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前,为什么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会被轰炸?
欧洲金靴 · 2021-05-17 · 来源:金靴指挥淮海战役公众号
九十年代“四大耻”——银河号事件、美航母插手台海、黄海对峙、南联盟大使馆被炸——都是怎么来的。军队经商,军工下马,一段我军自绝于人民的历史,深刻停留在浩长的历史中——与1999年的南联盟大使馆被趾高气扬的美军轰炸,并排为列,祸训育今。
1999年1月8日,科索沃伊斯兰叛军秘密袭击南联盟人民军运输车队、绑架八名军人,震惊世界的南联盟军事交锋启幕;
1月15日,科索沃南部拉察克村由于发生警察被杀案件,南联盟警察部队随即入村搜查反叛疑犯,结果与早有埋伏的阿族武装发生交火;
16日深夜,同样早有准备的欧安组织观察团团长沃尔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公开向全世界宣布:“经亲自核实,昨天在拉察克村,南联盟军警杀害了45名阿族穆斯林”;
17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配合美国总统克林顿、纠集西欧各主要国家领导人纷纷谴责南联盟军“屠杀平民”,全球舆论声浪铺天盖地——注意,那是1999年,没有发达的互联网、没有铺天盖地的正能量自媒体可以像今天这样短时间即可揭露诸如叙利亚“白头盔”之流的真面目。在当时,全球媒体和世界人民都被安南和克林顿轻轻松松地带了节奏;
18日,南联盟、白俄罗斯、芬兰等国法医对45具尸体进行尸检和现场排查,确认45人为反叛武装人员,那么“屠杀平民”就不成立了。然而,沃尔克造的谣言早已满天飞,并且,他另一个身份是美军退役将领——这难道是巧合吗?
可是,美国的北约与安南的联合国,坚持要南联盟交出“杀人凶手”。
2月6日,南联盟代表与科索沃代表在巴黎南郊朗布依埃会面,由于南联盟立场岿然不动、坚决反对外军进驻科索沃,谈判宣告破裂;
3月15日,重启会谈,南联盟同意向阿族让步、让穆斯林地区自治。米洛舍维奇的让步,是阿族渴望已久的事情,但妄图驱蛇吞象的美国依然不同意阿族达成这个部分妥协的协议;
3月22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正式宣布:“外交努力失败,决定采取大规模空袭”;
3月24日开始,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安南默许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口号的情况下,北约空军公然轰炸南联盟,包括发电厂、幼儿园、博物馆、医院、连矿区城市阿莱克西纳茨也不放过;
5月8日凌晨,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美军五枚导弹精确击中(其实是六枚,有一枚中途坠落),三人牺牲,二十余人受伤,大使馆建筑被整体摧毁。
其中一枚导弹极其精准地射入潘占林大使的官邸,所幸未能爆炸。
这说明了美军不仅极为熟悉我使馆的构造,且目的明确:就是要杀人灭口。
而美方的说辞是“误炸”……
长者后来忍着满腔怒气,在电话里对克林顿说:“很难相信,像美国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种错误。”
美利坚,就此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也是世界新闻史上罕见的血腥屠杀:我国三名遇难者皆为记者:48岁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31岁的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其28岁的妻子朱颖——都是新闻工作者,按理说那个著名的NGO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不应该出来点根蜡烛吗?
没有,他们连个屁都没放。
记者无国界?分明是划清界限!
刚刚过去不久的5月8日,这是国家悲剧的二十二周年纪念日,也是遇难同胞的二十二周年哀悼日。
二十二年前惨案发生后,中国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抗议无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法西斯美帝国主义。
但是这震天愤怒的背后,是一种无声的隐怯。
今天许多国人或许聆听着《钢铁洪流进行曲》、观看着大阅兵上歼10飞跃天安门、欣赏着深蓝海域“下饺子”的伟岸场景,无法理解二十二年前美国人哪里来的胆量进犯我使领馆这等主权重地?
同样的,也无法理解二十二年前我们为什么在外交舞台竟然那样的毫无尊严?
一切都是历史使然,一切也需从历史说起。
1
先将时间拨回到1985年。
1985年春,那年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主张“为改革开放节省军费开支”,首次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
因此,“军费紧张”逐渐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法委面临的突出问题。
只是,在“军队要忍耐”的大棒下,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
从1985年开始,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当年度,整个军队才获得56亿美元拨款,当时我军430万人,三餐饭都保证不了,试问如何研发、更新装备呢?
那一年,台湾省伪军的军费是98亿美元,日本自卫队的军费更是达到240亿美元。
日本媒体当时公开放言:“半小时消灭中国海军!”
不禁唏嘘,日本军阀半个世纪前用来侮辱蒋记国府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竟然在毛主席逝世后的80年代,重新投射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
根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编篡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从1979年开始,国防预算开始下降,1984-1988这五年的下降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至1988年,行政事业支出首次超出国防支出。
那时,我军军费主要得用于军职人员基本生活费,但实际情况非常寒酸,甚至中级军队干部4年才能发一双制式皮鞋。
著名的设计师宋文骢,一度在家门口卖面条维生,这让中国解放军简直在那时成了国际军界的笑话。
2004年,“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接受《现代舰船》采访时,曾愤述:“20多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见《龙啸九天--中国核潜艇专家采访录》《现代舰船》2004年12月下半月)
2
说到黄旭华,不得不提不久前3月22日刚刚去世、享年96岁的与黄旭华同是我国核潜艇之父、核动力领域开拓者彭士禄老先生。
“核潜艇之父”这个名头,通常常识里,黄旭华为核“潜艇”之父,而彭士禄更贴近为“核”潜艇之父。
彭士禄是二机部核动力副主任、担任船用动力堆副总师,而黄旭华是一机部总体所总设计师,这两位“核大家”也是老乡。
彭士禄的父亲是著名的彭湃烈士,国共对峙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1929年在上海被反动派杀害。
当时,年幼的彭士禄是在老百姓的层层掩护下才活下来、甚至两次被捕两次被救,直到15岁那年历经艰险转道上了延安,不到五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甚至因表现突出而免去预备期)。
建国后,他作为留苏人才,先后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和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8年回国直接进入原子能研究所。
也正是在他回国后的次年,被傲慢且开始谋求与美国共治天下、拒绝给中国提供核援助的赫鲁晓夫所激怒的毛主席,对全党全国的核专家团队喊出了那句著名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两年后,彭士禄正式任原子能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再四年后,核潜艇项目宣布启动。
仅仅五年时间,1970年,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
黄旭华和彭士禄当时留下的口号是:“没有一个零件是进口!”
但进入八十年代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风气甚嚣尘上,担任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董事长的彭士禄曾果断反对,他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可是依旧架不住核潜艇工程的遇冷。
根据《现代舰船》2005年3月 《郑明回忆录:难忘的回忆与珍贵的启迪》记载:“在当时,要不要继续研制核潜艇成为了一个尴尬的政治性问题。1988至1990年,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即将定型,在继续研制核潜艇的问题上,也受到了‘大裁军和军队发展要忍耐’的影响。在90年代初期,中央强调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军队建设要忍耐的条件下,核潜艇生产线要不要保留,这本来是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毫无疑问要保留,可是在我国却差一点被下马掉!”
一直到1997年9月的十五大拨乱反正之前,毛主席逝世后的整整二十一年间,美国海军发展了约6代,法国海军发展了2代,英国海军发展了2代,连历经解体重组的俄罗斯海军都发展了3代。
至1997年时,我军军费开支已不及台湾省伪军。
回望之前一年即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我海军唯一上得了台面的舰艇只有一艘052型驱逐舰,其它都是老古董一般的051型驱逐舰。
再到19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时,我海军仍然只有2艘052型和1艘051B型,护卫舰只有5艘053H3型护卫舰,仅八枚HQ-7型防空导弹,且无备弹。
同时必须指出,直到今天,我军核潜艇的作战性能仍然落后于美俄两大强势海军的核潜艇。
苏联在七十年代巅峰期研制的M级攻击核潜艇,全面采用钛合金等高端材料,最大下潜深度高达1250米,而今我军的核潜艇在下潜深度层面仍然堪堪比过美俄核潜艇的一半(主要是材料的落差)。
这都是历史演进所致。
“下水”已晚,加速研发也只能以后起之秀的姿态,后文会述。
3
前文提到,“宋文骢卖面条”,很巧,就在3月22日即彭士禄先生逝世后的一天,3月23日,是歼10战机首飞二十三周年,也是有“歼10之父”称号的宋文骢,逝世五周年忌辰。
二十三年前的3月23日,在歼10成功首飞后,激动的宋老宣布把自己的生日也改成3月23日:“这架飞机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
宋文骢是在日本法西斯空军的轰鸣声中成长的。
8岁那年,日军发起昆明大轰炸,一天清晨昆明的防空警报再次响起,当敌机一顿狂轰滥炸、趾高气昂地离去后,年幼的宋文骢看到不远处一张破旧不堪的席子下面,盖着一位被炸弹炸死的老人,鲜血染红了半张席子。
8岁的他当时下了决心:“等我长大了,也要去搞飞机,去炸那些日本鬼子!”
17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成为一名光荣的游击队员,也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份子。
21岁那年,他成为了一名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被分配进空军第九师27团担任机械师。
1959年11月,中苏关系开始破裂后,上级将第一设计室(东风107项目设计室)和第二设计室合并,宋文骢担任新组建设计室的总体组组长。
五年后,宋文骢力主的双发方案获得批准,成为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超声速歼击机——歼8飞机研制成功的关键,这在当时大大震动了苏联高层。
60年代,宋文骢带领着团队组员首创了中国飞机设计第一个气动布局方案。
那时为了取得精确的气动数据,论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宋文骢参加了无数次风洞试验。他总是亲驻现场,边试验、边分析、边修改,风洞里的极端环境在他看来都是小儿科。
这些成果,事实上也为未来他参与研制歼10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9年7月,歼8飞机试飞成功,这也成为了我国文革时期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与宋文骢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1980年6月,宋文骢被任命为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副所长、总设计师;次年,担任中国“六五”第一个重点项目歼-7C飞机的总设计师。
然而,就在八十年代的岁月里,我军战机的研发工作也受到了“军队要忍耐”、“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严重影响。
那一时期,10号工程总投资仅40亿,落没落实不说,这还非611所一个单位花,而是10个分系统、上百家研制单位共用,摊到611所所剩无几,还要用以对外合作(法国、以色列),致歼10险些夭折。
宋文骢在家门口卖面条维生的闹剧也就在国际军界流传开来,后来也有611所的同志说不是卖面条,而是卖鸭子……总之,是到了为生计而讨活的地步。
不止是宋老自己,15岁就靠上西北工业大学的天才少年杨伟,也一度因为待遇太差想要离开宋文骢团队,被宋老强留:“孩子,留下来,才能办大事……”
“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刀”这句话,后来也成了八十年代的缩影。
当时有军委的领导非常直白地说:“想搞歼10就是‘5分钱上长城‘,完全不切实际!”
1989年,军委曾组织了一次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宋文骢也受邀参加了代表团。
考察期间,苏-27SK给军事代表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效果可以用震撼来形容。
于是就有人提议干脆直接大量进口苏27这种新锐战机,别花功夫折腾新机型了,喊出了所谓“要打赢,靠27”的口号,甚至还调了一帮“酒蒙子”去和嗜酒如命的苏联人拼酒,以求酒桌上求购苏27。
但这些情况,统统遭到了宋老的抵触:“苏27的确性能优异,但是和歼10 相比性能各有所长,苏27替代不了歼10,两者应该相互配合。”
刘华清也赞同宋老:“苏27 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再困难,歼10也要搞下去!”
在两年前时,1987年的6月,为歼10提供部分技术与零部件的外国公司还曾“羞辱”过宋老,这让他对“造不如买”格外的警惕。
当时外国专家们在考察了中国歼10的研发进度后,曾对宋文骢坐地起价:“你们技术不行,你们方案不行,你们的工程师更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无论如何都搞不出来。”
讲白了,就是说咱中国人不行。
临走的时候还对宋老扔下一句:“你们肯定干不了的,不过你们随时可以再来找我们,但那时候,可就不是现在这个价了!”
当时已57岁的宋老真的气坏了,捶着桌子对研制起落架的同事们说:“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助你!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歼10飞机、让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
最后这个起落架,宋老的团队只花了不到30万的经费就造出来,是外国公司报价的1/20。
别说起落架,连先进的气动布局、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高度综合化航电武器系统以及CAD/CAE/CAM等,都被宋老的团队逐个击破,五星红旗印在上面印得理直气壮。
可以说,宋老凭着一口不服输的气,既没有给当时国家“军队要忍耐”的方针“拖后腿”,也在有效的范围内保住了我国第三代战斗机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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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核潜艇与歼10战机在八十年代的境遇,可以一窥九十年代“四大耻”——银河号事件、美航母插手台海、黄海对峙、南联盟大使馆被炸——都是怎么来的。
暂不剖析这些事件本身,就再说说八十年代时,我军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面貌”:
① 旅顺基地,陆上后勤供应的蔬菜,连根带泥,洗也不洗;
② 上海基地,东海舰队想在崇明岛建点,结果因为经费拮据被否决;
③ 舟山基地,有洞库泥沙回淤严重,不去修整,直接报废;潜艇支队官兵饮水问题无法解决;军民杂居,生活纠纷不断;
④ 广州基地,刘华清到上川岛时,按惯列全体应列队欢迎司令员视察,结果非但没有,且是东一群、西一群、不立正、不敬礼,吊儿郎当如老乡看大戏。刘华清当时并没有发火,因为他知道这背后是干部风气问题,归根结底是大环境问题;
⑤ 下川岛,部队吃菜成了大问题,一艇一灶,每天早晨要乘船去岸上买食品。春节时全支队也吃不上鱼,肉也罕见。刘华清在南海舰队会议上告诉后勤负责人:“你们的内心应当受到谴责”……由于不给拨经费,榆林港的航道里,该炸的礁不炸、该建的码头不建,舰艇拥挤,这谈何机动作战?
………
这只是冰山一角——不是海军的冰山一角,而是八十年代我军的冰山一角。
军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赐予了一种旁门左道式、以毒攻毒式的解决方法:允许经商。
这是一段不忍回首的往事,军队的纯洁性、纪律性几乎在某一时期被毁于一旦,“政治建军”的钢纪也一度被丢到角落中……
1985年4月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制定,同年5月4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施行《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
轰轰烈烈的军队经商拉开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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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经商之事,当时并非毫无阻力,比如以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为首的高级将领就极力反对。
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张爱萍力陈军队经商之弊:“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张爱萍还补充道:“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然而,支持军队经商的呼声最终超过了反对的声音。
1985年,在中央军委三大总部带头下,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
随后,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其中最为代表的是南方工贸和北方实业。
在上级带动下,各集团军也纷纷进入商界。
整个80年代的解放军,有印象的老一辈人都会有印象,那一时期的「军人」在社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还有没有一丁点曾经“毛主席的战士”的样子?
我随便小举几例:
① 某些部队公然把基地出租给影视公司拍戏,战士吊儿郎当的做群众演员客串、就为了几张钞票;
② 军中流传戏言“会打仗的不如会唱歌的、会摆沙盘的不如会拍马屁的、造核弹的不如卖茶蛋的”;
③ 沿海地区某作战部队,为押运大规模走私商品,直接动用重装兵器;
④ 沈阳工商曾设障阻挡军队走私汽车,结果被冲障;该事件闹到辽宁省政府后,省里的态度竟然相当明确:军队由中央军委管,军队无论干什么,地方政府都不要管!
⑤ 军队内部克扣军饷、社会上又欺压百姓,屡屡上演穿着军装和商户“抢生意”、“争摊位”的奇景;
⑥ 黑社会沉渣泛起,“我派出所有人”成为黑恶势力口头禅。八九十年代开过饭店酒吧的老板都有记忆,要么雇保安、要么每月给当地黑老大交保护费,否则生意没法做……
在1993年7月的军委常务会上,就有人陈述:“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
「军民鱼水情」,这可是用毛主席、朱老总那一代人手把手带着我军士兵用鲜血铸就的光荣传统,却在六十年后的军队经商中大潮中沾染了污浊。
这就是军队经商带来的直观影响。
至于深层影响,九十年代四大耻+2001年的王伟撞机,已然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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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撞机牺牲的那一年,我们加入了世贸、进入了世界杯,还拿到了2008奥运会举办权。
但是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全球化”幻境里,王伟的殒命被淹没了。
悍然发动入侵行径、故意偏向冲撞我机的美国及美国军方,事实上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向王伟、向中国人民道过歉。
当年直到事发十天后,白宫全权代表普理赫才向中国外长递交致歉信——不是“apologize”,而是“very sorry”。
美方为的不过是扣押在我方手里的24名美军入侵者和美军机残骸,否则他连一句sorry都不会吐出来。
待到24名战犯毫发无损地被我方还给美军,不要脸的操作接二连三地上演:在夏威夷悉卡姆空军基地高调迎接“英雄”、安排市民夹道欢迎“凯旋”、向王伟烈士赔偿绝对侮辱性的34567.89元,同时叫嚣如果不归还军机残骸就要“阻止北京申奥”、“反对中国入世”、“加大对台军售”……
于是有人满面愁容地说了:落后就要挨打,吾辈自强……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是否真理呢?这样的引导会带出什么样的节奏呢?
这种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投资主义,在外交上是威权至上,在军事上是唯武器论。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其实是“落后就是该打”。
因而,当官方用这样的隐形意味去框述一系列国难纪念日时,就于不经意间为入侵者完成了开脱,同时为守卫者的无能完成了洗白。
这种言论的最大受害者,当然还是殉身却不被正确铭悼的千千万万的烈士们。
比如每年的南京屠城公祭日,网络一片悲悯伤怀的民国式幽调,鲜有人去控诉蒋记国民政府的守城无能、政治腐败和军事萎靡对南京人民和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
更有甚者,喜好去歌颂缅怀“国军牺牲”……
那些亡于日军屠刀下的国军将士值不值得缅怀?值得。但是,一味地缅怀国军牺牲只会间接地为造成他们无谓大批死去、浪费了中国大量抗战潜力的蒋记国府洗地。
当日军兵临城下时,老蒋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在干嘛?71军军长王敬久在打麻将,88师师长孙元良在夫子庙嫖娼、城门告破后还躲到妓女家里藏身,老蒋和唐生智更是压根连疏散百姓都不做、直接自己弃城窜逃、把整座首都手无寸铁的113万南京市民丢给磨刀霍霍的日本鬼子。
抗战这段历史,原本在建国前三十年是极度调动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豪迈记忆,《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这些艺术作品,哪一部不是斗志昂扬、精气十足?可有今日网络纪念日的靡靡幽怨、一片悲怆泪海?亦或是动不动祭出抗日神剧的大招?
“落后就要挨打”吗?
南京沦陷仅仅13年之后,还没来得及给蒋府留下的破败国家填坑的新中国,跨过鸭绿江去面对比1937年强大数倍的十七国联军,且不同于1937年坐镇守城、德械装备的国军,远赴异乡、没粮没水的志愿军硬生生把美国人打到三八线之外。
第三次战役中,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的原国民党第60军,这支几乎与解放战争时期人员无差、曾经懒散笨拙又军纪涣漫的“败军”,竟高吼着“保卫祖国!”、“请毛主席和军委放心!”,在朝鲜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一举解放了汉城。
第四次战役中,还是这支焕然一新的军队,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
上甘岭的山头被炮弹足足削低两米、掩体里志愿军被炮弹震荡轰得七窍出血——“落后”的、没有核武器的、没有海军的新中国,可有“挨打”?
落后,真的就要挨打吗?
“落后就要挨打”,这话本没有大问题,但是在传颂的过程中逐渐出了问题:只知强调“落后”、进而为“挨打”开脱,却不知去分析为什么会落后。
美国人原本在七十年代对我们俯首帖耳,尼克松不顾一众财团反对也要亲身跃入毛主席的小书房、去和他老人家“讨教一番”,我们在机场迎接时都依旧照常悬挂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横幅。
为什么转眼到了90年代,原本并不“落后”的新中国,又重新在美国人眼里变得“落后”了?原本“不好欺负”的新中国,又重新在美国人眼里变得“好欺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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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都在这里:军队经商,军工下马,一段我军自绝于人民的历史,深刻停留在浩长的历史中——与1999年的南联盟大使馆被趾高气扬的美军轰炸,并排为列,祸训育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