。2018 年亚马逊在中国的富士康工人被曝出每月加班80 小时，时薪仅有14. 5 元人民币②，而当年美国计算机开发行业的平均时薪已达到44美元，企业高管的平均时薪更是达到58. 44 美元③。可见，随着国际产业链中的劳动力市场被不断层级分割，只有处在金字塔顶端的知识垄断者可以掌握利润分配的话语权。而身在底层的一线劳工，由于技能的专业性弱、可替代性强，就业环境不稳定，加上生产工厂不得不加快赶工速度、压低劳动力价格，以试图赢得稳定订单，这些劳工遭受着核心知识企业和各国代工工厂的多重剥削，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时间却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分配。国际产业链所创造的大量财富也随之不断流入顶端知识企业。

二是来自垄断高价。对于核心技术的垄断使得知识企业在进行商业定价时拥有了更大的空间。以苹果公司为例，2019 年新推出的iPhone11 Pro Max 系列最高售价为1449 美元，而其元器件成本只有售价的1 /3④，即使加上营销和售后成本，其定价也远远高出了常规售价。再比如医疗专利，美国赋予制药公司专利垄断权，却没有附加以严格的药品定价限制，因此美国的药品价格平均比其他富裕国家高出50%至100%⑤。而他国的同类企业，在知识垄断与美国对知识产权的高标准保护下，很难在短时间内冲破封锁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无法对垄断公司现行的定价机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就限制了知识密集型领域平均利润的形成，使得美国长期获得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

2．数字殖民

在早期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殖民理论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卢森堡曾指出殖民地是帝国主义获得原料、劳动力与市场的关键领域⑥。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忌于成本、安全、国际舆论等因素，很多大国很少再采取传统的殖民政策，殖民理论也开始被一些学者遗忘。而事实上，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殖民统治，而是将殖民政策转移到了新的领地，即数字空间，妄图利用在信息平台和数据领域的霸权地位，将数字殖民作为掠夺全世界财富的全新手段。

(1) 虚拟地租。数字空间实质上是由各类信息平台组成的。平台虽然具有使用权上的共享性，但由于所有权私有，因此无法保持技术中立。同时，平台天然是开放的，可以方便地跨越国界进行资本和权力延伸。因此，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目的就是将世界范围内的用户都集中在本国所搭建的平台之上，将平台变为掠夺财富的全新殖民地。而平台上的一个重要财富来源，就是虚拟地租。

虚拟地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指个人或商家为了参与和占据网络空间而需要向平台支付的费用。虚拟地租主要有三种来源: 第一种是各类网费和通信费。这部分费用是个人和企业进入数字空间的基础花费。美国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的根域名服务器，这等同于掌控了数字空间中的“封疆权”⑦，其他国家接入网络时必须大量租用美国的域名和地址，同时也需要向美国交付资源租用费、域名解析费、信道资源费、网络接入费等，这些收入是十分庞大的。第二种是广告类费用。广告商在网络中投放广告需要占据一定的空间版块，这就需要向平台支付一定的费用。平台广告的类型有很多，既可以直接投放，也可以采取插播弹窗、建立链接等方式，广告的租金高低则取决于平台的流量大小。第三种是交易中介费。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普及使得个人或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需要通过平台来进行，因此平台也会抽取一定的交易费用，诸如贝宝支付、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SWIFT) 等平台都由于巨额流水而大量获利。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网站和平台的数量在增多，虚拟地租的总额也会不断上涨，但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并不会让这些财富分散到各个平台。因为美国已经通过平台垄断集中了用户的大量注意力时间，也就相当于掌控了世界范围内大部分的数字空间接入权( 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利用时间掠夺占有空间) 。因此，一方面，美国企业在虚拟地租的定价上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工业资本家、文化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会竞相与数字寡头合作，利用互联网进行资本输出和掠夺，并向数字公司支付虚拟地租，数字垄断资本家因而成为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最大的获利方。在2019 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中，亚马逊、脸书、微软等企业的数字资本家再次在榜单前10 中超过半数①，看似公共空间的信息平台已经逐渐具备了以往殖民地的经济功能。

(2) 消费主义。数字殖民地的另一个主要财富来源是世界市场上的消费者群体，而掠夺的重点在于利用消费者的注意力。通过对平台与数据的操控，美国不断利用各种媒介进行“精神污染”，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消费主义，以此不断加快资本周转，掠夺消费者剩余。

美国是消费主义的起源地，消费主义追求的并不在于使用价值，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②。而消费欲望的制造，首先取决于能否获得消费者的注意力。因此，汇集了大众注意力的信息平台成为美国跨国公司操控世界市场的重要途径。在信息平台上，信息的流动并非完全自由，而是被有选择性地封锁和散布③，哪些信息要高度曝光，特定信息如何解读，什么是“流行”“时尚”“爆款”等均可以遵从资本的意志。这使得平台开始具备资本立场和说服力，消费者往往会在信息不对称和商业手段的影响下批量购买符合资本需要的商品。而当数据产业发展起来，一切变得更简单了。通过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分析，每个平台用户都会收到被精心编排过的推送，在针对性的刺激下诱发商品和文化认同。而由于注意力被垄断，消费者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也很容易随之演化和固化，并且认为一切都是基于自身的主动选择④。再加上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消费的环节被简化，成交时间加快，交易量也上涨。于是，逾期消费、享乐主义、节日狂欢、品牌崇拜、文化盲从等现象开始逐渐由美国向全世界扩散。

消费主义的盛行加深了数字帝国主义的财富掠夺，促使消费者手中的储蓄和负债逐步向美国的数字巨头及合作企业汇集。比如电商巨头亚马逊，近年来全球销售额连年上升，仅2019 年第四季度的净销售额就达到874. 37 亿美元，国际部门销售额也达到238. 13 亿美元⑤，其中“黑色星期五”和“网购星期一”等促销日的拉动能力功不可没。在以往，传统的殖民地市场是帝国主义推动剩余价值实现和资本流通的重要场所，而当前数字平台上的消费主义演化正在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当然，这种极具隐蔽性的数字殖民已经早早超出了经济范畴，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无一没有数字帝国主义的触手。譬如说2009 年“数字水军”干涉伊朗总统大选，2011 年中东北非地区“颜色革命”事件，2019 年推特、脸书在香港事件上的无理干预等等，都彰显了美国利用虚拟空间进行数字殖民的险恶用心。

五、结语: 数字时代的国家竞争

综上所述，以数字掠夺为基础、以时间掠夺为路径、以财富掠夺为目的，当代数字帝国主义形成了全新的掠夺机制。但是，最后还有两个问题应当厘清。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数字大国，中国为什么不是数字帝国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其实很清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时往往秉承互利共赢和良性竞争的原则，而非美国式的垄断; 中国政府也一直在为加强国际网络安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而非信息窃取和意识形态输出。中国并不具备掠夺式积累、数字殖民等数字帝国主义的典型特点，而且从很多领域看，中国还是受到数字帝国主义侵略与剥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那种将中国扣上“帝国主义”帽子的言论，与“中国威胁论”一样，是西方政客和御用学者颠倒黑白和赤裸裸的污蔑。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对抗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新型掠夺。当前数字帝国主义仍处于发展早期，除美国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大国也都将数字空间作为战略要地。那么应当如何应对帝国主义入侵、赢得数字化竞争呢? 可以做出的努力有很多，但从根本上还是要以信息、知识与数据三种基础要素为出发点。应对信息掠夺，一是要打造可以与美国抗衡甚至超越美国的平台系统。在平台系统建设上，中国有显著的优势，也有明显的短板，芯片、服务器和操作系统建设仍然是中国需要发力的项目。二是要持续重视网络安全问题。俄罗斯在2019 进行的断网演习给予了我们警示，中国也应当具备相应的应对方案，逐步弱化对美国根域名服务的依赖性。应对知识掠夺，一方面要继续坚持自主创新，保障人才培养与科研能力，促进企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型，成为创新强国; 另一方面则要熟练运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从容应对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产权陷阱，增强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应对数据掠夺，则要积极发展数据产业，争夺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尖端行业的引领地位，同时进一步完善立法执法体系，警惕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数据窃取、注意力控制与意识形态煽动。

*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