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民主协商”大戏，比选举还精彩

扬之2021年10月06日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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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大选之夜

每次大选，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9月26日晚上六点，当德国大选的首次结果预测显现在电视屏幕上时，社民党部欢呼雀跃，庆祝胜利；联盟党遭受惨败，众人难掩失望，心情沉重；绿党悲喜参半，因为虽然收获了空前多的票数，却未圆入主总理府的“绿楼梦”；自民党连续第二次保持在二位数上，意识到掌握了未来组阁的关键“命门”，故而异常兴奋；选项党虽然依然强劲，却失去了议会第一大反对党的地位，得失相当；左翼党是联盟党之外的最大败选者，不仅参与组阁的梦碎，若不是争得了三个直选议员席位，恐怕连议会都进不了。

根据联邦选举官选后（9月27日）公布的信息（还不是最终结果），社民党得票25.7%，联盟党24.1%，绿党14.8%，自民党11.5%，选项党10.3%，左翼党4.9%。

与上届大选相比，德国六个主要政党呈现“三胜三负”的格局：

社民党的选票增加了5.2个百分点，绿党5.8个，自民党0.7个，属于赢家。在败者行列中，联盟党得到了该党战后历史中最差的结果，选票损失了8.9个百分点，选项党丢了2.3个，左翼党减少了4.3个。

根据德国的选举惯例，得票最多的政党有组阁优先权。如果最大党组阁失败，才会尝试其他可能性。

但这次情况比较特殊，由于社民党和联盟党相差只有1.6%，加上绿党和自民党打破常规，自己先主动接触起来，因此，有关组阁的各种试探性交往在四党之间几乎同时交叉进行。

这说明，这场大选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德国政坛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像联盟党、社民党这样的主导战后德国政坛的“大众党”式微；2）像绿党、自民党这样的“小众党”坐大。

面对官宣数据，上述四党的解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诉求”各有不同，特别从它们如何使用德文中三个“A”字母打头的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党的选后反应以及自我定位。

01.社民党

大选之夜，社民党微弱领先的结果出来后，肖尔茨明确表示自己已获得组建下届政府的委托或授权。他这么说于情于理都没毛病，第一大党有组阁优先权。

当时，两位党主席远远站在他身后的两侧，把舞台让出来，以此突出肖尔茨这次“力挽狂澜”为党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社民党第二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昨夜睡得如何和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时，他诙谐地说：“睡得不错，醒来后先看手机，看看睡觉期间有没有发生意外之事……”

言外之意就是看看自己的微弱多数是否一夜之间被联盟党反超。

02.联盟党

初步结果公布后，拉舍特宣布：鉴于与社民党的结果只相差“区区”1.6%，所以他“有资格”组织下届政府。

他的这一表态不仅有违“最大党有组阁优先权”的常规，而且，作为给联盟党带来有史以来最差战绩的他，也没当场检讨自己的过失。

或许是他自己事后意识到了这点，也有可能是受到别人的提醒，所以，他在第二天的正式新闻发布会上，将“有资格”改口为“有意愿”组阁，以示“谦卑”，但仍坚持认为自己的党与社民党的得票结果不分伯仲。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资格’组阁，社民党也没有。”

他的这一说法连党内同仁也看不下去。有人出面表示，鉴于大选结果，组阁优先权无疑在社民党手中。

另外，拉舍特在大选之夜登台讲话时，身后聚集了一干要员，表面上看是彰显“众志成城”，其实是为了传递自己在党内的位置并非如外界传说的那样“岌岌可危”。

还有，按照惯例，大选结束后，“败选者”应该祝贺“胜选者”。但拉舍特迟迟未做，直到基社盟主席索德尔（Markus Söder）、现任总理默克尔和其他党内大员公开祝贺肖尔茨后，他才给对方发了一个书面祝贺。

03.绿党

众所周知，入主总理府是贝尔波克（Annalena Baerbock）追求的目标。虽然此梦未成真，但绿党毕竟取得了空前的票数，是所有政党中支持率涨幅最大的（5.8个百分点）。所以，她在选后表示，环保主张得到了选民的认同，获得了选民赋予的参与执政的权力（Auftrag），未来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气候政府”。

自从贝尔波克和哈贝克担任党主席后，绿党的整体表现愈发成熟，在党内民主与决策效率之间找到了恰到好处的平衡点：主席挂帅，团队配合，基层参与。

04.自民党

大选之夜，全党欢呼连续两次以双位数（11.5%）的支持率进入联邦议会。

自民党的成绩离不开党主席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的卓越贡献：该党在2013年的大选中惨遭淘汰，34岁的林德纳临危受命，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于2017年率领自民党以10.7%的得票率重返联邦议院。

虽然他在之后的“牙买加组合”谈判中因“甩袖而去”而受到党外差评，但他领导的自民党在今年的大选中，仍然能做到不降反升，足见其个人能力和魅力。

大选之夜，在德国电视一台（ARD）举办的由各党主席或首席候选人参加的所谓“大象座谈会”上，林德纳非常自信地主动邀请绿党私下就未来组阁进行沟通。

此举改变了以往“大党主导，小党被选”的传统做法，将谈判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绿党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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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大厨”与“跑堂”

1998年大选前，以心高气傲出名的社民党强人施罗德与绿党领军人物菲舍尔的一次对话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出现红绿组合，有一点必须清楚，那就是，大党是厨子（Koch），小党是跑堂（Kellner）。”

在那次大选中，社民党以40.9%的傲人战绩击败主政16年之久的联盟党（35.1%），老总理科尔（Helmut Kohl）被新生代的施罗德拉下马，完成了又一次的政党轮替。

那年进入联邦议会的绿党、自民党和民社党（PDS）分别得票6.7%、6.2%和5.1%，犹如三棵小草，远够不上伟岸社民党的高度（相差将近35%）。

当然，施罗德当时提出“大厨”与“跑堂”的说法，本意是为了消除社会上对绿党在联邦参与执政的担忧。换言之，他是想告诉大家，即便绿党这个不少人眼里的“极左”政党在联邦参与执政，但“掌勺”的还是我社民党。

尽管如此，社民党后来的领导人均不太主张使用这种容易引起歧义的说法。2009-2017年间担任社民党主席的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就曾开玩笑地说：不要再用这种比喻了，“我又不打算开餐馆”。

23年后的今天，德国的政党光谱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以往那种大党“一骑绝尘”的景象不复存在，而且，小党甚至大有“反客为主”的趋势。

这也不奇怪，绿党和自民党在这次大选中赢得的票数加起来（26.3%），已超过社民党和联盟党各自的支持率。它们不再甘于当“跑堂”，决定以新的姿态来面对传统大党。

在自民党主席林德纳的倡议下，黄绿两党在选后第三天（9月28日），躲过媒体的跟踪，进行了一次四人密会。之后，他们将一张自拍的集体照放到了各自的Instagram上，告诉外界（特别是社民党和联盟党）：我们掌握着组阁的主动权。

（从左至右）自民党总干事维辛，绿党主席贝尔波克，自民党主席林德纳，绿党主席哈贝克，图片来源：Instagram（从左至右）自民党总干事维辛，绿党主席贝尔波克，自民党主席林德纳，绿党主席哈贝克，图片来源：Instagram

一般情况下，有资格、有意愿或有可能参与执政的各党在选后会按照以下套路进行“对话”：党主席之间的个人沟通——党与党之间的“摸底接触”——正式的组阁谈判。而且，对话邀请一般均由大党向小党发出。

黄绿两党这次打破常规，基于以下现实和考量：1）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大小党之间的距离没有以前那样悬殊；2）社民党与联盟党的得票率相差无几，谁当总理完全取决于黄绿两个“小党”；3）从执政理念来看，黄绿两党对立最大，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多，所以有必要先排除障碍，建立互信；4）两党联手，协调立场，有利于和“大党”谈判时掌握更多的筹码。

黄绿两党的做法引起舆论的极大兴趣，被有些媒体戏称为“跑堂闯入厨房”。肖尔茨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两党建立互信关系对未来的联合执政有百益而无一害。

的确，黄绿“先声夺人”，提前接触，对担纲组阁的“大党”来说未必就是坏事，因为两小党自己澄清或解决了彼此的矛盾，等三方谈判时，大党从中“调解”的工作量就会大幅减少。

2017年那次“牙买加组合”的谈判，就是因为默克尔这个“中间人”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未能在黄绿两党的矛盾和对立中找到被各方接受的平衡，导致自民党感觉受到“冷落”，并最终拂袖而去。

到目前为止，黄绿两党的对话已于周五（10月1日）提前进入第二阶段：摸底接触。双方参与人数有所扩大，但对接触结果依然三缄其口。

这些天的“摸底接触”，黄绿两党的谈判阵容各为10人；社民党派出的队伍最精干，仅6人；联盟党因为要兼顾姐妹两党（基民盟和基社盟），所以谈判组最庞大，共15人。

这个周末，各党的接触非常频繁：继周五黄绿第二轮交流后，社民党在一天内（10月3日下午）完成与自民党和绿党的接触；晚上，联盟党首先与自民党开谈，但与绿党的接触却因为“时间原因”安排在下周二进行。

面对“小党”主动和自信的表现，“大党”的反应凸现了自身的整体现状：社民党反应果断，上下一心，主辅明确。联盟党则不同，显然还没有从败选的沮丧和混乱中走出来，党内的权力斗争似乎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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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拉舍特“命悬一线”

在政治理念以及竞选纲领方面，目前积极参与组阁的四党是“泾渭分明”的：联盟党与自民党同属保守阵营，社民党和绿党则为左翼阵营。而且，拉舍特与林德纳有在北威州（Nordrhein-Westfalen）联合执政的经验，私交甚好。

自民党希望在与其他政党开谈之前先与联盟党接触，并提出了周五（10月1日）这个具体日期。按理说，在目前决定未来哪个党来领导政府的关键时刻，联盟党应积极利用与自民党的“公私”双重密切关系，迅速与其达成具体默契。然而，联盟党没有答应，理由是“日程安排不开”。

人们都在问，到底有什么重要的理由能让联盟党放弃这次机会呢？“谜底”揭晓后，众人“目瞪口呆”：这天，联盟党内的大佬们要去参加前巴伐利亚州长和基社盟主席斯托伊贝（Edmund Stoiber）的80岁生日派对。

显然，这不是个简单的生日“庆典”，而是一个政治“擂台”。

基民盟主席拉舍特不得不深入“狮”穴（狮子是巴伐利亚的标志），因为他败选后在基民盟内的地位岌岌可危，需要得到姐妹党基社盟的支持。可以这么说，没有索德尔的配合，组阁计划无法落实。

问题是，这次联盟党败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恰恰就是基民盟和基社盟的不团结，而这对姐妹党之间的嫌隙又是因为拉舍特在与索德尔竞争“总理候选人”中胜之不武造成的。

这个“结”至今未解。

在斯托伊贝的生日派对上，索德尔虽然尽了“地主之谊”，出门迎接拉舍特的到来，但是，双方在祝词中未提及对方一字，派对期间也没有任何私下交流。

两人不仅没有互动，而且在这样的场合也不忘以赞扬寿星的方式来相互扎针：索德尔称赞斯托伊贝“充满激情”以及“了解细节”（暗讽拉舍特竞选疲沓，不够专业）；拉舍特则表示欣赏斯托伊贝的“忠诚可靠”，“有批评意见只在内部说”（暗指索德尔竞选期间不仅未积极配合，反而时不时公开拆台）。

如此明显的“不和谐”不仅让公众唏嘘不已，也让青睐“牙买加”模式的党内外人士感到不安。

根据最新民意调查，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红黄绿的“交通灯”组合。自民党主席林德纳在与联盟党首次正式接触前也提高了声调，他说：“基民盟和基社盟必须明确它们有领导组阁的意愿。我们认真对待与联盟党的交流，反过来也希望对方如此。”

对于各政党来说，“牙买加”模式如果因联盟党的内讧而失败，最多不过是少了一个“选项”而已；但对拉舍特本人来说，“牙买加”模式则是拯救他政治生涯的唯一希望。

拉舍特的处境的确非常“尴尬”，也非常“危险”。

一般来说，若想当总理，必须先进入议会，因为总理是议会中各党在议员中选举出来的；而进入议会有以下两个途径：1）本人在选区参加竞选，获得最多票（选民的第一票）后直接进入议院；2）根据本党在选区获得的支持率（选民的第二票），通过党内的候选名单进入议会。

拉舍特走的是第二条道路。

问题是，按照他所在的北威州的宪法，如果他接受了联邦议员的身份，就必须同时放弃州长的职位。

有鉴于此，他在当选“总理候选人”之后曾明确表示，不管大选结果如何，他都将留在柏林继续为党服务。换句话说，要么胜选入主总理府，要么败选当议会反对党领袖（议会党团主席）。

结果，联盟党大选惨败。

按理说，他这个党主席加“总理候选人”理所当然应获得议会党团主席的位置。可现任议会党团主席布林克豪斯（Ralph Brinkhaus）不愿让位，扬言要与拉舍特对决竞选。

一旦打开“竞选”这个闸门，党内觊觎这个位置的其他人很有可能会“蜂拥而上”，失控的几率将很大。为此，拉舍特在最后关头与各方达成妥协，同意布林克豪斯留任6个月（而不是常规的一年），等组阁局面清晰后再作定夺。

这件事情再次证明，拉舍特连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哪还谈得上掌握党权，更难以主持未来组阁的谈判。

匪夷所思的是，党内一部分人公开或私下拆台，削弱拉舍特，同时又担心一个被削弱后的拉舍特会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仕途而在组阁谈判中“出卖”党的利益。

目前，党内要求进行纲领和人事革新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之所以还没有发生推倒拉舍特的“政变”，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拉舍特这个“总理候选人”位置，是基民盟为了一己之利，用非民主的手段获得的，所以，这次败选很难把责任全部推给拉舍特一人；2）拉舍特和林德纳私交甚佳，“牙买加”组合目前还不是一枚死棋。如果拉舍特组阁成功，联盟党还不至于输得精光。

因此，党内外舆论一致认为，拉舍特的政治生涯“命悬一线”：组阁成功，他还能干几年；组阁失败，他很快便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要么“牙买加”，要么回老家。拉舍特本人很清楚成败在此一举，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尽管屈辱加身，却仍在坚持着。

但他对“世态炎凉”是深有体会的。“总理候选人”选举结束后，他被问及竞选感受时曾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它让我看清了许多人和事……”

经历过不少风雨的他能发出如此的感慨，足见那次的经历有多么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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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聚散总有时

黄绿两党反复强调，这次绝对不会让2017年“牙买加”组阁谈判失败的事情重演。也就是说，不管它们选择谁来当未来政府的“掌柜”，两党参与执政都是不容置疑的。

绿党主席哈贝克（Robert Habeck）说得更明确：“除非我们笨到了家，不然，我们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不仅将承载这个政府、而且还将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两个小党已经做好了“待价而沽”的准备，现在就看未来的德国政府是“牙买加”还是“交通灯”模式了。

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选后便已打出如下“广告词”：1）未来的德国政府理应是一个胜选者同盟（Siegersbündnis），与联盟党组阁等于是与败选者结盟。这样做既不顺应民意，也无法确保执政的稳定性。2）关键是，社民党在以往既有与自民党、也有与绿党成功联合执政的经验。

的确，1969-1982年间，社民党的勃兰特和施密特两任总理曾与自民党进行了12年的合作；1998-2005年间，社民党的施罗德又与绿党联合执政了7年。

但是，这两段合作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的教训；而导致失败的很多原因现在依然“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导致施密特第二任期内红黄政府破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在外交领域，总理施密特与社民党党主席勃兰特在北约“双重协定”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自民党主席、联合政府外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认为，施密特得不到党内多数的支持，严重影响了政府外交政策的稳定性。

第二，社民党党代会作出增税决定，让主张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民党非常不爽。时任经济部长兰姆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让人写了一份长达30页的报告（史称“兰姆斯多夫文件”），对社民党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为两党分裂踩了最后一脚油门。

1982年，根舍、兰姆斯多夫等带领自民党“倒戈”，与联盟党结盟，帮助科尔当上了总理。这次史称“波恩转折”（Bonner Wende）的事件不仅开启了16年的“科尔时代”，也导致了自民党本身的“分裂”（不少党员因反感这种“背叛”而加入社民党），并促使代表“和平主义运动”的绿党迅速壮大。

如今，外交和经济政策依然是横卧在社民党以及黄绿两党之间的一道沟坎：自民党一向注重市场自身的调节，反对国家增税；绿党在增税方面虽然与社民党意见相似，但在外交方面却与自民党比较接近，均主张用“价值观”取代“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外交路线。

周日红绿摸底接触前，绿党外交政策专家瑙利普（Omid Nouripour）要求社民党改变对俄态度，在欧盟中多与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密切协调。可以预见，未来组阁谈判中，对华政策也将成为新政府外交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

相比之下，联盟党在联邦一级只与黄绿两党中的自民党有过交集：科尔执政16年均与自民党合作，成功之处可圈可点（德国统一、确立欧元等）。

默克尔四次组阁，第二次也是与自民党联合，却给自民党造成了“心理阴影”。联合执政期间，默克尔让自民党成为名副其实的“跑堂”，使其失去存在的意义。结果，四年后的大选中，它连联邦议院都未进入。

因此，林德纳这次强调：“我们注重的是执政理念和政策方向是否有更多的共同处，若说合作经历，我们与联盟党曾有过惨痛的教训。”

绿党则另有打算：在纲领方面，它与社民党重合之处更多，但党内上层却对“牙买加”模式颇感兴趣，因为这样能为党的未来积累与黑黄两党的合作经验，从而开拓更多的执政可能性。

为了与社民党提出的“胜选者联盟”相对抗，联盟党提出了“面向未来联盟”（Zukunftsbündnis）的概念。可是，黄绿两党并不在意这类“标签”，而是希望组建一个真正能给国家带来崛起（Aufbruch）、进步（Fortschritt）和现代化（Modernisierung）的政府。

目前，各党对彼此接触的内容和结果三缄其口，但在未来的一两周内，估计会有信息和意向流出。

未来德国政府是“牙买加”还是“交通灯”？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