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何以理解文明问题与现实世界？

文扬2021-11-12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阿富汗就是西方文明在伊斯兰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乌克兰就是西方文明在东正教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台湾就是西方文明在中华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这三个热点地区的共同之处在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随着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整体上的时进时退而不断爆发危机。

文扬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注：

最近，中国出版界的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扬的最新力作《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这是继2017年世纪文景出版的《人民共和国》和2019年底中华书局出版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之后，作者围绕中国独特性和中华文明独特性展开的系列论述的一个最新努力成果。

《文明的逻辑》一书从“文明问题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这样一个去西方中心立场的问题意识谈起，希望通过出版该书将这个议题推向中国思想界。在新书发行之际，观察者网专访本书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与读者们分享他的心得和感想。专访分上下篇，本文为下篇。

在上篇中，谈到“文明问题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这个命题的现实意义，以及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冲击。下篇将从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谈起，以及文明理论如何应用于现实世界分析？

文明问题应如何把握和研究？

观察者网：如前所述，按照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说法，人类历史出现过的文明共计三代21个，其他学者各有各的算法，也有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不等，如此说来，您所说的人类文明史的整体面貌，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研究对象吗？对于如此巨大的研究对象，应该如何把握呢？如何能在几十万字的篇幅里描述清楚呢？

文扬：研究历史，有两个要点需要掌握好，一个是历史尺度，一个是分析工具。先说历史尺度，一般认为，不同的历史研究领域有不同的历史尺度，最短的是个人史，以人的自然寿命为尺度，而政治史会比个人史尺度长一些，经济史则比政治史尺度更长一些，然后依次是社会史和文化史，而比所有这些历史都更长的那个连续的历史，就是文明史。文明史的尺度一般来说都要有上千年。

比如按照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等人的看法，今天的西方文明其实是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废墟上作为新一代文明重新滋长出来的，与古典文明并不是直接的继承关系，从起源到今天的全部历史最多不超过1500年。在1500年这个尺度上，冷战结束至今的40年，或者二战结束之后至今的70多年，不过是全部西方文明历史在最近的一个短暂阶段。以1500年为尺度，在这几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可以说都属于刚刚发生的事情，发生的原因有着更久远的历史根源，具有不同程度上的文明史意义。

举个例子，大约在19世纪末，欧洲人在整个新大陆的殖民开拓接近完成。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抵达了“远西部”的西海岸，三分之一的“老东部”人口和上千万的新移民迁往了中西部；大约同时期，加拿大的“西部定居运动”也在19-20世纪之交达到高潮，新移民数量扩大了几十倍；在澳洲大陆，“淘金热”导致新移民大增，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等殖民地在19世纪后期相继成立自治政府，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在一般性的历史叙述中，这几个事件会在各国的国别政治史或经济史中分别叙述，相互之间不相关；但如果放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事件就成为了同一个大事件的不同分支，同属于整个西方社会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的、绵延4个多世纪的最近一次大迁徙浪潮的尾声部分。

由于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殖民定居于19世纪末先后抵达了北美和大洋洲的最后几处边疆，这次历时4个多世纪的大迁徙在地理上的扩张随着这个尾声的出现而宣告结束。也就是说，这些历史事件虽然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但若在文明史的千年尺度上看，却是刚刚发生的最新事件。其大历史尺度上的确切表述是：“西方文明历史上最近一次大迁徙在地理上的扩张才刚刚结束。”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含义：继历史上几次大迁徙之后，此次大迁徙也许是这个文明的最后一次了；但也许未来还会发生类似规模的迁徙，而我们的当下时代则是两次大迁徙中的间歇期。

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叙述长达上千年的文明史，其实也并不难把握。只要使用了合适的历史尺度，与政治史、经济史甚至个人史的叙述方式，都是一样的。近些年里兴起的一个新学科叫Big History，综合了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的研究，将自宇宙大爆炸直到当下的历史“编织成一个故事”，作为一个时间框架，并在这个长达138亿年的巨大背景下探索人类的存在，也出现了很多成果，提供了一些对于人类历史的洞见。

再说分析工具。历史研究的分析工具指的是一些对应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历史尺度的理论概念，这些概念是对历史材料的归纳和抽象概括，它们不是历史材料本身，但却是分析、描述、解释和理解历史材料的必要工具。例如，如果研究个人史，一种常用的分析工具就会包括早年、中年、晚年这种不同阶段的划分，还有家庭生活、职业生涯、主要成就、功过是非等不同方面的划分。这些划分都是研究者自己虚构出来的理论概念，研究对象本人的一生并非是按照抽象概念过下来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包含无数细节和无数侧面的客观实在，但如果没有这些概念工具，对于其历史就难以准确描述和深入理解。其它领域的历史也是一样，一个国家的政治史也需要按照历史阶段、主要人物或重大事件进行理论概括。更进一步，还应该通过好的理论概括透视出深层的历史逻辑，从中发现规律、获得启示、吸取教训，以区别于一般的资料堆积类的历史或纪年体类的历史。

黑格尔曾将历史研究的方法按照从古代到当代的顺序分为“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三种，如果抽掉其中那个线性历史结构，就是三种共存的历史研究方法。20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将他所说的“历史主义”分为“自然的历史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和“美学的历史主义”三种，也是一种划分。这些划分实际上反映出一直以来的一种学术努力，想要把带有研究者理论虚构成分的历史叙述从一般的历史研究当中分离出来。荷兰思想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曾专门研究过历史叙述问题，他举例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冷战”等概念就是典型的历史叙述工具，这些工具起到了兼顾历史客观实在与研究者的主观解释两方面并建立起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作用。

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叙述本身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他于1961年出版的《文明的演变》一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本书不是一部历史书，而是一个尝试，通过提供分析工具帮助人们理解历史。”他的意思就是，虽然本书的题目很大，但它并不是一个关于人类文明的完整的历史研究，而是一个历史叙述，旨在提供分析工具帮助人们理解人类文明史。

若按照这样的区分，我2019年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和今年的《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也都属于历史叙述类的书，其重点在于提供了一些帮助人们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分析工具。这两本书中所使用的几个对偶概念，如定居与游居、居国与行国、秩序主义与运动主义，以及农耕民族、骑马民族和海上民族的三分法等，都是作为历史分析和叙述工具而创造出来的，是在历史实在与理论解释两者之间建立内在逻辑的尝试。

明白了历史尺度和分析工具这两个要点，就容易理解我这两本书的主题和内容了。

文明理论如何应用于现实世界分析？

观察者网：那么，像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秩序主义与运动主义这些概念如何应用于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分析研究呢？又如何对未来的走向进行预测呢？您这本新书的副标题叫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含义应该是，这些概念不仅可以用于更好地理解历史，还可以解释当下世界并预测未来。

文扬：首先我们不妨先确定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总的图景。正如当今的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所一致确认的，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游居社会的数量和总体人口规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大大超过定居社会。人类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转为定居、进入城市，是很晚近的变化。

假如有一个“卫星老人”在地球上空持续观察了10万年，那么它必定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10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地球表面的人类都是一个一个的游团，靠着大范围的迁徙获得生存资源。但是从距今一万年开始，随着农业养殖业的发展，零零散散的定居社会在各地出现了，但是大部分还都是游团，即使是定居下来的社会也往往由于无法长久维持而重新又成为游团。然后就是生产力增长了，定居社会越来越多，定居时间越来越长，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社会终于都定居下来了。

在我看来，这样一个人类历史的总图景，其中包含了理解人类历史的很多重要密码，但却被大多数人所忽视了。

在“卫星老人”所观察到的总图景中，一万年来定居社会越来越多、定居时间越来越长的这一段历史，其实只是人类漫长的四处迁徙游居历史中的最后阶段才发生的事。结合前面讲过的，在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新世界的移民潮作为这个文明第三次大迁徙的尾声，也可以视为这部分游居社会其漫长游居历史的最后阶段。而其他游居文明，如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都不过是在长时间延续了各自漫长的游居历史之后，在大大晚于中华文明定居开始时间的最近时期，其文明的主体部分才刚刚转为定居。

在日本丽泽大学松元建一教授那篇文章中，他说起一位突尼斯官员的一段话——“我们政府正在推进国民定居化政策。为此，我们在沙漠边缘处接连地盖起了以数十户为单位、总之是可以容纳整个聚落的公寓大楼。但是问题来了。即使是盖了公寓大楼让聚落的人住进去定居，并且让他们从事农耕或者到工厂工作，但他们顶多住了约三个月就搬离公寓大楼。”——请注意，这是人类历史进入到了21世纪之后的事情。

在一般的中国人观念中，这种事情，总是与“少数民族”、“游牧部落”等边缘人群相联系，并习惯性地生出“野蛮”、“落后”、“肮脏”等负面印象。但是，这种印象也许是定居社会中人根深蒂固的偏见，真正的历史也许恰恰是反过来的——在整个欧亚大陆，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占多数的人类社会其实正是这些始终与定居社会保持距离、坚持其游居生活方式的社会。不仅如此，文明史和人类史的大部分，其实也是由这些社会所创造和支撑的。如果将沙漠中的骆驼民族、草原上的骑马民族、海洋上的海上民族这几大部分以迁徙和移动为主的社会都合并在游居社会的概念中时，就更是如此了。

从北非地区那些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不接受定居生活的游居部落，到不久前刚刚才结束了整个文明史上最后一次大迁徙的西方社会，无论是每代人都在迁徙，还是每隔几代人或几十代人就要大迁徙一次，无论是徒步迁徙，还是借助马匹、骆驼、船舶、车辆等交通工具迁徙，归根结底都是以游居为特征的社会，都是史前时期采猎者游团漫长游居历史传统的继续。重要的是，游居这个远比定居更为强大的人类社会传统，是当今存世的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三大文明的共同特征，在其根本的性质上，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有着截然的区别。

这是在文明论的世界观当中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根据这一点，再结合我所说的“游居文明是运动主义的，没有了运动社会就要崩溃，定居文明是秩序主义的，没有了秩序社会就要崩溃”这个基本定律和其他分析工具，就可以对当前的世界形势进行分析和解释了，也可以对未来的演变发展进行预测了。

观察者网：能否举例说明一下呢？比如说今天的西方文明，如何应用您的理论分析工具解释它的各种特征和表现呢？

文扬：西方文明是当代世界最显赫的一个文明。但人们在观察它时会有很多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文明一直以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范围？而且永远处在分裂当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和德国战争双方都自称为文明的捍卫者，并将对方定义为“野蛮人”。“冷战”结束之后，塞缪尔·亨廷顿给出的西方文明新定义，在欧洲仅包括西欧和中欧而不包括东欧，在北美则不包括墨西哥，在大洋洲仅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不包括南太平洋各岛国。21世纪以来，由于欧洲和美国两边都在抱怨说大西洋“越来越宽”了，西方文明再次面临分裂，其定义又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这是什么原因呢？

若用我的文明论解释就是：西方文明本性上就一个游居文明，这并不是说它的居民也像北非那些游居部落一样从不在一个地方居住超过三个月，而是说这个文明由于没有连续定居的传统而且一直鹊巢鸠占他人土地所以并不固定属于同一个地区。换句话说，它永远需要有新空间、新领域、新边疆供它开拓、征服、探索，供它释放其强大的运动主义能量。在过去的历史上，政治-军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是它的游居特性的表现形式，直接用武力开拓新的地理疆域，并征服当地的原住民，在这种形式中，新疆域越广阔无垠、被征服者越人口众多，作为征服者的西方文明越能事尽显、锋芒毕露。在和平时代，政治-军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则转换为了经济-文化-技术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但开拓新疆域、建立新的殖民地、征服新的“原住民”的本质始终不变。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革命”、互联网革命等，形式不同，但都是在西方文明内生的运动主义驱动下的新空间冒险，而西方文明本身也正是在这种开拓、征服和探索的集体行动中不断获得其独有的特征。

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的没落》一书在谈到西方诸民族时这样写道：

在众多历史时期中，我们只有一种迁徙形式是值得重视的——武士成群结队横扫住满了人的国土，那上面的居民还过着平静而诚实的生活，他们已成为战利品的一个主要部分。在这时，由于胜利者居少数，许多全新的情形出现了。 具有强悍的精神形式的民族在人数多得多但却没有精神形式的土著民上面发展壮大......（这种意义的民族）比起它们所占领地区的居民来，在数量上是非常少的，只有几千个战士而已，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优于本地人，那就是他们决心要成为一种命运，而不是屈从于一种命运。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是可以居住的，而是已经有人居住的，因此，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地位的问题，迁徙变成了出征，定居过程变成了政治过程。

这是对于西方文明之本性的一个很深刻的论述。把其中的武士和战士换成大公司，土地换成市场，就是当前的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技术或数据殖民主义，但征服者的地位这个西方文明中的永恒政治问题却不会改变。

如此来看，西方各国在今天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也就不难解释了。归根结底，正是我所说的“游居文明是运动主义的，没有了运动，社会就要崩溃”这个定律在背后发生着作用。如果说自18世纪以来的新世界大殖民、二战后的电气化社会和新技术扩散、70年代之后的金融全球化、90年代之后的互联网革命都属于西方文明运动主义所驱动的新空间扩张运动，那么，当前出现的一个重大现实是：自互联网革命之后，这个文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类似规模的新空间可供其扩张和释放能量了。借用一句流行语，它开始“内卷”了。

以文明论观之，这个“内卷”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运动、疫情应对大失败、中美全面竞争和对抗等等现象，都可以从西方文明的“内卷化”运动中得到一定的解释。

一句话，当今世界文明冲突的本质，就是西方文明这个自诞生以来始终按游居文明的运动主义逻辑演化的文明，终于来到其演化路径的边界和尽头，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抉择：要么与其他伟大文明和平共处，转入定居文明的秩序主义逻辑，接受“内卷化”生存的现实，要么靠击败其他文明、入侵其领地，继续其运动主义的生存方式。而后一个抉择就意味着文明冲突的随时爆发。

观察者网：这样一个文明史上的宏观局面，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又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文扬：文明论是一种在大的历史尺度上运用大的分析工具考察历史和现实的理论方法，这种理论方法是否适用，就需要看它能否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具体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对事件的发展做出预测。

例如，最近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重掌政权这个事件，在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这被看作是美国和阿富汗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关系问题。但是问题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从两个国家的实力对比这个算式中，是得不出美国20年无功而返这一结果的。而一旦将阿富汗和塔利班放在伊斯兰文明的背景上，将美国放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上，事情的全貌就大不一样了。这个事件就成了两大文明在其漫长的冲突历史上的一个当前事件，反映的是伊斯兰文明在反抗西方文明的挤压这一长期过程中发生在前沿地带的一个局部胜利。

从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扩张这个角度看，这个大扩张一旦开始收缩，必定会在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进行挤压并发生冲撞的各个前沿地区留下一些长期拉锯争夺的地缘冲突热点。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这些地缘冲突热点都可以清楚地辨识出来。阿富汗就是西方文明在伊斯兰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乌克兰就是西方文明在东正教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台湾就是西方文明在中华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这三个热点地区的共同之处在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随着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整体上的时进时退而不断爆发危机。

另外还可观察西方文明势力范围内部的变化情况。由于它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大扩张实际上刚刚结束不久，在“软扩张”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到达了其金融-经济扩张的边界，在“硬扩张”方面在北美和大洋洲到达了其地理扩张的边界。由于在老的腹地和新的边疆两部分之间存在着差异，可以认为，它的收缩在腹地和边疆也一定不是同步的。其文明的地理腹地即欧洲部分，尤其是定居文明历史悠久的南欧和中欧，将首先转向定居文明秩序主义，而其文明的边疆部分美、英、加、澳等国则还会在一定时间内处在游居文明运动主义惯性中，两部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南欧国家中获得了较积极的响应？为什么是美、英、澳三国刚刚成立了AUKUS联盟？这都是西方文明内部发生分离的表现。

以此类推，应用文明论的历史尺度和分析工具，对于当今存世的五大文明相互之间的所有关系以及各个文明自身内部的变化，都是可以做出理论描述、解释和预测的。

观察者网：《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博弈与未来》一书是如何建立文明论理论的呢？对于读者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文扬：《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博弈及未来》一书主要内容是尝试建立起对中华文明这一特殊文明的文明论理解模型，一旦理解模型成立，在解释当前热点问题方面就是一个应用问题了，读者自己就可以进行分析了。本书首先以“文明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这个命题开篇，直接进入文明问题的核心领域并切入真问题，然后按“生存的逻辑”、“定居的逻辑”、“游居的逻辑”、“碰撞的逻辑”、“发展的逻辑”依次展开，利用原创开发的基本分析工具深入分析了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以及与他者文明的冲突和博弈。为了在二十几万字的有限篇幅里展开关于人类文明史的历史叙述，本书采取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方法，通过选择出几十个古今中外著名的思想者，借助他们的观察视野和研究结论，进行一个全景式的考察。

希望此书能够引导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们从一个全新的路径进入到文明问题的深处，前往一个西方学者一直避而不谈、中国学者也一直不太涉及的思想边疆。

塞缪尔·亨廷顿说过，“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人，站在这样一个历史高度上，处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清醒地认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几个涉及中华文明真实身份的重大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而要更加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就一定要了解我们不是谁，了解我们没有从哪里来，也不要到哪里去。

大时代呼唤大问题，从现在开始，进入文明问题，梳理文明的脉络，探索文明的逻辑，解释文明的运动，预测文明的演变。

谢谢读者们的支持！（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