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其实是个猛人
原创 温伯陵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事实上,李大钊是个纵横捭阖的猛人,从21年建党到27年牺牲,李大钊做了很多大事,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没有立即见效,却在多年后发挥作用。在党组织弱小的年代,他以一己之力,撑起北方的半壁江山。
伯陵说:
学者李大钊的另一面。
1
昨天是李大钊牺牲94周年的日子,我们就来聊聊李大钊。
由于长久以来的固定印象,以及小学课文《十六年前的回忆》,导致很多人对李大钊的理解,无非是图书馆主任、写文章和建党,然后什么都没做便牺牲了。
如果真的如此,有个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从21年建党到27年牺牲,什么都没做的李大钊,怎么可能有“南陈北李”的地位?
事实上,李大钊是个纵横捭阖的猛人,那几年主要做了几件大事,差点改变整个北方的局面。
第一件事是联络吴佩孚。
“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俄,在世界上非常不讨喜,时刻面临境外势力的颠覆,于是就想缓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让刚建立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喘口气。
尤其是中国,更是重中之重。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欧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错综复杂,稍有不慎,便会成为欧美颠覆苏俄的前线阵地。
而且正在崛起的日本,也在威胁苏俄的远东安全,苏俄必须借助中国的力量制衡日本,让日本不能继续向北扩张,毕竟“日俄战争”才过去十几年。
于是苏俄在中国甩了三板斧:帮助中共建党、联系孙中山的国民党、结交北洋的吴佩孚。
为什么要结交吴佩孚呢?
因为在1920年代初期,吴佩孚已经成为直系大佬,麾下有几十万大军,属于北洋政府话语权极大的实力派。
最重要的是,吴佩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经常在报纸上发表通电,反对签定巴黎和约,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每次通电都以爱国为主题,积累了很好的口碑。
当时很多人觉得吴佩孚是“救时之伟人”,北洋政府里站在人民立场的英雄。
苏俄看重吴佩孚的,正是他的立场和态度,而在苏俄和吴佩孚之间联系的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不是学者么,怎么能和军阀联系上?
巧了,李大钊在北洋政法学校的时候,有个同学叫白坚武,俩人的关系非常好,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从北洋政法毕业之后,李大钊去日本早稻田留学。
而白坚武去北洋政府工作,先后做过冯国璋和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1922年又被吴佩孚聘为政务处长,成为吴佩孚的首席谋士,类似于曹操和郭嘉的关系。
这层关系,让李大钊和吴佩孚可以直接对话。
正好吴佩孚也需要李大钊。
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吴佩孚准备召开恢复法统的会议,一方面谋求武力统一中国,另一方面要彻底清算梁士诒和交通系。
交通系是北洋政府内部的大派系,控制着铁路、航运、邮政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等金融机构,交通系的一代头目梁士诒,被人称为五路财神,做袁世凯秘书长的时候又称二总统,可想而知势力多大。
吴佩孚和李大钊谈话,目的就在于,请李大钊给“武力统一”出谋划策,并且利用工人运动清除铁路上的交通系。
苏俄和吴佩孚都有各自的利益,但李大钊不是王明,不可能白忙一场,给别人做嫁衣。
“苏俄要联系吴佩孚,那我就用人脉资源去联系,吴佩孚想武力统一和清除政敌,我也可以帮忙,但归根结底要发展自己的党组织。”
这就是李大钊的打算。
1922年6月7日,吴佩孚和李大钊在保定会谈,具体内容谁都不知道,但从会谈后的结果来看,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是能不能与苏俄缓和关系。
其二是李大钊帮吴佩孚出谋划策,并且帮他政治斗争。
他从保定返回北京的时候,带了12封北洋官员密谋的电文,交给胡适的《努力周报》发表,用学界名流的身份,帮吴佩孚造舆论声势。
当时的李大钊没有情报渠道,党组织也很弱小,这12封电文,只能是吴佩孚交给他的。
其三是做为交换条件,吴佩孚支持工人运动。
你吴佩孚不是标榜关心劳工么,现在掌权了,应该兑现承诺啊,要不然和其他军阀有什么区别?
于是在保定会谈后,吴佩孚通电发表“保护劳工”等政治主张,并且让李大钊派六个秘密探查员,在京汉、津浦等六条铁路上工作。
这六个秘密探查员,便是何孟雄等中共党员。他们表面上是帮吴佩孚调查交通系官员,其实是做工人运动。没多长时间,铁路上的党员就成立了16个工人俱乐部,拥有相当雄厚的工人基础。
当然了,吴佩孚和苏俄没有走在一起。
李大钊也明白,给苏俄和吴佩孚牵线不是主要目的,发展自己的组织力量才是正道,他曾经和人说过:
“吴佩孚毕竟是吴佩孚,我们不要对他存在什么幻想,他能发出那样一个通电,我们就算没有赔本。”
说到底,还是利用机会给自己做事。
此后几年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追根溯源,其实就是李大钊在保定谈下的。
2
利用吴佩孚做工人运动之后,李大钊又去联络冯玉祥,准备在军队里发展力量。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本意是让他努力作战,结果张作霖送来50万银元贿赂,冯玉祥马上倒戈。
他私下和张作霖和解,然后带兵回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结结实实的搞了一个大新闻。
但是事情做完以后,冯玉祥发现:自己的势力不足,根本不能以独当一面,这该如何善后呢?
唯一的办法,请段祺瑞出来做和事佬,和张作霖一起对抗直系,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把几方势力都拉进来,才能勉强有了下坡台阶。
关于孙中山北上的事,中共党内开始不同意。
很多人觉得冯玉祥和段祺瑞一样,都是必须打倒的封建军阀,要是和他们一起做事,岂不是同流合污了吗?
李大钊不同意,他认为冯玉祥是可以争取的,最起码可以通过一系列工作,让冯玉祥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然后在冯玉祥部队发展党组织。
于是自1924年12月起,李大钊便通过关系和冯玉祥联络,问他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冯将军尽管说。
冯玉祥也不客气,明知道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好,就说需要苏联援助,李先生能不能想想办法?
李大钊发现机会了。
他以中共的名义,请求苏联援助冯玉祥的国民军,并且派人来指导工作。以党的名义说话,可见对冯玉祥的重视程度。
正好苏联结交吴佩孚失败,就听了李大钊的意见,大力援助冯玉祥。
此后一年时间,冯玉祥的国民军就收到大批武器装备,包括5.5万支枪、6900万发子弹、各种大炮70门、机枪230挺,而且苏联还派来军事顾问,帮冯玉祥办军校训练军官、创建兵工厂生产武器。
一支装备落后的乞丐军,就此鸟枪换炮可以在中国横着走。
李大钊也没有白干。
他和冯玉祥建立关系之后,便派王若飞、宣侠父、刘天章等党员进入国民军,组织俱乐部发展党员,并且通过宣传革命理论,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冯玉祥的国民军。
就连冯玉祥也承认,国民军的战斗力提高,其实是官兵明白了要给穷苦人谋利,要革命成功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纯系政治训练所奏奇效。”
而国民军里的党员,经过几年时间经营,已经直接掌握了数千人的部队。
那些秘密组织经历了“清党”,依然在杨虎城部队保存下来。
他们就是西北红军和西安事变的火种。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当时联合冯玉祥的最大目的,就是干掉张作霖。
因为在北洋军阀里,皖系和直系已经倒台,最大的军阀部队就是奉系张作霖,不干他干谁。
就像中共北方区委在《致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公开信》里说的:“我们必须用尽所有力量,形成反奉武装大联合,以至于最后消灭奉系军阀。”
所以在帮冯玉祥要苏联援助的时候,李大钊就派任国祯等党员去东北,和哈尔滨的党组织联系上,组成东北国民自治军司令部,在黑龙江和吉林发展武装力量。
另一方面,李大钊通过地下组织渠道,促成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
具体是如何谋划的,现在已经说不清了,但是1945年王若飞在延安公开说过,郭松龄倒戈,事前和李大钊有关系。
王若飞不可能瞎说,基本就是板上钉钉了。
郭松龄和任国祯组成两条战线,谋划的大事业,就是打倒张作霖。
具体计划就是郭松龄攻入奉天的时候,国民自治军在黑龙江和吉林暴动,南北夹击互相呼应,一举夺取东北。
冯玉祥则牵制关内部队,有余力的时候就出关支援,而李大钊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亲自发动首都革命,带领人民群众推翻北洋政府。
夺取东北之后,冯玉祥、郭松龄和国民自治军(共军)连成一片,然后取得苏联援助。
到那个时候,整个黄河以北的局面,基本上定了。
这个计划宏大而且周密,有相当大的可行性。
要知道那个时候是1925年12月,国共在广东发起的北伐,还没影子呢,这事真要做成了,哪还有南京国府和蒋委员长什么事,而且中共起码有东北两省的根据地。
可惜。
日本在东北有巨大利益,看到郭松龄的部队势如破竹,担心东北脱离日本控制,便和张作霖签定《日奉密约》,并且在郭松龄抵达奉天城下的时候,派出关东军从侧翼攻击郭松龄。
进攻不顺利,又让郭松龄部队害怕失败的后果,于是参谋长邹作华逼迫郭松龄投降。
无奈之下,郭松龄带领卫队突围,最后被杨宇霆处死。
北方革命功亏一篑,半年后,国共两党在广东誓师北伐,张作霖还是没逃过死亡的命运。
只是,那时候李大钊已经牺牲了。
3
1927年,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的身份进入北京,于4月6日派兵搜查苏联大使馆,把李大钊逮捕入狱。
此时的李大钊名声很大,各界都在营救,但张作霖已经问过西方国家的意见,统一回复是可以杀。
张作霖不放心,又给北洋将领和蒋介石发电报,问他们该怎么办。
张学良和张宗昌的意思是立即正法,而蒋介石回了八个字——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再加上李大钊之前差点干翻张作霖,他才下定决心,于4月28日用绞刑杀害李大钊等20名革命人员。
有一种说法,因为没有给侩子手行贿,导致李大钊被绞了三次,用了足足40分钟才气绝身亡。
从21年建党到27年牺牲,李大钊做了很多大事,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没有立即见效,却在多年后发挥作用。
在党组织弱小的年代,他以一己之力,撑起北方的半壁江山。
都说盖棺定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评价李大钊,还是官方的评价最准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两个评价都很有分量,尤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到这个评价的,党内只有9人。
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相当于盗火者。他年轻时从苏俄取来星星之火,到牺牲的时候,已经是再也扑不灭的燎原烈火。
那些星星之火中,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月薪是8块大洋。
但是根据北大的档案记载,毛泽东只在18年12月、19年1月、2月领过工资,说明以前几个月,他是没有工资的。
毛泽东的北京生活很艰苦,能有8块月薪度日,还是在李大钊身边工作以后,李大钊帮他争取来的。
这份恩情,毛泽东长久的记在心里。
他还去了天安门广场,亲耳听到李大钊做《庶民的胜利》演讲,那种激情澎湃的演讲风度,也在毛泽东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李大钊带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并且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一步一步带着他走向革命道路。
毛泽东回到湖南之后,创办了文化书社,但是由于资金短缺难以经营,又是北京的李大钊出手相助,用“免去押金”的办法,寄来北大出版的50多种书籍,帮文化书社渡过难关。
所以毛泽东说:“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说杨昌济是毛泽东的学术导师,那么李大钊就是毛泽东的革命导师。
李大钊在北京牺牲3个月后,毛泽东在武汉说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然后就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武装暴动。
22年后,那支残破武装已经变成百万雄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迁往北京,刚进城他就开始感慨: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
“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那时的毛泽东,肯定想起了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岁月,还有李大钊指导他读书时的谆谆教诲。
他望着百废待兴的北京,可能默默的说了一句:
“先生,革命成功了,安息吧。”
参考资料:
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联吴方针”的关系 傅振刚 徐有礼
李大钊与吴佩孚的保定会谈 董宝瑞
李大钊推动冯玉祥策应北伐的历史功绩 李敦送
倒戈火焰之一侧—郭松龄反奉与中国共产党 胡国顺 陈立英
李大钊给毛泽东介绍北大图书馆工作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