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中俄伊三国海上联合演习深意何在

张志坤 · 2022-01-21 ·云阿云智库•对美斗争

俄罗斯历来是中东局势的大玩家，所谋甚深，而中国也不仅仅就是需要伊朗的石油。这三个国家并非各怀心腹事地各行其是，而推动彼此并肩携手的核心动力，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客观存在有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他们都面临霸权的严重威胁，如何抗衡这一严峻的威胁，是他们都在考量的大问题，

中俄伊三国联合军演真的就是正在做成的一副好牌，虽则这是现实所迫，但也堪称是战略进步，是中俄伊积极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有力举措，值得充分肯定。

中俄伊三国海上联合演习深意何在

张志坤

中国、俄罗斯、伊朗又将举行新的三国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了，这是国际战略舞台值得重视的一个动向。尽管类似演习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但这样的三个国家在这个时候进行这样的军演，仍然不可小觑。

显然，有些人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中俄伊三国在军事上携起手来，无论如何都让他们难受焦躁，简直就是精神情感上的折磨！

这是中俄伊军演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也是人们第一眼就能看得到的效果。

但是，仅仅这样评价中俄伊三国军演，那未免太简单了。事实上，中俄伊三国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可不是为了装个样子、摆个姿态给某些人看，个中的深意值得探究。

首先，这是三国加强军事联系的一部分

中俄伊三个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就在几天之前，中伊两国还宣布启动25年全面合作协议（参见笔者文章《中伊启动25年全面合作协议是一件大好事》）。政治经济联系加强了，军事上的联系自然也要跟上来，也将日益密切和深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就再也正常不过了。但联合军事演习也只是表象，它只是军事联系的一部分，而更重大、更深入的军事联系还在军演的背后，其中有些同军演有直接关联，比如情报信息领域的沟通，指挥控制上的交流等，有些则同军演间接互动，比如军工技术的转让与生产等。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两国都拥有诸多为伊朗所渴望、所适用的武器装备与生产技术，相信这些东西不可能被忽略，也不可能被排除在中俄伊三国密切联系、全面合作的关系之外。

其次，这其中的战略考量值得深思

中俄伊三国做此安排，各自都有自己的考量，都要通过联合军演来贯彻与达成自己的目的和目标。伊朗方面的诉求显而易见，这个被严重孤立的地区中等强国能同中俄这样两个世界性战略大国携手合作，显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中俄两国的考量就不会那么简单直接了，俄罗斯历来是中东局势的大玩家，所谋甚深，而中国也不仅仅就是需要伊朗的石油。这三个国家并非各怀心腹事地各行其是，而推动彼此并肩携手的核心动力，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客观存在有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他们都面临霸权的严重威胁，如何抗衡这一严峻的威胁，是他们都在考量的大问题，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聚拢起来共同想办法出主意。原始人类之所以能战胜虎豹熊罴，并非是哪个人比虎豹熊罴更厉害，而是大家一起想办法共同采取行动的结果，现在，人类要走向更高级的文明与和平，照样也得这样做才行。

最后，中俄伊三国关系的未来前景值得期待

以目前的形势而论，中俄伊三国海上联合演习很可能走向常态化，其规模、力度与深度都将稳步地得到强化。建立在这一估价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进一步提出两个“如果”：一是如果这样联合军事演习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将推动和促进三国战略关系出现怎样的新面貌；二是如果在中俄两国的帮助下，伊朗发展起一支强有力的黄水海军，整个海湾地区的形势将为之发生怎样的变化；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俄伊三国联合军演真的就是正在做成的一副好牌，虽则这是现实所迫，但也堪称是战略进步，是中俄伊积极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有力举措，值得充分肯定。

张志坤：中伊启动25年全面合作协议是一件大好事

张志坤 · 2022-01-17 ·云阿云智库•大国博弈

中伊之间的合作各取所需、优势互补。中国需要稳定持久的能源供应，而伊朗需要资金、技术和相应的建设能力，彼此之间完全平等尊重。伊朗不用担心中国退群，中国不用担心伊朗违约，双方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利共赢。

中伊启动25年全面合作协议是一件大好事

张志坤

新年新气象，中国对外关系也正在展现新的亮点。

此前，当哈萨克斯坦发生动乱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口信，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外部势力蓄意在哈萨克斯坦制造动荡、策动‘颜色革命’”。随即中国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声明双方将持续深化协调配合，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亚国家内政，防范“颜色革命”和“三股势力”，“绝不能让中亚生乱生战”。这些空前积极的举措已经令人眼前一亮，而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又同伊朗启动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中国将在未来25年内投资伊朗电信、基础设施等数十个领域，价值高达4000亿美元，并将获得伊朗的常规石油供应。这又是一件意义深远、令人振奋的大好事。

之所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理由与根据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实现了互利共赢

中伊之间的合作各取所需、优势互补。中国需要稳定持久的能源供应，而伊朗需要资金、技术和相应的建设能力，彼此之间完全平等尊重。伊朗不用担心中国退群，中国不用担心伊朗违约，双方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利共赢。

二是做到了立足长远

世间会有哪家银行，去同一个80岁以上的老人签署协议、向这位老人提供30年贷款吗？

回答是，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对象大概率活不到30年了。

国家之间所签署的协议也是这样，协议时间的长短，其背后所隐喻的是这个国家政权的生命力，朝不保夕的政权不可能获得较长时间周期的合作期待。

现在，中国同伊朗当局签署了时间长达25年的合作协议，这本身就有强烈的政治寓意。一想到伊朗现政权还要继续存在25年，相信有的人就要气得夜里睡不着躺在床上打滚了，被折磨成这等模样的，可能还不是一家两家。而这又恰恰彰显了中伊协议的战略杀伤力。

三是战略影响深远

中伊之间的这份协议并非简单地着眼于贸易关系，而是“全面合作”的协议。至于全面合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规模有多大，人们大概只能从这个协议的4000亿美元总金额上管窥蠡测了。平均每年160亿美元的投资额，如此大手笔，昭示中伊这份协议的战略影响注定将巨大而深远。放眼全球，如今能有这样的大手笔的国家也仅中国而已，在此之外恐怕也别无分店了。

可以预见的是，对伊朗而言，启动这样的协议无疑于雪中送炭，这将给伊朗干渴、饥饿的肌体输入宝贵生命血液和成长营养，将使伊朗的发展进步建立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获得新的澎湃动力。任何人都不要小瞧这样的地区中等强国，朝鲜的战略进步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前几天，朝鲜连续成功试射了三枚高超音速导弹，由此带了的威慑及战略打击潜力，令人叹为观止。只要时间允许，假以时日，伊朗也将成为中东版图上的另一个朝鲜，成为一个强硬而霸权却咬不动的核桃。这样的一种前景，将十分有利于全球的稳定与和平。

张志坤：推动我国发展前进的战略转型

张志坤 · 2022-01-17 ·云阿云智库•对美斗争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就是自成体系的全球战略大国，其突出特征就是拥有强烈的战略自主性，具有强烈的自主自立能力。

推动我国发展前进的战略转型

张志坤

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古以来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信念让我们的先民得以战胜历史上的无数风雨，堪称是中华民族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我们这个民族才得以不断实现转折转型，实现自革自新。

今天也是这样，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全球范围越来越激烈的大动荡、大改组，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必须也注定要激烈变迁，尤其是同西方集团之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彼此的力量对比与战略地位都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都要进行新的改组与重塑。这样的一种变化，从大战略的视角来看，就是战略性转折或转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催生全球战略转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也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推动自己不断实现战略性的转型与升级，对于这一点，大概没有谁会有所质疑，这是相当大的共识。但对于战略转型的目标指向与具体内涵，则人言人殊，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这样两个问题。

其一，关于中国战略转型的目标

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中国，日渐复兴崛起的中国同西方集团之间是怎样一种相互关系，对此，西方当局有他们的想定与塑造，而中国则有自己的想定与塑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道路、基本社会模式出发，未来的中国注定不是更加依赖西方的中国，而是更加独立于西方的中国；在中西方关系中，未来将不是西方越来越支配中国，而是中国越来越不受西方的支配与左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就是自成体系的全球战略大国，其突出特征就是拥有强烈的战略自主性，具有强烈的自主自立能力。

但现如今的中国距离这一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有了惊人的发展进步，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成绩不容低估。同时还必须承认，这一成绩的取得，一个重大的战略背景或前置条件，是因为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相对较好，总体上比较稳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与条件下，中国从西方国家那里汲取了大量先进的知识与技术，获得了空前广阔的市场空间与经济资源，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西方的一些政客才以偏概全地将改革开放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说成是“搭便车”，即搭上西方前进之便车的结果。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将改革开放的中国描述为战略上“投靠西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理解成为逐渐靠拢西方和西化、洋化的过程。

我们说，在特定历史时期战略上向西方靠拢总体上正确。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样的全球形势下，不向西方靠拢，中国就找不到更好的出路。进一步追溯，六十年代在毛泽东主席主导下，中国摆脱苏联修正主义、同他们分道扬镳，是伟大英明的战略之举，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如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与苏联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则后来苏东剧变将严重拖累中国，将使中国也因此遭遇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危机。在此之后，夹在东西方两大体系之间的中国要做好战略平衡，并非意味着同美苏保持等距，而是有所取舍，这已经为当时生动的战略实践所证明，1979年后中国快速向西方靠拢，可以看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靠拢西方的战略，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为了从这一战略取向获取战略利益，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也包括由于改开中自我迷失而付出的本不该付出的代价。故而可见，伴随思想政治领域里受到严重的西化、私欲化、自由化、附庸化等腐蚀影响，在经济建设领域也绽裂出一系列短板，譬如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拉动、依赖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高新技术被卡脖子，等等。这些短板同“强起来”的诉求严重乖悖，如果以前还不急迫紧要的话，时至今日，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和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

解决这些短板与不足，就要进行深刻的战略转型，要通过系统全面的转型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自主性不够、自立能力不强的问题。

其二，推动战略转型的具体内涵

如何推动与实现中国的战略转型，所涉及的内外问题十分复杂深刻，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这里只能就几个原则性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是要走出旧的思维框架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也是这样，也要走过这样一条不断升华升级的路径。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知，总体表现差不多就是在迷信、理性与自信这几个点上徘徊游移，有时“自信”过度变成盲目自大，有时又失去自我变得相当“迷信”西方，理性辩证认识西方的任务或目标始终在路上，始终要不断地加以提炼提纯。

这就意味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中西方关系上，中国人必须走出既有的思维框架，过去一切认识，譬如“中美关系终究还是好起来才行”，“跟着美国的都富了”之类，都要依据现实加以重塑重构。因为过去的经验之谈，不一定可以成为今天的法则，过去跟着西方就能发展，就可实现富裕，那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如今环境条件都发生了转折性巨变，人们的思维也必须走出既定的框架，将其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

二是走出旧的发展模式

社会发展有突出的阶段性特征，任何发展模式都是特定阶段下的产物。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在改革开放起始的一个阶段内，“同西方接轨”可能是对的，其中正确的成份可能大于不正确的成份；但到了做强自身的新发展阶段，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模式就难以为继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新的发展，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改造和扬弃旧的发展模式，塑造新发展格局，从而才能实现持久的发展进步。

三是走出新的前进道路

新的发展模式是基础、是起点，新的文明形态是指向、是目标，在新的发展模式基础上到达新的文明形态，这中间必须要有一条新的发展前进道路，而不能沿袭旧路一直走下去。当今中国对内对外关系都是这样，实现新的内循环要走出一条新路，实现新的外循环也要走出一条新路，这将是一条战略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这条道路的重点与重心就是自力更生，这并不是回到过去那种自力更生，而是新时代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没有这种自力更生，所谓“强起来”就失去了真实依据，而所谓复兴崛起也将成为无稽之谈。

其三，把抗击霸权威胁作为复兴崛起的战略前提

评价与评估当今中国基本战略态势，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在基本面上，时、势、义站在中国这一边，总体上对中国有利；具体到中国同霸权之间的关系上，则西强东弱、彼攻我守，在这种形势下，抗击霸权就成为中国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战略任务。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如果中国能够抗击霸权，就能够实现复兴崛起；反之，如果不能有效抗击霸权的遏制打压，中国的复兴崛起就将一路踉跄，就要像喝醉酒了一般歪歪斜斜走路，这样的道理已经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因此，中国无法置美国发起的“战略竞争”于不顾。并非中国不愿意或者不想同美国“战略竞争”，美国所发动的“战略竞争”就无法进行下去，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不管中国对此是否愿意、是否接受、是否接招，美国的“战略竞争”必定要进行下去，这完全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霸权将在“战略竞争”的总体框架下，设计和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进行全方位的遏制与围剿，这将成为中美关系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大背景与大前提。

在这样的背景与前提下，就不能指望管理中美关系能取得多大的成效。不管中国的愿望多么强烈，手段与方式怎样高超，都不可能改变所谓“管控”的有限性，也不可能改变管理中美关系的局限性。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将不断对中国发起大力度、大深度挑战，把中国所谓的红线、底线以及核心利益踩在脚下碾得粉碎。

在这样的背景与前提下，也不能指望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我们不能始终对中美关系有着谜一般的自信，以为美国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中国、怎么也不可能同中国脱钩，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遏制解释成什么内政选举的需要、经费预算的需要，或者什么误判、误读、误解，或者什么夫妻间的锅碗瓢盆变奏曲之类。事实上，美国打压中国，是资本主义帝国的本质、本性所使然，是现代霸权主义本能、本相的大爆发、大暴露，因而，在“战略竞争”的基本框架下，不要幻想美国能越来越尊重中国，也不要幻想中美关系的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更不能幻想中美关系充满希望、前景一片光明，而应把中美关系变坏的底线设置在历史上曾经的底线以下，即坏到历史上不曾有的严重程度。这应该成为中国面向未来国家与民族大战略的起点与出发点。

这就是说，面向未来，中国必须把抗击霸权威胁作为复兴崛起的基本战略前提，立足于这个前提谋复兴，从这个前提出发做规划，从而真正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转，置于坚实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之上。

当然，战略转型从来都是一个相当痛苦而艰难的过程，都是被逼无奈不得不然的产物。中国的战略转型也不例外，也是美西方战略压迫的结果。2021年11月底，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摩尔宣称，“中国、俄罗斯、伊朗构成英国的三大威胁”，而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单一优先要务。世人皆知，英国这个机构在策划安排霸权集团战略政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要害地位。由他们出面，做这样的战略宣示，意味着美西方正积极主动地粉碎中国对中美关系的一切幻想，正以空前强有力的举措粉碎中国施行战略鸵鸟政策的一切可能。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对中国进行穷追猛打，不给中国留下任何空间和余地。因此，在战略层面，中国已经被逼上梁山，战略转型已经起步，今后必将进入提速前进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