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国智库跟美国智库差在哪里？

王文2021-12-31云阿云智库•智库建设

相当多的中国智库，每年都会获得几百份党和国家领导的批示，这是相当大的决策影响力，但他们从来不张扬。而从决策影响力来讲，中国智库已经超过美国智库了。中国智库跟美国智库差在哪里？就差在智库本源的逻辑——思想坦克，就是思想的进攻性。

来源：观察者网

王文 |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导读】 中国已经开始新觉醒，西方却不愿醒来。

这是新冠疫情两年来，中国民众对国际环境最大的感受。西方不仅不愿醒来，还一再打压、抹黑、攻击中国，不断挤压中国崛起的话语空间。

岁末年初，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执行主任王文，从中国这一年面临的舆论环境谈到我们如何对外斗争，打破西方话语幻象，构建中国叙事。

【采访/观察者网 查希，整理/观察者网 沈玉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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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舆论战乐此不疲

观察者网：2021年我们又在新冠疫情中度过了一年，回顾新冠两年来，中国的抗疫一直处于被抹黑的状态，从开始的“病毒溯源”到后来的“清零孤立政策”，无视中国出色的抗疫成果和全球合作。这次新冠疫情以来，为什么西方一直不愿“觉醒”，而是沉浸在对中国的指责和抹黑中？

王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方的抗议和抹黑，典型的体现了双方文明价值观以及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的差异。

所谓文明价值观的差异，对于西方来讲，在近现代化进程中，西方都以自由个人主义为基本文明价值观的基石，所以他们认为“我的生命我做主”，“戴不戴口罩是个人的自由”。

在西方文明逻辑基础上，他们当然对中国这种以政府主导，在所谓的“限制个人100%绝对自由”基础上的抗疫成绩是不认可的。在这样的逻辑下，西方仍然我行我素。甚至有西方保守主义者认为，与其要向政府袒露我每一天的行踪，暴露我所有的日常生活，我宁可自己死掉，这种逻辑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荒谬的。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去批判的，自近现代化以来，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资本至上主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发展进程里存在着非常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谁钱多、谁在这个社会竞争中能够赢，那就谁说了算。

在西方这场抗疫进程中，能够明显看出是资本至上的惯性仍在发酵。在这种惯性下，西方疫情中因为感染而死掉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中低收入者。然而，在中产阶级之上的西方社会里，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是好事，是社会竞争的产物。他们还认为这是淘汰了一批懒人、坏人、穷人。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因疫情死了这么多人，但是2020年仍然有7100万选民坚持给特朗普投票。而这次疫情对于中国来讲，是一种对人性、对资本、对国家的新政治觉醒，我们更加看清了西方社会的本质，即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以及西方社会背后更深层次的陷阱和面具下的西式“美好生活”。

观察者网：2020年开始的对中国抗疫的抹黑，其实和特朗普在2018年掀起的贸易战舆论叠加在一起了。根据您的观察，从学者圈、媒体圈、公众不同层面来看，两波舆论叠加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文：在疫情期间，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上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变化。

疫情初爆发时，中国国家形象在世界上，甚至在国内一些老百姓的心里都是非常糟糕的，当时武汉封城后，国际上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做出这么残酷的事情，还出现了一些人对“吹哨者”的误解以及某作家日记的流行等。

现在看来，在国内外，绝大多数人并不理解中国这种一锤定音、高瞻远瞩式的抗疫方式，当时的中国国家形象到了“抗疫低谷”时期。但在2020年5月后，国内外社会都看到了中国抗疫的正确性，而且在抗疫的进程中，我们这种动态清零政策挽救了大量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

有报告显示，如果中国不采取那种方式的话，现在可能会产生300万人的死亡。若真是那样，将是一次人类的悲剧，中国的悲剧，中国怎么可能承受这么大损失？这说明了中国的战略部署一切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以对病毒的敬畏为防控的逻辑起点。

反观西方社会，西方的防控逻辑起点是以财富为中心的。2020年3月是西方疫情爆发时期，西方社会的信心跌入谷底，美股10天熔断4次，而美国政府并没有把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封城，他们采取的措施是一次性印钞，进行无限量注入货币，给资本市场注入超出预期的流动性。

中国是在救人，而西方是在救钱、救资本家，所以在疫情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形象在5月后逐渐开始回升，并且到达了一定的高峰。正是以救人为本的抗疫方式，中国此后不断向海外输送口罩、呼吸机、疫苗等，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爱精神。

总而言之，当人们回过头来再看中国的国家形象时，西方某些媒体和政客出于虚妄、理亏、傲慢、惊诧甚至恶毒歪曲等目的攻击中国，但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老百姓的内心都有一杆秤，一切都是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要对中国国家形象有信心，只要中国自己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并且力所能及地为全世界做一些真正有利的事情，人在做，天在看，我相信，中国国家形象不会差，反而会越来越好。

观察者网：其实我们看这两年美西方对中国的抹黑，还是聚焦在人权、新疆、台湾这些领域。但令人遗憾的是，美西方一直无视中国的发展和对外解释。双方的沟通障碍仅仅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吗？这背后还有哪些现实的因素？

王文：大体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国家治理上对文化认知的差异。西方一些人认为，人权的保护应该建立在程序正义与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西方有人权问题，但那是社会竞争的结果。他们甚至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有一些人群是本该被淘汰的，这样出现的人权问题是自然的。而中国出现的人权问题，是中国式专制制度、政府压制所导致的。我将此这种指控视为“西方学术傲慢”与“西式思想双标”。

当然，对于这种政治文化的差异，我们要不断地去解释，让那些误解中国的人真正理解中国。西方长期以来对学术固化与意识形态思维造成的，我们就用更加强大的意识形态、思想优势与学术论证与之辩驳，直到说服他们。这需要中国学术研究更强大、论证更深入、理论更深刻。

第二个原因则是不能容忍的，一大批的西方的媒体或者政客一直保持着内心道德优越感和对中国的长的偏见、鄙视，无法接受中国崛起。

简单来说，他们在内心觉得西方就是不错的，中国过去穷得叮当响，再加上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西方认为中国制造的是假象，并且恶意揣摩。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以舆论战的方式去压制。

第三个原因是更加要去斗争并且消灭的，就是有一批人在某些西方强力部门的主使下，有意花钱造谣新疆以及香港人权问题，这完全是对中国的污蔑和造谣，像郑国恩那样的造谣者就是舆论市场上的犯罪者，就应该通过中国的制裁法案，对他进行威慑制裁，显示中国的国家尊严。

观察者网：最近舆论场上有一个热话题，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的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背后显示有境外势力的介入，您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看？该事件给我们怎样的警示？

王文：现在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接受程度还远远不够，他们当然希望使用各种对中国不利的方式，来回应中国崛起。

因此，无论中国发生什么富有争议的事件，都或多或少引起西方人的干预，进而影响或延缓中国崛起，这是崛起进程中的新常态。而舆论斗争是中国发展新常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国目前已经走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点，而中心点往往就是风暴区。

在这个风暴区中，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警惕，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家国情怀以及本国意识去看待复杂的舆论环境，这背后可能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含义。在面对这些纷纷繁繁的舆论热点时，每一个中国人一定要冷静客观清醒。

观察者网：马上我们要举办北京冬奥会了，近期“抵制冬奥会”的戏码又开始在美西方政客间上演。但就像马克龙说的，“抵制冬奥毫无意义”。包括其他方面对中国的遏制，美西方不是意识不到很多都是无用功，为什么还是乐此不疲？

王文：这个问题也非常有趣。

在西方政治舆论生态中，很多西方政客都有一种唐吉柯德式的个人偏好和惯性。唐吉坷德拿着冲锋枪和风车战斗，营造出了一种虚假的个人英雄形象。

西方政客常常做类似的事情。比如，在空无一人的议会大堂里，只有议员自己一个人在演讲，义愤填膺地显示自己的正义感。我接触过不少西方政客，他们普遍有“演员”与“人来疯”性格。一到人多的地方，就来劲了，表演天分就会暴露，这是西方的政治文化所决定的。

在“抵制冬奥会”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中国崛起对于西方来说，已经像庞然大物一样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威胁感和压迫感。在他们看来，只要提出对中国的遏制、就能显示出自己的强大或是正义感，这是一个挺别致的套路。

对于那些靠污蔑贬低中国而活的西方政客，真正可怜的是老百姓，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某些政客，靠着天天骂中国来获取个人选票，老百姓却得不到实际利益；对于政客来讲，却可以通过展示这种强势来得到选票，竞选政治里的“卖惨”，营造了虚空的个人英雄主义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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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外发声、敢于斗争

观察者网：中美贸易战以来，中西方越来越陷入舆论战的斗争中，有人会把这形容为是“口水仗”，虽然我们的外交风格变得越来越强硬，维护了国家利益，但这种“口水仗”会不会也是一种消耗，会跟着西方陷入到无谓的争斗中？

王文：首先，西方拿舆论来对付中国的背后，其实折射的是中国的强大，他们会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用舆论战吗？他们直接拿大棒打就行了。

西方对中国的压制和遏制，现在只能倒退到舆论层面上，在军事、企业制裁、法律、经贸以及科技等其他方面，西方基本上占不到中国便宜。

舆论战是西方压制中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是企图显示自身优越性的工具箱中的最后一个帮手。

然而，即使在舆论战上，西方也越来越示弱了，也不能完全占有优势，在近几年，中国外交部越来越有信心，即便他们主动污蔑和辱骂中国，中国也毫不客气立刻怼回去，而且怼的更有道理、更理直气壮、更有自信。

最近人大重阳连续发布的《十问美国民主》和《“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就是很好的例子，这说明中国已经有话语权，我们有巨大的国际舆论牵引力和国际议题的设置权。比如，胡锡进、李世默等都能在海外一流媒体中发声，甚至能够在推特上发文影响华尔街股市。

我们一定要自信地看到，在舆论场上我们也越来越“扭亏为盈”，甚至主动占据舆论高地，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这些年越来越好，实力越来越强大，国内治理越来越好，发声也越来越有底气。

所以，中国对海外斗争的根本，还是在于国内治国理政，只要我们把国内事情做得越好，那么中国对国外任何的博弈和斗争都会以胜利而告终。

观察者网：今年年中，我们组织过一个专题，从外交官、学者、媒体不同角度，探讨如何打好中国对外舆论宣传组合拳。从反馈来看，大家普遍的呼吁是中国学者和媒体的声音太弱了，您曾经在媒体工作过，如今又是学者身份，也经常和媒体打交道。从您的经历和观察来看，中国学者和媒体的声音无法传播出去，缺乏斗争性和竞争力，都有哪些原因？

王文：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学术论文《调动“百万大军”——论中国智库对外传播的进展、困境与政策建议》，这篇论文梳理了当前中国专家学者服务“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进展与诸多不足，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背景及原因。简单地讲，有三个原因：

第一，惯性原因。中国学者或者世界学者都有这样一种职业惯性，受长期“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士大夫著书立说传统观念的影响，学者都认为自己应该写本书传之后世，在书斋里做本职工作，并没有为中国外交服务的理念，这是受职业惯性的影响。

第二，激励制度。中国学者去海外讲中国故事，在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报刊上发表一些观点，却不会受到制度的激励。只有发核心刊物才能评教授。很多学者认为，在国际媒体上为中国外交发100篇文章，也评不了教授，不如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10篇文章。

第三，制度需要更多的改革和创新，我们有大量的报批、审批程序，管理制度非常严格，从而压制了中国学者到海外讲好中国故事的意愿。

所以，我在文章中也主要针对这三点提出意见，一方面就职业习惯来讲，呼吁学者们改变观念。从激励制度上讲，要把那些在海外发声的，等同于能够评职称的一部分绩效指标。第三，在制度上也要进行改革和创新，建立激励机制和沟通渠道，建立学者与部委相互配合的机制，在重大事件、议题上形成合力、立体发声。

我觉得，很多人听进去了“百万大军”一文里讲述到的一些观点，制度改革也正在进行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推出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制度，去撬动更多的“百万大军”中国学者投入到国际传播的事业中去。

观察者网：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际话语能力在提升，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理念，也有人担心在民主、人权、环保、全球化等领域发声，会让中国陷入西方的话语体系。您怎么看这种担忧？我们是要推翻西方的话语构建另起炉灶，还是说打入内部来击破西方的话语幻境？

王文：话语原创和延续拓展，跟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原有规则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走向国际社会也面临很多规则的修订，比如“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就是中国原创的，有些情况下，对原有规则我们要遵守，比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有大量原有的规则需要遵守，还会改变本国国内的规则去跟国际接轨。

话语体系同样如此，在全球所有的文化沟通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由西方领衔的近现代化概念以及通用短语，比如说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都是在近现代历史期间形成的词汇，并且以西方的实践为标准。

当然，这些词汇的背后是有一定的原因和逻辑，所以我们先要去了解和解构这些词汇中去，然后再去建构该词汇的中国标准。

世界规则不合理，我们就改革它，比如人民币进入到国际金融体系中，那么过去的国际货币体系就不合理，人民币就需要加入特别提款权，现在一篮子货币里人民币占有10%左右。

中国现在也越来越民主，越来越法制，越来越有人权了，那么就要在原有的话语体系下加入中国式改革方案。西方的民主是只出现在投票一瞬间的“投票民主”，而中国的民主方式比西方更加注重全过程，于是中国将其归纳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

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在国内的反响非常好，国际上也逐渐开始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越来越多的人会去理解这个概念，就会逐渐加强全球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解。

另外，中国也原创了很多新的通用词汇，比如说“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新常态等等，这是中国思想在全球化进程中对现代世界文明的新贡献。我们贡献了这些新的话语，自然也引领全世界。

总而言之，在话语层面上，我们当然会遇到众多陷阱，我们不用怕，只能往前走，遇到陷阱要么绕开它，要么跳开它，如果一旦陷进去，就拼命的挣扎斗争去填补和战胜陷阱。

中国在这些年来积累了充分经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像张维为、李世默、潘维、房宁已经开始去抗争、斗争，并且建构中国式的话语。

十八大后的将近10年时间里，建构中国式话语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当然做的还不够，毕竟人还是很少，但是我们要看到希望，看到未来的前景。

观察者网：在12月初的思想者论坛上，马丁·雅克提出了“中国如何与世界沟通”的问题，认为中国应对西方攻击的许多尝试之所以效果不明显，是因为没有搞清楚受众群体是谁。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我们把国内那一套官僚化的宣传策略和话语用于国际传播，会带来哪些适得其反的效果？针对政治精英、学者、普通群众，该采取哪些不同的宣传策略？

王文：外宣内宣化的批评一直存在，我相信相关的决策者也都听进去了。近一两年来，整个外宣的改革和变化其实还是非常显著的。

尤其是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了政治局的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后，外宣变化的速度就更快了，但中国需要时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中原之国，文化相对保守，是一个很固化的古老文明。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中国并不十分擅长进行海外沟通和交流，尤其是进入近现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然要有自己的政治话语和中国式道路。再加上西方对中国的整体上压制，中国需要一个过程。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新中国头30年是解决“挨打”问题，第二个30年是解决“挨饿”问题，今后30年要解决“挨骂”问题。

在话语权层面上，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定力，脚踏实地一步步往前走，才能真正到达外部受众终端，只要方向是对的，我们就不怕到不了终点。

现在情况正在变好。尤其是有关抗疫问题的国际宣传和传播，还有针对于美国“民主峰会”的对外舆论战，都显示了中国外宣经验的提升，效果正在加强。

观察者网：您所在的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刚刚发布了针对民主峰会的《十问美国民主》，此前8月份时曾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都引发了广泛反响。我们知道，欧美有很多知名智库，非常有影响力；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的智库研究起步晚，面临的体制限制也很多。根据您在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工作观察，从人员、制度等方面考虑，我们还要做哪些努力，向“国际一流智库”看齐？

王文：中国智库发展速度非常快，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力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只是在大浪潮中的小浪花而已，也算是与有荣焉。

现在的中国智库离世界一流智库就只差捅破一堵看不见砖瓦的墙，而这堵墙最大的难度就在我们的观念。因为智库的核心就是“思想坦克（think tank）”，代表了思想要有进攻力。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是很内敛的，他们经常把大量的思想知识变成“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意思是把文章写成内参、奏折报给了决策者，被决策者消化掉，他们不善于也不愿意张扬地对外讲，更不愿意到国际上去说。

相当多的中国智库，每年都会获得几百份党和国家领导的批示，这是相当大的决策影响力，但他们从来不张扬。

而从决策影响力来讲，中国智库已经超过美国智库了。我曾经调研过许多美国智库，问他们你们有受到过白宫批示吗？好几位美国智库学者说，我们离白宫就一公里，但是我们的心离白宫100公里远。意思就是说，白宫内部有自己的一套决策惯性，对美国智库的听取程度是越来越低，尤其特朗普时期。

中国智库跟美国智库差在哪里？就差在智库本源的逻辑——思想坦克，就是思想的进攻性。思想坦克的核心就在于让中国智库的学者更多具有外向性功能，这需要制度改革，对激励制度进行拓展。

让中国智库学者不仅仅是专注在写内参，要转过来向世界上去讲好中国故事，和那些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的言论和论调进行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这也是观念转化的过程。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很年轻，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严格一点的话，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而中国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进程，是十八大以后才开始的，只有10年左右的历史。

在这10年当中，中国不断向世界上抛出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话语、新的主张、新的改革方案，而仅仅10年的时间，中国就已经取得优秀的成绩以及巨大的影响力。

人大重阳也只不过不到9年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时间站在中国这边，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拥有着时间的主动权和和对事态的掌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