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边疆：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新思路

熊坤新 平维彬  云阿云智库•边疆治理

导读：“超越边疆”便是在“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现代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基于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客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基础，在均衡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将边疆地区提升至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增长潜力区的高度，实现国内各地区更为紧密地联结和整合。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作者：熊坤新 平维彬

摘要：传统国家时期的边疆多被视为“地理偏远的边缘地带、拱卫核心的缓冲地带、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带、文化迥异的遥远地带”。随着近代以来领土属性的转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中国开始由模糊的、不确定的、“有边陲而无边界”的传统边疆观向以国际性条约分界定疆的现代边疆观转变。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支援边疆建设，从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到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再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带一路”建设，国家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有机互动为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绝佳机遇，也为边疆地区超越中国历史上那个“地理上遥远、文化上保守、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封闭”的传统边疆形象提供了时代契机。“超越边疆”便是在“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现代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基于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客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基础，在均衡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将边疆地区提升至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增长潜力区的高度，实现国内各地区更为紧密地联结和整合。

关键词：超越边疆；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一带一路；去边疆化

作者：熊坤新，1953年生，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平维彬，1989年生，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民族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如果将传统的帝国时代的边陲和民族国家初创时期的民族边疆地区视为中国的“边疆时代”，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解构之下开启的将是一个超越传统“边疆”意义的“后边疆时代”。美国学者戴维·哈维认为，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全世界将进入“时空压缩”的年代，庞大的地球将被压缩成一个点，“通过时间消弭空间，同时化解时间倒错而生成时空压缩”。杨庆堃在1948年发表的《中国近代空间距离之缩短》一文中，第一次绘制出了“中国近代空间缩短形势图”，并提出空间对人事关系的隔离作用，将随着现代交通、运输、通讯的发展而逐渐弱化。及至今日，现代交通体系、网络科技、通讯技术日臻完善，内地和边疆的时空距离再次被缩短，频繁的双向人口流动拉近了边疆和内地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将促进中华民族世界意义的再次崛起。故而，这一时期的边疆地区将超越那个“地理上偏远、经济上落后、文化上保守、政治上封闭”的传统边疆形象，代而形成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政治昌明、社会稳定的现代边疆地区。

一、概念、理论范式

（一）概念厘定

本文的思考源于“边疆内地化”、“去边疆化”两个重要概念，结合中国边疆和边疆观的历史嬗变以及多种新形态边疆的出现，从而引发了笔者对“超越边疆”理论的思考。在对“超越边疆”的概念界定之前，笔者想简单梳理一下“边疆内地化”和“去边疆化”的理论主张。李大龙认为，边疆内地化是“某些边疆地区在人们的观念和统治方式等方面和内地趋同，这是中央王朝直辖区域向外拓展的结果。”[2]苏德分析了清朝建立大一统政治局面之后广袤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认为“所谓内地化，是边疆地区各个民族区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出现的与内地汉族地区逐渐趋同和接近的趋势。”[3]此外，陈征平从古代皇朝中央的经略和近代交通对边疆地区的牵引作用论述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4]张萍分析了边疆内地化背景下清朝陕北地区长城内外的经济整合和社会变迁，并认为“边疆内地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在中国各朝代疆域伸缩、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南北区域均有不同体现。”[5]冯建勇则提出了“去边疆化”的概念，他认为对边疆的审视要超越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叙事体系，代而从边疆的“本位视角”重新审视边疆与中心之间的关系，边疆省区在“一带一路”战略助力下将经历一个“去边疆化”的历史进程。[6]沿着以上学者的思想脉络继续分析，笔者认为，借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中国的边疆地区将进入到超越传统“边疆”意义的“后边疆时代”。

“超越边疆”是基于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客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基础之上，在均衡发展的理论指导下，超越传统的“中心-边缘”式边疆观，将边疆地区提升到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增长潜力区的高度，实现国内各地区更为紧密的联结和整合。本文要讨论的超越边疆并非是抹去民族国家界线的跨越边疆，也不是否定客观存在的“与相邻国接壤地区”的消除边疆，而是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内，对民族国家内部那个传统的、落后的、遥远的边疆形象提出的“超越边疆”。本文所论述的超越边疆是“Beyond Frontiers”,而非跨越意义的“Cross Boundaries”；是在尊重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建设多民族国家内部稳定、繁荣、富强的现代化边疆地区。

（二）理论范式

中国传统的边疆观是一种“中心-边缘”式的层级边疆观，这种边疆观生发于“天圆地方”的地理观之下，以天子都城为核心向外围层层扩散，继而是“京畿”、“内地”、“内藩”、“外藩”、“化外之地”的同心圆结构式疆域体系。此时的边疆观还只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有边陲（Frontiers）而无边界（Boundaries）”[7]的传统国家时期的边疆观。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被裹挟进西方民族主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持东亚秩序的朝贡体系和藩属体系被打破，随之，那个传统的边疆观也逐渐崩解。民族国家时期的中国边疆观，费正清认为是在“冲击—回应”的理论范式下建构起来的多民族国家的边疆观，作为民族国家核心内容的主权意识和领土观念，正是从西方的外部压力转化为本土的内部诉求。在费正清看来，正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才逐步解构了传统的儒家秩序，并将东亚地区逐步带入到现代化进程。然而，这种以西方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秩序只不过是“华夷之辨”的西方变种罢了，只是在新的体系中，西方开始成为整个世界秩序的创造者。

新中国建立之后，开始尝试突破这种传统的“中心-边缘”式层级边疆观，并逐步转向“多中心”的均衡发展模式。从建国初期声势浩大的“支援边疆”到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从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到具有时代意义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在“均衡发展”的理论范式下，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和地方建设实践的有机互动，使得东北地区和广东、福建等省逐渐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成为新的中心，而褪去了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形象。正如西方国家在处理“民族”和“边疆”问题时的经验，从早期的种族歧视到后来的熔炉同化，再到后来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今天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性批判。经历了这样几个探索的过程，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存在经济结构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疆”，而只有国家之间的边界线。[8]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共享传播，都是消除传统“边疆”意义的重要基础。

二、超越边疆的四个维度

17世纪，清王朝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布连斯齐界约》、《恰克图界约》以及《阿巴哈依界约》等一系列关于划定两国边界的国际条约，这标志着王朝国家时期模糊的“带性边陲”开始向明晰化的“条约疆界”转型，[9]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传统的“边疆观”开始向现代“边疆观”转变。肇始于晚清时期的领土属性转型，标志着封建帝国时期“本土—内藩—外藩”式的疆域观开始向民族-国家时期“主权领土”式的疆域观转变。中华民国之后，这种领土属性的转型趋势更为明显，“藩属”概念渐趋消散，传统的“山河”叙述方式也逐渐变成了现代的“领土”政治话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理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型基本完成，[10]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当然也包括战略意义突出的“民族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一）超越边疆的地理维度

边疆以及反映在意识层面的“边疆观”并非固化的，而是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先秦时期，中国的边疆观是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式的“天下无疆观”，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是天子的管辖范围。及至王朝国家时期，开始沿江河山川和人工障碍物形成模糊化的“带性边陲”，并逐渐形成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和军事”等多重意涵的边疆观。[11]再到民族国家时期，西方列强将中国裹挟进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之后，边疆不仅具备了“守中治边”的内部“区域边疆”概念，而且包含了国际界约划定而成的，逐渐明晰化和相对稳定化的外部“线性边界”概念。北京（范阳）从小中国（隋唐）时期的边疆，成为大中国（元及以后）时期的文明中心；历史上作为边疆的岭南地区也在现代交通的牵引作用下，缩短了与传统核心区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这表明中国的边疆和边疆观并非固化的，而是随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不断伸缩变化。正如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原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比作随季节变化而伸缩不定的湖泊，并称这种特点为“疆域季节性”。[12]随着大飞机和高铁技术的不断成熟，地理维度上的边疆将在这个“时空压缩”的年代逐渐淡化，“边疆”与“内地”的时空距离将再次被大大缩短。

（二）超越边疆的政治维度

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边疆有着三层意涵：其一，它是作为拱卫国家“核心区”的边防缓冲地带；其二，它是远离王朝国家核心的边缘性地带；其三，它是汉族以外的民族地区。[13]秦汉一统中国之后的历代王朝统治者在治理边疆地区时多采用“守中治边”、“因俗而治”的基本方略，但是这种“因俗而治”的治边方略在不同王朝也表现为不同的治理制度。秦朝首次实现大一统政治格局，在中央设置“典客”掌管边陲事务。隋唐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统治者多采用“羁縻制度”治理边疆地区。元朝结束了晚唐之后四百余年的分裂历史，在中央设置宣政院，地方实行土司制度管理边疆事务。明朝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策略，在边疆地区普遍推行“卫所制”与“土司制”相结合的双轨制。[14]清朝在治边思想上基本接受了“守中治边”的原则，在边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制度性改革。纵观中国历史上“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方略多是在“危险的边疆”[15]价值假定下做出的抉择。新中国建立之后，虽然国际社会依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和平”与“发展”俨然已经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提出并逐步付之于实践，为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有力的“黏合剂”，为开放的边疆时代到来提供了“催化剂”。同时，“一带一路”也为边疆地区超越历史上的那个“边缘地带、缓冲地带、落后地带”，而发展为如今的“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增长潜力区”提供了历史契机。

（三）超越边疆的经济维度

基于刻板的历史经验，我们常把边疆地区视为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范畴的“神经末梢”而归属于国家内部的“第三世界”。[16]然而列宁认为，这种缘于地理的边缘性和商品经济的滞后性而形成的经济维度上的边疆地区并非恒定不变的。和中国一样，地域广阔的俄国也有着传统的边疆区域，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些地理上偏远、经济上落后的边疆地区反而成了最具活力和最具潜力的经济区域。在分析了边疆地区特殊的历史和地缘因素之后，列宁得出这样的结论：“边疆地区保证了俄国资本主义不仅在纵的方面，而且在横的方面都得到巨大的发展。”[17]美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存在着传统的西部边疆世界，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认为：“正是在开拓西部的过程中培养了冒险、竞争、进取的美国精神，边疆是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18]当美国建国200年后，我们再去回眸那个蛮荒的美国西部边疆，映入脑海的将不再是“骑马持枪”的西部牛仔形象，而是一连串繁荣璀璨的国际大都市——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达拉斯、拉斯维加斯等等。历史上的中国东北和岭南地区都是传统的边疆地带，但随着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特区建设，如今的东北和广东、福建等地区都已褪去了经济落后的“边疆”形象，代而成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心。

（四）超越边疆的文化维度

边疆是在客观基础上的主观文化体验：“没有文化的分界，就无所谓边疆的存在”[19]。在中国传统的“二元结构”边疆叙事模式中，边疆常被打上“落后、蛮荒、未教化”的他者身份形象来加以区别对待。即便到了近代，这种刻板的认识也没有彻底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边疆仍然被看作“蛮夷戎狄的文化故乡”。直至九·一八事变之后，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此时的边疆开始渐渐褪去“他者”的文化形象，“边镇”逐渐变为“城镇”，“边民”更是守边“国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的边疆建设和交通通讯发展，那个“文化上陌生、心理上遥远”的边疆形象开始慢慢被超越，历史叙事中的边疆文化“异域特色”也只不过是“一体多元”[20]格局中的“区域差异性”。尤其是搭乘“一带一路”建设的快车，那个传统的“一点四方”、“守在四夷”格局下“夷狄之地”边疆文化形象将一去不复返，我们要建设的将是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的现代边疆地区。

三、推动超越边疆的若干因素

（一）全球化进程是推动超越边疆的宏观因素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集政治、文化、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为一体的多层次、多领域既相互涵化、相互影响又相互借鉴互动的系统概念。“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典型特征，这一浪潮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纳入进了世界整体体系之中。虽然世界上存在着“反全球化”的声音，诸如德国的汉斯-彼得·马丁、英国的贾斯汀·罗僧伯格、法国的布迪厄等[21]，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如排山倒海般势不可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已经对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传统的“民族国家”思维模式已无法完全应对当今时代的显性问题。全球化的当代表现部分地越过了传统的领土国界；在这一过程中，它同时也弱化了坚不可摧的观念和文化分野。

全球化对以“超越边疆”为特征的“后边疆时代”的到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代表要建立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现代民族国家“我者与他者”之分的边界意识。越来越多的跨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价值以及共同面临着更为激烈的挑战，诸如安全、发展和幸福等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和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生态破坏等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因素。伴随着全球化而勃兴的地区化（Regionalization）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边疆”的地缘意义，小约瑟夫·奈认为，国际性地区是“由一种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的几个国家连接到一起的，并没有绝对的和国家决定的地区，相关的地理边界是根据不同目的而划分的。”[22]基于不同的利益和文化价值理念，全世界形成了相互交叉的诸多地区组织，比如亚太经合组织、北约、八国集团等等。这些地区性国际组织虽处在不同的维度上，但其共同的利益追求将这些国家交叉性地连接在了一起，好比微信世界里我们基于不同身份归属不同的“群”一样，其间的边界性变得愈来愈模糊起来。

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更是全球化进程以及超越边疆的主要推手。因为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类福利性质的问题，并且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达到上述共同目的。简单地说，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而联合国的原则是：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禁止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集体协作，确保非会员国遵守上述原则，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再有，联合国的作用是：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联合国在协调国际关系，促进各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当然也不排除，在有些时候，联合国被个别大国所利用，以其实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因此，联合国在这一方面有着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总的来说，联合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以及连带地推动超越边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二）现代化进程是推动超越边疆的现实因素

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涉及人类生活各方面深刻变化的系统过程，其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的解放”，内容包括四个维度的现代化：经济层面的工业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社会层面的城市化和知识层面的科学化。当然，现代化过程和全球化过程有着极大的重叠。孙正聿认为：“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23]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晚清时期的西方文明冲击，传统的儒家文明在面对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文明冲击时，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金耀基认为：“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一种‘外发的压力’，用白兰克（C.E.Black）的术语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防卫的现代化’。”[24]并进一步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应系统地、持续地从三个步骤进行，即教育上的科学思想教育、经济上的工业化运动和政治上的民主化运动。这种系统的现代化不只是发生在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而是普遍地发生在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华大地上。

“现代化”进程在带动边疆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着传统的“边疆”意义，这种解构不仅存在于中国，同时也存在于历史上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首先把眼光聚焦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边疆意义的“岭南地区”，但随着海洋文明时代的到来，这里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进行现代化的地方。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作为经济中心的“珠三角经济区”，已经完全没有了“边疆”的形象烙印。然而只有一县（广信县）之隔的广西，由于现代化进程远落后于广东，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摆脱“边疆”的影子。新中国建立之后，东北由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到“去边疆化”的成功实践，是在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和发展进程中实现的，其作为边疆意义上的东北一跃成为现代化意义上的新中国工业“中心”。一个地区的地理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反过来也会重构该地区的地理意义。在均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内部更为均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共同价值观的共享与传播，都在消解着传统意义上的“边疆”概念。

以深圳为例。深圳地处广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岸，与香港一水之隔，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接壤。深圳原本只是一个渔村，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发展，现在已经跻身为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由边缘到中心、由不起眼到令世人关注，且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这种巨变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只能说，现代化进程在推动这种巨变并连带地推动超越边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一带一路”战略是推动超越边疆的动态因素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借助“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打造当今时代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顶层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将被建成联通世界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5]有学者将中国对当今时代的地缘政治想象，形象地描绘成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这一构想有可能为“天下制度”奠定物质基础、超越传统的“中心-边缘”思维模式、具有克服海权-陆权两分法的潜力。[26]著名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在世界体系论中将整个世界更为明确地划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体系。“一带一路”战略要打破的就是中心区域对边缘、半边缘区域的结构性剥削，通过创新国际合作机制，促进并保障“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的转化。

我们再将讨论的视野拉回到国内，借助“一带一路”国家顶层战略设计的实施，作为传统“边缘地带”的边疆地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再把边疆的特殊性看成是贫困、落后、遥远、神秘的异域特殊性，而只是国家内部非均质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冯建勇认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区域化的深入，边疆地区将不再因远离中央地带而被边缘化，相反，它可以参与到区域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进而谋求“区域中心”的地位。[27]随着欧亚、中亚、泛亚高铁的建设，中国的东北、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将成为中国国际合作的“桥头堡”，这些传统的远离核心区的边缘地带也将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实现从“国家边缘”向“区域中心”的华丽蜕变。实际上，“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可见，“一带一路”战略在推动并超越边疆方面正在或即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空间边疆”正在一步步地从虚拟走向现实，这也是推动边疆观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了“高边疆”（High Frontiers）的概念，格雷厄姆认为，国家边疆的内涵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边疆的范畴，它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独享的地理边疆（硬边疆），还包括世界各国共享的战略边疆（软边疆）。[28]“深海”作为地球表面重要的战略资源蕴藏区，逐渐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地域，“深海边疆”（Deep-Sea Frontiers）势必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实上，美国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深海边疆领域。理查德·杨认为：“正是由于丰富的海底矿物质资源，‘深海领域’的法律体制必将成为关注的热点。”[29]海洋边疆作为国家边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应得到重视，而且应“深化”，将“深海边疆”纳入到海洋边疆的范畴。此外，利益边疆[30]、信息边疆、战略边疆等新形态边疆都是推动超越边疆发展的重要因素。

结 语

边疆以及反映在意识层面的“边疆观”并非固化的，而是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中国从先秦时代的“天下无疆观”到王朝国家时代的“帝国边陲观”再到近代以来的“国家边界观”，这些转变的背后既包含中国历史上领土属性的转型也反映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转变。新中国建立之后，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边疆建设，从“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再到“一带一路”建设，这些都促进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转型，传统的边疆形象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消解。美国也有着同样的边疆经历，他们便是在“开拓西部”的过程中消除了西部世界的边疆身份，当现代化开发进程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回眸美国的西部世界，映入脑海的不再是“骑马持枪”的牛仔形象，而是星光璀璨的好莱坞和包容开放的旧金山。在“一带一路”建设逐步走向深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地区也将逐渐褪去边缘性地带的边疆形象，代而成为“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发展潜力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超越那个刻板的“地理上偏远、经济上落后、文化上保守、政治上封闭”的传统边疆形象，建设的将是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政治昌明、社会稳定的新时期现代边疆。

参考资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