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新疆棉”或是美欧构建“供应链联盟”的开端

原创 刘露馨  世界知识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1年第8期

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下，本就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全球供应链在2021年初再次面临严重的“倒春寒”。美国在加大对高科技产品供应链的管制后，又开始联合欧洲盟国对中国的优势纺织服装产业进行围堵，禁止企业进口原产自中国新疆的棉制品，并在其国内推动配套供应链法案的通过。这表明，美国以所谓“维护人权”为借口，开始构建将中国排斥在外的“民主供应链联盟”。

美欧对“新疆棉”制裁的来龙去脉

过去30年，美国和欧盟虽然就人权问题不停地指责中国，但几乎没有就具体地区的所谓人权问题出台制裁措施。但自特朗普时期起，美国开始联合欧洲盟国，接二连三地就新疆和香港问题对中国施加制裁，并特意将新疆问题与棉花这个特定产业的全球供应链联系在一起。其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三点原因：

首先，美国联合欧盟加大对华制裁，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竞争力增大的影响。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对外投资和贸易关系呈现新的强劲增长势头。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英国等西方盟友仍在饱受疫情困扰，国内经济复苏受到阻碍。因此，美国开始寻找借口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制造障碍。

2020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所谓《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案》，禁止美国本土公司进口中国新疆生产的商品，除非进口商能够证明有关商品没有“被强迫劳动力”参与生产。虽然这份法案在众院通过后被搁置，但美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仍据此针对新疆一些公司和实体颁布了进口禁令，并从2020年12月起开始扣押涉及新疆的所有棉纺织品。紧接着，英国、欧盟、加拿大也分别表明正在审议相关法令，要求跨国公司对中国供应商的人权状况进行“尽职调查”。这导致众多跨国服装零售企业在2020年底相继发表声明，表示没有或不会采购来自新疆的棉花。

其次，受疫情早期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影响，美国和欧盟开始意识到提高供应链自主性、降低对中国产品依赖度的迫切性。疫情暴发后，美国和欧盟在口罩这样的基础医疗物资上都严重依赖从中国的进口，甚至在世界各地互相争斗、抢夺资源，难以及时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可以说，新冠疫情刺激了美欧加快重构自身价值链体系，而棉花、疫苗、芯片等只是其中不同的产业。

再者，拜登政府上台后，更加强调“民主价值观”，其所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指导方针》提出要“领导和维护一个以强大的民主联盟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携手其他民主国家建立可信赖的战略供应链和科技基础设施”。可以说，美欧追求“供应链自主”是出于共同的经济需求，对“民主联盟”的强调则提供了政治动力。因此，虽然对“新疆棉”的制裁自2020年底就开始发酵，但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才开始联合欧盟采取更多实质措施，在加大制裁的同时通过立法建立“民主供应链联盟”。

2021年1月27日，美国参议院再次提出两项名为《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案》的提案，旨在加强对美本土企业的进口监管，除了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外，还要求美国上市公司提供与相关中国供应商的财物往来信息，并明确提出要通过外交渠道、联合盟友和国际组织抵制新疆所谓“强迫劳动”。随后，2021年3月10日，欧盟议会也对一项关于供应链的立法倡议进行了表决，并获得通过。同美国针对新疆推出的法案一样，欧盟版法案并不仅限于服装业，而是包括所有产业。这些企业如要严格遵守，必须审查和监督其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这种额外的经济负担很可能使得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而切断或尽可能地减少与中国供应商的联系，从而导致与中国经济的大面积脱钩。3月下旬以来，随着中美欧相互制裁的升级，许多跨国公司针对新疆棉花发表的声明也就一并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民主供应链联盟”的特征

可以看出，正在浮出的“民主供应链联盟”有三个特征。

第一，美欧追求“供应链自主”的经济目标与加强“民主联盟”的政治目标相结合，推动美欧在中国问题上的联动。目前双方各有30%～40％的棉纺织品系从中国进口，制裁“新疆棉”会对其国内的服装零售业、跨国公司供应链和商业利益带来负面影响，但所谓“公平贸易”成为促使双方共同克服经济短板的精神支柱。过去，所谓“公平贸易”只体现在共同施压中国减少关税和投资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如今，其含义扩大到所谓“维护人权和民主价值观”上。拜登还向英国首相约翰逊提议，在“民主国家”当中建设一条“美英版的‘一带一路’”，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展开竞争。

第二，某些智库、媒体、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社会行为体成为美欧构建“民主供应链联盟”的工具。在所谓“强迫劳动”问题上，美欧一些智库通过发表所谓的调查报告，拼凑数据和案例来营造“调查细致”“证据翔实”的假象，对读者产生认知和心理上的误导。这些智库和媒体点名批评耐克、阿迪达斯、苹果、微软、大众、宝马等跨国公司，加重它们的“道德压力”，迫使它们以“维护劳工权益”的名义与新疆产品切割。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这一非政府组织也是加速事件发酵的重要一环。这个主要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机构在此次事件中做出的迅速反应很难说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影响。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都是巨大的。

第三，“民主供应链联盟”在美欧拥有广泛的国内受众。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上，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比如咖啡、服装等常带有“公平贸易”的标识，其价格高于普通产品，但仍拥有广泛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群体，因为它们符合这部分人的一些消费理念，如“帮助慈善事业发展”等。以H&M、耐克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严重依赖中国供应商和中国市场，参与对“新疆棉”的制裁无疑会使其经济利益蒙受巨大损失。然而，拜登政府反复强调，其外交政策“不以促进跨国投资和高盛公司能否进入中国市场这样的问题为目标”，而是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理念”为导向。制裁“新疆棉”的做法体现了美国当下不惜牺牲跨国公司利益、转而迎合国内中产阶级受众的外交路线。

制裁“新疆棉”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的“民主供应链联盟”或将使中国面临更多的挑战。在应对美欧的联合围堵的同时，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国市场自身的吸引力和持续的开放措施将是扭转风向的最终力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资博士后、美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