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时期毛泽东的身份转变和思想特点

金民卿 · 2021-04-21 ·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年第2期

毛主席忠诚践行科学理论和中央决策，又立足具体实际开展创造性工作，初步形成了党性与个性辩证统一而以党性为第一、实践与理论的辩证统一而以实践为中心、理想与现实辩证统一而以现实为根基的思想特点，对其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 要：

建党时期毛泽东的个人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思想上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具体问题；在政治上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地方领导人，积极创建和领导党团组织，初步形成党的建设的早期经验；在实践上成为坚定的职业革命家，积极领导湖南工人运动，初步形成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他忠诚践行科学理论和中央决策，又立足具体实际开展创造性工作，初步形成了党性与个性辩证统一而以党性为第一、实践与理论的辩证统一而以实践为中心、理想与现实辩证统一而以现实为根基的思想特点，对其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革命实践的内在驱动下，在十月革命影响、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最先进的分子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从1920年夏开始，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党的一大胜利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提出发展党员和建立组织的任务，建党工作加快推进。建党时期，毛泽东的个人身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地方领导人，在实践上成为一个坚定的职业革命家，这种变化对其社会实践和思想特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时期的毛泽东主要是一个科学理论和中央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同时又立足具体实际开展创造性工作，初步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特质，对其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开展理论宣传工作，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回答具体问题

青年毛泽东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终于找到了救亡图存的“大本大源”，在1920年秋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自此以后就坚定不移地坚持、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讲道:“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建立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建党时期，他采取各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中国具体问题，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现实道路。

第一，着力用科学理论武装教育群众，开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实践。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大师，历来重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武装，善于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方式阐述深刻道理，回答与群众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到人民群众思想当中;同时，重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强调知识分子要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在武装群众的同时检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建党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工作已经显示出这些特点。

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行动指南，同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并进行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提出:“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同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他进一步明确了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俄国式的方法”“马克斯的方法”。1921年元旦的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他在批评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缺陷后提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坚定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指导思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921年1月2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1921年1月28日，他在给彭璜的信中提出，围绕主义的争论是根本的，在主义问题上决不动摇和让步，“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强调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决心。

开展多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着力提高广大青年和工人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在实践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1年到1923年间，他多次到湖南第一师范、第三师范、安源煤矿、水口山铅锌矿等地，深入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道理。例如，1921年10月22日，毛泽东同何叔衡、陈昌等出席湖南第一师范同学会大会，欢送夏曦赴俄国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在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学校要有“主义”，“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就是强调要在学校教育中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改变过去学校教育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状态。

把科学理论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从群众身边的事例入手来宣传马克思主义，让科学理论入脑入心。1921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颁布所谓的“省宪法”草案，在群众中产生不小影响，毛泽东发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用马克思主义剖析“省宪法”的缺陷，揭穿“省宪法”掩饰军阀统治的真面目，并指导人民利用有关条文进行合法斗争。1921年11月21日，他就湖南劳工会改组问题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分析劳工会存在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和阶级斗争观点指导劳工会改组，使工人群众更清晰地认识斗争的目标和方法。1922年10月6日，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的“泥木工人罢工宣言”中写道，“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样摧残”，“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是应当享有的”。在此，毛泽东运用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分析泥木工人的生产生活，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但他不是照本宣科地宣讲马克思主义，而是立足于工人，亲身体验、使用工人能听明白的语言，讲清工人受剥削的经济和阶级根源，指出工人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帮助劳动群众进行文化普及和思想提升，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武装教育奠定基础。毛泽东领导创办多所工人夜校，帮助工人提高文化知识，同时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激发和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创办自修大学是毛泽东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探索，他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等文件，是进行文化知识普及、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体现。《组织大纲》第一条就提出，自修大学的宗旨就是要用合理的方式方法把科学真理普及到一般群众当中，“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创立宣言》强调，自修大学打破学术秘密和身份限制，是一种面向和服务群众的“平民主义的大学”，凡有志向学的人均可入学;学生学习和学校教学的方式均是自由宽松的，学生可以到学校里研究，也可以在自己家里研究，也可以在店铺里、团体里、机关里研究，这种灵活方式能够适应一般群众的能力和需要;学习方法主要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之以教师指导”。1922年9月，他又领导创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该校更重视文化普及工作，明确办学目的就是要为那些失学的人补习英文、数学、国文、历史、地理等课程。

突出强调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结合。毛泽东在创建自修大学过程中高度重视劳动问题，他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设计自修大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时，设立了科学、哲学、文学三个大类，其中把“劳动”单列为第七章，并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作为一个重要原则提出来，“大纲”第二十一条讲道:“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这里的主张在日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完善，成为毛泽东知识分子理论和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根据中国实践需要和群众思想需求，重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和基本原理。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而是为了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本大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不是为了学术目的，而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目的。为此，他并不是要追求理论上的完善、逻辑上的自洽，而是根据中国实践需要和人民思想需求，重点阐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同中国具体实际联系密切的核心观点和基本理论。

针对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的思想实际，着重宣讲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等。1921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出席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作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讲演。1922年4月底，他在湖南三师讲演时提出，改造社会就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理想，这种理想就是社会主义。1922年5月5日，中共湖南支部在湖南一师举办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大会，他在会上作“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的讲演，其他人讲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与阶级争斗”“剩余掠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与俄国”等，这可以说是一次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同月，他在醴陵师范讲习所向师生发表阶级斗争史的演讲，宣传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论断，如“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种种都是枝叶”，“经济问题不解决，则社会上一切问题俱不能解决”，这些论断都突出强调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

结合工人运动实践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192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中，结合劳工会的改造问题阐述了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要观点。第一，根据劳动价值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提出“劳工神圣，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强调工人阶级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主体地位。第二，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组成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组织，这种工会组织同旧式行会组织有着本质区别，其组织形式不是传统行会的秘密组织，而是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政治组织，它要打破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通过民主方式、按照现代工会组织形式来组建。第三，工人阶级建立工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改善生活待遇，更主要的是要唤醒和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团结起来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维护和发展整个阶级的利益，推翻现存的剥削制度，最终解放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人类，“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第四，工人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就必须要组织起来，而组织起来的重要方式就是建立并维护自己的团体，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交纳最低限度的会费。

在批判统治阶级思想的欺骗性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原理。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批评赵恒惕“省宪法”，“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揭露其所谓“全民政治”的欺骗性。文章根据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共产主义的原理，强调必须要注意劳动者的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动全收权:“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劳动全收权虽然到共产主义才能做到但也不能忽略，因为这是世界上已经出现的一个潮流，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就开始在这方面探索了。

第三，突出科学理论的行动指南功能，初步回答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毛泽东理论工作的鲜明特点就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中形成理论创造。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文章都是结合当时湖南和中国的实际展开，初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解答理论和实践问题。

针对社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方法。毛泽东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中指出，省宪法草案的第一个最大缺点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因此应增加三项重要条文:一是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其亲属遗产之权，二是人民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三是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法律必须规定人民有求得正当职业的自由权，应该将人民的“生存权”规定于宪法以得到保障。省宪法草案的第二个最大缺点是，规定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关于劳动的事项却完全没有规定：“议员而不有职业的限制，则事实上仍然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结果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因此宪法必须要规定劳动者的工时、工值、红利、教育等项内容。这些方法和对策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也是富有成效的。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捍卫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反对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对劳动人民的污蔑，提出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和斗争要求。1922年12月14日，毛泽东以铅印活版工会名义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先是《大公报》总编之一李抱一以“盾”的笔名在该报发表《印刷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说工人罢工没有必要，工人没有学问，“欠缺常识”“不守秩序”“不知卫生真谛”，要求工人“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对此，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向反对工人罢工的文人提出几点要求：一是转变自己的阶级立场，站到工人群众的立场上为群众说话而不是居高临下教训群众，“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二是能够做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是恶意污蔑和贬斥，“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是能够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同人民打成一片，为人民群众服务，“能真个脱去长衣，辞去大编辑职务，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四是能够为人民着想，支持人民群众的斗争，帮助人民提高文化水平和实践能力，“能替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当用何种方法而后能读书和运动的机会?”“我们非减少工作时间，不能取得读书的机会;我们非自己团结起来，自己创办补习学校，不能取得读书的场所”。

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结合起来，着力解决中国革命急需的理论准备和干部人才问题。在创办自修大学过程中，毛泽东基于当时的中国革命实际，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组织大纲》规定，学校的宗旨就是要“发明真理造就人才”。学校重视人的均衡发展，学员要“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申明：办学和求学“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并提出，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也就是说，学校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奋斗目标来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到1923年11月，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被军阀赵恒惕封闭时，共培养了二百多名青年，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夏明翰、陈赓、陈树湘、毛泽覃、贺尔康等就是杰出代表。1923年11月下旬，中共湘区区委又创办了湘江中学，旨在“启迪学生，使为健全的战士，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思想与革命精神”，传承了自修大学的传统。

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初步阐述了统一战线思想。1923年4月，毛泽东邀请李达一同创办的《新时代》杂志创刊，刊物的发刊词提出，该刊的宗旨就是要传播救国救民的新思想，为改造国家和社会做理论上的准备，“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就是说，要在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现实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文章，就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初步探讨了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问题。文章指出，当时国内存在三派政治势力，即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革命民主派的主体是国民党，共产党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包括研究系、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包括直奉皖三派军阀。民主派要实现合作形成一个大的民主派，团结起来共同与军阀进行斗争，“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和国内社会经济的落后，中国最近时期一定是军阀统治，这将造成极其反动和混乱局面，“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就是说，在不断恶化的形势面前，人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斗争精神将不断高涨，最后将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独立。

二、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积极创建和领导党团组织，初步形成了党的建设的早期经验

1920年秋冬，实现政治信仰的根本转变后，毛泽东就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自觉开展建党工作，领导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党的一大后，他成为一个为数不多的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忠实执行党的决定，贯彻落实中央指示，大力开展湖南的党团组织创建工作。在这种开创性的党团创建实践中，他遇到并较好地解决了一系列实践和理论问题，形成了党的建设的早期经验。这些早期建党的实践和经验，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为日后领导党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一，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忠实执行党的决定，积极贯彻党的部署，扎实开展党团创建工作。

党的一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领导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建党工作。1920年11月间，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宣传和政治实践活动。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各地代表相互交换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正是因为这些出色工作，毛泽东和何叔衡应邀作为湖南党组织代表参加了党的一大，成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党的一大之后，毛泽东以坚定的党性原则和严格的组织观念，忠实执行党的决定，贯彻中央统一部署，积极在湖南开展党组织创建工作。党的一大决定，党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尽快在各地建立党组织。1921年11月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部署了建党后的主要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建立地方党组织，明确提出各地发展党员的数量和建立党组织的要求，要求各地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发展30名党员，成立区委员会。参加完一大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就开始在湖南创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在一年时间内取得了较大成绩，先后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中共湘区区委，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多个基层党支部，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党的早期领导骨干。1921年10月10日，毛泽东领导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人。随后，毛泽东积极而慎重地在先进的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领导建立了中共湖南一师支部、安源支部、湖南三师支部等一批基层党支部。到1922年5月，湖南已建立了长沙、衡阳、安源3个地方支部，粤汉铁路新河车站和水口山铅锌矿3个党小组，中共党员数量超过30人，达到了中央规定的党员人数，符合建立区委的要求。于是，毛泽东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人。党组织一经成立就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展开。

建立和改组青年团组织，也是毛泽东在建党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一大之前，毛泽东就已经领导成立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他着手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发展张文亮、彭平之、柳直荀、夏曦等为团员，准备在1920年11月召开成立大会，并邀请陈独秀来湖南主持，后因陈独秀不能来长沙，大会延期到1921年1月13日召开，当时有毛泽覃、郭亮、夏曦等16名团员，毛泽东担任书记。到党的一大召开时，长沙的青年团员有39人，是全国青年团员人数较多的地区之一。党的一大后，青年团建设成为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央通告要求各区要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毛泽东积极贯彻中央决定，严格按照组织程序，领导开展青年团的发展和改组工作。1922年4月，中共湖南支部委派易礼容、陈子博参加于5月5日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6月，毛泽东在短时间内多次致信团中央负责人张秋人、施存统等，商讨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事宜。6月17日，他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大会，通过由他修改定稿的《长沙S·Y执行委员会细则》，规定执行委员会设三个部：书记部、经济部、宣传部，选出长沙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毛泽东为书记，李立三为经济部主任，罗君强为宣传部主任。团组织还设立了学生、劳工、社会教育、妇女、农民、政治、非宗教等各种特别委员会。6月20日，他以执行委员会书记名义写信给方国昌(即施复亮)并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报告改组结果并呈请团中央同意。在开展青年团工作同时，他还积极领导青年学生工作，为党团组织发展积累后备力量。1922年12月7日，中共湘区区委为加强对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领导，通过学联评议部第二次会议，对学联会务活动提出新的方针和计划。学联负责人都是中共党员，实际上是党领导下的学生组织。

第二，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突出强调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积累了思想建党的初步经验。

重视党员的成分和质量，强调寻找和聚合“真同志”，把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服从共同信仰的政治团体。党的一大召开前，毛泽东已经着手把新民学会改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领导成立新民会。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就提出要效仿列宁的做法、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和方向。1918年6月，刚到北京的蔡和森就迅速阅读了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资料，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大加赞同，并表示要认真研究并效仿列宁的做法和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在1918年7月21、24日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都谈到要“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的事业，要向列宁学习，“则而效之”。1918年7月26日，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组织活动等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和森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实践洗礼，新民学会的政治性日益突出。1920年2月，毛泽东提出要把新民学会发展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1920年7月，蔡和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道路，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要由共同信仰的同志组成共产党，把新民学会建设成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的革命性的政党组织，“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在改造新民学会为共产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发展“真同志”，张文亮日记中多次记载毛泽东指导建团的情况，仅192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就有多次记录谈到“真同志”，突出党团组织的纯洁性。

注重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强调理想信仰的统一性和坚定性，强调要把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义的结合”，一个遵循同一主义的同志团体。1920年11月25日给罗章龙的信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主义的特别重要性：“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他在思想和组织上对新民学会进行了全面整顿，在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时撰写了《新民学会紧要启事》，提出有五种人“为保持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他在这里突出强调的核心就是学会的“精神”，即他和大多数会员已经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努力，新民学会实现了彻底转型，从建立在个人兴趣基础上的青年学术团体，转变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基础的先进政治组织，多数会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很多人不久就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对此，新民学会的另一个创始人萧子升曾感慨：“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较大的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成为湖南的共产党。”

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广泛开展思想教育和方向引领工作。在青年团改组过程中，着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央文件精神贯彻到工作实际当中。例如，1922年6月他多次致信张秋人，要求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的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寄到长沙以便武装教育广大青年。在领导开展学生运动的过程中，他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在斗争中不断扩大革命队伍。例如，1922年11月7日，中共湘区区委组织工、学两界召开俄国革命纪念大会，打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万岁”等旗子，在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

第三，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形成开展革命工作的坚强堡垒和坚强力量。

在先进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建立党支部，并依靠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着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积极在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先后在长沙的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在湖南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岳云中学、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院校，发展进步学生入党。在此基础上，中共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支部、湖南自修大学支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支部等基层党组织相继成立。他非常重视在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开展党的工作，多次到安源煤矿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建党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中共安源支部于1922年2月成立，李立三任党支部书记，这是湖南乃至全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不久，又成立了水口山铅锌矿党支部。

党组织一成立就成为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把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等紧密团结起来，开展有组织、有方向、有主义、有领导的斗争。在中共湘区区委领导下，湖南工人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公务人员、印刷工人和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工会，当时我是支部书记。是冬，猛烈的劳工运动开始……多数大矿山和全部学生实际上都已组织起来。在学生和工人的战线上都有了许多斗争。”当时，湖南的工人运动都是在中共湖南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例如安源工人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等。

注重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培育了一批党的早期骨干。在早期建党的过程中，毛泽东发展了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一批先进青年入党，他们不仅是湖南建党的中坚力量，而且绝大部分人不久都成为党的领导骨干，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党内重要职务，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党的干部，在改造湖南劳工会的过程中把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庞人铨培养成为青年团员和工人领袖，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在领导安源工人罢工过程中，他先后委派和培养了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刘少奇、李立三、宋友生、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朱少连、任弼时等人经过实践锻炼，很快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

三、成为坚定的职业革命家，积极领导湖南工人运动，初步积累了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就不再是一个单纯追求个人理想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职志的职业革命家，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的政治活动家。党的一大后，领导开展工人运动是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中央局的通告要求：“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等文件，要求各地党组织要深入开展工人运动，巩固和发展党的阶级基础。毛泽东忠实贯彻中央关于工人运动的工作部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并结合湖南实际，全身心投入到工人运动之中，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和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等，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湖南“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23个，约3万人，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9次。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工作时曾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在这些活动中，毛泽东探索了把科学理论和坚定信仰转化为群众实践的现实路径，积累了工人运动的早期经验，初步形成了符合具体实际的工作方法。

第一，在工人中创建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形成工人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派出优秀干部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团结凝聚工人阶级力量，制定切实有效的工人运动方案，动员各方面力量予以支持，推动工人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取得胜利。

安源工人罢工是在湖南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在罢工之前，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做了充分的准备。1921年12月，安源路矿工人致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指导工作，书记部派毛泽东、李立三、宋友生、张理全四人到安源，他们深入工人生产生活实际，教育工人团结起来开展革命斗争以争取自身利益。1922年2月，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中共安源支部成立，形成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正确判断形势，制定正确的罢工方案，指引斗争的正确方向。1922年9月初，安源路矿当局勾结地方政府下令封闭工人俱乐部，工人们对此坚决反对，并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准备进行罢工。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与中共安源支部的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形势后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党支部召开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要求做好各种具体准备，迅速将大多数工人发动组织起来，争取各方面的同情支持。安源罢工过程中，共产党员始终走在运动第一线领导罢工斗争。9月9日，毛泽东派李立三到安源领导罢工，随后又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命令，派刘少奇于11日到达安源参加领导工作。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始。罢工前夕，毛泽东致信李立三等指出：罢工胜利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要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根据这个意见，安源党组织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并对罢工斗争作出周密部署，成立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的罢工指挥部，刘少奇担任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提出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等17项条件，要求与路矿两局进行谈判。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出声明援助安源工人。9月18日，工人俱乐部代表、路矿两局代表会同地方商会和绅士调停人进行磋商，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并签订三方协议，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罢工斗争的胜利又极大地推动了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1923年就发展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从发起到取得胜利，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都是由湖南党组织派出的共产党员，在斗争的关键时期党组织又发出号召争取全国的支持。1922年11月，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代表刘东轩到安源见到李立三、刘少奇，要求派人到水口山领导成立工人俱乐部。经毛泽东同意，共产党员蒋先云、谢怀德等人前去指导，他们很快发展刘东轩和罗同锡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以蒋先云为书记的中共水口山铅锌矿党支部，工人运动有了领导核心。12月5日，党支部领导的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发出罢工宣言，三千多工人全体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通电全国，请各工会团体予以支援。27日矿局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承认工人俱乐部地位等要求，罢工斗争胜利结束。

长沙的纺织、缝纫、土木等行业的工人运动，都是在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下进行的。1922年8月23日，长沙织造工人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历时月余取得胜利。9月29日，湘区委员会领导长沙缝纫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举行罢工，在长沙泥木工会等支援下取得胜利；缝纫工会复工宣言说，这次罢工“均有觉悟的思想，自动的能力，所以才得到今天的效果，却是来日方长，我们应该干的运动无穷，所负的责任真大。以后还是要大家团结起来，本诸奋斗的精神，向光明的途径努力进行。尤其望工友们以阶级争斗的奋勇，创造劳动者的世界”。这个宣言表明，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把阶级斗争理论很好地运用到工人运动之中，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运动，进行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不仅仅是经济斗争。在领导土木工人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同任树德深入交往，并通过他结识了朱有富、杨福清等人，领导他们在工人斗争实践中提高觉悟，10月建立了以任树德为书记的中共长沙土木工人支部，此后土木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

第二，建立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机构，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形成斗争合力。

党的一大后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很快成立，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毛泽东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湖南支部主任。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工人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党对工人运动的指示精神同建立工人组织结合起来，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起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创建了工团联合会、工人俱乐部、工会、工人夜校等各种组织，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打破一盘散沙的局面，形成团结凝聚的力量。

从实际出发，对已经存在并有较大影响的湖南劳工会进行改造，使之摆脱旧行业组织的缺陷，上升为工人阶级维护自身利益、提高阶级意识、实现阶级解放的工会组织。湖南劳工会是由黄爱、庞人铨领导的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在湖南工人中有着广泛影响。党的一大前，毛泽东就已经同该组织有所接触并了解它的不足。1921年11月，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同黄爱、庞人铨商议改组劳工会问题，阐述劳工会的目的、工人阶级意识、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等问题，对改组劳工会提出建议。他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劳工会的发展方向，引导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放弃无政府主义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把旧行会性质的工团组织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在内部组织上将合议制改为书记制，将原有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宣传、组织三个部。经过改组，劳工会及其领导的工会组织成为湖南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力量。

先后领导组建了粤汉铁路新河工人俱乐部、岳州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俱乐部，以及长沙泥木工会、人力车工会、笔业工会、理发工会、缝纫工会、铅印活版工会等。到1922年11月，湖南先后成立了14个工人俱乐部和工会，会员达到4万余人，这些组织绝大多数都是由中共党员或青年团员担任主任或会长，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人担任秘书。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领导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建立起由共产党领导的、接受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工人运动组织，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形成强大政治力量。1922年8月17日，湖南党组织直接指导下的湖南省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工学商各公团联合会”，次日更名为“湖南民治促进大同盟”，该组织实际上是湖南党组织团结各阶级人民，利用湖南“省宪法”中关于言论、结社自由等条文向赵恒惕政府进行斗争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员易礼容、李立三、刘少奇等人担任干事。1922年9月17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泥木工会、新河工人俱乐部、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的代表20余人集议，成立湖南劳动立法同盟，统一领导湖南工人劳动立法运动。192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新河主持召开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长沙泥木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湖南铅印活版工会、湖南学联等三十多个团体的八十多名代表参加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11月5日，联合会正式成立，毛泽东当选联合会总干事，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织之一，该组织在湖南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在工人组织带领下，湖南工人运动蓬勃展开。1922年9月5日，长沙土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沙土木工会章程》，规定土木工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工会成立后就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核心；10月6日，在毛泽东指导下，任树德等领导长沙泥木工人进行罢工。1922年9月21日，长沙铅印活版工会成立，毛泽东兼任工会秘书，11月25日，长沙印刷工人在毛泽东指导下宣布罢工并最后取得胜利。1922年10月8日，中共湘区区委领导长沙理发工人为争取营业自由、增加工资等举行罢工游行，工人在斗争中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团体就不能保护自身利益，于是再成立理发工会并继续罢工，至12月28日取得胜利。

第三，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斗争方法。

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毛泽东讲究方式方法和斗争策略，以有效的方式打开局面后逐步展开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采取不同斗争策略，把合法斗争和非常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打击，积累了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

以合法斗争形式先把脚跟站稳，减少斗争开创时期的阻力，在打开斗争局面后再逐步开展工作。开办工人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等是打开工人运动局面的有效形式，毛泽东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新河工人运动、岳州工人运动时都是采取的这个方式开始的。1921年11月，毛泽东派郭亮等到长沙新河总站办工人夜校，杨开慧曾在这里担任教员。1922年5月，他了解到工人有组织工会的要求，便派郭亮到岳州组织发动工人，8月15日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成立。1921年年底，毛泽东派李立三到安源工作时告诉他要善于利用合法斗争方式，减少工作阻力，为开展工作奠定基础；利用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发现和培养骨干；1922年1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取得了合法地位。1922年5月，毛泽东到安源检查工作时看到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产者的标语后，强调要讲究斗争方式，首先要把工人组织起来。此后，工人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采取“消费合作社”的方式，使更多工友加入俱乐部，壮大了工人组织。

在有利条件下，果断采取非常斗争形式，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1922年9月9日，毛泽东同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郭亮、徐家棚站工人俱乐部的林育南一起，领导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三千多工人罢工，要求当局撤换虐待工人的工头和提高工资。10日，岳州段全体工人手执“驱逐工贼”“要求正当权利”的旗子，横卧铁轨，阻止车辆通行，湖北督抚萧耀南派兵前来镇压；13日，毛泽东发动长沙工人在新河俱乐部集会声援，罢工在各地工人支援下于25日胜利结束，吴佩孚、萧耀南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7项条件。1922年10月6日，毛泽东领导发动长沙泥木工人罢工，21日工人开会决定23日举行请愿大会，但长沙县署在22日贴出布告禁止请愿，一些人担心政府会像年初军阀残杀黄爱、庞人铨一样来镇压工人，毛泽东找工人代表谈话指出，现在形势已经同黄、庞事件时不同，工人有了组织，有长沙和全国工人阶级、社会各界的支持，长沙县公署很孤立，大家一定要坚持斗争到底，次日他还带领工人到县公署进行围攻斗争。

在斗争处于低潮、革命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注重革命斗争的灵活性，采取稳重推进的策略，以合法形式达到斗争目的。1923年二七惨案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4月，毛泽东指示安源工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以“弯弓待发”的姿势等待。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低潮时非但没有受损反而有所发展。这是毛泽东把斗争的坚决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具体斗争方式的重要体现。

利用统治阶级矛盾，进行分化打击，争取舆论支持，取得斗争胜利。1922年9月上旬，粤汉铁路工人罢工之时，毛泽东利用湖南军阀赵恒惕和湖北军阀萧耀南之间的矛盾，让新河工人俱乐部致信赵恒惕声明罢工不影响湖南军车运行，派何叔衡到湖北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北分部商议只打击直系军阀萧耀南。在这种策略之下，湖南方面对罢工不加干涉，省会警察局长石金成表示，“政府对于罢工工人，绝对取不干涉主义”，“一切工资概行照付”。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泥木工会代表同湖南省政务厅长吴景鸿进行说理斗争，吴答应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毛泽东当场将谈话记录下来写成呈文交省长赵恒惕。10月25日，毛泽东起草《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利用矛盾、分化敌人的策略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这样，他利用赵恒惕自己颁布的“宪法”条文逼迫赵答应工人要求，同时以抬高赵恒惕、公开吴景鸿承诺、揭露长沙县知事违反“宪法”的方式，使赵恒惕骑虎难下，不得不批准工人提出的要求，泥木工人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四、建党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特点及深远影响

建党时期，毛泽东的工作重心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运用到实际当中，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改造中国的实践，把党中央的决定贯彻落实到具体行动当中，主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诚宣传者，中央决定的忠实执行者，而不是一个进行独立创造的思想家。一方面，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和思想精髓，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容和总体内涵还缺乏全面系统的掌握；另一方面，他刚刚开展初期的、局部的革命实践，对中国革命的丰富内涵还没有了解，只是有了一些片段的、初步的实践经验，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建构。但是，这一时期已经显示出毛泽东在理论探索和思想建构中的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对其日后的思想创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党性与个性辩证统一、以党性为第一的特质。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体人而是一个组织人，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同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不是个体化的学术研究，而是组织化的、社会化的思想探索，其实践行动和理论思考都同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他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坚定党性原则，严格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开展工作，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投入到党的事业当中，实现了个人与组织的内在统一。他已经初步展示出共产党思想家的特点，坚定不移地把党性放在第一位，个性放在第二位;个人的主体性服从组织的整体性，但是并不埋没个体性，在二者的辩证结合中形成思想的创造。这个特质在日后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中越来越突出地显示出来。这个特质也要求我们，把握毛泽东的思想创造决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理论整体，那种刻意把毛泽东同中国共产党剥离开来，过于关注或拔高毛泽东的个性特征甚至个人情感的做法，决不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本质。

第二，实践与理论辩证统一、以实践为中心的特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毛泽东就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具体问题，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例如关于省宪法的评论就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来把握法律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他坚持以实践为中心而不是以理论为中心，牢牢立足实践但是决不局限于实践;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同时高度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例如，他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就坚持从实际出发，形成符合具体实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不是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这个思想特质在日后的思想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重要思想观点。

第三，理想与现实辩证统一、以现实为根基的特质。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目标同立足湖南实际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把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用理想来引领群众、指导现实，但决不拔高现实、超越现实，而是脚踏实地地从改造已经存在的湖南劳工会，建立符合现实斗争需要的工人团体，启蒙和教育文化思想落后的民众，形成群众斗争的力量。日后，这个特点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统一，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坚定理想信念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