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琰：当代左翼数字殖民主义理论评介

作者：刘皓琰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近年来数字殖民主义理论在西方左翼学者中兴起。左翼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构建分析框架，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一种从微观视角出发，认为大型数字公司的数据窃取导致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资本化；另一种则立足于宏观的国际关系，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资本输出造成了对落后国家的新型政治经济控制。数字殖民主义理论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但一些学者的观点和方法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偏离，必须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进行系统的比较和审视。

文丨刘皓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

原文载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 2021年第2期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带来全方位的影响，西方左翼学者高度关注数字技术对资本社会的影响。有些学者注意到了技术鸿沟所带来的霸权现象，认为新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带来的财富掠夺和权力控制已经渗透至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试图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范式创建批判体系。这些学者重启了在学界停滞已久的殖民理论，以“数字殖民”概括这一现象，指出数字寡头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通过数字资本的不断输出建立一种全新的殖民统治方式。数字殖民现象是否真的已经出现? 它具有怎样的特征与影响? 左翼学者的理论构建又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对此，应当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加以系统的探讨和审视。

一、马克思之后殖民理论的阶段性发展

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始于15世纪末。殖民政策虽然在客观上消灭了落后地区闭关自守的状态，加速了全球文明的进程，但也用野蛮的方式将殖民地人民强行纳入到资本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近代殖民主义作出了经典剖析。他将殖民主义与资本原始积累相联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和掠夺的需要是近代殖民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资本主义“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①，“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②。从15 世纪末到19 世纪中后期，西班牙、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兴起，迫使一系列落后国家不同程度地丧失独立地位，成为依附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热潮，世界殖民体系也随之发展到顶峰。列宁、卢森堡、布哈林等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对殖民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们认为，随着垄断资本的出现，殖民地对于帝国主义国家而言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列宁从多个角度论述了殖民地的作用，作为原料产地，资本主义“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③; 作为资本输出场所，“资本输出的利益也同样地在推动人们去夺取殖民地”④; 作为商品市场，“它们可以向那里销售工业品，牟取重利”⑤; 此外，一些上层建筑因素，如“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⑥，也成为掠夺殖民地的重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殖民体系逐步走向瓦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关系迈向了新阶段，殖民理论的发展也随之陷入了短暂的低潮。但仍然有学者坚持认为，对殖民政策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武力征服，而要着眼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控制和国际间的依附关系。于是， 20 世纪60 年代后，有两种殖民理论在左翼学界重新兴起。一种是“新殖民主义”，代表人物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杰克·沃迪斯(Jack Woddis) 等。他们认为，新殖民主义虽然淡化了军国主义色彩，并承认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独立，但仍然会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对弱国实行控制和渗透，为发达国家争夺世界霸权服务。另一种是“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如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 、加耶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 等。后殖民主义发展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主义理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通过文化输出、价值塑造、媒介控制等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统治。两种殖民理论中的很多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90 年代后，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崩溃。受到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的影响，“殖民”成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不愿公开使用的字眼，殖民理论的发展也再次滞缓。直到近年来数字殖民理论兴起，一些左翼学者呼吁学界重新理解殖民概念，并认为无论是“新殖民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均难以解释数字时代的新型殖民现象。很多学者在论述中大量运用并试图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左翼学界颇具影响。但同时，尽管这些学者的基本理念相仿，但在殖民主体、殖民影响与应对殖民的手段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观点上的差异。因此，厘清并正确认识数字殖民理论，对我们认识数字时代的资本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字殖民主义的两种理论倾向

总体而言，持数字殖民主义理论的学者主要从两种不同的视角出发，形成了两种各有侧重的学术倾向。一种是微观视角，注重考查数字垄断公司如何剥削和支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另一种则立足于宏观的国际关系，更加关注技术入侵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和控制。

(一) 数据窃取与日常生活资本化

持第一种倾向的代表学者有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媒介研究者尼克·库尔德里( Nick Couldry)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吉姆·撒切尔( Jim Thatcher)等。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数据”无一例外成为最核心的概念。库尔德里等人认为，忽视数据的自主性、肆意掠夺的行为已经在当前的经济社会中日益常态化。他们指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发展壮大的各类硬件厂商( 如苹果、微软、IBM) 、平台企业( 如脸书、亚马逊、优步) 和数据公司( 如甲骨文、艾克西姆) 等正在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量化部门”，这些社会量化部门通过全天候的网络连接、频繁的线上社交活动和物联网等构筑了覆盖全球的大规模监控体系，可以在用户不经意间收集海量的信息并将其转化为可以被利用的数据。① 撒切尔则将这种数据窃取行为与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相类比，认为各大数字公司正在利用一种新的欺诈和软暴力行径攫取用户数据资源，迫使用户丧失独自占有数据的权利，并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可以为数字公司获取剩余价值的私有资产。②

于是，在不断的数据窃取中，人类的日常生活开始变得商品化、资本化。这种资本运营模式使得大型的数据垄断公司成为新的“帝国”，它们通过不断扩张监控体系，构建起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可以通过无限地提取社会资源获得利润。这种行径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有着极强的相似性，数据资源的集中带来了财富的极大不平等，数字寡头可以凭借数据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和涉及的各个行业获取优势地位，整个数字空间都具备了以往殖民地的经济功能。此外，用户的思想也会在无形间发生转变，就像传统的殖民主义以“文明”为旗号一样，数字殖民主义宣扬的则是“连接”“个性化”等口号。数字寡头会通过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对用户进行宣传和营销，潜移默化地改变用户的文化理念、消费观念甚至政治倾向，使越来越多的用户成为可以被“帝国”和资本所操纵的“牵线木偶”。

(二) 数字资本输出与政治经济入侵

持第二种倾向的代表学者有耶鲁大学客座研究员、罗德斯大学的迈克尔· 奎特( MichaelKwet)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莫妮克·曼( Monique Mann) 等。在他们的视野中，数据和监视同样是数字殖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譬如奎特便在2019 年的新作中系统地论述了脸书、谷歌等数字寡头如何通过平台入侵、垄断并获取南方国家公民的海量信息。③ 但学者们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企业层面，他们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信息监视也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曼以澳大利亚为例，指出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与美国、英国等共同组建的情报机构———五眼联盟，构建起了覆盖大洋洲的监视体系。澳大利亚设置了大量的卫星基站，并开展了广泛的间谍活动，频繁地收集邻国的情报。譬如在与东帝汶进行海上边界划分时，澳大利亚就曾利用监听信息在谈判中获利。这种数据监视可以帮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国际博弈时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以牺牲小国和落后国家为代价获得资源和国家利益。④

与第一类学者不同的是，“数据”只是这些学者观测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层面，奎特等人还从其他多个角度考察了大国的数字技术和资本输出带来的国际问题。一是知识产权问题。数字寡头向各个领域的延伸使其可以轻易获得几乎所有领域的尖端知识和市场动态，获得研发产品的先动优势，而落后国家的智力成果却难以规避泄露的风险，这使得落后国家不得不向发达国家购买知识产权。二是国际产业链问题。数字技术拥有强大的整合能力，随着发达国家的有关产业进驻南方国家，南方国家本土企业的产业升级将受到压制，只能在国际产业链中居于从属地位。三是政治权力问题。由于发达国家掌握着信息发布媒介，可以有选择地过滤信息、操纵舆论，从而影响他国政治决策，典型的例子是被称为“推特革命”的2009年伊朗大选，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引发了伊朗国内大规模的混乱和冲突。四是意识形态问题。数字技术造就了一种新的技术崇拜，在平台和媒体的造势中，普通用户很少反思技术是否使其成为牺牲品，落后国家的文化观念也开始向发达国家靠拢，认为要向西方人那样行事和生活。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格外突出。疫情促使更多的人通过线上方式工作和生活，这极大地便利了数字资本收集个人信息，也使得用户更容易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资本主义平台制定的规则和塑造的价值观。①

总而言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数字技术的垄断权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数据、知识、情报等信息资源，从而集中了直接控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权力，落后国家的产业发展动能和文化自信力也被逐渐消解，只能沦为西方大国利润攫取的对象和政治决策上的附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殖民体系也就此落成。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殖民主义理论评判

左翼学者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推进到大数据时代所作的努力和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譬如，一些创新理论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 两种理论倾向的差异必然带来一些观点和结论上的区别，哪种倾向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只有将数字殖民主义理论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下加以系统审视，才能真正客观地评价其创新和贡献。

(一) 数字殖民真的存在吗?

是否应当以“殖民”来形容数字时代的权力集中和经济社会控制现象是评判数字殖民理论的出发点。库尔德里曾表示，使用“殖民”这样的概念并非哗众取宠，而是为了强调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资源掠夺问题和权力结构变迁。② 他同时指出，传统的殖民方式有四个关键性的特点: 对资源的占有、确保资源占有的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资源收益在全球范围内分配不均、符合资本掠夺需要的意识形态，而这些特征在新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同样存在。如果说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吞并了领土、资源和在其上工作的机构，那么数据殖民主义则是通过占有可从中提取的数据来获取和控制人类生活本身。③ 可以看到，左翼学者们延续了新殖民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思路，即殖民并不一定意味着主权的丧失和领土的被侵占，还可以表现为软暴力和政治经济依附。

他们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在当前的全球化趋势和国际格局下，以领土直接占有为特征的殖民政策很有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不再出现，但并不能因此忽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源掠夺、经济控制和推行霸权的企图与行径。在数字时代理解殖民问题，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中透视生产关系，不拘泥于传统殖民政策的形式和路径，而是着眼于霸权政策的目的、实质和后果。按照列宁的思路，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国家掠夺资源、劳动力，倾销商品和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场所，而通过数字技术的入侵，发达国家节省了以往武力征服所需要的大量军费和管理成本，同时通过隐蔽的掠夺手段避免了舆论和国际政治问题，但依然巧妙地干预了用户的思想和生产生活，将广大网民变成了免费的劳动力和掠夺数据的客体，实现了其攫取利益和控制落后国家的根本目的。在各国高度重视网络主权问题的今天，数字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殖民方式，其理论和现实价值应当得到肯定和关注。

(二) 谁是数字殖民的真正主体?

作为一种新兴理论，数字殖民主义在很多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两种理论倾向虽然都关注掠夺与控制，在很多内容上也存在着互通点，但仅仅是微观和宏观两种视角的差异也有可能推演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即是对数字殖民主体的看法。持有第一种理论倾向的库尔德里等学者显然是受到了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和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等人“帝国”理论的影响。他们将由数字寡头构成的“帝国”视为数字殖民的主体，认为“帝国”是无疆界的甚至可以超越国家主权的权力形态。“帝国”通过不断的网络连接进行跨国界的扩张，通过数据掠夺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实现了对全球用户的控制。但事实上，“帝国”理论在某些方面是与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完全相悖的。理解帝国主义、资本输出、殖民政策等概念不能只限于企业行为，而忽视资本背后的国家制度和阶级形态。数字技术的确为经济社会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大型数字公司也可以凭借数据垄断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拥有比以往更加广阔的权力。但这并不能说明民族国家主权式微，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大资本利益进行的部分权力让渡。库尔德里等学者未曾深入到所谓“帝国”背后的国家意志，这使得他们的思想不仅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还容易衍生出一些错误的结论。譬如库尔德里就曾抛开社会基本制度，将所有的大型数字公司，包括中国的数字企业也划入“帝国”的范畴，①这等于将“殖民”这样的字眼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挂钩，无疑是一种荒诞且危险的思想。

相比之下，持第二种倾向的学者更接近列宁的观点和方法。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数字殖民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将新帝国主义视为数字殖民的主体。事实上，在数字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经济特征。例如，第一，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数字化生产不断集中，形成了巨型数字垄断公司; 第二，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相结合，数字寡头逐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三，数字资本输出与数字商品输出的意义更为重大; 第四，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形成; 第五，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重点方向由现实领土转向虚拟空间。② 这些特征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典判断一致。可以说，“数字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当代的一个典型形态。正是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多年来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大规模监视和数字资本输出，代表数字大资本家的利益掠夺全世界的数字劳工，为数字殖民政策的推行创造了基础。数字殖民与以暴力抢夺、军事占领为特征的传统殖民方式一样，都是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世界财富、抢夺国际权力的野蛮手段。因此，认识数字殖民的主体，不能局限于企业行为，必须坚持唯物史观，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重视阶级分析方法，看到帝国主义形态的历史演进，才能真正找到科学的视角和方法。

(三) 数字殖民有哪些方式和路径?

针对数字殖民主义的方式和路径问题，两种理论倾向的学者均作出了自身的努力，但从现有成果可以看出，左翼学者们对数字殖民的理解尚不丰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体系不完整，二是视角有缺失。

就第一点来说，很多左翼学者虽然都试图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范式，但并未像马克思那样形成完整的脉络体系。马克思在分析殖民问题时，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以资本原始积累为出发点，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国际流动为主线，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决定的国际关系作为主要批判对象，最终落脚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充分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而左翼学者虽然将数据的窃取与积累纳入资本积累理论的范畴，但对知识、情报等其他数字资源的重视程度不足，没有运用劳动价值论解释数字资源的价值创造和再生产过程，对数字资源和技术占有不平等下国际产业链的发展变化的分析也不够深入，特别是持第一种倾向的学者，仅以“日常生活资本化”概括数字资源积累的作用，难以从根本上解释数字帝国主义运用数字技术对全世界人民进行的财富掠夺，也无法对数字殖民的路径进行完整的透视。

就第二点上来说，尽管近年来左翼学者们对数字殖民具体方式的研究在不断扩展，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仍然过多地停留在经济、隐私和意识形态领域，对于国家网络安全和主权、社交媒体上的舆情控制、军事领域的精准打击等问题缺乏关注。事实上，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革命初期的革命性技术不同，数字技术的特性决定了它可以无缝接入多个行业领域，因此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尽管殊途同归，但必然有多元化的趋势。在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不断强化的经济社会中，掌控了数字资源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将政治、经济、文化、传播、军事等均作为实行数字殖民的战略领域，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大数据等新技术和产品均可以作为殖民工具。这些均是数字殖民主义需要填补的理论空间。

(四) 如何应对数字殖民?

在如何应对和抵制数字殖民的问题上，持两种倾向的左翼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认为，要开辟一个与现行数据关系不同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创造将是一场集体性的、全球性的斗争，“它关系到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市场民主国家，它与整个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社会媒体对抗”①。但是，对于如何创造这一空间、改变现有的数字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学者们却并未给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唯一相信并支持的解决路径是依赖群众集体斗争的、自下而上的力量，要求群众对数据的窃取与控制进行自主的规避与反抗。库尔德里等人的这一观点，是典型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他们不相信政党和工会的力量，宣称要依靠被资本奴役的工人的普遍自发性战胜资本帝国。事实上，在数字寡头强大的技术统治与舆论控制下，个体很难拥有与大型数字公司对抗的知识储备与技术条件，也很难在复杂的信息中自发保持科学的意识和价值观，即使产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也很可能是无效的、盲目的或是被人利用的。可以说，左翼学者的这一策略并未落脚于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阶级力量对比，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与库尔德里等人相比，奎特等人的方案则更加务实。奎特指出，抵制数字殖民的关键在于技术革新，必须通过对软件、硬件以及网络连接的优化，创造一个新的数字生态系统，使任何用户都可以自由地访问、创造和共享已有的成果，而不是将所有的权限都集中于企业或第三方。② 曼则认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尽快推动本土数据主权制度的确立，以应对其他国家的数据窃取。③ 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鉴于当前数字技术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际现状，落后国家应对数字殖民有两个关键的方面。一是在技术领域，应当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增强创新能力，逐步摆脱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依赖。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做法值得很多国家借鉴。无论是互联网企业发展的萌芽阶段，还是当前的大国技术竞争阶段，中国都曾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力竞争和遏制，但通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和政府的支持，中国在数字技术的很多关键领域已经可以同发达国家分庭抗礼。另一个则是在国家网络安全领域，在暂时无法摆脱对发达国家产品的依赖时，必须强化对其产品和应用的监管和审查流程，同时通过立法的跟进为企业发展和公民权益提供制度保障。当然，各国应当根据生产力发展规律和本国国情作出切实有效的应对，避免不切实际和概念化的方案。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时代，当代左翼学者的数字殖民主义理论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其中有两点最为关键: 一是深化了对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当代认知。左翼学者推动了殖民理论的又一次发展，并以数字资源掠夺为切入点，考察了数字帝国主义运用技术霸权，进行新的权力控制的企图和行径，对我们辩证看待数字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科学认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国家竞争有着极强的警示和启发意义。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需要解释的新现象、新问题，而左翼学者通过对殖民理论的更新，在资本积累、垄断、生产关系等问题上都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尝试。

但同时，由于尚是新生理论，不同学者间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论倾向，虽然有些内容相互补充，但一些学者特别是持第一种倾向的学者的部分观点和方法也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如缺乏阶级分析视角、对殖民主体怀有错误认识、对资本在数字时代的运动规律考察不足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左翼学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旨趣难能可贵，只有在持续的探讨与论争中寻求科学理论的发展方向，才能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和对现实社会的指导意义。

*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