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中国”的发展与社会治理

孔丹  云阿云智库•社会治理

导读：如果拥有一切数据的社交平台自身想要在关键时刻悄悄操纵民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脸书、推特的封禁和屏蔽政策使其直接介入了美国、尼日利亚、印度等国的国内政治。技术在给这些科技巨头（Big Tech）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使其拥有了影响社会和国家安全的权力。

来源 | 《经济导刊》2021年9月刊

作者 |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本文是孔丹在清华大学“智慧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

古人说“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在这金风送爽的初秋时节，参加“智慧中国”研讨会，我也略陈管见。“智慧中国”涉及范围很广，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推动“智慧中国”的系列研究很有必要。

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

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有新的词汇，对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进行定义。这些新词汇，包含着我们对经济社会新形态的努力探索，进而逐步演化成为我们认识时代、诠释世界的重要视角，融为我们观念的一部分。“智慧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先导性、通用性、战略性和融入性的新概念。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数字化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础，其发展趋势是社会的全面数据化，即将一切信息转换为数据，对数据进行收集、聚合、分析与应用。网络化为信息传播提供了物理载体，催生出新产业，甚至重塑了现有的产业布局。智能化则体现信息应用的层次与水平，其发展趋势是新一代人工智能。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整体驱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生产方式方面，我们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具体包括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等；在生活方式方面，我们要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包括在线课堂、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智慧社区、智能小区，市政公用设施、建筑智能化改造，甚至还要建设智慧法院；在治理方式方面，则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

二、“智慧中国”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和对工具的治理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的这一切变革，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已上升到治理方式；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产业，作为蓬勃生长的新事物，本身也亟待治理。“智慧中国”治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依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来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二是通过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来推进网络空间即虚拟空间的依法治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既是社会治理的工具，也是社会治理的对象。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构成了一座依次递进的技术金字塔，但一直缺乏合适的术语来概括。“数字”只强调信息技术金字塔的底部，忽略了最新最尖端的技术进步；“智能”一词则过于专门，只强调金字塔尖，不足以概括全貌。“智慧”与“智能”相近，既突出了金字塔尖，又相对概括，足以形容整个信息技术革命金字塔。更重要的是，“数字”“信息”“智能”“网络”等术语都偏重技术，没有体现国家和社会对于技术工具的治理；而“智慧”既可指信息技术和工具，也可指治理方式和手段，充满了人文关怀。“智慧中国”就是“Smart China”，正好与政治学界常提的“巧实力”（Smart Power）不谋而合。

“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紧抓机遇、规避风险。技术进步为我们创建美好生活提供了无数机遇，世界银行202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题目就叫“数据改善生活”。以出行为例，过去打车多难？现在智能技术小试牛刀，就实现了动态价格、动态运力调度，出门一下子容易多了。等到将来智能驾驶技术成熟，普通人也不用学开车了，交通事故大大减少；路上全是无人车，除了加油、充电、检修，可以一直跑，连停车场都省了；加上智能调度，空载率控制到最低，整个城市也不需要很多车，大大节省能源，而且连堵车问题一起解决了。在其他领域，同样会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过去十年里经历的还要大、还要根本。我们此时此刻的想象力，与未来真正能够实现的现实相比，一定是极其贫乏的。

但我们不能被动坐待技术进步改变生产生活。“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要求我们主动紧抓机遇，在各项政府服务中适时采用新的技术，便利人民生产生活；为新技术、新产业创造健康宽松的创新环境，同时实施公平监管，保护消费者、投资者、从业人员等各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以出行为例，世界各国都遇到了一系列治理难题：网约车司机要符合什么资质？司机算不算打车平台的雇员？公司要为他们交社保吗？原来花了高价买牌照的出租车司机怎么办？APP应该记录乘客行踪多久？数据保存在哪里？数据保存多久？警方能不能调取？通过什么程序调取？这几年来官司不断。未来要实现无人驾驶，各国面临的治理难题会更多、更复杂。政府、学术界都需要行动起来，为当下和未来的此类治理难题寻找答案。

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中的经济社会风险

技术总是双刃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便利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增长、为社会进步提供无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极高的经济社会风险。计算机和互联网刚刚开始普及时，问题还只是一部分人搭不上数字化快车，被甩在数字鸿沟的另一边；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经济社会风险也呈几何级数地增长。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分析，主要风险有三种。

一是巨头垄断、扼杀创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特别是后两者，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极低的边际成本造就了各种数字经济平台。但如果工商业环境抑制竞争，就可能导致市场力量的过度集中，滋生垄断，阻碍未来创新潜力。

各个国家都难以避免这样的垄断问题。中国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包括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等等，都在多个国家面临反垄断的调查和诉讼。在美国，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应该拆分这些巨头。新兴市场也不例外，就连肯尼亚的M-Pesa也因抵制其他服务商进入而饱受批评。在各国的监管压力下，巨头们略有收敛，例如前几天，苹果宣布应用商店将向第三方支付开放。但总体来说，各类反垄断调查和诉讼旷日持久，但治理效果如何难以预见。而互联网特别是数字平台的天然垄断性，“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免费商业模式、算法的不透明性等等特点，更使得同时达成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维护各方合法利益等多项治理目标难上加难。

二是急剧恶化的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一方面，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创造了数以百计的亿万富翁和数以万计的高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参与了相关产业的普通劳动者，比如众包产业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只得到了与过去相当或略高的收入。当传统产业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后，大量生产环节、交易环节消失，或改由机器完成，因此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并不具备新兴行业、新兴岗位所需的技能。劳动市场因此呈两极化或“空心化”，高技能与低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提高，而中等技能岗位的就业率下降（中国暂时是个例外）。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降低，资本收益份额则持续增高。

过去一年里，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从不到500家猛增到700多家。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带来的失业现状和前景，在美国（早在疫情之前）已率先暴露无遗，严重到竞选美国总统的杨安泽认为失业问题无法解决，只能由政府给全民发钱。在美国这样一个反对“大政府”的社会里，杨安泽这个政治素人仅仅凭着这一条主张，得到了4%以上的支持。这表明美国政治精英已经难以解决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失业和贫富悬殊问题了。在中国，为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们必须研究、摸索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智慧中国”治理方案。

三是数据安全风险。新兴技术带来多少便利，就带来多少安全风险。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已使基础设施可能遭受远在天涯海角的毫不起眼的黑客攻击。伊朗核设施遭震网病毒攻击、美国水厂被加了数百倍的氢氧化钠，都是明证。即使不考虑此类攻击，仅是日常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利用过程本身，已经充满了安全风险，小则泄露个人隐私，大则危及一国政局。对个人而言，大数据收集处理技术和开放共享的要求，弱化了用户对个人信息的自决权力，多源数据汇聚降低了用户隐私被恶意滥用的门槛，而用户对此基本无能为力。对国家而言，数据是基础性战略资源，跨境数据不仅影响商业利益，也影响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

仅以最表面的、普通人最易理解的社交媒体数据为例，在未施加特别监管措施时，数据的生产和传播是高度受控于社交平台本身的。如果拥有一切数据的社交平台自身想要在关键时刻悄悄操纵民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脸书、推特的封禁和屏蔽政策使其直接介入了美国、尼日利亚、印度等国的国内政治。技术在给这些科技巨头（Big Tech）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使其拥有了影响社会和国家安全的权力。而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手段才能有效监管，规避个人、企业和国家所面临的巨大风险，这是我们在社会治理中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以上三者，仅系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伴生无数风险的代表。要解决每一个风险问题，都需要利用多门理、工、社会和人文学科范式和知识体系，开展紧密合作。“智慧中国”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研究任务空前重大、空前复杂。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的趋势是“东升西降”，与此同时，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设“智慧中国”契合了多重趋势和现实需要，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社会智库等各方共同合作，努力探索，不断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丰富、完善，推动“智慧中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