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苏联解体之谜，通过中国的成功而解开

文扬  云阿云智库•帝国策

导读：历史见证，与“自十七世纪中叶以来”三百多年的“基督教文明”世界争霸历史恰成对照的，是一条两千多年来贯穿始终、绵延不绝的光明主线——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公天下”理想直到今日中国首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而光明所向，苏联解体之谜随之而解开，霸权主义的历史也将随之而终结。

文扬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30年前的今天，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解散苏联。12月31日克里姆林宫的苏联国旗被俄罗斯三色旗取代。

苏联的解体，意味着美苏冷战的结束，两者往往被视为同一个历史性事件。在此后的30年里，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弄清楚这一巨大事件的真正含义。

首先，人们普遍确信一些非常深刻的事情发生了，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极为重大。但事后看来，真正的反思并未进行下去，这大体上是两方面情况造成的：一是对于西方来说，这是一次突然来临的胜利，而且是历史上的再一次胜利，西方在相当长时间里沉浸在惊喜和自满当中，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深刻反思；二是由于美国开始面对一个单极霸权时代，对于美国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里的角色产生了乐观且天真的期望，从而产生了急于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天命”的冲动。

乔治·凯南是当年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在1995年他91岁时，关于这一事件说了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在对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回顾中，从十七世纪中叶到现在，我发现很难想到有什么事件比先后被称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大国突然完全解体并从国际舞台上消失这件事更奇怪、更令人吃惊、乍一看更难以解释的了。”

此话在以下几点上是正确的：1）此事件的历史意义属于“从十七世纪中叶到现在”的整个世界历史，应在其中进行阐释；2）在这段长达三百多年的国际关系史中，俄罗斯帝国Russian Empire和其后的苏联Soviet Union应被视为同一个国际关系主体；3）人们对这一行为主体在国际舞台上的突然消失感到奇怪、令人吃惊、乍一看难以解释，反映出人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理论，应继续寻求。

30年后的今天再看，情况大体依然如此，被胜利的幻觉所左右的西方仍然没有完全明白事件的真实含义。但时代的前进却不会停下来等待迟钝的领悟，随着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转眼之间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巨大事件，而且更加奇怪、更加令人吃惊、乍一看更加难以解释。

1

理论与现实的颠倒

近30年里人们关于苏联解体事件的意义认知，自始至终受到中国迅速崛起这一事件的影响。

在最初的阶段，焦点主要围绕在“实行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集团崩溃了，同样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何时崩溃？”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上。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正在受到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一个直白逻辑应时而生：作为20世纪世界共产主义浪潮最后的余波，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最后的阵地，在苏联失败、西方胜利这一叠加事件的强烈冲击和西方的高压制裁之下，中国发生崩溃的问题将从“是否”转变为“何时”。

假设一下，如果中国在不晚于“1999不战而胜”的预言时间之前，发生了类似于前苏联的那种解体和崩溃，那么，从苏联解体到中国崩溃这整个事件，也就有了一个非常简明的理论解释，可以满足当时的世界从西方到东方、从精英到大众各方面的认知需要：在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胜利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在地缘政治上，西方集团胜利了，东方集团失败了。

回顾历史，整整100年前有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在经过了19世纪的全面发展之后，经典物理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几乎成功解释了所有可见的运动现象，满足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需要。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在1900年的辞旧迎新讲演中宣布：“19世纪已将物理学大厦全部建成，今后物理学家的任务就是修饰、完美这座大厦了。”但是很遗憾，由于“以太”学说和“紫外灾难”等难题无法通过经典物理学解决，成为了当时看起来一片晴朗的物理学天空中的“两朵乌云”。结果，新的一场物理学革命如期而至，在人类科学精神的推动下，现代物理学大厦拔地而起。

但是，历史见证，与具有科学精神的物理学家们大不一样，西方的政治学家在20世纪末面对中国崛起这一无法在其自由主义经典理论中得到解释的重大现实时，却采取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态度——不是尊重基本事实、修改错误理论，而是坚持错误理论、歪曲基本事实。

于是，可笑的一幕出现了：当“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逻辑推论，在中国崛起的现实冲击之下面临土崩瓦解的前景时，原本应该发生的一场理论革命却并未如期发生。恰恰相反，一种绝不针对理论、偏偏针对现实的奇怪论调出现了，这就是近几十年里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

随手打开一本关于“中国威胁”论的专著，类似论述扑面而来：“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辩论之一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崛起，将成为国际体系和东亚地区的稳定力量还是不稳定力量？辩论双方目前都提出了有力的论据。”[1]

事到如今人们终于发现，这场辩论毫无意义，中国到底是“稳定力量”还是“不稳定力量”？“中国威胁”到底存在不存在？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今天的人们早已明白，在物理学中，牛顿力学体系中所假定的“绝对运动”和“绝对空间”事实上并不存在，只是为了让经典理论能够成立才假定其存在。所以，当现实世界实际发生的现象与经典理论不相符合时，需要修正的当然是理论本身，而不是去论证那些否定了“绝对运动”和“绝对空间”存在的现实物理现象是否是一种“威胁”或一种“不稳定力量”！

在物理学世界，现代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论，正是从那“两朵乌云”中降生的，自从量子论建立之后，人类对物质的认识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但在政治学世界，这一类似的思想革命却从未发生。

由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所定义的“自由”“民主”“人权”，就像牛顿物理学中的“绝对运动”和“绝对空间”一样，被西方政界和学界死死地抱住不放，尽管自由主义理论的“美丽宫殿”早已摇摇欲坠，现实世界中新的巍峨大厦就在人们眼前拔地而起，但人们却没有见到“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的诞生，只见到西方针对中国的无端攻击和谩骂日甚一日。

2

回归真实的历史

就像今天的物理学家不会再应用牛顿力学的公式处理量子世界的问题一样，对于当下世界的理解，人们也无法继续照搬已经严重过时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了。这个转变不仅适用于解释中国崛起的问题，同样也适用于反思苏联解体的问题。

苏联解体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这一点，随着中国这个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断取得成功，已经越来越确定无疑了。

那么，一旦走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幻象，来到真正的历史和现实中，又将如何把握诸如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这些极为重大的问题呢？如何给出最基本的解释并做出最起码的预测呢？

面对这个难题，不妨再借助一下乔治·凯南的那个指引。如果将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这个事件，放在自17世纪中叶直到现在的长达三百多年的近现代历史中来理解，将之前的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作为一个连续的主体来理解，那么，是否存在一条贯穿始终的历史主线呢？如果撇掉那些关于各种主义的理论泡沫，最后浮现出来的赤裸裸的岩石是否构成某种历史逻辑关系呢？

无论是否愿意正视，答案却是肯定的。

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老布什是苏联解体事件的亲历者，前者将美苏竞争置于上帝与“邪恶轴心”对抗的历史叙事中并将美国推向了最终胜利，后者则在苏联解体后立即着手推动建立“世界新秩序”，宣扬“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自由社会的福音”。其实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甚至也是很熟悉的话语，学者们毫不费力地从历史资料中发现了这两位当代美国总统在过去几个世纪英国历史中的前世先驱们。

17世纪50年代，英国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当政，他向议会发表演讲时说，世界上存在邪恶轴心，英国人的敌人“全是世界上邪恶的人，他们或在海外，或在英国国内”，他们“反对能够服事上帝的荣耀和祂子民的利益的一切”。对当时的英国来说，这个“邪恶轴心”指的是当时的西班牙帝国，克伦威尔说，“因为它从始至终对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充满了敌意。”

沿着这个线索一路看过来，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更真实的历史图景：以英国或美国或英国和美国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一方，以历史上它的主要敌人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持续三百多年直到今天。

按时间顺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主要敌人这一方，先后有：17世纪中后期的西班牙帝国、同时期的荷兰殖民帝国、从17世纪晚期路易十四时代直到18世纪初期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帝国、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从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帝国直到苏联。

在这个真实历史图景中，分不出什么主义、原则和理想，不过就是有你无我的争霸战争，而且战争双方不仅暴力手段类似，所使用的谩骂语言也都大同小异。沃尔特·米德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在他2008年出版的《上帝与黄金》（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归纳了历史上这些“反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ophobe）势力在妖魔化对手时先后使用过的话语方式和手段。

例如，在法国人眼中，长期的法英对抗，是虔敬的、文明的、以土地和农业为基础的罗马与残酷的、贪财的、以海洋和商业为基础的迦太基之间古老战斗的重演，在这个历史叙事中，英国一再被冠以“野心勃勃的迦太基”之名。拿破仑执政时期，报纸的文章宣称：“法国在武装。历史在记录。罗马摧毁了迦太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希政府的广播每天都重复“英国就像迦太基，必被毁灭”的口号。

而在德国人眼中，德国之所以被困在了狭小的地域里，就是因为邪恶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构建的世界体系对德国的束缚，于是从德皇威廉二世到希特勒，都为德国扩展其“生存空间”而奋斗。在这个历史叙事中，“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既是可憎的对手，又是可敬的先生。

第三帝国期间被任命为德国劳工阵线领袖的纳粹官员罗伯特·莱伊，看到了从克伦威尔直到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一脉相承，他在1942年写道，（英美）“把他邪恶的士兵看作上帝的选民。丘吉尔和罗斯福学到并牢记残忍伪善的克伦威尔的办法，证明了在过去三百年内英美世界没有变化，完全没有变化。”

从大英帝国时代进入到美国时代之后，仇美、反美和恐美成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情绪。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的观察广为人知：“美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神奇地直接由野蛮走向堕落、没有惯常的文明间隔的国家。”苏联作家根里赫·沃尔科夫写道：（美国）“总体上它对人类、对个人和精神文化有敌意，对获取收益有着夏洛克般的激情，不仅存在于血液中，也存在于活生生的灵魂和跳动的心脏中。”

伊斯兰世界的新闻记者指出，“谋杀在美国文化的基因中根深蒂固”。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回应小布什总统时所说的：“这些人的胳膊肘浸在其他国家的鲜血中。世界上哪里有战争和压迫，他们都参与其间。这些人用他们的工厂制造武器。这些人在亚洲和非洲发动战争，杀害千百万人民以促进他们自己的生产、就业和经济。这些人的生物实验室制造细菌并输出到别的国家，从而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

如果说，在“自17世纪中叶直到现在”这个历史时段中，有什么超出了各种主义和理论解释框架之外更为真实的历史本来面目，那么就是这个传统了。沃尔特·米德写道：“对世界上很多地方来说，憎恨盎格鲁-撒克逊的一切已成为一项古老而光荣的传统。19世纪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世界上动力最强劲、最先进的经济，仇英心理是当时最普遍的状态；反美主义则是当今的首选形式。

但不讨论直接目标的话，从极左到极右，从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世俗的传统主义者、激进的雅各宾派和疯狂的保王党，自克伦威尔时代到现在，谩骂的狂流一直倾泻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盎格鲁-撒克逊领袖们在几个世纪以来用高度一致的元素展开修辞时，敌人们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攻击也一直绵延不断。”[2]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同样真实而且更加惊人的历史本来面目，那就是：每一次“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与他们主要对手们的“大博弈”，总是前者胜利、后者失败。沃尔特·米德写道：“在三百年的战争中，英语国家确实常胜不败。换一种说法，自17世纪末以来，英国或美国，或是两国联盟在它们参加的每次主要战争中均处于胜者阵营。这类胜利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3]

30年前的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无法被解释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或自由民主对独裁专制的胜利，或西方集团对东方集团的胜利，但是很难不被解释为：在三百年来追求世界霸权的争霸战中“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于早期的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这个挑战者主体的最后胜利，作为先后战胜了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各个主要挑战者之后的最近的一次决定性胜利。

这就是撇去了各种关于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泡沫之后，人们看到的那个由一个个争霸战争构成的真实历史图景。

3

以中国的成功重读苏联解体

如果没有中国的强势崛起，如果今天的中国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角色，那么，近三百年来上述几个强权国家围绕世界霸权的争霸战，几乎就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本身了。而争霸战的胜利者，也几乎就是世界霸权的实际掌握者了。

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有过与此非常类似的时代，每个有意称王称霸的诸侯国，都是一只眼盯着与竞争对手的实力对比，另一只眼盯着整个天下的霸主地位，于是就出现了天下无一日无霸、霸主相更迭的历史图景，被称之为“霸政”时代。从中国历史上看，“霸政”时代是介于“分裂割据”和“大一统”之间的一个特殊时代，只在一些特殊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

在“分裂割据”时代，自立为王的地方政权群雄并立，每一个都无力一统天下，因此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争权夺利、扩大实力，虽然也是混战，但并无称霸天下的总目标。一旦出现了少数几个地方政权每一个都强大到有实力完成统一时，就会进入“霸政”时代，霸主轮番称霸，天下无一日无霸。而一旦其中某一个争霸者最终灭掉了其他强国，一统了天下，也就进入了“大一统”时代。

以此做参照，近三百多年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与其他主要挑战者之间的争霸战，很类似于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霸政”时代。唯一的不同，就是看起来很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列强争霸，其实并不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归根结底是一个“小天下”范围内的“霸政”。即使在苏联与美国的东西方“两极”对峙时期，其时的中国也仍然构成单独的一极，不在列强争霸的“霸政”天下之内。曾记否，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就是团结整个第三世界反对美苏“两霸”。

而这个“小天下”的范围，更准确地说，其实不过就是西方文明和东正教文明这两个基督教文明的范围。近三百多年来的列强争霸战，无论多么像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全部，其实并不是；在按照几大主要文明划分的世界范围内，这些历史只是其中两个主要文明甚至是泛称的“基督教文明”一个文明内部的事。

在同时存在着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等“非基督教文明”的当今世界里，“基督教文明”不过是存世的诸文明之一，不能代表整个人类社会。而在中华文明重新复兴的新时代里，“基督教文明”也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其“小天下”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虚假和过时已经显而易见，即使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显著标示着“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常胜不败的记录，其真实原因却也不是自由主义理论中自吹自擂的自由民主必胜、自由市场必胜，而俄罗斯-苏联帝国的失败，其真实原因当然也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更应该被视为是追逐霸权这个错误目标所必然导致的失败。

之所以长期以来世人被大量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理论所迷惑，不过就是因为近几百年里人类社会整体上被“基督教文明”所主导、所改造，而近几百年里也只有“基督教文明”生产出了诸多普世性的现代主义理论，其他几大文明中都没有与之相比的建树，于是“小天下”内赤裸裸的争霸战与同样出于“小天下”内的意识形态“诸子百家”混合在了一起，令人难辨泡沫与岩石。

但是，这个时代毕竟是要结束了。中国以世界大国的政治身份首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的文明论含义就是：人类社会存世的几大主要文明没有高低之分，应该和平共处、交流互鉴、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201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才是面向全天下的、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主义，而不是“小天下”内作为争霸战装饰物的普世主义。

这也就意味着，在“基督教文明”内部发生的世界霸权争霸战是不能被接受的，无论是哪个帝国，无论是什么主义，都不可以是世界霸权的掌握者。以自由主义之名行使的世界霸权必遭世界人民反对，以共产主义之名行使的世界霸权同样也必遭世界人民反对。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针对苏联的大批判中，曾反复出现过这样一些说法：“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的实质，就是把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霸国。”“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样，充当世界宪兵。”“苏修叛徒集团和美帝都是妄图称霸世界的最大的帝国主义。”等等。虽然语言方式明显带有那个年代的特色，但还是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

这就是苏联解体这个事件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虽然苏联的诞生可以视为共产主义理论的胜利，在诞生后的一定时间内也有过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但是一旦转入世界霸权争霸战，就变成了霸权国家，就丧失了文明意义上的普世性和先进性，也就必然会失败。回顾历史，从针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到针对捷克等“卫星国”的武力镇压，再到出兵占领阿富汗，其霸权国家的本质已暴露无遗，即使没有与美国的全面对抗，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也早已注定。

如此来看，苏联解体之谜并不难解。随着中国重新回到世界历史的中心，中华文明重新恢复其在世界诸文明中的原有地位，真正的世界历史和真正的人类文明也恢复了其本来应有的面貌。“基督教文明”主导整个人类社会的时代终将一去不复返，“基督教文明”内部列强之间的争霸战也终将一去不复返。苏联解体不过就是作为争霸者之一的又一次失败，既然昔日的西班牙帝国、荷兰殖民帝国、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都经历过作为争霸者之一的失败并也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帝国解体，苏联的解体也并非偶然。

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进一步指出：“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在这个愿景中，没有给世界霸权留下位置，也没有给任何一个“小天下”内部的争霸战留下位置。

不仅如此，数字时代的来临和全人类“数字文明”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全天下”的形成，也压缩了 “小天下”的空间。虽然霸权主义还存在，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也还在继续，但毕竟今非昔比了。

那个成就了“基督教文明”强势地位的“自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数字革命的冲击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仅主权国家的形态已不同以往，权力本身的形态也已面目全非了。这也就意味着，当今世界再次出现传统形式的争霸战，出现一个继苏联之后的新兴争霸者并再次开启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围绕世界霸权的争夺，已经不大可能了。

所以说，那些继续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那些执意将中国比作前苏联、将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比作当年的美苏冷战、并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再一次依靠“自由民主”、依靠“上帝在我们一边”取得对于“邪恶核心”的胜利的论调，可以说是既误读了中国，也误读了时代。他们没有看到或者说不能理解的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真实历史实际上恰恰就是这两个误读的反面——中华文明的根本精神正在通过数字文明的发展而得到充分的弘扬，并开始显示出其真正的普世主义意义。

历史见证，与“自十七世纪中叶以来”三百多年的“基督教文明”世界争霸历史恰成对照的，是一条两千多年来贯穿始终、绵延不绝的光明主线——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公天下”理想直到今日中国首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而光明所向，苏联解体之谜随之而解开，霸权主义的历史也将随之而终结。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