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危机：低生育与高成本，未富先老

原创 清和社长  智本社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近些年，生育及养老问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低生育及老龄化这两大难题，在未来会越来越突出，将深刻地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演变。

人口危机已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很少人意识到，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欧美日等国存在根本性差异。

如何认识低生育和老龄化问题？中国的低生育成因，与欧美及日本有何不同？中国老龄化的真正挑战是什么？如何解决当前养老金亏空问题？人口危机到底是什么危机？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简单探讨中国的人口危机。

本文逻辑

一、低生育与生育成本

二、老龄化与养老保障

三、自由化与人口危机

01

低生育与人口危机

低生育与老龄化，几乎是一组相伴而生的问题。

我说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在讨论延迟退休的问题，这项政策如果近期渐进式推出，60后男性将“首当其冲”。这群人出生在艰苦的年代，后来经历了生育政策，很多家庭只生了一个孩子，如今正接近退休年龄。他们一些人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就业，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一部分处于等领养老金的状态。如果延迟退休，他们是最先受到影响的一部分人。

在讨论延迟退休的同时，我们也在讨论开放并鼓励生育。这两项政策结合起来就是，延迟当前60后男性领取养老金，并且鼓励他们的孩子，普遍是80后、90后多生育。现实是，很多80后、90后生一个孩子，都是依靠父母来带。如果父母延迟领养老金，又鼓励他们多生一个孩子，压力可想而知。压力更大的是，有些60后没有养老金，完全靠儿女养老；还有一些60后还要抚养80多岁的老父母。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危机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性问题。

有人说，发达国家生育率也很低，中国开放生育，年轻人也不生。随着经济增长，生育率会逐渐走低，并逐渐维持着一个稳定的水平。这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但是，这与中国开放生育不矛盾。2020年出生人口锐减到1000万左右，这与80后、90后“独木难支”是分不开的。一切政策的前提是全面开放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

有人说，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提高人口质量，而不是鼓励生育。这其实也不矛盾。多生一个孩子，还是对一孩多投入教育，这完全取决于每个家庭及个人的决策，不是由某个专家或机构能够代劳的。这也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只有让生育自由化，家庭才能在生和育的边际上做出最佳选择。

所以，应对低生育危机的第一步是全面开放生育，消除一切限制生育的政策。

过去几年即便放开二胎，也没能拯救生育率。我们看问题出在哪儿？欧美日国家生育率下降，主要是受生育边际效用递减的支配。简单来说是不想生，不想多生，而不是生不起。在欧美日家庭中，多生的边际效用在递减，但在少生优生上得到效用补偿，如此生育率下降，但人口质量在提高。

如果人口能够从数量到质量平滑过渡，低生育的危机其实并不是危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会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尤其是伴随着生育技术的进步，人口数量和质量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动态平衡。不过，目前，欧美日国家都没进入这种动态平衡，人口质量在提升，但生育率低迷。

中国的低生育问题主要在生育成本上，简单来说是生不起，而不是不想生。生育成本高在哪儿？

一是高房价。

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以深圳当前的房价，即便有房的家庭，生育二孩意味着两房换三房，一个房间10方米来算，也接近100万了。没房的家庭，再生育二孩，购房的压力又增加了。如今深圳推行二手房参考价政策，首付比例增加，中产购房或置换房的难度也增加。

二是教育费用高。

中国城市的房价与教育公共资源捆绑，二者纠缠进一步抬高了生育成本。如果算上学位房，中国的教育成本应该是世界最高的。如果不计算学位房，孩子的培训及培养的成本也很高。要知道，过去十年，一线城市学位房价格和教育培训价格是唯二跑赢货币增速的。一些人提出取消校外培训缓解教育压力，这其实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举。中国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教育焦虑是社会焦虑在孩子身上的一种投放。社会公共资源不足、分配不公，以及社会保障不足，导致社会焦虑情绪蔓延到下一代。如此问题不解决，教育焦虑及成本将维持高位。

三是社会保障不足。

如果父母没有积蓄，没有养老金，80后90后需要承担较大的供养负担。现实中，一些家庭将养老的积蓄变成了房款，然后背负房贷。光靠男人一个人赚钱无法支撑一个家庭，女人工作一起养家颇为普遍。而女性进入职场后，往往推迟生育，以避免失业或被竞争淘汰。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险给老人、生育保险给女性、失业保险给失业家庭，以支持他们放心生育、多生育。

所以，应对低生育危机的第二步是降低生育成本，平衡教育资源，大规模地提供社会保障，尤其是保障性住房、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

第三步才是鼓励生育。

如果做到了以上两步，政府不需要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让个人自由选择，不限制也不鼓励。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需要鼓励生育。鼓励生育其实是还限制生育的旧账，也是降低生育成本的有效方法。

否则，对60后家庭来说太不公平。他们当年能生想生不能生，支持了限制生育政策。城里的职工进了国企，拿着低薪，等老了有退休金；农村的进城当了农民工，制造了“少生孩子多种树”的人口红利。如今他们接近退休年龄时，我们在讨论如何延迟退休年龄。如今他们的独生子，多数是80后90后，在城市中担负着高房价，可能用两代人的积蓄买了房子，欠着银行的贷款，然后，我们在讨论，他们的孩子应该多生孩子。

如果康德在世，他定然会说：“人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人就是目的。”鼓励生育，并不是我想要表达的本意。提供生育补贴，提供生育保障，目的不是鼓励生育，而是让他们有更多自由的选择，生，或不生，或者其它。

02

老龄化与养老保障

中国已确定“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一政策主要应对的是社保基金亏空扩大化的问题。

延迟退休是国际上应对老龄化的通行政策。比如，深度老龄化的日本，在2001年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男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3年的65岁，女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8年的65岁。

正在加速老龄化的中国将延退政策作为必选项。目前中国的男性法定退休年龄是60周岁，女工人是50周岁，女干部是55周岁。中国似乎还有延退的空间。不过，国际接轨的账不能这么算。中国目前男女预期寿命分别是73.64岁和79.43岁，而日本达到80.98岁和87.14岁。假如中国的男性退休年龄推迟到与日本持平的65周岁，但是预期寿命相比日本男性少了7岁。这意味着与日本男性相比，中国男性将少拿7年的养老金，平均实际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只有8年左右。

这个对比告诉我们，养老政策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政策，需要关注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可盲目参照国际做法。中国的用工保障、养老保障与日本还有差距，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同时，其它保障也要跟得上。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中国养老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的社保基金为什么不够用？

下面，我使用秦朔朋友圈中发表的《渐近的渐进式退休》中统计的一些数据，并在此对作者贾铭表示感谢。

2019年，中国养老金结余3400多亿，表面上看没有亏损。但是，如果扣除政府的财政补贴1.94万亿，当年养老金亏损达1.6万亿。实际上，中国社保基金从2013年开始入不敷出，财政补贴则逐年扩大以填补窟窿。养老金占社保基金的70%，养老金压力越来越大。

社科院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做过预测：如果继续执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到2023年，全国范围内职工养老金即出现资金缺口，到2029年，累积结余将消耗殆尽，到2050年，职工养老金累计缺口占当年GDP的比例将达到91%。

但是，以目前公布的很多宏观数据，与社保基金不足是有冲突的。社科院近期公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显示，2019年中国社会总资产达1655.6万亿，净财富为675.5万亿元；其中，政府部门净财富达162.8万亿元；居民部门净财富512.6万亿元，居民人均财富约为36.6万元。

社会、政府及居民都有钱，社保基金累积结余却不够，问题出在哪儿？

如果每个人在劳动年限内所赚取的净财富能够满足自己的养老金，那么养老金应该不存在亏空问题。但是，还可能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预期寿命延长。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各国延退的主要理由之一，中国也不例外。

二是通货膨胀。养老金贬值，是每个人养老的“杀手”。2003年之前所缴纳的养老金，难以覆盖今天的老年生活成本。这是今天养老金不足的原因之一。

三是养老保障水平提高。比如，日本的养老是建立在高标准的水平之上的。2017年，日本一对缴费40年的夫妻，退休后每月可领取的国民年金和厚生金加起来一共超过22万日元，大概相当于1.36万人民币。中国的养老保障水平与日本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整体上也有提升。比如近些年更多的医疗项目纳入医保，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有所提升。

但是，以上三点不是主要问题，中国的养老金缺口主要在历史欠账上。换言之，并不是每个人的劳动所得都能够覆盖自己的养老金，有一部分人的养老金是由现在年轻人所缴纳的养老金来提供的，存在“卯吃寅粮”的现象。

中国早期实施计划经济，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制度，国企负责承担职工养老。但是，国企亏损严重，无力支付养老金，一些国企破产或私有化，很多职工下岗，养老的重任甩给了后来建立的国家社会保障基金。这就形成了一大笔历史欠账。

当然，把责任归咎于这批国企职工其实也是不合理的。当时他们接受低薪工作，以换取养老保障。真正的责任在国企身上，国企应当划拨一大笔资金给国家社会基金，以填补这笔历史欠账。

问题找到了，办法也就有了。当年国企困难重重，抛弃职工养老金重担，由年轻的劳动者顶着，如今国企盈利爆棚，理应重新补上这笔旧账。办法有三：纳税、上缴利润和划拨国资。国企纳税多，但纳税是应尽义务，不在讨论之列。剩下看上缴利润和划拨国资。

2019年国企税收利润高达2.6万亿，但是利润上缴却不足。这一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不到4000亿。

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国企停止了利润上缴，直到2007年才恢复。当年颁布的政策规定，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从5%到10%不等。后来有所微调，但是上缴比例普遍偏低。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目前中国国企的实际分红率只有16%左右，低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2020年30%的目标，低于国际上市公司30-40%左右的分红率，低于印度、俄罗斯50%左右的分红率，低于欧美国家企业80-90%的分红率。更重要的是，国企上缴的利润，大部分以各种形式返还回去了。

从2017年开始，国务院开始将划拨一些国资充实社保基金。国资划拨给国家社会基金，国家社会基金不会卖出股份套现，而是享受利润分红。目前，划拨的资本总额超过8000亿。但是，与全国233.9万亿（2019年）的国有资产总额相比，已划拨的占比不到千分之四。可见，国资划拨的空间还有很大，按照2017年国有股权（企业）10%的划拨比例，未来国资股份划拨空间还有七八万亿。

所以，全国国企每年两万多亿利润，以及200多万亿国有资产总额，完全可以覆盖目前的社保亏空。有人提出，不能将社保的重任压在国企身上，国企担负着国家使命。

需要搞清楚的是，国企承担社保基金，一是还历史旧账，把困难时期的欠数还上；二是国企承担社会民生是承担真正的国家使命，责无旁贷，实至名归。

另外，与历史旧账一脉相承的是社保双轨制。目前中国在制度上基本消除了养老金双轨制，但是现实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机关单位、国有企业的职工，尤其是原来编制内的职工，领取的养老金远多于企业退休工人。如果社保双轨制不消除，社保亏空问题会一直存在。

延长退休年龄反而会加重这种趋势。假如延长两年退休，国企职工接近退休年龄基本处于赋闲状态，白白多领两年工资。两年工资多于两年社保，这相当于国家给国企职工多送了福利。但是，私人企业工人到这个年龄不少已失业，只能再苦等两年领社保，晚年生活可能更加艰难不说，还少领了两年社保。

中国的养老问题很复杂，但抓住关键，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企担责，包括大幅上缴利润还历史旧账，划拨国资填充社保基金，建立国资、国企承担国家社保基金的制度。

二是彻底消除双轨制，建立公平的社保制度。

解决以上两点，再探索推进延迟退休、建立企业年金等制度。我并不反对延迟退休，只是需要解决更为突出的问题。

03

自由化与人口危机

低生育与老龄化，构成当前的人口危机。本质上，人口危机，表面上是人类繁衍危机，实质上是人类自由危机。

人类的结婚、生育、就业、退休，都是经济行为。在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中（假设制度有效），这些行为不会出问题，会出现最优的结果，不会爆发人口危机。反过来，如果选择不自由，人口危机定然出现。

避孕技术普及之前，人类的生育行为是不自由的，无法自主可控的，生育成为了鱼水之欢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那时候，一旦天下太平、风和日丽，出生率暴涨，出现人口过剩性危机。后来，即便避孕技术普及了，人们对人口过剩性危机的恐惧依然存在，于是就有了限制生育政策，将“人”消灭在小蝌蚪状态。限制政策干预了生育自由，降低了社会福利，有能力供养的家庭无法多生育，降低了社会整体的人口素质。

所以，人口危机的关键是看生育行为的自由度。生育行为的自由度取决于两点：一是否存在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二是否存在市场扭曲，进而提高了生育成本，间接地干扰了生育决策。

我们先看欧美日等国，这些国家目前不存在限制性的生育政策，在制度上保障了生育自由。这些国家是否存在市场扭曲，间接地影响了生育率？肯定存在一些，比如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危机。泡沫危机击穿了众多日本家庭资产负债表，家庭收入下降，负债增加，拖累了生育率。日本的生育率也是泡沫危机后开始大幅下跌。

但是，整体上来说，欧美日还是世界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市场扭曲相对较少，对生育自由的干扰相对较少。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社会保障，以降低生育成本，增加生育自由度。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比如住房保障可以降低高房价的压力。

当然，这里是有争议的。欧美日等国大量的社会保障资金来自超额印钞，大量印钞一方面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也在扭曲市场。

综合以上来看，欧美日的人口危机，存在问题，但不是真正的危机，或根本性的危机。

日本生育率低迷的另一面是，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之一，养老保障水平高，生命质量高，人口素质高，贫富差距小。即便在泡沫危机后，日本经济低迷，但其基础技术积累依然相当雄厚。当前日本人口负增长的情况，未来可能会被生育技术进步所改变。

再看中国的人口危机。中国的低生育和老龄化问题，从数据上看似乎没有欧美日严重。但是从趋势来看，值得我们警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危机更为根本。

我们知道，生育行为的自由度取决于生育政策和市场扭曲。中国家庭的生育行为，八九十年代主要受生育政策限制，如今主要受市场扭曲（高房价）干扰。放开二胎后，生育率依然没有持续回升，有些家庭放弃了二胎，主要原因就是第二个因素，高房价抑制了生育。

另外，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不足，尤其是对抗高房价的保障性住房，以及与生育直接相关的生育保险严重不足。这相当于放大了高房价对生育行为的扭曲。如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更加充足，父母对下一代的教育焦虑可能会降低一些，生育低成本会下降。

生育非自由化引发的人口危机，是真正的人口危机。

通常，生育率下降的同时，政府、社会及家庭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更少的孩子上，人口素质会提升，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但是，如今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人口数量在下降，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减少，人口素质的提升受制于高房价、高成本。

人口的繁衍促进社会的有效延续。家庭，是人口繁衍的关键部门，也是经济与社会最优演进的支配组织之一。我曾在《家，会消失吗？》介绍过戴蒙德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提出家庭资源配置的最优模型，即只有在代际交叠模型中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预期可以超过生命的长度，家庭代际配置资源才是最优效率的。但是，家庭代际配置资源需要代代延续，这就需要借助于生育。生育多少个孩子，如何教育孩子，投入多少教育资本，都影响着家庭代价资源配置的效率。

反过来说，生育行为受到限制与扭曲，人口的延续不是遵循经济行为，不是一个平滑的曲线，可能形成人口脉冲，也可能形成人口断崖，还可能出现性别比例失调。如此，家庭代价配置效率下降，经济效率下降。生育政策的社会成本落到了独生子女一代，而高房价的压力也落到了这一代人身上。社会延续过程中形成漏斗型的成本挤压，经济进程受阻，社会矛盾涌现。

所以，直接干预生育行为，以及高房价扭曲生育行为，与过度扩张货币一样，会扭曲劳动力的供给以及价格，不利于市场资源配置，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更不利于社会最优演进。中国真正的人口危机，不是低生育和老龄化，而是生育行为的扭曲。与之对应的结果是“未富先老”，经济升级与社会延续的最优路径受阻。

人口危机，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自由行为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一些市场扭曲，如土地及货币政策导致的高房价，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还影响人口繁衍。而人口危机是根本性的危机。在人口危机面前，政府的改革或许是缓慢的，但是不得不为之的。毕竟，如果没有人口，再神奇的游戏，最终也只能自娱自乐。

只要人类行为保持充分的自由，加上有效的制度，主要是保障性制度，人类社会的延续不会出现真正的人口危机。

愿人类，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