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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三十年祭:一场新资产阶级的政变狂欢!

苏联解体三十年祭:一场新资产阶级的政变狂欢!

青年毛思想信仰者 · 2021-12-25 · 云阿云智库•反资本主义复辟

作者:青年毛思想信仰者

来源:赤浪青年

导读: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所谓“反个人崇拜”的实践充分表明:修正主义者根本不是在正经地反对个人崇拜,而是打着这个幌子,瓦解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为复辟资本主义开道,并树立他们自己的权威,乃至制造围绕他们自己的个人崇拜。

事实证明,当历史行进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所谓“苏联解体”的地缘政治悲剧,不过是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自我演变,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自我政变,是一场名大于实的变身游戏……

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了的红皮苏联,到权贵资本主义的白色俄罗斯——这种前后传承性,体现60多年来俄国历史之本质。

01政变完成时

12月25日是西方圣诞节。

30年前,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露脸,状如死人。

他宣布,“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

晚7时38分,镰刀斧头图案的苏联国旗,在严冬的刺骨寒风中,从克宫政府大厦顶端徐徐落下。

从沙皇时代起使用的红白兰三色俄罗斯国旗,随之升起。

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手表决,确认解体事实,通过停止联盟国家权力机关职权事宜。

此时,与十月革命后的情形不同:过去的政府官员,基本留在位子上;15个加盟共和国中,11个保留领导班子。

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进步。

这是一次自我政变。

02崩溃之中

平民戈尔巴乔夫,开始向有关部门打听,自己的总统退休金应该怎么算。据说他还跟主管部门斤斤计较。

尽管,当年美国人发现过一个“秘密”,那就是超级大国领导人,而且是高喊“改革”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工作是个大外行,美国人“为戈尔巴乔夫对市场经济知识的贫乏而深感吃惊”。他是个党务工作者。

自始至终,他都缺乏深度。直到最近,他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叶利钦也一样。

由于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常有人耍他玩——只要他在经济有关问题上一张嘴,必定逗得哄堂大笑。

然而,这位无知的新沙皇,有一天居然以专家的口吻宣布:

“今后的6个月内,对每个人来说,经济情况会变坏,但是此后物价就会降下来,市场商品会更丰富,而到1992年秋天,就会出现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俄罗斯人民不很久就发现,这位“英雄”,其实是个大忽悠。

如果说苏联末年是“崩溃边缘”,那么,俄罗斯初年则是不折不扣的“崩溃之中”。

动荡的最大“成果”,恐怕是形成了一个权贵资产阶级,并主宰了当代俄罗斯。

据说,叶利钦创造了除1918年立宪会议之外的“第一个真正的俄国式民主政体”。然而,叶利钦跟保罗沙皇之前的历代沙皇一样,钦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尽管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以保护自己的遗产。

普京以强硬民族主义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结束了“改朝换代”之际的混乱,部分恢复了俄罗斯的大国荣光。然而,他打击了一批寡头又扶持了新一批寡头。

普京身边的人叫他“沙皇”。一天晚上,他问道,谁是俄国“最大的叛徒”。身边的人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说道:“我们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是那些自己放弃权力的软蛋,尼古拉二世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们竟允许权力被歇斯底里的狂人和疯子夺走。”

尼古拉二世是沙俄的亡国之君,“戈地图”是变质后的苏联的亡国之君。

那么,“歇斯底里的狂人和疯子”是谁呢??

2021年10月21日,索契。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18届年度全会举行。

已经实际掌权超过20年的俄总统普京,在演讲时,除了抨击已经烂掉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话锋一转,把矛头指向列宁和十月革命。

“革命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这是普京总统关于苏联解体的根本结论。

普京最后总结说:“没有任何一场革命的正面价值可以超过它对人类发展潜力所造成的损害。”

普京,就是当代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玩剩下很多东西。他领导下,资产阶级俄罗斯“成功转型”为与美帝相对立的、另一典型的大资产阶级国家。这是普京的根本成就。这段“告别革命”的表白,暴露了这位新沙皇内心对于红色苏联的真实态度。

实际上,普京的看法,恐怕早非孤例。

03敌人在哪里?

1991,苏联的最后一年。当年5月,美国在苏做民意调查。

在回答希望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时,只有19%选择美国、德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另有27%选择瑞典式的“改良资本主义”,54%的多数选择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

同时,在回答哪类活动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或两者并存的问题时,多数赞成银行(52%)、重工业(79%)、广播电视(79%)完全国营,多数赞成消费品制造业或者完全国营(25%)、或者国家和私人经营并存(53%)——只有农业,是唯一多数赞成完全私营的(75%),饮食业则有42%赞成完全私营。

然而,在苏联的党政要员中,情况大相径庭。

当年6月,美国一社会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个意识形态调查,对象是掌握高层权力的要员,以谈话方式确定他们的思想倾向。结果是,只有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支持改革前社会主义模式;12.3%持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有76.7%认为应该实行资本主义!

这,堪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在哪里”著名论断的一个不错的注脚……

04掘墓人

1964年10月,与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同时,曾经嘲笑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的赫鲁晓夫,一个似乎“强有力的人物”,混不下去、黯然下台了。

事情的本质,是这样的:在窃据了苏联最高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赫鲁晓夫掌权11年后,苏共叛徒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赫鲁晓夫被他的“亲密战友”们赶出历史舞台;由他的政变同谋者——勃列日涅夫,又通过一场政变取代了他的地位,并执掌了偌大一个苏联长达18年。

赫鲁晓夫的下台,根本上是修正主义集团、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权力斗争和分歧尖锐化的结果,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可言。

十分可笑的是,在当年4月赫鲁晓夫70寿辰时,还是由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亲手将一枚金星勋章授予赫鲁晓夫。7月,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等人就开始了利用中央全会让赫鲁晓夫下台的阴谋。9月,阴谋活动一度被赫鲁晓夫察觉,勃列日涅夫恐慌异常、“完全泄了气”,但赫鲁晓夫终于没有将阴谋当一回事。

10月12日,勃列日涅夫以第二书记的身份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一项绝密决议,实际发动了倒赫政变。13日,赫鲁晓夫从疗养地返回莫斯科,这个大阴谋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遇了阴谋算计,在他亲自主持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猛烈抨击;与会者指责他破坏集体领导原则,要求以“自动退休”解除其职务。第二天清晨,宛如丧家之犬的赫鲁晓夫发表了讲话,凄惨地宣布,“生活是作弄人的。我自己看到,我控制不了局面了”,并签署了别人为他起草的退休声明。

这样,赫鲁晓夫被他的“战友”们打着“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的幌子,赶下台了。

这样,这个曾经权势熏天气焰嚣张,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大反马列主义,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中国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反苏反共反华的“英雄”,貌似突然地垮台了,成为一个历史小丑。

早在赫鲁晓夫刚刚垮台时,我《红旗》杂志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这篇社论中,就极具洞察力地指出:

“……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鲁晓夫虽然垮了台,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这些牛鬼蛇神仍在念念有词地为赫鲁晓夫‘招魂’,到处宣扬赫鲁晓夫的所谓‘贡献’和‘功绩’,希望事情依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不错,“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

历史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虽然夺取了赫鲁晓夫窃取的最高权力,但他只是打倒了一个赫鲁晓夫,没有打倒反而继承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正是实行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并使之深化、发展了。

勃列日涅夫的18年,是修正主义加社会帝国主义,对内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巩固、更加肆无忌惮,贪腐、奢靡之风席卷了央、地各级掌权者,他们的“共产主义”生活跟老百姓日常生活如鸿沟般隔离开来;对外大国沙文主义登峰造极,做着苏修大帝国的迷梦,却因入侵阿富汗而陷入“帝国坟墓”。

勃列日涅夫时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白色苏联经历了一个从前期的“盛世”到末年一派衰败不祥景象的戏剧性转变:阿富汗战死者的葬礼在各地日复一日地举行,整个社会被阴霾般的气氛所笼罩。

05斯大林之惑

勃列日涅夫时代在政治上的特征,除了继承赫鲁晓夫路线,还显得有那么一些“保守化”,与赫鲁晓夫治下的某种“宽松”形成对比。

勃列日涅夫当局虽然部分恢复了斯大林的名誉,但更公开、反复表示继承赫鲁晓夫确立的修正主义统治路线。

1965年5月,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的大会上,首次提到“以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的对敌工作,赞颂了统帅斯大林的功绩。但是,更重要的,他强调“我们始终不渝地实现反映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和苏共纲领中的总路线”。好一个“始终不渝”!这是赤裸裸地向赫修路线致敬、表白,证明重新肯定斯大林不过是一种不涉及路线问题的、为维护官僚权威而采取的资产阶级权术。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多种场合强调苏共在赫鲁晓夫时期召开的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确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不会放弃,也不会放弃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机关报《真理报》等也反复强调,“由党的二十大开始的进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不可能也不会重新回到老的做法上去”。好一个“不可逆转”!这是公开宣示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叛徒集团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陷入了可笑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要纪念斯大林,甚至改变赫鲁晓夫时期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调子;一方面,他们又要使纪念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不违背既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决议。

1969年,正逢斯大林90周年诞辰,当年12月苏共最高层专门讨论了是否发表、如何发表有关纪念文章的问题。会上,勃列日涅夫一方面坚称“我们之中过去和现在也没有人怀疑过他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他后期的错误”,一方面又说什么“如果我们发表一篇文章,好处毕竟还是更大一些”——在此,官僚资产阶级政客利用无产阶级导师及其名誉为自己谋“好处”的实用主义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1970年,又逢伟大的列宁100周年诞辰。十分可笑的是,勃列日涅夫当局在1969年底通过的一份名为《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提纲》的文件中,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第二国际头子、当年被列宁痛批为“出色的社会主义叛徒”“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有学问的混蛋”的鲍威尔所谓五个“社会力量因素”的谰言,安到列宁头上。在《真理报》发表的《提纲》第14条,竟然整段引用了鲍威尔的话,并称是“列宁……指出了工人阶级之所以‘有力量’的五个‘社会因素’”!!

“刚好”,列宁当年痛批这个谬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糟蹋成了什么样子”;列宁以讽刺的语气说道,“……说什么‘各种社会力量因素’就是数字、组织性、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积极性和教育。如果农村里的雇农和城市里的工人对地主和资本家使用了革命暴力,这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使用暴力,绝对不是。这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不错,鲍威尔正是在他的著作中,极力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和平过渡,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所谓“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列宁批判这个谬论时还说,“……现代机会主义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总是变得滑稽可笑”。勃列日涅夫当局的这个看似“小小的”错误,正是由其“机会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正显“滑稽可笑”。

列宁当年就认为,分析鲍威尔叛徒哲学的根源是“很有益处的”,“这就是‘测验’是否领会共产主义的最好试题”。搞笑的是,多年后,领导着列宁缔造的国家的一帮人,不但完全赞成鲍威尔的孟什维主义谬论,而且竟然把它当成了列宁的话!!!勃列日涅夫之流,在这道“测验”面前不但不合格,而且要打零分以下。如列宁所说,“要是你不能解答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

勃列日涅夫那帮人当然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随后在另一个地方刊登这个《提纲》时,他们就干脆抹去了列宁的名字、留下了鲍威尔的观点。这是丑上加丑欲盖弥彰,等于是公开反对列宁主义了。

06新阶级

勃列日涅夫有句经典的话:“靠工资谁也活不了。”

他的时代,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官僚集团极致的贪腐、奢靡之风;这种风气的本质,则是赫鲁晓夫时代业已形成的新型大资产阶级——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中演变出来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全面加强。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由于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干部蜕化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同时,被推翻不久的资本家、地主、富农、贵族、旧俄将军和教会官员等剥削阶级势力,力图恢复他们的“天堂”;还在改造中的小资产阶级,不可避免保留其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尤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导致工人阶级队伍、党政机关和经济文化部门中还在产生着蜕化变质分子、前述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赫、勃集团,就是这些新旧资产阶级势力在政治上的总代表。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重大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同时,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对于如何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缺乏经验;加之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失误,长期未能直面社会主义下的各种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以及缺乏无产阶级民主对官僚集团的限制制约等,赫鲁晓夫得以在1956年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虽然“揭了盖子”,但这一事件本质是实行反革命的政变,更多是“捅了篓子”。

政变后,特权阶层更是大大膨胀起来,从中形成了一个垄断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此时苏联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经济蜕变而来,因此,比起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程度更高、垄断性更强、更加腐朽,成为政治上官僚专政的基础。加之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苏联实际上从最“正统”的社会主义滑向了最“不正统”的、最坏的资本主义……

赫、勃时代苏联的资产阶级,既包括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包括社会上同前者有联系的各种资产阶级势力:①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富农、旧俄贵族和将军等,重新活跃起来;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产生的新财主,如开设地下工厂、地下建筑公司和地下商店的新资本家,雇工经营宅旁园地的新富农,在自由市场上从事投机贩卖的暴发户等;③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主要是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用高工资、高奖金和各种优待(分给较好住宅、交通免费、公费旅行等)收买了的某些“劳动英雄”和当了官的“工人代表”,成为官僚装点门面、愚弄群众的工具。

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加起来不到1000万人(西方估计为500万到700万人),不到苏联人口的5%,脱离劳动人民形成所谓“拥有权力的上流社会”,成为赫、勃集团的社会基础。

这个新阶级的主要成员,就是以苏修领导集团为首的大官僚。他们以公开、合法的一种面目出现;虽然在苏联十几万党政领导干部中只是极少数,但由于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推行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路线,他们就扮演起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急先锋的角色,事实上取代苏联劳动人民成为社会新的统治者。

这个新阶级的基本特点,是直接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垄断一切基本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操纵整个国民经济,假借“国家”名义甚至对外侵略扩张以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并利用巨大的权力获得高收入和特殊待遇。与此相反,苏联工人阶级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和生产资料,重新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处于经济无产、政治无权的完全被压迫地位!

在国营企业,工人阶级毫无政治权力,官僚委派的经理独揽大权,“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管理”:经理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财产,有权“出租”、“转让”、“出售”企业“闲置”的生产资料,有权自行确定企业的“编制”,有权自行“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有权对企业工作人员采取奖惩措施,有权决定工人补加工资和奖金的条件与数量,有权组织“同志审判会”、开除工人出厂直至送交司法机关惩处。工人则只有“遵守劳动纪律和内部规则”的义务,完全成了被榨取剩余价值的人身材料。70年代初,苏联每年1000多万工人被迫离职,造成所谓“劳动力流动”和遍布大中城市的200多个官方劳动力市场——“劳动就业局”。

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修集团继续坚持赫鲁晓夫抛出的“全民国家”谬论,但同时又把“全民国家”跟无产阶级专政缝合起来,宣称什么“全民国家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大喊大叫着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等等。

这一切,不过是加强他们那个新阶级的专政的托词。

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各种刑事责任追究和预防措施。1968年至70年代中期,因意识形态问题遭到镇压和被采取预防措施的人数大增。在安德罗波夫主持下,“克格勃”被改造为一个新型机构,由“契卡工作法”转变为以“驱逐出境”“心理和精神治疗”为主的国安机构。正所谓,“特务密探横行无忌,反动法令层出不穷。革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反革命有赏,叛徒弹冠相庆。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所谓‘疯人院’”(《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与全面专政相适应,正是统治阶级的全面腐化。

勃列日涅夫喜欢钓鱼、行猎,于是上行下效,州委、区委、县委书记都钓鱼打猎成瘾,到处建造钓鱼场和打猎场。官员之间盛行饮宴、送礼之风,中央大员到地方必有盛宴款待,盛宴之后必有馈赠。最喜欢收礼的,就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外国人也知道他这一爱好:他收的汽车装了几个车库,收的猎枪放了整整一个大房子。在75岁生日时,他收了地方自治共和国送的纯金茶炊、猛犸象牙等稀世珍品。建造豪华别墅、购买高级消费品、收藏汽车和珍宝古玩等都见怪不怪;重点是,这一切都是打着“国家”的神圣名义、通过国家手段进行。

勃列日涅夫时代,走私和黑市交易成风,洋货非法入境与交易泛滥,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原材料供应、生产、运输、批发、销售和洗钱的巨大网络——“影子经济”,具有黑社会性质。甚至沙皇宫廷的收藏,都能被“珍宝走私集团”走私到国外——这个集团的直接保护人,包括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和女婿。

“影子经济”势力为了保护自身和顺利运转,他们在执法机构里有后台靠山,他们通过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积累财富,寻求庇护的手伸进国家最高层。他们利用勃列日涅夫所谓“保持领导干部的团结和稳定”,免于惩处。

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文化贵族,还建立了一种变相的“世袭”制:他们“许多人把依附于权力的各种好处传给了子女”,而且“按惯例可以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到孩子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去工作”(《华盛顿邮报》1974年6月22日)。他们就是妄图以这种阶级固化,世世代代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据苏联官方统计,因贪污贿赂罪被判刑者,1975年约3000人,1980年超过了6000人;这其中多数还是没有靠山和保护伞的“小鬼”,真正的贪腐巨头难见庐山真面目……看着这种局面,最敢说话的政治局成员也只能说:“我只能保证自己不贪污!”

07反个崇的秘密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所谓“反个人崇拜”的实践充分表明:修正主义者根本不是在正经地反对个人崇拜,而是打着这个幌子,瓦解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为复辟资本主义开道,并树立他们自己的权威,乃至制造围绕他们自己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以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著名,后来自己却被媒体大肆吹捧为“宇宙之父”,成了又一尊神,最后被他的“战友”们以“唯意志论”批判其“个人崇拜”而赶下台。这正是: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赫鲁晓夫并没有真的反掉个人崇拜。在他的个人崇拜之后,有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这种风气甚至在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没有中止过,成为有苏联一代的痼疾。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历史上设立和颁发勋章、奖章最多的年代。他本人究竟给多少人、颁发了多少勋章奖章,很难统计;但是,他给自己颁发勋章奖章的数量是清楚的:4次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共得3枚“列宁勋章”和19枚“金星奖章”。

70年代后,在宣传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宣传也达到了新的高峰。

1976年,勃列日涅夫70诞辰,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决议大张旗鼓为他祝寿,包括授予他各种称号、奖章的盛大仪式;在克里姆林宫召开600多人参加的招待会;在报刊、电台、电视播放这些活动的盛况,而这些活动的费用都“从党的预算开支”。勃列日涅夫在这一年,还获得了苏联元帅称号,他的第一尊半身像也在其家乡竖立。

1977年,他被授予苏联社会科学最高奖——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1978年,他获得最高军功章——胜利勋章”。由人捉刀的勃列日涅夫言论集《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几年间出了6集。表明他是卫国战争英雄和统帅的回忆录大量刊印,他甚至因此在1980年获文学方面的列宁奖金……

他的党证,是“00000002号”,第1号属于列宁;他的共青团证是第1号,所得的“苏共50周年”纪念章也是第1号。

1986年,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在一份报告中说,1969~1983年间积压在仓库中的“勃列日涅夫的166部书计277.9万册”,“在图书贸易网中还有勃列日涅夫的肖像70万张以上”……

08盛世暗面

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的“盛世”,是靠源源不断产出的石油、天然气支撑的。石油天然气,成了苏联经济的一针“强心剂”。

经过多年勘察钻探,就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前不久,苏联地下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始喷涌,勃列日涅夫获得了赫鲁晓夫梦寐以求的东西。于是,石油天然气得到了非常大力的开发,苏联建立起许多工厂企业,输送管道也是绵延数千公里。

源源不断产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正好赶上新科技发展的急需,以及市场价格的平衡之求。苏联国库迅速充盈起来,黄金储备增加,用黄金购买粮食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国策。源源流入的美元,使苏联一度灯红酒绿起来,遍地都是贸易和消费的景象。苏联经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大为改观。

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和输出,促使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能源、交通运输获得了飞速发展,水电站及其配套的水利工程建设也获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时期航天事业也加速发展,苏联每逢盛大节日或国内外形势重大变化,都要放卫星或飞船,与美国的宇宙航天竞争愈演愈烈。当然,发展航天根本上还是服务于勃修当局与美国争霸的政策。

勃修治下的苏联因石油天然气成为暴发户,滋生了其在国际上的霸主欲望,也加剧了其国内的贪污腐败。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大力开发的结果当然是资源日复一日被消耗光。在工厂周围、管道沿线的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还不得不靠水井汲水、砍柴烧火!同时,“石油天然气繁荣”还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浪费,伏尔加河、乌拉尔河的污染至今也未能解决。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整个经济发展仍是按照过去的老路子,以重工业(国防军事工业)为主,国家预算很大一部分用于加强“防御”能力,研制导弹、运载火箭和其他新式武器并向他国尤其是华约国家出口。1968年,勃列日涅夫在会见外国一个代表团时,亲口承认说:

“如果不再在国防上和加强华约上耗费大量资金,那么我们的人民会生活得更好一些。”

09帝国迷梦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另一鲜明特点是大国沙文主义进一步膨胀为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奉行与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战略,把国民经济军事化,大搞军备竞赛。以突然袭击方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入侵阿富汗,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铁列克提等地区,并对我国进行核威胁等等……这桩桩件件,暴露出这时期的苏联与美帝合流,大搞火箭核讹诈,乞灵于军事冒险、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修当局继承老沙皇的反动衣钵,明里暗里支持和策动什么“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宣扬所谓“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神圣”,妄图用这种反动思潮毒害苏联青年一代。这种“泛斯拉夫主义”,跟希特勒的“亚利安人至上”一样,是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是完全为苏修统治集团所谓“优等民族”中的一小撮寡头对外扩张服务的,对最广大人民只能意味着绝大的灾难。

苏修寡头们正是在“泛斯拉夫主义”的烟幕下,一面加紧策划侵略战争,一面加紧压榨苏联各族人民。

苏修路线和统治在根本上破坏了苏联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民族压迫代替了民族平等,以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法则代替了苏联各民族间社会主义的互助友爱。1970年,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纪念列宁100周年诞辰的文章,就此做出“神预言”说:

“既然原来那个联盟的无产阶级基础、社会主义基础已经被抛弃了,那末,难道这个新式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庞大的多民族的所谓‘联盟’,就不会有像昔日奥匈帝国那样总有一天要宣告瓦解的危机吗?”

20年后,今天人们熟知的、所谓“苏联解体”的无可挽回的末日事变,完全证实了毛主席时代我们的上述预言。

苏军对阿富汗的入侵,演变成为长期的武装占领。

在当地,侵略军面对着武装起来的阿富汗人民,到处受到阿富汗游击队的致命打击。阿富汗局势,证实了安德罗波夫所说的:“出兵就意味着对人民作战,镇压人民,向人民开枪。我们将被看成是侵略者。”

1980年,有37个国家或地区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当年7月19日,当勃列日涅夫登上奥运会开幕式的主席台时,看到的是16个队不举本国国旗、10个队只有队旗没有运动员的抗议景象。这是社会帝国主义在各国人民面前的可耻破产!

到1982年秋冬,阿富汗战争早已成无底之洞,使苏修“帝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苏共叛徒集团的领导机构已成“老年人俱乐部”,赫鲁晓夫二世——勃列日涅夫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1月9日,勃列日涅夫连晚餐松软的奶渣都无法下咽,原本每天必看的新闻节目也没有看;第二天早晨,卫队长发现勃列日涅夫已在睡梦中死去。第一个赶到的安德罗波夫说了句,“看来,什么也帮不了了”……

仅仅15个月后,继承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罗波夫去世;重病缠身的契尔年科继位,戈尔巴乔夫成为第二号人物。

仅仅13个月后,契尔年科病死,戈尔巴乔夫“众望所归”成为叛徒集团新的头目,在就职讲话中提出所谓“加速社会经济进步”的路线,宣称“我们不需要改变政策”,“只要给社会输输氧气,它就会振作起来”……

“看来,什么也帮不了了”!

10私有化原罪

戈尔巴乔夫缺乏深度。

他上台后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回忆说,一次记者会上,记者要求说说改革思路,戈尔巴乔夫却放开嗓门:

“不能把改革限定在某种构想的普洛克洛斯忒斯床上。如果双腿比床长,那就必须把腿砍断吗?”……

在戈氏原来的改革设想中,并不怎么有私有化的事儿。

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大名鼎鼎的《改革与新思维》,罗列了苏联经济的种种弊端并声称:“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基础为经济进步提供了本质上无限可能性。”……

好一个“无限可能性”!

1986年,苏联开始允许私人企业、合作企业与国有企业并存发展。

1987年,苏联开始出现隐形私有化。

1988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允许国家和私人公司直接与外国公司进行贸易往来。3000多个私营外贸公司、进出口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出口原材料需要许可证,主管部门官员介入,由此产生出大量“官商”,有的后来干脆“下海”成为私企老板。

1989年,所有制争论浮现,从呼吁建立“混合经济”到鼓吹各种所有制不分大小形式平等、讨论所谓“联合股份企业”,实际上为大型企业私有化打开了大门。7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双方签署合作协议,拟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

8月,戈、叶要求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提出新的经济改革计划;9月,小组提交了著名的“500天计划”,要求苏联在500天、约17个月内实行剧烈改革,分4个阶段向市场经济过渡。

这一计划被雷日科夫代表的稳健派所阻止,叶利钦指责戈尔巴乔夫“保持行政官僚体制,蓄意欺骗人民”,戈则反指叶玩弄政治手腕。

1991年7月,苏联通过《私有化法》,戈尔巴乔夫给西方七国领导人的信中说:“第一步将苏联80%的中小企业卖给私人,第二步就是国有大型企业的私有化。”

到戈尔巴乔夫下台前,苏联“全民”所有制已经变质,体现为管理人员变成了所有者,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了俄罗斯最早的资本家,成了90年代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改革”中,部委变成康采恩,部长变成董事长,财政局长变成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成交易市场老板……官僚权贵成了“改革”的实施主体,私有化为他们从暗中占有到公开占有人民的财产提供了机遇。

1991年,苏联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物资部,国家订货和经济计划制度终结。当此之时,生产和分配系统出现大漏洞,部分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法律的空子,捞到了“第一桶金”。

金融领域的变相私有化盛行;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银行,大部分是通过对原先专业银行分支机构的私有化建立起来的。

从苏联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到俄罗斯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就此开始。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室的调查显示,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以上的企业精英,是原苏维埃官员;前者出身于党务工作者、苏维埃工作人员,后者则是前共青团、经济工作者。

“开国总统”、新沙俄第一任白色沙皇叶利钦可不是什么“造反派”,就是原体制内的精英:

他毕业于乌拉尔工业学院,历任工长、施工员、工地主任、总工程师、建设局局长、房屋建筑联合企业经理,从基层一直做到州委书记,1985年4月被调到莫斯科,任苏共中央建筑部部长,同年6月经戈尔巴乔夫力荐而成为苏共中央书记。

正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在美国大学的演讲中宣示:

“俄罗斯已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他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叶利钦曾坦承:

“……那些党和国家的精英们已经积极地进行他们个人的私有化了。其规模、其劲头、其虚伪都令人震惊。”

当然,你以为他批评私有化?并不是。他接着说:

“苏联私有化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但却是混乱的、自发的并常常是违法的。今天,有必要掌握主动。我们决心这样做。”

另一则调查显示,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有钱人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党政干部。美国经济学家分析了这一看似奇怪的现象,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财富几乎不可能;非法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起诉。

私有化,能使他们免于忧虑。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75年,苏联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但即便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年代,还在增长:1985年0.9%,此后到1989年分别是4.1%、1.3%、2.1%、1.5%。

到1990年,才出现负增长。1990年12月,叶利钦通过俄联邦议会发布一项法案;根据该法案,1991年俄罗斯税收大部分截留,不上交给中央政府,苏联内阁被迫取消计划和物资配送,这才导致当年苏联经济下降13%,走到“崩溃边缘”……

然而,私有化“改革”精英是不管这些的,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锅。雷日科夫说,激进改革派是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苏联玩完了,私有化却生气勃勃。戈尔巴乔夫说不清楚私有化,私有化全程以非正常化方式进行,法律政策被捅个大窟窿,剥下企业国有化的外皮后用半法律、半野蛮的方式转为私有。

雷日科夫还说了一句话:人们终于咬开了这个苹果,原来里头长了蛆!

11导火索

斯大林时代,苏联在“钢铁领袖”的强硬领导下,虽然落了个“大俄罗斯主义”骂名,但斯大林一方面禁止大俄罗斯主义,一方面也铁腕禁止各种小民族主义,并加以打击。

赫鲁晓夫时代,民族政策转向“怀柔”,开始采取“花钱买平安”的做法……赫鲁晓夫规定,大学每年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必须达到总数的一半。

据日里诺夫斯基回忆,五、六十年代之交,莫斯科大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一周上不了几节课,混迹于酒吧、小餐馆,在黑市上购买从西方走私来的色情杂志和小说,回到学校就用西方电影里学来的技巧勾引俄罗斯族女生……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平时什么都不学,每次期末都能及格,有的还分数不低,显然是校方故意照顾。

俄罗斯族同学劝他们不要胡闹,他们则说:

“赫鲁晓夫同志都说了,过去斯大林对我们不公正凌辱伤害了我们,他代表苏共中央向我们道歉和给予补偿。你们这些玩意都算是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来管我们!难道你们竟然想说赫鲁晓夫同志错了吗?”

劝说无效,俄罗斯族学生还要被教务处批评“反动的大俄罗斯族主义思想作怪”,被迫写检查悔过。

显然,这是以片面的民族优待取代了社会主义的各民族平等,是对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另一种粗暴践踏。

长期以来,苏联处理民族问题并不能说是很成功的,矛盾纠纷频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促使原先被掩盖的矛盾纠纷日益表面化,表现为各自治共和国对中央政府的质疑和诉求日益激进化,“反俄罗斯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增长。

198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一份汇报中说,前一年(1987年)“反苏、民族主义和政治敌视内容的匿名材料”中,“民族主义的,主要是反俄罗斯的言论有309起”,占了第一位;对制作散发匿名材料的原因进行分析时,也指出“民族情绪的为248人”,也是第一位。

1988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发生,苏共最高层意见分裂;他们对该事件的认识不足,促使民族问题由个别的领土争端向呼吁民族独立自决发展。

1989年5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民族问题成为一个纷争的焦点: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拉脱维亚和俄罗斯民族之间的争议、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经济独立等的呼声也非常之高……

民族矛盾纠纷最激烈的地区,是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1989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掀起独立运动,200万人手拉手组成“人链”,抗议50年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就是“波罗的海之路”抗议活动。

1990年春,波罗的海三国最高苏维埃都通过了恢复独立的宣言,要求脱离苏联。

这一年,从“五一”国际劳动节到年底,半年间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通过“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许多自治共和国甚至自治州也发表主权宣言或宣布独立。

1991年1月,扑朔迷离的波罗的海事件发生。在立陶宛,苏军占领国土保卫局大楼、新闻大楼,克格勃部队占领电视大楼,14名立陶宛人死亡;在拉脱维亚,苏联内务部队与当地内务部武装发生90分钟枪战,5人死亡。

戈尔巴乔夫20年后回忆说,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克格勃领导层中有一股势力,他们试图赶在苏共派出的政治解决代表团之前快速平息一切。于是,在代表团到达立陶宛首都前夜,那里已经开始冲突并有人员伤亡。

1991年2月,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4%的人投票支持独立。

3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如法炮制,均有70%以上支持独立。

所谓“苏联解体”,就是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开始的。

纳扎尔巴耶夫说,苏联政府对民族形势没有经过深刻思考,没能制定出相应的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尽管有各种声明、纲领和计划,但是在苏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严肃分析过民族间关系及其解决路径。

忽左忽右、进退失据,这就是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失策”的表现。

前俄罗斯副总理沙赫赖说,分析解体原因,往往忽略了苏联宪法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的脱离权,它像一枚延时地雷一样休眠了几十年;加之没有经受住当时的危机考验,在格鲁吉亚和立陶宛,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

12终局

到1991年,即苏联的最后一年,在苏联社会上,维护联盟统一其实仍是主流。

2月23日,莫斯科数十万人大集会,打出红旗、抬着列宁像,支持国家和军队统一;苏联士兵大部分也是维护联盟的“传统派”。

这样一种民意,还反映在全苏公投结果上。

当年3月中旬,苏联就是否保留联盟举行全民公决。公决虽然遭到“刺头”波罗的海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抵制,仍有1.47亿人参加。

3月下旬,结果公布,全苏有投票权的公民80%参加,赞成保留联盟的占76%,即意味着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要求延续苏联。

戈尔巴乔夫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建议公决时,大部分代表支持,“叶利钦当时摘下耳机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

叶利钦好斗而狡诈。

在俄罗斯联邦的投票中,他另外塞进一项:是否设立俄联邦总统职位?结果,七成赞成。6月,叶利钦当上了俄总统。

苏联的存废与否,其实,并不取决于民意,只取决于高层的权力斗争。戈尔巴乔夫没有利用公决带来的舆论优势抵制分裂派或“民主派”,对立阵营的叶利钦等苏联高官在斗争中取得优势,才导致1991年苏联局势的急剧转折。

公决后的4月下旬,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等领导人发表“9+1声明”,决定制定新联盟条约,保留联盟,但改变联盟的具体形式。

然而,在维护苏联的传统派看来,新条约规定的那种形式的联盟太过松散,他们反对。

传统派二号人物亚佐夫回忆说:“要保住军队,就得保留苏联。主权国家联盟不算统一国家,不可能拥有共同军队。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会议上我提出这一观点,戈尔巴乔夫当时问:为什么?我回答说,很显然,每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先是想拥有自己的仪仗队,然后是近卫队,再然后是自己的军队,接着会要求分配核武器。后来军方不再有人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与会。”

传统派不只是针对叶利钦。

8月4日,戈尔巴乔夫到克里米亚度假,计划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

14日,条约文本公布,赋予了缔约各国更大的主权,包括外交权。

17日,传统派一号人物亚纳耶夫召集会议,会上有人提议,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亚佐夫得到命令:向莫斯科调兵,守卫克宫和其他重要设施。

18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住地的对外联络被切断,栅门增设克格勃警卫。戈氏拒绝在枪口下接受通牒。

19日,亚纳耶夫发表声明,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权力转移到他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

莫斯科被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在暑假中的大批学生首先走上街头,接着是涵盖各阶层的市民群众。他们问坦克兵:你们干什么来了?

枭雄叶利钦不知所措。

接着他反应过来:事情是冲着他来的,但仍不知道怎么办。

此时,塔曼摩托化步兵师的一个坦克营,受命防卫当时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办公地——白宫。该营营长临阵倒戈,宣布对叶利钦效忠。

少校救了总统。

叶利钦这才走出白宫,爬上坦克,念了一遍讲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违宪。

随即,他派出代表前往克里米亚,与戈尔巴乔夫冰释前嫌。

由此,叶利钦成为平息“八一九”事变的“英雄”,捞取了进一步攀登权力高峰的政治资本。

紧急状态委员会无法通过武力拿下白宫,因为周边聚集着声称要保卫白宫的五六万名志愿者,大部分是手无寸铁的学生。

这样,紧急状态委员会无法活捉叶利钦,开进莫斯科的两个师也失去了驻留的意义。亚佐夫等人心灰意冷。21日,下令部队离开莫斯科。

22日,戈尔巴乔夫回来了。他在记者会上,不得不承认叶利钦“在平定阴谋中起了卓越作用”。

23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俄联邦议员。会上,叶利钦宣布:“苏共和俄共参加了政变,所以我现在签署俄联邦总统令,暂停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领土上的活动。”

这是以政变对政变。

显然,到这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变革”派、分裂派,已经不再需要苏共、苏联的红色空架子加以掩饰自己,反倒要彻底推倒之,以从中攫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并光明正大地维护既得利益。

当天下午,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党内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命运。

叶利钦开始打劫。

他命令,将苏联财产和机构划归俄联邦所有,接管联盟中央财政金融部门。

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结果在参加投票的人中90%赞成脱离苏联而独立。这给了联盟中央以致命一击。联盟,即便是按新条约规定的松散形式,也无法维持了。

美国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论及此事时说,乌克兰宣布独立等行动“阻止了独联体成为比较联邦化的苏联新名称”。

1991年的最后一个月。戈尔巴乔夫当然沮丧,另一方面好戏仍在上演。

乌克兰独立后没几天,叶利钦和当时乌克兰总统、白俄罗斯总统聚首,商讨苏联后事。他们签署了关于建立独联体的《别洛韦日协议》,并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和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

戈尔巴乔夫这才知道,木已成舟。叶利钦的副总统、空军少将鲁茨科伊找到戈氏,建议立即逮捕“为讨好美国而签署这个耻辱条约的三个醉鬼”。戈尔巴乔夫脸色苍白,劝对方不要发火。苏联解体后,鲁茨科伊是“休克疗法”的坚决反对者,并逐渐成为叶利钦反对派的领袖之一。

12月10日后,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相继批准《别洛韦日协议》。

21日,11个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签署关于独联体的《议定书》,独联体正式宣布成立,苏联随之停止活动。

戈尔巴乔夫仍在克宫。但他知道,没他什么事儿了。

13结论:变修、走资、解体,谁最拥护?

事实证明,当历史行进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所谓“苏联解体”的地缘政治悲剧,不过是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自我演变,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自我政变,是一场名大于实的变身游戏……

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了的红皮苏联,到权贵资本主义的白色俄罗斯——这种前后传承性,体现60多年来俄国历史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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