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百年奋斗是怎样造血的？

高德胜  云阿云智库•战争经济学

导读：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百年辉煌缔造了人间奇迹，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是这个奇迹背后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红色金融支撑了建党、建军、建政，锻造了红色政权的经济“生命线”，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豪迈前进的经济根基。

高德胜 | 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副行长

建党百年之际，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联合推出的《信物百年》系列微记录片，挖掘百家国资央企各自珍存的一件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信物，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了国资央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强不息、筚路蓝缕的奋斗路，展现了中国产业百年发展的壮阔画卷，融进中国共产党砥砺奋进的百年历史记忆。

在这些历史记忆中，有一些弥足珍贵的历史信物，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发展有关。

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第一套纸币，见证了共和国摇篮时期我党在苏区发行货币、建立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山东招远地区地下党组织在抗战时期向党的上级组织秘密运送黄金的“试金石”和“对金牌”，诉说了日寇占领区党组织在严密监控和层层封锁下冒着生命危险向上级组织运送出13万两黄金的故事；周恩来总理写给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郑铁如总经理的亲笔信，引出了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通电起义，回到人民怀抱，中行海外分支机构纷纷响应的史实，表现出中国银行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底色……

这些信物和背后荡气回肠的故事，串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激荡百年的奋斗华章。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百年辉煌缔造了人间奇迹，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是这个奇迹背后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红色金融支撑了建党、建军、建政，锻造了红色政权的经济“生命线”，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豪迈前进的经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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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部队有很多支，但共产党只有一个！”

1936年2月的一天，在贵州毕节县的一个房间里传出了争吵前的声音。

争吵的双方分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和部队的供给部部长。

“1万多人的军队再兑换下去，部队怎么打仗？”供给部部长情绪很激动。

原来，在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到达毕节县的当天，他就收到了一张苏维埃纸币，部队刚刚到未曾在此地发行过一张苏维埃纸币，那么这张纸币又从何而来？

原来，一年前中央红军曾在毕节驻留，这是当时购物留下的纸币。贺龙当即决定，一一为百姓兑换银元。很快，贺龙部队的经费开始吃紧，部队的粮草弹药、医药物资都要依靠银元采购，这才有了上面这场争吵。

“红军部队有很多支，但共产党只有一个！”贺龙大喝一声，立即结束了争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为统一中央苏区的货币制度和金融组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诞生，首任行长是毛泽民。党领导的苏区金融事业基本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区域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组织为两翼的金融格局，国家银行的建立奠定了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金融事业的基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统一苏区金融和货币，但纸币发行并非易事，如何取得苏区百姓的信任才是最为重要的。

“这些钱是纸票，是红军票，红军票到了这么一个过去军阀盘踞的地方，老百姓是不认这些票的。因为你这‘军阀’走了，换了，票子就毛了。”

要想取得苏区百姓的信任，纸币必须能够兑换银元或生活物品，为此毛泽民亲自赶往前线，把缴获和没收的日用品、食盐、布匹运回苏区，并贴出布告按照1:1的比价，公开兑换苏区纸币，闻讯后的百姓立刻带着纸币前往兑换处兑换。

从那一刻起，苏币信誉大增。

我党领导的红色金融并非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而是与中国革命相伴相生，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萌芽探索，在土地革命时期星火燎原，在抗战岁月中不断壮大，在解放战争的黎明中走向统一，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由分散到统一，直到今天辉耀世界的沧桑巨变。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党领导的红色金融力量为革命提供了源源不竭的财政支撑，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红色金融始终肩负“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和巩固根据地服务”的使命与责任，为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边区和根据地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促进生产，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国民党和日寇展开货币斗争，为红色政权的生存、壮大，保障根据地经济恢复、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长期斗争中，我党发展金融事业实现了诸多伟大的创举，形成了独具特色和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红色金融的发展壮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充满智慧、极富远见的经济谋略。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我党从初创时期就认识到金融的极端重要性，在开展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同时，“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从抓金融入手，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财政制度和组织体系，为根据地、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壮大注入金融动力，为革命政权的巩固发展提供了强大经济支撑。

1921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第一个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协会成立了衙前信用合作社，面向社员开办借贷业务，宗旨就是帮助社员解决资金困难，免受地主豪绅的高利贷盘剥，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这是我党创办金融的最早尝试。1922年11月，我党在萍乡安源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向工友低 价销售货物，维护工人利益。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开办农民银行和消费合作社。1926年12月，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柴山洲第一农民银行，成为我党领导创立的最早的农民银行。第一农民银行订立了《银行章程十二条》，以“维护无产阶级、维持生活、扶持生产”为宗旨，向农户发放生产、生活贷款，为农民协会、合作社发放贷款，支持生产经营。

除了信贷业务，第一银行还创造性地发行自己的货币，以银元为本位，发行面额为一元的银元票。因该银元票以布为材质，故称布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发行的第一张货币，是中国最早的红色货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红色根据地的建立，苏区相继开办了自己的银行，如1927年冬在闽西上杭县蛟洋区成立的蛟洋农民银行、1928年2月海陆丰根据地成立的海陆丰劳动银行、1929年8月赣西南根据地成立的东固平民银行。红军走到哪里、红色根据地建设到哪里，哪里就有红色银行，就有红色货币。1930—1932年间，各革命根据地先后设立银行达50多个。

在抗战的烽火中，我党继承苏区金融的传统，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大小银行共17家，比较重要的有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鲁西银行、北海银行、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华中根据地的江淮银行、盐阜银行，以及鄂豫边区的建设银行等。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开辟与扩大，解放区银行有了进一步发展，新解放区先后成立东北银行、关东银行、热河省银行、长城银行、内蒙古人民银行、华中银行、中州农民银行、南方人民银行等。

1948年11月，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转折、人民革命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时刻，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华北人民政府决定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并发行人民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红色金融史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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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金石与13万两黄金

山东烟台招远，自古有金都之称。

1939年2月27日，日军攻占招远县城，第二天就占领了玲珑金矿，叫嚣着“宁失招远城，勿失玲珑矿”的口号，强征老百姓挖金矿，吸血式开采金矿，并且成立了黄金缉拿大队，对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的人，格杀勿论。

日寇根本不会想到，中共胶东特委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秘密机构，“采金管理委员会”，地下党员姜璇，冒着被捕牺牲的危险，潜伏在日寇控制的玲珑金矿，像钉子一样深深的钻进金矿，扎下根，在矿工中成立组织，领导矿工与敌人进行“头脑游击战”，采用许多巧妙的方式将金矿石、矿粉偷运出来，集中加工成金条。

由于选矿厂的出金量越来越少，引起了日军选矿课人员的怀疑，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经常突击检查，对工人挨个搜身，衣裤、鞋子，但总是一无所获，姜璇早就和工友们把秘密收集出来的金子运出了矿区，运送方式花样百出，伪装成矿渣运出，金粉塞进棉袄里，塞进鞋底夹缝里，甚至塞进菜饼子里。

在长达6年之久的黄金争夺战中，大量的黄金从山东招远转运到延安。在这条漫长的征途中，黄金从没有缺短过半两，每一两，每一克都交给党中央，试金石试出的不只是黄金的纯度，更是共产党员金子般的坚定信念。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黄金争夺战中，中共地下党送金队被日寇称作“黄金部队”，杀机四伏的送金路上，很多地方都是日军的占领区，他们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在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走出了一条秘密的抗日黄金路。

1944年夏天，由八路军班长王德昌带领的26人送金队从玲珑护矿队手中接过黄金，昼夜行军。为了防止泄密，胶东军区黄金运送部队都接到过严令，任何人都不许透露运送的时间、地点和部队番号、兵力和交接的过程。

王德昌带领战士们行进到山西境内，遭遇了巡逻日军的袭击，他们一组留下阻击敌人，另一组带上全部黄金，加快行程，全部黄金最终到达延安，出发时的26人仅剩下6人，20位战友牺牲在送金路上。

抗战时期的13万两黄金，约为陕甘宁边区1943年财政收入的7倍。在当时的山东滨海区分别可以购买约5.99亿斤小米，6.5亿斤高粱，4.99亿斤小麦，极大地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财政紧张状况，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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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蒋匪特务阴谋破坏中行”

这件信物是一封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收信人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郑铁如。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全中国即将迎来解放。

困兽游斗的国民党政权一面继续负隅顽抗，一面加紧将重要机构和物资掠夺性撤退到台湾。

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郑铁如也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郑铁如精通外汇业务，此时为中行香港分行积累下大笔财富，在香港金融系统各行局中实力最为雄厚。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派出以于红军为首的代表团秘密到港。

于红军知道中行香港分行有6000多万港元，多次出动特务，各种威逼利诱，邀郑铁如带着资产去台湾，但是郑铁如假装生病需要住院拒不见客。

在这黎明前的最后黑暗里，郑铁如如履薄冰，他晚上住在银行大楼顶楼的一间小卧室里，白天下楼就能上班，除了家人谁都不能进，也没几个人知道。

其实，郑铁如早就冒着生命危险作出了周密安排，他悄悄将一部分资金购买地皮、建材和设备，筹建中国银行大厦，其余大部分资金贷放给香港纺织工业和其他工厂，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台湾当局的劫掠。

直到资金成功转移完，他才长吁一口气说，“好了……”

1950年1月11日，郑铁如通电全国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起义，率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银行的带动下，1月18日，国民党在港金融系统六行二局发表起义通电声明，保护财产厅，听候人民政府接管，香港十几家中资银行纷纷效仿。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也陆续响应回到人民怀抱。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起义后，由于当时的特殊国际形势，他成为了新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金融窗口，也成为了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

潜伏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从未停止捣乱破坏。周总理得到了香港蒋匪特务阴谋破坏中行的消息，在1955年12月16日，亲自写信给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郑铁如。信中写道，我对港行业务的前途和国家财产的安全一向关切，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望能和你共商巩固行务和保护国家财产的办法。

从最早的工农信用社、农民银行到苏维埃国家银行，从各抗日根据地银行到解放区银行，党领导的金融组织建立了独立的货币体系，健全了金融管理制度，机动灵活开展金融业务，促进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建设，筹措战争物资，平抑市场物价，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与敌寇开展了机智的货币战、经济战，打破了国民党、日寇的经济封锁，为支持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发展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作出了卓越贡献。

没有经济上的成功，共产党就不能带领人民战胜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优秀的革命者，更是卓越的建设者；不仅是革命战争的佼佼者，更是经济建设和金融管理上有独到本领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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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红色金融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和宝贵的传统

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办金融。建立统一的货币金融体系，把货币、财政主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上。毛主席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时就重视金融的作用，鼓励农民办信用社和自己的银行，“造自己的银元”，这对保证革命政权的财政和红色根据地的发展极为重要。

中央苏区成立后，即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设立了自己的印钞造币厂，发行苏区货币，形成了中央苏区独立、统一的货币金融制度和体系。据不完全统计，自1926年12月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第一张革命根据地货币开始，到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22年间，全国根据地和解放区共建立了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514种名称、7种币材的货币。

二是坚持金融为民的宗旨。在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金融组织，坚持“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金融主张，始终牢记服务劳苦大众的宗旨，重视群众利益和民心所向。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银行向工农群众经营的生产事业发放低利或无息贷款，支持各项合作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为劳苦群众谋利益。例如，陕甘宁边区银行以“发达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目标，大力发放农贷，促进农业发展；扶持边区公营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扶助合作社和手工业发展。到1943年春，陕甘宁边区经济达到自给自足，形成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为打破国民党发动派的经济封锁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积极服务工农大众的同时，我党充分依靠工农群众办银行，如闽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等根据地银行，都印发过银行股票或临时筹股券。

三是开展货币斗争，保卫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利益。土地革命时期，1931年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并通过决议规定“须用自己的货币占领货币流通市场”，“对苏区外来的货币须一律兑换成苏维埃自己发行的货币。”这一原则后来成为各根据地货币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直至全国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货币关系极为复杂，根据地、日寇、国统区三方货币交错流通，各根据地在确立自身货币为当地本位币的同时，对日占区、国统区货币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坚决取缔日伪币，防止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对于国统区货币，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在处理这些货币关系的过程中，我党金融形成了早期外汇管理制度和经验。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发行大肆发行法币，导致物价飞涨。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废止金圆券，以人民币兑换旧币，遭到不法资本家抗拒，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人民政府采取果断行动，打掉资本家投机的巢穴，取得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的胜利，赢得了“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经济上、金融上也有制胜的法宝。

四是重视人才建设。红色金融的发展为我党金融战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专才，如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毛泽民，国家银行成长起来的我党金融先驱曹菊如、南汉宸、莫钧涛、朱理治、张定繁、韩步高等。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大批专家和学者加入金融界，如冀朝鼎、宁嘉风、季陶达、陶大镛等，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还礼聘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做顾问，请他们帮助举荐优秀专才，使我党汇聚了一大批杰出的金融专才。

在战火硝烟中成长壮大的红色金融，铸就了弥足珍贵的红色金融精神：

对党忠诚的精神。理想坚定、信念忠贞是党的金融先驱们的政治灵魂。一代又一代红色金融工作者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追随党的脚步，忠于党的事业，体现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高贵品格。他们用钢铁般的意志，用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用鲜血和生命、勇气和智慧，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彰显了党领导下的金融工作者威武不屈的崇高品格，体现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定追求。

正是对党的无比忠诚，使他们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和危险，为了完成使命不怕流血牺牲。例如《信物百年》中记述的山东根据地护金队的故事，他们担负着护送黄金到延安的使命，在一次任务中26名队员仅剩6名，其它人员均壮烈牺牲，但终于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艰苦创业的精神。党的早期金融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白手起家，金融工作者们满怀创业激情，不怕艰苦，不畏挑战，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无数奇迹。他们在艰苦卓绝中自力更生，在惊涛骇浪的生死较量中奋勇开拓，一步步走出艰难，走向胜利。

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初创时，算上行长毛泽民，只有五人，没有办公条件，只能借用一家农民的房子，楼下小厅作营业室，国家银行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艰难起步、奠定基石。

长征路上，160多副扁担挑起国家银行的全部家当，被称为“扁担”银行，在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和极端艰险的自然环境中，这支特殊的队伍保障了红军的物资供给，更保留了国家银行重新起家的资本。长征途中在遵义还发行过纸币----红军票，由于信誉良好，受到当地群众欢迎。

抗战岁月中，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冀南银行面对日寇的围剿，经常行军转移，行无定所，钱账随身，在烽火硝烟中，在与敌周旋中，辗转坚持开展业务，被百姓称为“月光下的银行”、“马背银行”、“挎包银行”。

勇于创新的精神。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们，虽然大多没有很高的文化，也很少有金融业务的经验，但他们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善于钻研，锐意进取，在实践中磨练探索，成为了最早的一批红色金融家，缔造了中国现代金融史上许多非凡的创举。例如，我党创立了第一家红色股份制银行——闽西工农银行。苏区时期，国家银行发明了在纸张中掺羊毛的钞票防伪办法，长征途中没有纸张，就把钱币印在白洋布上。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发展了我党自己的货币金融体系，从无到有，创立了健全、完整的金融管理制度。

清廉干净的品质。清廉是红色金融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国家银行首任行长毛泽民，经他手的钱钞无数，但他从没有伸手拿过一分钱，体现了共产党人廉洁、朴素、干净的品格。国家银行管理苏区的资金调拨、印钞造币等业务，财务十分管理严格，一分一厘不差分毫，形成了“铁账本”的优良传统。

在艰苦的峥嵘岁月，在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历史长河，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在艰难中探索前进，在逆境中开拓创新，在硝烟中发展壮大，在希望中走向统一，为我国现代金融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望百年风雨历程，我党始终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前进的方向，指引我国金融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金融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

今天的中国金融业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全面融入全球体系，并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力。人民币正在走向世界，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已经成为世界银行的翘楚，资本实力、盈利能力傲然占据世界1000家大银行前列，且均进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列。

百年回眸，重温筚路蓝缕、可歌可泣的红色金融足迹，感受红色金融的艰难探索与热血悲壮，自力更生与独立自主，继承红色金融的为民情怀、爱国热忱、艰苦奋斗精神，汲取红色金融事业的实践创造、智慧经验，是当代金融人继往开来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