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治：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徐俊忠  云阿云智库•党政建设

来源 | 《经济导刊》2021年8月刊

作者 | 徐俊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政治就是这种实践所探索和创造出来的政治文明新形态。它不同于西方以社会精英集团之间围绕着执持公共权力而进行竞争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政党政治。它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追求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协同合力为基本取向，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寻找人民参与管理的“全过程民主”的实现方式，并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任何以西方政治理论框架去解读新中国人民政治的做法，不仅是认知上的错误，也会是一种严重的政治误导。

关键词：人民政治  政党政治  人民  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述，不仅科学、准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更是打开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文明研究的新境界，必将对于人们的思想方式和学术界的学术方式，产生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积极影响。本文以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为例，揭示它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文明。

新中国所创造的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型政治

新中国所开创和发展的政治可以概括为人民政治。这一政治的逻辑直接导源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与实践，扎根于近代中国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情，接脉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民集体意志，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新中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共和国”，而是“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不是西方社会基于“政党政治”基础上的议会制，而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新中国的各级政府和各政权机关都以“人民”二字为基本标识，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警察叫“人民警察”，中央银行叫“人民银行”，国家货币叫“人民币”。对于政府行政权的监督，西方通常借助于政党及其舆论工具。然而，新中国的政治不能被归结为政党之间的事务，它是人民的政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人民才是监督政府行政权的更具合法性和根本意义的主体。总之，新中国所创造的人民政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也是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为哲学信仰的政治，更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治。

人民政治是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一种新型政治。孙中山先生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3] 这一论述的要义在于揭示政治从本质上归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然而，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并不等于就是为全社会所有人服务的事务。自从人类出现利益分化的演变之后，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公共事务的领域往往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所支配。争夺公共权力和运用公共权力，几乎成为政治的最重要内容。

西方的民主政治与民主的政治相去甚远

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产生出一套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及其理论表达。这种制度和理论大多以所谓“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为预设前提。通过一定规则性的政党竞争，获得多数者，包括议会多数者或者选举人票多数者，即为执持公共权力的执政党。这种政党之间以竞争执政权为内容的政治游戏，由于具有诉诸于公民参与的政治形式，因而通常被西方称之为“民主政治”。但实际上，这种名之为“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本来意义相去甚远。

就实际的政治过程看，这一政治所预设的前提，即“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在阶级分化日益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里并不存在。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实际的经济、文化的状况，实际的社会地位等都是相去甚远的。“言论自由”，即对公共事务发表独立见解的言论自由，只有对于既有钱又有文化的人群或阶级，才有可能是实际存在的。对于那些既缺钱又缺教育的人群和阶级来说，实际上只能处于社会公共性言论的弱势地位，因而在所谓“言论自由”的竞争中，永远只能处于消极、被动甚至被忽视的地位。在西方的实际政治过程中，参与政治竞争，需要组党、需要集会、需要文宣、需要庞大的党工人员队伍，需要完成包括获得选民联署、参选登记、缴纳政治保证金等一系列法定手续等等。而这一切都需要拥有庞大的金钱支撑，否则这一切几乎都会成为泡影。所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就是这种政治的真实概括。因此，这种政治最真实的内容就只能成为社会上处于有利地位的，也就是那些既有钱又受到良好教育的阶级精英集团之间争夺公共权力的游戏而已。对于政治上被标榜为“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的广大公民来说，这种政治，充其量也就是周期性地在不同精英集团中选择公共权力的执持者而已。因此，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被一些学者不无准确地称为“选主政治”，原来被预设为这一政治主体的公民，实际上也只能成为精英们竞逐选票的“客体”。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政治中，“人是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4] 这是近代以来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的最真实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政治建设方面最突出的作为是：坚守着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的理想，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和世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拒绝流行于当今世界的西方政治模式，不断探索，形成和创造出“人民政治”这一新型政治文明。

“人民政治”，主体是人民。何谓人民？中国共产党向来认为，人民是区别于“敌人”的历史性范畴。换言之，人民在中国指的是除了“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由于不同时期革命的对象不同，“敌人”也会有所不同，人民所包括的人群也会随之变化。然而，不论有何变化，人民永远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不仅包括社会中的最大群体工农等劳动大众，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进入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继续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逻辑，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5] 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新中国开启的人民政治，是具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借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所谓人民政治，就是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6] 政治。在这个政治中，“绝大多数人”既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政治价值指向所在。

人民政治与西方政治的不同特性

正是人民政治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若干特征：

第一，人民政治是寻求协同合力的政治。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是典型的竞争博弈的政治。不同政党为了争夺执政权而进行激烈竞争，政治永远被搅进不同政党争夺选票的过程，党派利益始终是支配政党和政客的政治行为的基本取向。这样的政治，伴随着热闹非凡的场景，包括政客们别出心裁的政治表演，甚至各种投合选民诉求的承诺。但这永远都只能是政党和政客利用和争取选民的过程，永远是不同政党和政客彼此不断相互攻讦、不断撕裂社会的过程。

与这种博弈政治不同，人民政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既然是指除极少数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其真实的构成是非同质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很大的异质性的。在中国，谁也不应该忽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对立。同样的，即使在劳动人民群体中，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是明显不同的。至于知识分子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其特殊的倾向和利益要求也是十分明显的。然而，除却差异，他们都共同拥有中国的国情与世情。在旧中国，他们面临的共同敌人是凶狠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只有推翻“三座大山”，他们才能获得解放。进入新中国，民族独立不仅需要体现于政治上和文化上，更应当体现在经济的硬实力上。一个工业不发达、农业无法满足人民生存需求、教育科技落后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是无法达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

人民政治最突出的基本特点就是不断在非同质性存在的人民中，寻找共同利益，凝聚政治共识，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结成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因此，这种政治不应该是排斥性的竞争、博弈政治，而是努力进行异中求同、不断寻找人民内部不同阶级与阶层的相互协同、形成合力的政治。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就是这一政治特质的集中而鲜明的表达。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大庆上的讲话进一步高举这一旗帜：“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第二，人民政治是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政治。人民政治不是博弈政治，但谁也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人民毕竟是非同质性的存在。不同阶级和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利益追求与文化差异，甚至还会有着思想的、政治的、经济利益上的种种对立，出现彼此间种种关系的失调或冲突也属在所难免。对待这种失调与冲突，如果麻木不仁，不做及时的恰当的调节处理，例如漠视这种失调与冲突，或者激化这种失调和冲突等，不仅与人民政治的基本取向相背离，甚至还会演变成为破坏性的社会危机。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人民政治所内涵着的重要主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7] “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8] 大部分思想认识问题，都应该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通过这一方法促进矛盾各方求同存异，相互谅解，不断形成共识去解决。

然而，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的实际利益关系，是需要依据更为具体的切实的方针去解决的。毛泽东把它概括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他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作计划，办事、相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不能抱有“小圈子主义”思想。他特别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9] 以此去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10] 在这里，非常清晰的逻辑就是协同合力政治的逻辑，而不是零和博弈的逻辑。在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发扬光大这一政治逻辑，号召全国人民“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以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大联合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三，人民政治是追求人民自己参与的全过程民主的政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11] 这是马克思捍卫民主的鲜明立场表达，也是他就如何使国家制度“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使“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等，向后人提出实践应当解决的历史任务。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政治信仰。建国后，各种体现人民民主政治的实践和探索，随着国家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蓬勃开展起来。新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是土地改革。土改运动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明确反对政府任何“包办”和“恩赐”做法，让土改成为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实践，从而实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再造。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更是人民政治的具体实践过程。当时不仅有大批社会各界各党派人士、专业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宪法草案”公布后，持续两个多月，全国通过切实可行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参与讨论“宪法草案”，参与讨论人数达到1.5亿之多，提出的修改意见达118万多条。这是世界历史上人民参与制定国家宪法的奇观，充分彰显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人民性特征。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探索人民自己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问题。他明确提出反对“一长制”的管理体制，以防止官员专权独断。五十年代后期，他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在一部分人管理下，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2] “社会主义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首先应体现在人民自己有权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上。他指出，“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又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障”。[13] “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思想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发源于西方政治的“权能分立”原则的合理性，尤其否定大众在社会民主实践中的天然合理性。西方社会正是依据这一原则，把社会大众看作“有权无能”的“阿斗”而排斥于公共权力的实际运行之外的，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蜕变为“选主政治”，也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和践行的人民政治逻辑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它全面展开为包括人民的协商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丰富内涵，并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不仅是对于人民政治的一种更加明晰的概括，也是对于人民政治内涵的重要拓展。总之，关于人民自己参与管理的要求与实际探索，是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区别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又一重要体现。

第四，人民政治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正如上述已经指出的，人民政治是人民协同合力的政治，达成人民之间的持续协同合力，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需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需要创造人民全过程自己参与管理的政治体制与机制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维系在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论，人民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存在，要实现人民内部长期的“大联合”，就必须贯彻好“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这需要在实践中，建构起有效的资源汇集系统，需要形成公平合理的规则，需要拥有公正高效的执行系统，还需要有效的反馈与修正机制等等。这一切都维系在能否形成一支忠诚于人民事业并为人民所拥护的先锋队上。在中国，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唯有中国共产党。这是为历史反复证明的事实。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武装看，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由此它获得了一种自觉抵制那种“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党派观念，确立起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14]的政治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仅坚持人民史观，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获得了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变迁的科学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最基本内容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5]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不仅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的，也是由这个党自身从马克思主义所获得的光明磊落的政治价值观和认识历史的科学方法论所决定的。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不是外在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教化的说辞，而是内在的本质性要求。基于这种内在要求，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党并非生活于历史的真空中。这个党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伟大工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持续进行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集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远忠诚于人民政治的事业。在这里，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内涵着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

人民政治的上述特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为一个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崭新政治形态。在这里，中国政治不同于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之处，清晰可鉴。任何以西方的政治理论框架去肢解和解读新中国的人民政治，至少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混乱，甚至导致实践上的严重误导。正确地理解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从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庆典的讲话精神可以得到重要启示：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8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1031页。

[3]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25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版，第428页。

[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0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83页。

[7]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11页。

[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10页。

[9]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7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315页

[12]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会1998年编，第275页。

[13]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会1998年编，第276、27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83页。

[15]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