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 | 如何给一座城市“找魂”

原创 王志纲 智纲智库 2021-12-09云阿云智库•城市与区域

导读：下一个时代一定是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消费全面升级的大时代。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以往的玩法、打法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

那么我们怎么衡量一座城市好不好呢？我认为标准就是能做到“三生有幸”：生活、生命、生意一个都不能少。光有生意，没有生活，那是土豪；光有生活，没有生意，那叫没事业。所以，生活要丰富多彩，生命要价值，顺带就把生意给做了，这才是未来人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

2021年12月3日，“第十四届西江经济带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广西梧州市举行。来自“珠江-西江经济带”沿线16个城市的领导齐聚梧州，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作为论坛特邀主讲嘉宾，王志纲老师发表了题为《站在西江看两广》的重要演讲。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志纲老师一以贯之的以战略的思维和视角，为在座领导解读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来，整个时代和区域的发展变化与规律。而在此巨变之下，一座城市如何能通过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唯一性、排他性、权威性优势，最终实现城市的差异化快速发展，正是当下许多城市主政者需要思考的时代命题。

小编特将录音整理成文，以飨有心之人。

大家好，很荣幸参加在梧州举办的西江经济带合作与发展论坛。过去三十年，我一直都在中国从事战略咨询工作，对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有比较深的了解，可以说亲身经历、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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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有个经协办

今天举办论坛的目的，是想加深“珠江-西江经济带”各个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前中国各地的交流合作可不是这样的。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刚刚离开新华社下海的时候，深圳当时有个单位叫经协办想要建一栋大厦，邀请我去给项目做个整体策划。

“经协办”是做什么的呢？其实就是负责沟通跨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合作的。但那个年代的经济协作其实能做的很有限，因为深圳跟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太大了，体制政策都不一样。

深圳当时对于珠三角的需求，只是内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供给，而它能够给内地的东西其实很少。这种现象叫做“虹吸效应”，整个大湾区的崛起史，就是依靠这种对内地的“虹吸”，实现了最早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几十年过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已经逐渐缩小了，当年的经协办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今天再谈区域协作，我们需要全新的历史视角。

对于西江流域的城市来说，一直都喊着要向东融入大湾区，但是怎么融可是个大学问。西江沿线的这些城市，作为个体怎么把优点展现出来呢？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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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的呼唤

我记得九十年代初从广东过来这边，交通是极其不发达的。根本不像现在，原来是朝发夕至，现在是转瞬即至。前天我从深圳过来，两个多小时高铁就到广西，后来听别人说，从广州过来只要一个半小时。

记得当年我在新华社，从广州到广西要走12个小时。早上六点钟在广州坐车出发，沿途走的都是国道，一路上都是兵荒马乱。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到了广东如果没有被抢过包，就不叫到过广东。摩托党横行霸道，人们毫无安全感。摇摇晃晃六个小时到了肇庆，吃个饭打个尖，又继续摇摇晃晃到了封开，最后从封开再过两小时，才最终到了梧州。

当时到梧州的第一印象，就觉得这座城市很像一位落难贵族，像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小姐，风韵犹存，但是家道已中落。

梧州整个城市的格局，其实比肇庆以及整个西江流域的其他城市都有气魄，但当时明显感觉到，这座城市有点“撑不住”了，这是当时最大的感受。

在梧州一带待了半个月，去了岑溪，到了封开，甚至到了罗定。整个跑完以后回到北京，我写了两篇报道给中央，没想到这两篇报道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其中有一篇报道叫做《远山的呼唤》，到现在我还能复述文章的开头：

云开大山，南北屹立，东侧和西侧，就是一对姓广的兄弟，一个广东，一个广西。千百年来，同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人。但是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两者拉开了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正在越来越大。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过去，广东的确需要好好反思。

因为那时候人们的眼光普遍还比较短视，广东其实沾了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的早期红利，所以经济才得以蓬勃发展。当时连偏远的罗定，历史上被称为“破定”的地方，也搭上了珠三角的便车，开始搞“三来一补”。

广东这边因为思想比较活跃，所以西江沿线的广东城市，也都开始发展起来了。而在广西这边却像一个落难的贵族一样，处在风雨飘摇当中。

当时梧州市的领导给我讲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说，现在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仅孔雀东南飞，麻雀也要东南飞。就是整个广东珠三角凭借它强大的经济能量，让整个广西跟它邻近的城市，未获其利，先得其害，把整个广西的各种物资、人才都抢走了，使得当时整个广西的经济都受到很大影响。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其实这就是“虹吸效应”。

当时我们只是从区域平衡的观念来看待这个虹吸的问题，把它看作是东西部发展之间的矛盾。

现在看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任何区域发展走到今天，所必须要经历的发展过程，关键是看谁扛住和扛不住的问题，区域之间的发展总是有先有后的。今天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不胜唏嘘，感慨万千，但背后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总结和反思。

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区域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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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的前世今生

为什么当时珠三角会产生那么大的虹吸效应呢？

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创造了全人类历史上都罕见的经济奇迹。

从一个经济濒临崩溃、一穷二白的国家，只用了短短的四十多年时间，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指数计算，今天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中国不仅成为了世界工厂，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还是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同时，中国进出口总额也是全球第一。

现在已经不是威胁美国第一的问题，而是有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老大。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美国的精英阶层非要打死中国不可，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但我认为，只有当美国人打不死中国，而我们的实力又远远超过他们的时候，美国人才会实实在在坐下来跟中国人谈判。说到底，还是实力说话。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珠三角扮演了非同一般的角色，而这里面邓小平同志居功至伟。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事，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变成了可能。这里面有什么发展规律呢？我带大家捋一捋。

纵观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可以说有三个重要的突破点。第一个就是出口，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大卫·李嘉图，他们认为当整个全球形成一个共同市场的时候，就需要通过分工协作来提高生产力。而在进出口贸易当中，通过分工产生的盈利留存，是支撑一个国家富强的不二法则。所以，当整个中国获得了开放的权利，第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产生了，就是出口拉动。

在这个大趋势之下，为什么我们昔日的“两广之源”，被称为“岭南小香港”的梧州，会快速衰落？而我们昔日看不起的珠三角，却在短时间成了暴发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超级火车头呢？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规律性问题。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地理区位决定了发展优势。

我在多年前曾经说过一段流传很广的话，叫：“农耕时代的时候，平原地区最值钱；工业文明的时候，沿海地区最值钱；休闲时代的时候，山岳地区最值钱。”

所以，你看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里，成都平原、黄河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都是最富庶的地方。而为什么岭南地区，潮汕、客家、广西在农耕文明时代，都是下南洋的地方？就是因为多山少地的特点造成的。

那么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什么最值钱？就是沿海地区。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打开最大的沿海门户就是广东，就是珠三角。珠三角外面还有一个超级发动机帮它点火，就是香港。

天时、地利、人和聚集到一起，珠三角想不发展起来都不行。尽管这种模式带有某种意义上的野蛮增长，到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发展都是以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但是却完成了工业化最早的资本原始积累。

由于珠三角在经济业态上超越了农耕文明而进入到工业文明，最后“东西南北中，发财下广东”，全中国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全往珠三角聚集，进而支撑起整个珠三角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使得珠三角地区在短短二十年内，从一个桑基鱼塘、田园牧歌式的农耕平原变成为世界工厂。

而当全中国的资源都涌向珠三角地区，自然我们西江流域也会受其影响，未受其利，先受其害。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抱怨、等待，关键是要总结经验。

尽管当时整个珠三角的工业化艰难起步了，但整体的工业产业附加值很低，出现了“十亿衬衫才能换一架飞机”的窘迫。最严重的是整个深圳都在惊呼城市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了，当时叫三个难以为继：第一个土地难以为继、第二个水资源难以为继、第三个生态难以为继。当时的环境想要支撑深圳发展到人均GDP1万美金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连GDP5000美金都很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

危机往往是转机，危机往往是生机。当深圳的领导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现实情况只能逼着他们开始“腾笼换鸟”。腾笼换鸟的结果，就是把深圳那些小打小闹的工厂全部关掉或迁出，将腾出来的工业厂房变成了“楼宇经济”。企业头部留在了深圳，即研发、品牌和财务部门，而企业的身子甩出去到了东莞和惠州，就是企业的生产制造部门。

没想到这一逼，20年下来深圳出现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奇迹：一夜之间，深圳从一个打工之都变成创业之都，变成品牌之都、变成总部经济、金融之都。

同时只会借腹生子的东莞，也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以前东莞的企业只会代工生娃娃，但是品牌跟自己没有关系，就像代孕一样，现在东莞已经成为了很多原创品牌的生产研发基地。这些变化只有通过市场的方式“腾笼换鸟”才有可能实现。

区域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都没有想到，当初一个小小的渔村深圳居然能超越广州，不仅超过了广州，而且近几年还出现了一个现象。

这些年我在同广州和珠三角的领导交流时，发现他们都有一个焦虑：仿佛广州被遗弃了，在整个广东省的发展规划中，深圳都已经可以和全省对接了，而且许多道路和基建的规划都在向深圳倾斜。当时我见广州市的领导就说过，市场的选择是大于行政力量的，珠三角这些城市“小兄弟”表面上都投靠广州，其实暗地里都投靠“市场”，把屁股对着广州而去拥抱深圳。这就是市场的规律。

伴随着珠三角四十年来的发展，终于实现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村文明到城市文明。非常有幸的是，由此珠三角出现了两个千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一个是广州，一个是深圳，当这两个双子星座城市群形成之后，必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大家都知道，多少年来香港都看不上大陆，一直把屁股对着大陆。以至于香港在规划的时候，在靠近深圳这一块，规划的要么是坟山、要么是贫民窟、要么是垃圾处理厂，根本就不把深圳当一回事。没想到短短三十年时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香港不拥抱深圳，不拥抱珠三角，反而是没有出路的。

最近香港做了一个很大的城市规划，把香港和深圳相连的一片区域，拿出来30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开发，要解决香港的产业升级和上百万人居住问题，这就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其背后的原因，说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实力才是硬道理。

一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其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在你所处的城市群当中，特别是身处在珠三角和西江流域这样的超级城市群里，怎么找到自己的共性和个性发展之路，而不是简单的走大众化之路，这是一个超级大问题。

我们拼命地想去追别人、学别人，就像众星拱月、星月交辉一样，但月亮不可能是我们，但是星星一定是我们。

但是星星如何发展，如何成为最闪亮的那一颗？这是个大学问。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掌握了，那么在整个大湾区的大格局下，将会有我们非常大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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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也有一个坎要过

今天所有人都陶醉于深圳的崛起和繁荣，认为深圳将成为“宇宙中心”。但是去年我就说过，深圳也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坎，如果这一关过不了，深圳将会摔得很惨。

而这种迹象已经出现，今年深圳经济增长不仅低，而且乏力，什么原因需要反思。社会发展经常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之前感觉深圳很好，发展很快，其实很多是前人打下的基础。

为什么很多官员不愿意做长线规划？我有一个职级很高的领导朋友，曾经对我说过一番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当领导的总会想着造福一方，但是想做成一件事，往往需要至少五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现有的机制下，往往两三年就会面临一次人事变动。也就说很多事情刚一开始，就无法往下进行。那怎么办呢？只能做短期的一年两年的规划。

这些年我在中国做过很多城市的战略策划，我盘点了一下，凡是成功的基本上都是因为政府领导做了五年以上，因为政策能够持之以恒的贯彻下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当年帮成都市打造“西部之心、典型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后，通过这十几年的建设和发展，今天的成都已经成为了中国第四城，成为了西部的金融、科技、物流、会展、文化中心，这跟地方政府领导一以贯之的坚持战略方向和干事情的魄力有很大的关系。（点击阅读经典案例：大成都城市发展战略策划）

汪洋同志做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候请我过去做大三峡发展战略。当时三峡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伴随三峡大坝建成，库区要注水，很多历史遗迹、自然景观要消失了，谁都想赶在消失之前去看一下，而当时只有观光游，游客坐船看了一圈就走了，根本不会停下来消费，而且对环境还产生了很大的破坏。重庆方面也想把大三峡做成一个旅游目的地，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最后通过调查研究，我告诉重庆有关领导：观光没有目的地，只有度假休闲才有目的地。

那么，三峡怎么才能成为度假休闲目的地呢？我们提出了在长江上打造十艘以上度假游轮的战略建议。为此，重庆市成立了交通旅游集团，购买了地中海最好的游轮，这不仅救活了重庆的造船厂，而且提升了整个重庆的高端服务业。

今天我们再去重庆，一路可以坐游轮沿三峡逆流而上，游客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可以下船游玩，然后继续坐船前行，游轮上各种休闲商务设施一应俱全，这样就可以待三天、五天甚至十天。现在一个游客的平均消费，是观光游阶段的几十倍。

讲这两个故事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说明一个城市的经营与发展，离不开长线思维，更离不开正确的战略定位。

回过头看今天的深圳，深圳很多地段的房价已经飙升到了10万，有些楼盘甚至达到了20-25万，超过了香港。这么高的房价、这么高的生活成本，深圳下一步怎么发展呢？

上个月我受邀去武汉考察，当地领导陪同我考察了几家大的互联网企业，其中包括腾讯。当地腾讯负责人告诉我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她说企业内部做过调查统计，腾讯在全国的办公地当中，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第一是成都、第二是武汉，最低是深圳。因为他们员工的收入水平在成都、武汉可以过的非常舒服，但是在深圳就不可能这样。那么这样一来，像腾讯、华为这些大企业，为了抢夺这批不愿意到深圳去的高端人才，不惜把第二总部、第三总部放在成都、武汉这种城市，以前是农民工远赴沿海打工，现在是高端人才只愿意就近就业，这种现象我把它归结为从最初的“背井离乡”到今天的“离土不离乡”，这背后说明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

当深圳由于高企的房价和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望而却步时，而由此带来的必然是企业为适应人才需求的变化，而不得不进行的逐步迁移。下一步深圳该怎么办？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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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魂”

在广东人心中珠江分为西江、东江和珠江段，西江就相当于金三角的样子。今天梧州相关的负责人告诉我，梧州所在的西江干线全年货物通过量达到10.5亿吨，甚至超过了同期长江干线的货运量。

我吃了一惊，怎么可能呢？但结果真的是这样。但装载的货物大部分还是砂石、水泥等。伴随今天中国交通条件的改善，西江在航运方面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过去只是把西江当做一个运输走廊，解决货物交通的问题，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三十年前当时浦东刚刚开发的时候，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去采访上海市长黄菊，问他上海发展起来的经验是什么。他说是“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科技流”，只要拥有了这五流，小则5年，大则10年，上海必然发展成世界大都市，甚至超过香港，现在这些都成了现实。所以，人流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梧州今天的交通状况改善很大，高铁、高速公路、机场都在建设中，这是好事，但怎么能让人留得下来呢？

昨天和梧州蒋连生书记讨论时，我告诉他：谁都想被众星捧月，但很多地方本来就不可能是月亮，所以你的目标就是要做一颗闪亮的启明星。如果梧州不提高城市外向度，让人家接受你、喜欢你、离不开你，就没戏了。你和别人比堆头是比不过的，怎么把梧州送出去，把湾区请进来，这是大问题。

简单举个案例，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当年西安市委书记栗战书找到智纲智库做策划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当时他给我说：西安十几年前，国际游客来可以待一天半，现在只能待15个小时，客人不愿意留下来住。他说现在修了机场，游客飞过来，最多去一下兵马俑就走了。所以他认为交通的改善不一定是好事。

我当时告诉他说，这其实不是交通带来的问题，而是西安的旅游业态太初级，只是观光旅游、门票旅游，人家点个卯肯定就走了。那下一步西安应该怎么办？我告诉他，应该把西安的文化地位凸显出来，按照“上接天、下接地，中间市场能通气”的原则打造一个“皇城复兴战略”。

那怎么打造呢？我常说世界上看起来不相关的，其实都是关联的。西安光靠自己是不够的，好风凭借力，必须借国家之力。那么现在国家在头疼什么？最大的头疼就是伴随中国的崛起，整个西方在妖魔化中国，一个是中国崩溃论，一个是中国威胁论。我们的外交人员有苦难辩，说中国从来没有侵略别国的历史，人家不信。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样板，来说清楚中国从来都是爱好和平的，而且我们不是崛起，我们是复兴，历史上我们就很强大。这个样板最好的地方就是西安。

第二个问题，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叫三个“首都”，北京叫“政治首都”，上海叫“经济首都”，还有一个“文化首都”在哪里？西安具备这个条件。你们不要再做别的东西了，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老老实实把西安的制高点做出来。作为中国的“文化首都”，切入点就是唐文化，说清楚中国是复兴，不是崛起，建立民族自信；通过这种市场的力量，获得关注度，最后来拉动城市建设。

这个思路他们接受以后，我帮他们花三年时间开了个模具，打造了一个曲江新区。从五六十平方公里的新区里，先拿出了1000亩地开模具，最后把南广场做出来了、大唐芙蓉园做出来了、大唐西市也做出来了。

项目成功以后，正好赶上中国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回西安省亲，总书记亲自陪他去大唐芙蓉园。一夜之间全世界都知道了，一个全新的西安跃升在世人眼前。

最后的结果是，老百姓有了自信，商家有了自信，政府有了自信，就沿着这条轨道走，到今天一个“皇城”彻底复兴了，一个大唐时代的盛况展现在人们眼前，它今天不成为网红打卡地都不可能。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西安一张蓝图干到底，政府领导坚持做符合规律的事，最后西安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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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一座城市“找魂”

作为我们西江流域的城市，怎么才能在大湾区中找到自身的优势，而不是跟着别人屁股跑。就是怎么给城市找魂、怎么定位？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三个问题。

这些年我们做战略积累了很多经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叫“三因法则”，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所谓因时制宜，就是指天时，包括全球局势、科技变革趋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口形势、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行业发展阶段等。

因地制宜，这个“地”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地域空间概念，也指市场领域的范畴，也可以是我们能够借势和利用的资源。

“三因”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因人制宜，“人”是制定和实践战略的主体，因人是核心，是起点，也是宗旨和依归。

那么，怎么因时制宜呢？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下半场。上半场是发展就是硬道理，胡作非为都有理，大家都是野蛮生长。但从总书记上台以后，实现了三个重建，重建秩序、重建文化、重建生态。这三个重建完成以后，往下就是高质量发展、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改革开放的时候是出口拉动，现在它可能只占中国经济的20%不到了；前十几年是投资拉动，比如贵州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每个城市都通了高铁，每个县都通了高速，每个村都修了公路。（点击阅读：《王志纲 | “三个重建”将改变中国未来》）

现在是消费拉动的时代到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凡是过万亿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其背后都是大消费的支撑。华为、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其背后靠的就是中国14亿人口的巨国市场，这种支撑是他们做大的基础。

消费拉动带来的巨大变化，对我们西江经济带的城市也将有同样的影响。继续招商引资这条路我们肯定要走，包括梧州。但是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怎么把梧州送出去，湾区请进来，让人家认识你，关键就是要提高城市的外向度、开放度；第二个问题，提高外向度、开放度后，我们有什么好东西提供给人家。

我认为梧州最大的特点，就是梧州的情调、梧州的生活，这是今天已经在整个珠三角失落的文明。梧州至少可以拿出“三菜一汤”让世人刮目相看：

第一道菜，白云山上通天塔。可以打造成为“岭南之眼”，站在上面看广东、看广西、看岭南，一览整个珠三角。把它打造成超级网红打卡地。我相信珠三角所有的游客们来了以后，每天少则几千人，多则一万人，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是徐霞客，保证每天都能排长队。景区盘活之后，人流自然就上来了。

第二道菜，梧州骑楼城。千万不要叫骑楼，骑楼珠三角几十个城市都有，你比不过人家，根本体现不出特色。梧州要做啥呢？就是好好的把民国时期的梧州再现出来，打造一种民国岭南风，再现一种失落的文明，这是整个珠三角都没有的。骑楼城里面不是卖衣服卖裤子，而是再现一种岭南传统风情，梧州的早茶、六堡茶、这些饮食风物，好多在广东已经失落的文化，都可以在里面得到体现。这就是一座城市的唯一性、排他性、权威性，与众不同的地方。

第三个菜，打造特色民宿群。昨天我在你们长洲岛上吃了一顿河鲜，味道非常鲜美，这种有浓郁传统乡村风情的地方，最适合打造民宿群。浙江莫干山，几千个民宿在里面聚集，各有特色，城里面那些披头散发艺术家，有钱的、有闲的人全都过来了，久而久之就打造出了一种生活，形成了一个生态。只要有了这种极富特色的民宿群，梧州的文化优势就能全部展现出来，再加上高铁一个半小时到珠三角，飞机、高速各个方面都很便利，大湾区的人不来都不可能。

三个特色菜之外的一汤，就是西江。西江是可以大做文章的，把好的水上产品做出来，把西江玩起来。客人来的时候可以坐高铁到梧州，回去的时候可以坐游轮畅游西江，夜游西江。通过天上与地下，江上与山里的互动，打造全域的文化旅游好产品，把大湾区人们所向往的生活都呈现出来，这个时候梧州想不发展都不可能。来的游客多了，里面肯定有企业家。到时候他们会主动找上门来投资，再也不是之前那种求爹爹、告奶奶的招商方式，这种招商方式不行的。

下一个时代一定是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消费全面升级的大时代。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以往的玩法、打法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

那么我们怎么衡量一座城市好不好呢？我认为标准就是能做到“三生有幸”：生活、生命、生意一个都不能少。光有生意，没有生活，那是土豪；光有生活，没有生意，那叫没事业。所以，生活要丰富多彩，生命要价值，顺带就把生意给做了，这才是未来人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只要包括梧州在内的西江流域各个城市，能够达到使人“三生有幸”的标准，就一定能够让“近者悦、远者来”，抢占未来的制高点，开创一个新时代。

最后衷心祝愿西江流域的各个城市，能够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完）

注：梧州，广西下辖地级市。位于广西东部，扼浔江、桂江、西江总汇，自古以来便被称作“三江总汇“，是广西东大门，东邻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云浮市郁南县，东南与广东省云浮市的罗定市接壤，南接玉林市容县、广东省茂名市。梧州，是中国西部大开发十二个省中最靠近粤港澳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