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曾国藩的庚午年

天熹空腹子 天熹策论 2021-12-09 云阿云智库•讲史

导读：根本之因在于曾为湘军效力、后被强行遣散、极具会党嫌疑的张汶祥一刀结果了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性命，于公于私，曾国藩都绝不能让裁撤湘军、哥老会与朝廷要案三者间挂钩。一旦此事曝光，对于数十万退伍军人，将是灭顶之灾；对于在职湘楚大佬，亦会深受诛连；对于地方政局，恐不免带来极大震动。

本文发表于2021年第12期《书屋》，原题为《曾国藩的庚午年》。

作者：王学斌 |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疫情之前，友人荐书，其中一部为民国学者胡哲敷先生所著《曾国藩治学方法》。细细读过一通，笔者颇觉胡先生乃曾氏后世粉丝。其中有段妙论令我记忆尤深：

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二人都是以书生而克平世乱，都是在千辛万苦中，把学问事业，磨炼成功，都是戎马倥偬之间，读书为学不倦。不过，王守仁天资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为学途径，多偏于上达一方面，于下学功夫，则言之颇少。曾国藩为笃实一路的人，处处脚踏实地，故其为学途径，最合于下学之门。阳明之学学之不善，还会发生毛病；曾国藩的学问，这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弊端。高明的人应该走这条路，迟钝的人也应该走这条路，下学的功夫如此，上达的功夫亦不过如此。因为他对学问的见解，不与凡俗同，而自己又能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来，这便见得他的真学问。

胡对曾氏治学治事、为人处世之推崇，可谓溢于言表。况且将曾与王阳明比较，不免隐然给人以一种二者并驾齐驱、同致“三不朽”境界的印象。

倘不论具体历史背景，曾、王德性与事功倒也貌似合拍。但世间最无稽的对弈，便是“关公战秦琼”的隔代比附，王阳明所处乃盛衰之际的明中叶，曾国藩则置身于中西碰撞的清末期，世易时移，彼易此难，自然曾氏这顶“三不朽”的称誉成色差了许多。

尤其时值旧历的庚午年（1870），这位众人眼中的“圣贤”，也陷入无可奈何、无计可施之绝境中。

1

朝野内外

世间最难走的路，是套路，亦即人心之途。

于当年农历七月十七日，曾国藩在给长子曾纪泽的家书里，结尾落下如此一段：“法国之事，总署奏明仍归余与毛司空筹办。俟丁中丞、李中堂到后，余责日分，或可回省也。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耳。”这里关涉三位重要人物，坐镇中枢的恭王、由江苏驰援的丁日昌和从陕西而来接班的李鸿章。

虽人品颇有争议，不过丁日昌尚算在政治主张上与曾国藩投契者。天津教案爆发后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氏曾数度密函恭王，表达对津案看法。

丁氏以为，“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诎，以曲直为胜负之说，恐只能行之于古而不能行之于今也”。况且“天津距京太近，而又为海滨重镇，若万一决裂，则兵连祸结，漕运饷道，在在均关要著，不比他省地方，与之构衅尚可徐图布置”。故丁甚是赞同曾国藩“中国现在力量不及，只有曲意求和之一法”的观点，称此“真深识远虑之谈”。应当说，这符合恭王处理津门事件的思路。

同时，丁日昌还预见到围绕此案，朝堂之上必定出现反对声音，“自古以来，往往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倡百和，亦足荧听闻而扰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故丁力劝恭王为首的决策层“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动摇”。此言堪称发自肺腑。不出其料，主张对外强硬的议论很快甚嚣尘上，盈满枢廷。

于是，向来支持曾氏的恭王，深受老巢起火之扰，已顾不上天津这个烂摊子。此际朝廷中已呈两股力量对峙之态。不过打响这场庙堂之争头炮的阵前先锋，却是两名汉人军机：李鸿藻与沈桂芬。

李、沈朝堂交锋，源于御史贾瑚所呈质疑总理衙门偏袒洋人策略的折子。7月17日，李鸿藻与沈桂芬、宝鋆围绕此折，展开激烈辩论。李“谓贾瑚言是，宜有明诏督责；宝、沈皆不以为然。”两宫认同李之观点，故颁旨明发。沈、宝岂能善罢甘休，又坚称“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

李又与之力争。既然枢桓之内，宝鋆与沈桂芬乃同一战壕盟友，且背后大树为恭王，故李孤身一人冲锋搏杀，让人看来可谓不智，只会令其形势愈发孤立。然愈是孤立，愈对李氏有利，因一来如此貌似不惜代价的拼争，可积累自己于清流之中的名声与资本，二来唯有如此才能激起醇郡王等鹰派人物的支援。

果如李氏所料，次日奕譞便上折议论津门一案。据翁同龢判断，“醇邸封事，今日特谕恭邸入内看折，恐彼此尚有执持也。”可见双方政见迥异，必在庙堂有一番恶战。

7月23日，翁氏看到“醇邸两次折底，极畅达”。午初二刻，诸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总理衙门诸臣一同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两宫及上南向坐，未垂帘，垂询良久。惇、醇两邸持论侃侃然，恭邸持之坚，卒如曾国藩所请。五刻多始退，汗出沾衣，有跪不能起者。”

这番辩论耗时不可谓不久。翁同龢当时在场，他记到“是日召对者凡十九人：惇亲王、孚郡王；官、瑞、朱、倭四相国；军机：恭亲王、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御前大臣：醇郡王、景寿、伯彦纳谟祜；总理大臣：董恂、毛昶熙；弘德殿：徐桐及臣龢、桂清、广寿。军机、总理西向跪，余东向跪。”两宫太后先咨询诸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惇亲王首奏曰：“曾某亦不得已，惟民为邦本，民心失则天下解体。”醇郡王趁势再添一把旺火，“极言民心宜顺，并天津府县无罪，陈国瑞忠勇可用，并诋及总理衙门照会内有‘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语，斥为失体。”

面对鹰派咄咄逼人之势，宝鋆、董恂不甘示弱，与之强辩，甚不惜“恶语相侵”。两宫见双方争执不休，不得不出面劝架，“因言夷人是我世仇，尔等若能出一策灭夷，我二人虽死甘心，且皇帝幼冲，诸事当从长计较。”然倭仁仍不依不饶，认定“张、刘两员（天津府县）既是好官，不宜加罪。”瑞常与朱凤标“同声应之”。眼瞅诸位亲王、重臣纷纷发难，董恂只得采用“拖刀计”，反问众人：“此时不知天津又作何局面，焉能往来问答耶？”醇邸倒是不吃这一套，继续质问，“极论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十年，试问所备何事？且言此次纶音如措词有失体处，臣等仍当纠正。”既然场面上不占优势，暂时无力扳回，恭王只得做出妥协，答应醇郡王等的要求。

清议可畏，难以驳倒；惇王、醇郡王贵为天潢贵胄，不得妄动，于是恭王集团只得逐一击破其余重臣。先是拿李鸿藻祭旗。9月7日，当天军机处议事很长，恭王诸人团团围住李鸿藻，轮番驳斥，李“颇被排挤，大抵所谓一日不朝，其间容刀也。”半月后，恭王诸人“见起时又力诋艮老（倭仁），意在排击清流，可畏也。”又一鹰派中刀。

于是，在处理涉外事务上，恭王集团又一次险胜。然光阴又整整耗去了两个月余，深陷津案困局的曾国藩迟迟不见中枢明确指令，不免私下腹诽：“前二疏前段为外人辩诬，后段尚有五可疑之说，叙津人肇衅之故。政府但欲吾为外人出头辨雪，遂将后段删去方始发抄，致成一面之言，吾之得谤，有由然也。”

况且令其更为疑惑的是，案件处理过半之际，普法战争爆发的消息已在官场传开，甚至连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也听闻“法兰西与布洛斯构兵，法国主路易非斯为布所掳”。曾氏在致恭王信中，数次提及此事，“法人与布国构衅，此间传言已久。若果法、布开兵，或者远交近攻，不欲与中国为难。又闻法主老而厌事，其意主和不主战，似亦事之所有”，建议其能借此良机，调整对策，扭转不利局面。然而恭王却未置可否，毫无回应。此举令曾国藩颇为疑惑，甚或加重了对这位王爷的失望之情。

从未供职枢桓、预闻军机的曾国藩，估计怎么也想不到，津门地震之同时，朝堂之内也开启了一场激烈的权力博弈。较之曾氏的焦头烂额，恭王则称得上惊心动魄了。曾国藩当年发出“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慨叹，泰半原因要归于朝野内外信息之不对称了。

2

微妙师徒

倘津案之繁剧艰险令曾氏神疲，门生李鸿章的表现则使其心灰。

梁启超曾就天津教案的之于湘淮集团权势更迭易手之作用做过评估。在其看来，曾氏将“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悉数传授于李鸿章；教案“是为李鸿章当外交衡要之滥觞”。只是真实的权力交接过程，却难孚众望。

究其原因，可从师徒二人微妙关系说起。曾、李之间的渊源，可谓甚早。道光二十五年（1845），李鸿章首度参加会试落第，拜于曾氏门下（李父与曾国藩乃进士同年），“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

咸丰八年，在安徽剿匪不顺、一副绿林模样的翰林爷李鸿章改投曾国藩幕下。即使在恩师麾下，李也未能迅速上位，仍处于悒悒不得志的状态。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曾氏彼时尚以侍郎身份督办军务，官位不显且权力不大，客观上难以提拔爱徒。

其二，在曾氏看来，李鸿章经验不足，尚需历练，故不敢贸然委以重任。如李鸿章平日起居不定，好为虚夸大言，曾在一次宴席上正色训斥道：“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据说曾言罢就离席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其三，曾氏虽格外青睐李鸿章，但二人之合作却并不融洽。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弹劾李元度事件。李元度为曾之心腹，但在赴徽州作战时违背命令，导致大败。曾十分震怒，遂命李鸿章撰写弹劾草稿。孰料李公然抵制此举，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怒曰：“我自属稿”。李毫不示弱，回了一句：“若此，则门生将告辞，不能久待矣。”于是负气告辞。自此曾国藩对爱徒甚是失望，慨叹“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此君难与共患难耳”！这一句果真是一语成谶。

后经多方劝告，李重返曾幕，师徒关系一度很是和谐，李鸿章也招募了三营淮军。然而较之已被曾国藩举荐为浙江巡抚、江西巡抚、安徽巡抚的左宗棠、沈葆桢、李续宜等人，李氏的仕途进步速度仅算中游而已。

转机出现在1861年底，当时上海士绅希望湘军东援，并答应月供军饷十万两，以防太平军进犯。巨额粮饷本已诱人，且进军上海并非难事，可顺势借此功名提拔爱将，于是首先浮出曾国藩脑海的人选是亲弟曾国荃。

这时曾国荃已加按察使衔，若在上海立功，则巡抚官职唾手可得。谁知曾老九看不上这等肥缺，即使大哥三度写信催促，也不为所动，坚持“贼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后苏杭可图，愿任其难者”。可见老九更愿意拿下金陵，取得首功。

兄弟没兴趣，曾国藩转而举荐另一亲信陈士杰赴沪，然陈亦不甚感冒，以母亲年事已高为由拒辞。于是乎，曾不得不再考虑第三人选。而恰在此时，清廷发生辛酉政变，肃顺诸人倒台，其昔日政敌翁心存重归中枢，就东援上海一事，拟折请求两宫“密饬曾国藩择一廉明果敢、素能办贼之员，驰赴通、泰一带，收拾将散之人心，激励方兴之义旅”。翁氏是李鸿章当年科考座师孙铿鸣之恩师，故翁、李实为太老师与小门生的关系。翁又与李的另一座师潘世恩为通家世谊，而潘之子潘曾玮同李鸿章关系匪浅。况且翁、潘俱为苏南大族，亦希望有可靠之人替他们护卫家乡。故李鸿章再合适不过。

因此翁在折中提到的“廉明果敢之员”，即暗指李鸿章。曾国藩自然心领神会，顺水推舟，举荐弟子出任东援主帅。同时不忘向朝廷讨价还价，为曾国荃争取来“头品顶戴”的破格恩赏。由此看来，亲疏有别，私心颇重，这当是师徒间微妙关系中最核心的一层。

待到津案爆发，听闻曾国藩将赴天津处理危机。李鸿章显然不看好这趟差事，赶忙致函张振轩，望他规劝恩师，缓期出发，“或委员查拿真正凶手数人，借寄近监，且看彼国如何来文，再相机迎拒。”然曾氏心意已决，及时来到天津。

李鸿章迅即写信给恩师支招，“鸿章昨恐彼族窘辱师门，致隳大局，如崇公奉使，津门无主，自不可不速行，惟防备必须严密，亲军必须带往。与洋人交，略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

所谓“痞子手段”，说白了，就是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的流氓把戏。当年在对付太平军、处理地方教案时，李鸿章屡试不爽，自认颇有心得。孰料平生讲求“诚信”的曾国藩，自然瞧不上徒弟这套着实不堪的手段。

况且“痞子手段”也仅仅有效于一时、一势、一地、一事，若普遍使用，势必引来无穷后患。故曾国藩回信委婉批评爱徒“若来示所言与洋人交，须参用痞子手段，自揣非能所为。阁下视敝处所办各节除府县下狱内愧方寸、外干清议外，其余尚无甚差失否？”

眼见老师这番批评，想必李鸿章颇感羞愧，脑海恐怕浮现出当年被曾痛斥的场景，连忙回信解释道：“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一个极重做人，一个只顾做事，师徒二人的处世之道天壤之别。也难怪蒋廷黻先生评价“李鸿章之人格，能入人之脑，而不能入人之心”，“一看李之文集，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

也正因善于做事，故李鸿章养成望风而动之惯习。到了七月中旬，丁日昌上疏建议李鸿章率军“移扎近畿，以资护卫”，清廷很快应允。接到圣旨，李鸿章深知火速赶到，万一和谈破裂，兵戎相见，非但自己辛苦培植的淮军会大受损失，自己的功名也有毁灭之虞。故李鸿章之意在于边走边看，见招拆招，于是他一面宽慰恩师“身在局中，幸逐渐维持，勿遽诿退，以副众望”，一面又自称“忝膺师旅，虽仓猝疲乏之际，为足当劲敌而操胜券，惟士气尚不甚怯，积愤之余，或可一战，须俟抵直后从容筹布，静待和议成否。”

孰料月底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清廷命曾国藩返回南京署理总督，令李鸿章出掌直隶。对于李氏而言，此事既是千载难逢之良机，又不得贸然行事。毕竟教案尚无结果，一旦此时介入，不免惹祸上身。故李鸿章依旧走走停停，观望徘徊。

而当下的曾国藩已是坐如针毡，亟待徒弟帮忙解围。曾氏一面奏请恭王命令李鸿章“速到，再当竭力会办，以速补迟”，一面亲自致函爱徒，“尊意拟以二十二日启节，现想当改期取速”，“目下中外责望全归鄙人，台从虽限前抵津，尚不致稍损令望”。

面对朝廷与恩师的双重催促，李鸿章仍虚与委蛇，称“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兼以初政绩犯众恶，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计鸿章到津接替，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担承。”不过私下里，李向胞兄李瀚章倾吐了真实意图：

弟入直后，窃恐旨令会议，未免作难。计八月初旬入正定，姑徐徐云尔。

“官迷”李鸿章自然不愿因教案一事丢掉来之不易的红顶乌纱，反正油锅里已滚烧着曾国藩，自己何苦再投入其中，不妨于锅边等油冷却。

于是师徒间一番斗智后，已拖不起的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三日先行奏结。李鸿章萧规曹随，最终这场震惊中外的教案，以十六人死刑，四人缓刑，二十五人充军，赔银五十余万两了结。

一次私下闲谈，曾国藩半开玩笑地称“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荫甫拚命著书”。回顾师徒交接一事，怕满是黑色幽默的意味了。恩师“名已裂矣”，其中必定有李鸿章的“功劳”。

3

尴尬同乡

奈何庚午年的厄运尚未到头，处理震惊中外的“刺马案”，让曾国藩倍感胆颤。

至于此案之前因后果，笔者早在拙文《“藉孱躯暮齿，收远大之效”——曾国藩与幼童留美》（《书屋》2018年第12期）中有所交代。

众所周知，心腹马新贻之非正常死亡，令清廷震怒。两宫急需了解案件背后之阴谋，挖出主使者，但办案一事虽大，却不能引发江南官场骚动，故最合适之人选惟有曾国藩。

李鸿章也在此时致信恩师，猜透了清廷的这种考虑：“毂山（马新贻）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两江理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然而既非曾氏莫属，也就意味着即使此案主谋乃曾国藩，那么清廷便不可能追查到实情。这也意味着不及曾国藩南下，最高层已变相地赦免了其“弥天大罪”。

而对曾来说，帝后命他执法，虽说可保己身免于不测，但一旦查出背后元凶与湘淮有关，该如何处理真是极其棘手。质言之，清廷不满初审结果，于是向曾国藩施压，令其破案，既欲探其虚实，又确属无奈之举；曾国藩本不愿陷入此案，其间的是非纠缠丝毫不输于津案，然上意难违，故他心中满是无奈之情。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此昭然若揭。

更加为难的是，中枢还委派了一名主审官郑敦谨前往金陵，名为协办，实则全程监控。郑敦谨，字小山，湖南长沙人，时任刑部尚书，向以治事严苛著称。此番朝廷委此重任，自有望其一查究竟之意。曾氏心知肚明，断不敢在湖南老乡驾临前贸然独立审理。

1871年2月6日夜里，曾“将张汶祥之案细阅一过，将凶党余犯及承审之名开一清单。”直到二更四点，曾氏方才入睡，且内心“殊为焦虑”。他知道，这种焦虑不单单属于自己，恐怕明日抵达的郑敦谨亦是如此。

果不其然，下车伊始，郑便着手调查，正月初二即审理张汶祥。虽然白加黑、连轴转，案件却进展甚微，“初二日即关门审案，今已研讯十四日。该犯一味狡展，毫无确供，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于是二人只得在量刑上做文章，加重罪名，将张汶祥“比照谋反叛逆”处理。

可以说，最终裁决的结果达成了皇权与官僚集团间的妥协。清廷试图通过重审对曾国藩施加压力，以期尽可能触及真相，而曾国藩甚或郑敦谨却借助既有律法、条例及情理消解了上峰的意志。

钱穆先生曾言：“现代的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于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实指王法森严，规则重重，束缚之余，也为官僚集团提供很大的发挥空间，成为抵抗皇权的依据。

然种种迹象表明，曾、郑二人看似互相掣肘，实则暗有勾兑。首先，在结案呈词上，马新贻亲信孙衣言拒绝画押。其次，在写给其它同僚的信中，曾国藩反复提及刺马案处理结果“尚恐不足惬众望而息浮言”。再次，结案不久，曾暗自派手下张兆栋给郑敦谨送去赆仪（路费）白银千两。虽曾氏声称此“盖诸君之公意，非一人之私忱”，但郑坚决拒收。

当然最令人费解的是，数十年后的《清史稿》作者在为郑氏撰写盖棺之词时，特意留下“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覆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於衷欤”一段，可谓玄机重重。

根本之因在于曾为湘军效力、后被强行遣散、极具会党嫌疑的张汶祥一刀结果了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性命，于公于私，曾国藩都绝不能让裁撤湘军、哥老会与朝廷要案三者间挂钩。一旦此事曝光，对于数十万退伍军人，将是灭顶之灾；对于在职湘楚大佬，亦会深受诛连；对于地方政局，恐不免带来极大震动。是故，曾国藩只得能掩一时算一时，且瞒一日就一日。同为湖南老乡，郑敦谨想必亦深深体味到曾国藩之“焦虑”，以及刺马案处理上的为难，所以于乡于君于国于民，他必须选择缄默，与曾联手保守此秘密。

然而，此权宜之计的后果便是把恶果留给后人。之后数十年的各种暴动、民变、教案、起义乃至革命，我们皆可清晰窥见地方秘密社会的踪影。曾国藩当年一手培育的湘军，在功成之际，居然转化为未来覆灭清廷的力量。此即历史悖论的冷酷逻辑！

做过曾氏幕宾的薛福成如此评价其幕主：“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此论与前引胡哲敷先生之语对看，皆有欲把曾国藩塑成“完人”的意思。不过通观庚午年之作为，曾氏一困顿于朝堂纷争，二受制于弟子狡黠，三深念于湘系利益，有意无意渐失之于“畏难取巧”。

可知在大变局中求“三不朽”，简直如沙上筑塔，绝无可能。反倒是为胡著作序的曾国藩之女聂曾纪芬，对乃父之追忆更合实情：

惟追溯所闻，公之训诲，证以公之行事，知公之学问，得力惟在“毋自欺”一语而已。

以此三字观照曾氏生平，禁不住一句喟叹：宦海中人，能做到“毋自欺”，已堪作“圣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