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动员能力：毛泽东的“大本源”与全国民众的大联合

原创 夏斐君  斐君思享汇

罗家伦等人对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思想击节赞叹，是因为这一思想有可能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老毛病。罗特意提到：“若是大家参看毛泽东君的《全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一定更要明白。”毛泽东、罗家伦、傅斯年这一代五四精英如此重视民众联合和“组织”，是因为看到了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

斐君按：

这是我的一篇旧文，曾以《青年毛泽东写了一封改变命运的长信》为标题刊发过。今天重发，一是因为“五四”又至，本文对青年毛泽东的“悟道”和五四的根本意义做了非常透彻的分析；二是因为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党史，我对自己的思想历程也做了一个梳理。

其实在思想上我也曾走过弯路，我曾是“普世价值”的推崇者，对教员、对中国革命有过许多错误的认识。后来发生根本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五四运动的重新认识。

五四期间，青年毛泽东得以“悟道”，找到了“大本大源”；五四前后，“组织动员能力”成为先觉者的共识；五四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全社会的“组织者”横空出世；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在认识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1949年各自的命运……

一句话，看懂了五四，就看懂了中国革命史的根本，也就能看懂教员；看懂了这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拥护，以及对教员的热爱，就会发自心底，根本抵挡不住！

1917年8月，湖南第一师范最后一学年将要开始时，毛泽东给自己十分敬佩的老师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或许，那就是青年毛泽东成为伟人毛泽东的起点，一个从平凡到伟大的分水岭。

01

毛泽东悟道

在信中，他分析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一个身无长物的大龄师范生，一个毕业后连饭碗都不知到哪里找的年轻人，竟然立下“动天下”的志向，这无疑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狂妄”想法。

封面图片 | 毛泽东与黎锦熙合影

黎锦熙读信后，在当天日记中极为感慨地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不愧为大器量之人！”

毛泽东的确目光如炬、一语中的。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改变中国的面貌。

分析时局，毛泽东认为，变革中国的方子开了不少，但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俱从枝节入手”而“本源未得”，没有抓住病根。对于当时的军阀政客，毛泽东认为他们“胸中茫然无有”，“如浮萍无根”，只剩“手腕智计”。

彼时的毛泽东虽有万丈雄心和粪土万户侯的自信，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迷茫苦闷的情绪，因为他尚未找到“大本大源”。

比如毛泽东在信中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当时，他因未得大本大源之道而心中茫然。而两年后，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心心念念的大本大源之道开始明确起来。

1919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不久，五四运动爆发。运动期间，虽然远在湖南，但是这位大龄无业青年创办了《湘江评论》，写出很多洛阳纸贵的爆款文章，并很快成为全国闻名的“大V”。

毛泽东比其他大V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目光如炬。当其他知名人物和评论家还在关注青年学生如何爱国时，青年毛泽东从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广大民众中蕴积的伟力以及他们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敏锐地察觉到“民众大联合”方能“搅动天下”。

1919年7月，《湘江评论》第2期，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轰动全国、其他媒体纷纷转载的10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

这篇雄文是青年毛泽东在大激动、大思考、大无畏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全文气势逼人、观点犀利、文采飞扬，特别是其中的几句名言，加快了我们朗读时心跳的速度：

“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只要民众联合起来，世上之事都极易为”。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民众若能大联合，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预判，在落后国家的革命中，中共领导的革命最为彻底，也正因为最彻底，才有了1949年后那3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

此时的毛泽东，一扫之前的迷茫，思想变得异常坚定起来，认定民众大联合是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可以说，1919年毛泽东找到了他的“大本大源”。

02

天不生润之，万古如长夜

英雄不问出处。毛泽东这位湖南师范生的真知灼见，引起当时最知名大V、五四学生领袖罗家伦、傅斯年等人的点赞和积极呼应。

1920年，罗家伦撰文反思和总结五四学生运动，充分肯定“社会组织”层面的进步，是五四运动一个“绝大的成绩”：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

“一盘散沙”、“乌合之众”是当时精英分子对中国社会最常用的描述词语。陈独秀称：“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青年毛泽东也说：“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

罗家伦等人对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思想击节赞叹，是因为这一思想有可能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老毛病。罗特意提到：“若是大家参看毛泽东君的《全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一定更要明白。”

毛泽东、罗家伦、傅斯年这一代五四精英如此重视民众联合和“组织”，是因为看到了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赞美和肯定的评价有很多，也有负面评价，说什么救亡压倒启蒙，开启了左的思潮。但千条万条，毛泽东受五四启发，提出民众大联合，以及五四精英受毛泽东启发，开始认识到组织动员能力对于当时中国的根本意义，这是不容抹杀的。

仅此一条，就足以让毛泽东和五四彪炳史册。为什么？因为组织动员能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实在是太重要了！

工业革命以来，国家间竞争集中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竞争，到今天依然如此。社会化大生产的背后，是国家组织动员能力的高下，谁能组织动员更多的资源和人力来搞工业化，谁就能胜出。因此，一个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就是其核心竞争力。而且随着组织动员动力的悬殊，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越发明显。

清朝灭亡，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国家组织动员能力太低下，国家和社会层面都严重缺少组织者，所以在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失败了。尽管清朝灭亡了，但是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并没有提升，因为辛亥革命不是有组织的革命，而是各行其是、没有共识。而1921中共的出现，就是以全社会的组织者出现的，对全民族进行彻底的组织和动员。

这种组织动员能力，在战争期间，表现为统一战线的建立、淮海战役上的独轮车和支前大军；在和平时期，则表现为，通过公私合营、合作化等内部积累手段，建立起自己的核心工业体系。

正是对这种组织动员能力的自信，对人民伟力的笃信，毛泽东在“进城赶考”前的动员会——七届二中全会上，才有了那段自信的话：“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也正是因为这种组织动员能力，在西方封锁、中苏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之际，我们依然能组织起全国的资源、人力和智力，搞出了两弹一星。这才让中国免于被西方任意宰割和支配的命运。没有这样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核心工业体系，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总之，一句话，贫穷落后、一穷二白的中国要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并壮大，需要的正是共产党及其核心竞争力——组织动员能力。

今天，中国发展模式的精髓，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其实就是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些优势，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民众大联合和组织动员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不生润之，万古如长夜！

03

1949，胜败有凭

再扯一点题外话。都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是因为土改。我们都认为这是常识，但很少有人去深究，为什么共产党能搞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能搞土改，而国民党不行？

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五四（这也是为什么我党为何如此重视、如此高度评价五四的根本原因）。

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的一大成果是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的兴起。白文化的意义，其实不在于告别了之乎者也和普及教育，而在于知识青年和底层民众的结合。

白话文之前，知识在中国社会是稀缺品，是知识分子小圈子的自娱自乐，精英和民众是两张皮。而从五四开始，知识青年开始走出书斋，走近基层，走入民众。

我翻五四运动的回忆录，发现大多数年轻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去天安门游行，不是放火烧汉奸的房子，而是下乡搞宣传，搞演出。事实证明，这也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不妨摘几段回忆录看看：

红军大学校长何长工参加五四运动的会议：

邓稼先先生的岳父、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许德珩的五四回忆录：

知名大V马前卒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五四运动把青年学生逼到农村这片空白地搞文化，还要用白话文和简体字来增加宣传力度，就像把一个跨国公司送到了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土地革命的动员水平当然要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

所以，五四运动后的土地革命和以往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都不同，虽然面对的是同一个中国农村，但动员的资源更多，组织的军队更有积极性，更强大。在中国工业社会出现以前，共产党靠农民的力量打赢了淮海战役，治好了几千年来治不了的黄河、淮河、海河，还能去朝鲜打联合国军，还搞出了两弹一星。这都是民众大联合的成就，都是五四运动的遗产。

与此同时，一大批五四青年后来成为中共的中高级干部，五四期间锻炼出的与工农结合、组织动员能力、用通俗易懂语言教育民众的能力，在后来的土改和历次斗争中都派上了大用场，成为中共的核心竞争力。

国民党为何没能掌握这个核心竞争力呢？从孙中山开始，由于历次起义都是借助外力，没有自己的武装，所以国民党最早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毛泽东也说过，是国民党的镇压让中共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在重视军事这方面，国民党的确是共产党的老师。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民党正是因为过于重视军事，而忽视了党。国民党是军重于党，军在党前，一味迷信武力，却没有看到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对一个政权、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1919年8月，孙中山在会见全国学联代表时，“对于五四运动再次给予肯定”，“但是，他认为学生手中没有武器，只能游行示威，而北洋政府用几挺机关枪就可以镇压成千上万的学生。他说，我要给你们五百支枪以对付北洋政府，如何？”

可见，孙中山没有认识到五四的划时代意义，没有看到民众大联合和组织动员，没有看到民众中蓄积的伟力，还是传统的老思维，一切都是枪杆子。

正因为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回顾当时情况时说：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去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

而共产党恰恰相反，虽然也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党在军前，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为军事斗争保驾护航，两者相得益彰。

在国民党内，对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是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蒋经国，落败台湾后，蒋氏充分借鉴了苏共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于是有了两蒋时期稳固的威权统治和经济繁荣。当然，这是后话了。

国共内战固然惨烈，但实事求是的说，贫穷落后、一穷二白的中国要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并壮大，需要的正是共产党及其核心竞争力——组织动员能力。

蒋介石亡国，带来了中华民族的彻底新生，这个国亡的很值。

大体来说，宋朝中国亡于蒙元中国，明朝中国亡于满清中国，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尤其是是满清统治的400年，直接导致了中国从牛顿出生起就停滞不前。而国民党亡于共产党，换来了中华民族的彻底新生。

这就是1949年对于中华民族的根本意义！

而1949年胜利的起点，正是30年前毛泽东悟得了“大本大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丝毫不为过！如果明白了这些道理，对主席的热爱，就会发自心底，根本抵挡不住！

毛泽东主席论五四运动

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

【编者按】今天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我们摘录了毛主席论五四运动的有关篇章。毛泽东主席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最杰出代表，在他身上最集中地体现五四运动的精神、最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毛泽东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青年学习的榜样！”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年5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60页。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698页。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673页。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3页。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

作者：毛泽东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

青年运动的方向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延安的全体青年在这里开这个纪念大会，我就来讲一讲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现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胜利前进。历史上多次失败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也决不能让它再继续了，而要使它转变为胜利。那末，现在已经转变了没有呢?没有。这一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但是胜利是可以争取到来的。抗日战争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点。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全国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觉悟起来，都具备这种必胜的决心，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就表示了这一点。我们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第二，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它走，那是没有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

第三，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呢?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⑶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⑷，有甲午战争⑸，有戊戌维新⑹，有义和团运动⑺，有辛亥革命⑻，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北伐战争的革命也是一样，它胜利了，但又失败了。国民党反共⑼以来，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于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红军战争。但是这十年的奋斗，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全国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便是只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没有永久的全国的胜利。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讲到青年运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⑽，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⑾，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第五，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像现在的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就是指的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证。因此，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最后，第六，我要说到延安的青年运动。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们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⑿，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今天的大会很有意思。我要讲的都讲过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选自《毛泽东论青年和青年工作》一书

注释：

（1）见本书第33页注（1）。

（2）一九三九年三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规定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那时国民党在广大青年群众的爱国高潮的压力下，也同意了这个规定。后来国民党畏惧青年学习“五四”的革命精神，觉得这个规定很危险，又改定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来葬在黄花岗的革命烈士的纪念日）为青年节。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则继续以五月四日为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3）见本书第34页注（2）

（4）见本书第34页注（3）

（5）见本书第34页注（4）

（6）见本书第35页注（5）

（7）见本书第35页注（6）

（8）见本书第35页注（7）

（9）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和汪精卫在武汉所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10）指《五四运动》一文。见本书第31―33页。

（11）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12）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13）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