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品中意识形态话语问题探析

彭丽  云阿云智库•文化战争

导读：文化作品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功能。第一，教化功能。第二，整合功能。第三，导向功能。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文化作品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意识形态工作重要的教育宣传载体。

作者：彭丽，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副教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9期

[摘 要] 作为重要的宣传载体，文化作品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俗化、日常化、大众化的表达，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也能映射出时代的民族精神。通过优秀文化作品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作品创新创作要既有走进现实生活的“参照感”，又有超越现实的“崇高性”，不断吸引人、感染人、影响人。当下，需要充分发挥文化作品的正向功能，赋予文化作品传统和世界意义，不断通过文化作品的创新创作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统摄力、感召力、向心力。

[关键词] 文化作品；意识形态话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析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作为重要的宣传载体，文化作品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俗化、日常化、大众化的表达，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也能映射出时代的民族精神。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力图探讨如何通过文化作品助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如何通过优秀文化作品引领社会风尚，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可知、可调、可控。

一、文化作品助力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

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不同文化形态也蕴含某种意识形态。“文化商品多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可以承载信息、提供娱乐，继而构成群体认同并改变文化行为。”2016年11月，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价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文艺作品能够表达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具备通过想象和审美来提升精神境界的理想性、崇高性等“超现实”特性。基于此，可以将文化作品概括为：借助文字、图像、声音等媒介，经过一定思维过程创作而成的具有主体性、思想性和价值导向性的观念形态，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具象表达。文化作品主要涉及三类：一是公开出版的纸质、电子作品，比如书籍、期刊、影视作品等；二是视觉或听觉艺术作品，比如绘画、舞蹈、音乐等作品；三是经创造性转化的传统文化作品，这类作品侧重于通过多样化形式重塑进而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传统文化是文化作品发展的命脉，创新创造是文化作品发展的动力，文化作品是一种精神生产物、一种文化形态，往往决定着人类文化发展方向。而国家意识形态是一国文化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可以以文化形态来承载。无论哪种文化作品都蕴含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在我国，创新创作文化作品，能够彰显自身意识形态功能，能够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能够助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自洽性发展、话语方式的通约性表达、话语效果的本质性提升以及话语载体的国际化传播。

（一）文化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

文化作品多借助文字、声像等媒介表达思想观念，传达价值取向，笔者认为文化作品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功能。

第一，教化功能。“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文化作品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意识形态工作重要的教育宣传载体。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作品的艺术手段能够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意识形态工作在于团结力量、达成价值共识、完成思想传播，进而转化成革命力量，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文化作品来实现。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这就体现了意识形态宣传载体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文化作品借助艺术形式将思想价值内化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发挥教化功能。例如，在革命年代人们科学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很多通俗易懂的文化作品就发挥了重要的教化作用。如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以通俗化、艺术性的方式传递革命意识形态、激起人们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斗志。又如，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体现出浓厚的爱国情怀，雅俗共赏，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国外传唱度也很高，鼓舞一代代人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第二，整合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重视文艺宣传和思想工作，凝心聚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思想文化“破”“立”并举是新生政权得以巩固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得以巩固的内在要求。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加强了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文化作品的创新创作可以引导人们辨明问题本质，实现“破”“立”并举，在一定程度上整合意识形态，为思想文化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引导。

第三，导向功能。文化作品围绕特定主题，借助具体人物、事件的塑造、叙述向受众传递价值导向，以正面渲染或侧面烘托等艺术手法塑造观念，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文化作品的导向功能主要通过批驳错误思想和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来实现。例如，歌剧《白毛女》成功塑造了主人公“喜儿”反抗旧社会的人物形象，传达出受迫害的劳动人民“只有勇于反抗旧制度，才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价值导向，唤起了人民的主体性意识，不断推动劳动人民的精神从被动走向主动。随着文化作品创作不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各种优秀文化作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中国人民高昂的精神风貌，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增进了对中国价值的理解认同。

（二）新时代文化作品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成效

“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包容性、兼容性和开放性使当代文化作品不断涌现，例如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受广大青年热捧，成为现象级好剧。文化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话语内容的自洽性发展。借助文化作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国情、民族文化、社会发展、民众生活等空间形成了良性互动，推动了“话语”的自洽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宣传工作，创新宣传载体，发挥宣传合力，以人民群众更易接受的形式发展意识形态话语，守正创新、守正出新。例如，文化作品作为重要的宣传载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阐释和现实解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讲述扶贫干部的扶贫故事，以生活化的内容和语言宣传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提升国家发展战略现实解释力，不断打破人们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认知壁垒。

二是话语方式的通约性表达。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国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获得了国内外广泛认可。“中国梦”符合人类审美共识的话语表达，具有话语使用的通用性和多元价值“公约数”特征，能够使人们形成价值共鸣。进入新时代，文化作品致力于以故事语境创新话语表述，传递中国声音。如央视大型纪录片《一带一路》记录国内外60多个普通人物与“一带一路”的生动故事，叙事框架以小见大，建构了具有人类发展共识性的意识形态话语。

三是话语效果的本质性提升。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年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如电视剧《山海情》《一个都不能少》《金色索玛花》等。这些作品围绕脱贫攻坚等热点题材，以现实生活为蓝本，以小见大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故事完整细腻、人物丰满真实。剧中许多台词成为表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话语，如贴近广大人民现实生活的角色“马得福”所说“不再让人民受穷、受苦，这是我最大的心愿”，道尽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价值共鸣、情感共振。这些文化作品传播了中国价值和中国文化，有效提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影响力。

四是话语载体的国际化传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促进了我国国际话语载体的多元化发展。通过新媒体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打造多样性文化精品，向外界传播中国价值和中国理念，使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格局逐渐形成。比如新华社重磅微视频《底气》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阐释“逆行”、奋斗、坚守的主流价值，凝聚时代力量，彰显中国精神。以中国故事为题材的各类文化作品契合了互联网时代人们碎片化阅读需求，推进了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例如，《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等塑造国家形象的影视作品走红海外，一些电视剧更是走出国门，如《北京青年》走入拉美，《媳妇的美好时代》走进非洲，《步步惊心》《白夜追凶》等登陆美国视频网站，一些文学作品、综艺节目和“Up主”们，更是在不同维度、领域、行业传播着中国话语和中国社会价值观，不断加深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二、阻碍文化作品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要素分析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集中体现，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力量。然而，当下阻碍文化作品正向功能充分发挥的旧因素仍然存在、新因素不断产生，文化作品中存在诸多话语表达问题，极大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上的传播，使文化作品难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形成正向关系。

（一）形式要素：文化作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阻滞

第一，理性话语缺失与价值模糊现象。当下，部分低俗媚俗作品仍大行其道，因其价值目标模糊，多以肤浅、虚假、伪科学的内容迷惑受众，作品内容没有思想深度、作品话语缺失理性，本质目的不过是博流量、获取高收益。在“流量经济”“粉丝经济”等助长下，部分自媒体为牟取经济利益制作各类带有明显以“引流”为目的的“爱国”等主题短视频，在很大程度上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去理性化、泛娱乐化。“年终奖”版《黄河大合唱》视频曾在网络上流传，该视频恶搞经典红色革命歌曲，却被一些人理解为是对经典文艺作品的创新。实际上，这类文化作品反而传播了历史虚无主义，模糊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

第二，有效话语缺失与价值消解现象。在互联网平台短视频和自媒体时代，一些媒介为了博流量、点击率、博眼球，形式主义、“标题党”倾向突出，跟风传播和利益至上现象严重。文化作品传播方式和内容表达被过度复制，通过不同媒介重复性传播，不仅耗费受众的观赏时间，让受众失去第一手资料的新奇感、信任感。在不少短视频平台上，就出现了爱国主义题材重复性的泛滥现象，一些主播、“Up主”为了流量和点击率，虚假拼接视频、传播同一“通稿性”故事、编造故事、“再造”经典文化作品等，使文化作品应有的话语无法发挥正向功能，受众者不仅会产生审美疲劳，更容易将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流量的虚假性现象在潜移默化中关联起来，流量增加、作品增多反而消解了价值本身。

第三，话语表达失度与价值走样现象。当下，一些影视类作品、音乐类作品、文字小说类作品等追求所谓“新、奇、特”，导致话语表达失度，例如，《雷霆战将》作为一部爱国题材电视剧，为追求收视率、迎合潮流，对人们认识革命历史、了解革命英雄人物造成了错误引导；《谈判官》聚焦高端谈判专家精英群体，披着“现实题材”外衣，却采用偶像剧的流量套路，与真实生活脱节，助长了“伪精致”的心理需求。此类文化作品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话语以偏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出来，导致作品传递价值走样，冲击人们的视觉、思想及“三观”。

（二）根源要素：文化作品意识形态功能的“逆发挥”

一方面，文化作品在大众化、民族化方面仍然存在问题，难以充分发挥教化、整合功能。优秀文化作品创作是一个文化再生产过程，文化资源就是原料和营养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突破地域、民族、宗教、心理的思想统摄力和文化整合力，但当下我国文化产品在对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仍存在创新创作能力弱化等问题，缺乏完整、成熟的文化产业为支撑，缺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甚至出现这一现象：我们国家的文化素材、文化传统被别国挪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他国家传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工具，例如，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挪用中国民间乐府诗《木兰辞》中人物和事件，日本游戏《三国演义》挪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人物和事件，他国挣得盆满钵满的同时还打造了本国品牌。可见，中华传统文化有内涵、有魅力、有吸引力、有精品，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挖掘和传播不够。部分文化资源藏而不显，限制了优秀文化作品的质量、规模和影响力，需要深化挖掘和优化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基，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重要抓手，简单化、单一化传统文化元素产品须稳中求新，现代文化元素须得到有效开发。

另一方面，文化作品在主流化、时代化方面仍存在问题，难以充分发挥导向功能。文化作品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化作品是其外显形态，价值主导决定文化发展性质和方向。文化作品传播渗透自身隐藏的价值观，代表国家的软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西方文化作品就具有很强的价值引导功能，美国大片、美式英语书刊、视频等美国文化作品，承载着“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等美国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个体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旨趣发生变化，个体思想独立多变、个性差异显著，传统和现代价值观的界限并没有那么绝对，我们更需要发挥文化作品的主流导向功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维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不断提升个体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文化作品也面临时代化问题，传播模式、途径、特点深刻变革呼唤传播手段和传播能力持续提升。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众传媒凭借网络技术优势，加大其文化作品的传播力度，使文化作品传递和兜售西方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中间阶级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服务于个体在社会中跃迁和阶级爬升的“金钱标准”价值观。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既要加强文化作品内容的时代化，更多反映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方方面面的成就，更要不断传播个体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说服力，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以多样化的文化形态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对外吸引力。

三、融主流意识形态于文化作品创作和传播的思考

文化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文化作品的好坏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新时代已经取得的文化作品创作创新成就基础上，我们更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消除阻碍文化作品发挥正向功能的因素和障碍，赋予文化作品传统和世界意义，以文化作品助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发挥统摄力、感召力、向心力。

（一）加强文化作品的表达旨归

首先，文化作品应始终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立足群众史观，本着为人民创作、为生活创新、为时代讴歌的表达主旨来传递“中国好声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现实创作，听取劳动者的心声、反映劳动者的生活、讴歌劳动者的精神、激发劳动者的热情。创作的叙事策略要与社会广大人民的情感诉求契合，激发人民对国家的情感，抓住普遍规律设定叙事主题和叙事文本。在此基础上，文化作品的题材或方向才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同时，人民群众的生活审美和大众审美价值观念，是符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文化作品良性发展的潜在场域，是辨别是非曲直的内在基因。“英雄出自人民”“小人物大作为”，以小见大的叙事技巧也能展示个体对时代的助推作用。同时，我们还应重锤“畸形审美”，拒绝一味追求“吸粉涨粉”的低俗行为，清除“无底线审丑”快车，清零“劣迹艺人”的表演或作品，规范展播平台。

其次，党和政府的文化指向更应守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如现存完整的明清建筑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当地政府以珍爱和尊崇之心坚持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挖掘古文化价值来创作系列文化作品，具有极佳的教育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效果。在个性化传播分裂社会舆论和社会共识的条件下，主流媒体可以给出各种话语、解释、形象的架构，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正确认识提供重要参照，通过对文化作品监测、加工、生产、传播，提升鉴别杂音、噪音的能力。

最后，借助“他塑”表达意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下，我们还应当借助、用好第三方国际话语平台。例如，俄罗斯等国家的媒体以“客观公正、和平和睦、尊重主权”的方针宣传报道中国疫情防控成效或东京奥运会中国健儿取得的优异成绩，这是国际主流媒体“他塑”方式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和支持；一部中美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由美国公共电视网、库恩基金会、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制作，讲述中国脱贫攻坚真相，这在国际社会传播了中国如何摆脱贫困的真实声音。

（二）提升文化作品的形式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在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和精神血脉，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应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和智慧启迪，文化作品创新创造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根植和精神滋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创新发展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文化作品，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意义重大。

首先，在理论教育上，应开展传统文化学理研究，提升优秀传统文化价值阐释力；推进文化作品宣传教育新格局和宣传形式多样化，如科教文化影视书籍、文化宣传画册、公益文化广告、文化标语或符号等，不断明确宣传教育对象主体，避免虚化和泛化，不断增强宣传教育态度的亲和力，避免当“教师爷”，而应具有“带入感”“震撼力”。其次，在载体形式上，利用现代技术丰富传统文化节日、风俗内容、古籍文字的表达，增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活力，创作正向指涉的文化表达符号，彰显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如大数据时代甲骨文与人文技术聚合，提取汉字中的文化基因，直接或间接传播观念意识，如新媒体平台上创新春联、窗花、粽子等文化传播符号，创新国旗、党旗、红领巾等红色符号的传播形式。符号具备无声却有形地阐释人物、事件、地点特征及其变化的功能，符号化作品可以拓宽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路径，创新传承和延续方式。再次，在技术方法方面，网络信息、算法技术、数字革命给予文化作品创作、传播、交流、获取的新技术，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把握好网络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的新阵地，推动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和文化作品数字化形态呈现，形成主流意识形态舆论引导氛围。新技术还推动传统文化作品走进新时代，如全国首部黑白转彩色4K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5G新媒体平台、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推出。这是挖掘文化资源、满足时代需求、采用当代视角来讲述中国革命历史，传承中国文化基因的一次尝试。最后，在对外传播上，应强化主流媒体和国外媒体交流合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翻译和转化，运用国际展览、参演等形式，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例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脉络的戏剧《典籍里的中国》，就借鉴中国传统审美，结合新老时代特点，运用古今对话手段等新形式，让典籍走进日常生活，火到海外，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纷纷点赞。

（三）完善文化作品监管机制

文化监管是对文化作品规范中构建和谐、“刚柔并济”的文化法治机制，文化共治格局，文化自觉自信，内外激发文化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

首先，加强文化工作相关部门职责，形成文化产品供给法治环境和规范指导机制。监管应首先了解文化作品创作的主客体认知差异性，区分价值信仰、民族心理、民风民俗等文化共性和特性，在国际规范和准则下把握最佳文化传播内容和传播对象。其次，注重新兴媒介领域监管，采用信息分级、信息过滤、信息屏蔽的技术监管手段，形成“法律约束、行政管理和行业自律”的文化共治格局。行业自律公约助力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文化作品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促进柔性监管和法律规范、道德教育结合。再次，通过柔性监管调控创作者内生动力，形成对美的理性认识，催生文化自信。柔性监管是提升人民文化素养和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产品，人是文化环境的一部分，提升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发挥“礼仪之邦”风范，应调动其能动性，给出文化作品意识形态教化、整合、导向功能发挥的场域，同时不断审视社会心理和审美价值，创新大众传播媒体，使迎合社会和引导社会相统一，使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性和文化作品实践的艺术性、创造性相统一。

规范文化作品创作、传播等各种文化制度体制，本身就凝结了一定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隐含人民大众、制度设置主体、文化作品创作者共同的理性诉求、价值追求、道德要求、理念认同，达到利益最大公约数和理性旨向一致性。持续完善文化作品监督机制，能够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既营造了优秀文化作品创新创作生态环境，又规范了文化作品意识形态话语功能的发挥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