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男足失败，令人更加想念毛主席！

郭松民2022-02-02云阿云智库•反资本主义复辟

导读：男足是孤立现象吗？男足的长败不胜、破罐子破摔、侥幸心理、失败主义情绪等等和制度、文化有没有关系？男足现象会不会蔓延到其他领域？

“ 男足现象会不会蔓延到其他领域？”

作 者 | 郭松民

编 辑 | 南   方

01

大年初一，专业添堵的中国男足在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第8轮中1比3不敌越南，彻底无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这样也好，男足球员可以在家里安静享受一次世界杯了。

男足输不足惜，也不想多说，但需要深思的问题是：男足是孤立现象吗？男足的长败不胜、破罐子破摔、侥幸心理、失败主义情绪等等和制度、文化有没有关系？男足现象会不会蔓延到其他领域？

现在大家都在说，要以娱乐精神看待竞技体育，不要让赛场金牌承载太多的东西。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无论如何，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水平，尤其是类似足球、篮球、排球这样对抗性强，需要依靠集体相互配合、先进的战略战术和勇猛顽强的作风才能取胜的项目，更是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国民精神风貌的综合体现。

从晚清到民国，旧中国军队就是男足，不仅败于强敌，也败于弱敌，不仅在敌军占优势的时候失败，也在敌军处于劣势的时候失败。

在各种的不同条件下都失败，实际上就不仅仅是军队的失败，而是制度、文化的综合性失败。

甲午战争，清军在陆战中败于日本新式陆军，北洋水师则在海战中败于日本联合舰队，最终全军覆没。

李鸿章感叹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什么呢？以前中原王朝败于匈奴、败于蒙元，主要是军事、政治的失败，但对制度、文化仍然有信心。历史也证明，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也只能重建中原的制度，并在文化上逐渐被同化。

但甲午之战，真正遇到挑战并面临危机的正是制度、文化。所以战后不久，就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

国军——国民党军——也是一样。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相对于日军，兵力上的优势始终都存在，到了抗战后期，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军不仅在拥有了比日军更好的武器装备和更强大的火力，甚至还拥有了制空权，但结果如何呢？

仍然动辄一溃千里，始终不能开始反攻。中国是战胜国，但在雅尔塔会议上却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主要原因就是国军的战场表现太烂。

02

中国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要归功于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了新型人民军队（抗击外敌入侵时也可以称为新型中国军队）。

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在毛主席领导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

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始终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武器装备）胜优。

在人民军队面前，不仅弱敌不在话下，强敌也只能屈膝称臣。

这支新型人民军队所体现的优势，也不仅仅是军事上，也是政治上、制度上、文化上的。

从政治上说，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从制度上说，确保了在根据地、解放区乃至新中国，绝大多数人民能够当家作主，获得主人翁地位。

从文化上，毛主席通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一系列文章，解决了“牺牲的意义”这个所有的文化都必须解决的关键、核心问题！

在这个问题被毛主席高屋建瓴地解决之后，文化上的其他问题，也就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了。

03

男足的失败，不过是现象。

但正因为是现象，所以才更令人担心。如前所述，这种失败不过是一系列制度、文化问题的反映罢了。

所以，真正需要问一问的问题是：如果男足现象蔓延到其他领域呢？

我们能够接受吗？还有机会浴火重生吗？

今天，毛主席留下的传统还有多少？我们对毛主席创立的传统给予了足够的珍惜吗？

一叶知秋！

男足失败，令我们更加想念毛主席，我们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该怎么办？

现在还来得及。

何新揭秘：共济会会员戈尔巴乔夫解体了前苏联体系

何新 何新文史 2022-01-28云阿云智库•反资本主义复辟

何新揭秘：共济会会员戈尔巴乔夫解体了前苏联体系

（2011-03-12）

何新谈阴谋论：

历史由阴谋构成，不懂阴谋就不懂政治。反阴谋论本身就是愚人脑封人嘴的阴谋。

俄罗斯历史重大揭秘：

共济会会员戈尔巴乔夫解体了前苏联体系

按：自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已20年，许多深藏幕后的历史秘密逐渐浮出了水面。历史证明，恐怖阴谋确实存在！在苏联体系解体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神秘的隐形共济会之手的有力操纵。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中，从世界共济会秘密组织在苏联境内外的活动入手，曝光共济会对苏联解体进程中的催化性作用。

该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M.戈尔巴乔夫、A.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Б.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

该书披露大量事实，讲述了共济会秘密组织以及中情局（CIA是隶属美国共济会体系的情报和行动机构）斥巨资在苏联寻找和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详细内幕，以及这些美国利益代理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现将该书有关内容摘编如下：

一

一些苏共领袖与共济会建立联系，并非始于80年代改革时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60和70年代。

戈尔巴乔夫与共济会的最初联系，可能是发生在他在意大利休假时期。А.Н.雅科夫列夫与共济会的联系是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出任大使的期间。

有关戈尔巴乔夫作为“自由石匠”（即共济会员）身份的消息，1988年2月1日首先在德国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杂志《光明普照》（“Большесвета”）上被透露。类似消息也披露在纽约的报纸《新俄罗斯言论》（“Новоерусскоеслово”，1989年12月4日)。该报甚至得意地刊登了一幅照片，图中美国总统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互相做出典型的共济会密语手势。

但关于戈尔巴乔夫共济会身份最有分量的证明，是关于他与世界共济会高层代表的密切接触，和1992年所披露的戈尔巴乔夫是共济会最高国际机构“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据西方透露，戈尔巴乔夫和三边委员会联系的中间人是著名的犹太金融家、共济会高级会员、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的著名间谍索罗斯。由于与“摩萨德”的关系，70--80年代索罗斯曾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

共济会资金供养的美国情报机构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招募了一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苏联实习生，其中包括未来的“改革”领导人A.雅科夫列夫以及O.卡卢金。

前苏联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指出：在克格勃档案中至今保留着50年代雅科夫列夫、卡卢金留学时代与中央情报局基干人员的合影。（《青年近卫军》，1992年10月）但克格勃当时并没有弄清中央情报局是否招募了他们，还是只限于一般性接触。

早在80年代，雅科夫列夫就在《文学报》发表的文章，抨击俄罗斯民族复兴活动。雅科夫列夫号召对俄罗斯民族复兴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行政镇压。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这一镇压被付诸行动了。

70年代初，雅科夫列夫被苏联外交部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在那里，他与加拿大总理、著名共济会员特鲁多建立了特殊的关系。看来，正是在那一时期，他加入了与世界共济会秘密组织成为“兄弟会”的一员。众所周知，正是雅科夫列夫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新思维”的核心思想人物，这并非偶然的。

20世纪60和70年代，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周围，出现了一个改革思想家集团，该集团成员包括：Ф.М.布尔拉茨基（1964年前），Г.Х.沙赫纳扎罗夫，Г.И.格拉西莫夫，Г.А.阿尔巴托夫，А.Е.鲍文。这些党的意识形态顾问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下，贩卖亲美主义的新思维。他们推动国家政治领导人采取了导致苏联灭亡的第一批措施。

在这些改革智囊人物中，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Г.А.阿尔巴托夫是代表和典型，当时，他积极推销亲美国的政策。苏联解体后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表彰说：“自70年代起，阿尔巴托夫先生就是美国在苏联最好的朋友。”

二

70年代共济会资助的未来学组织”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的数据表明，全球资源正在以灾难性的速度随人口增加而急剧减少，西方国家正面临着不得不削减福利水平的威胁。

在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上，共济会关于必须谋建世界新秩序的古老纲领再次被强调。根据这一纲领，必须掌控整个世界的控制权，为西方少数国家的利益制订专门的计划对地球资源实施管理和控制。苏联是建立这一全球秩序道路上的主要阻力，必须摧毁。而与此同时，苏联国土上又存在着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

为此目标，70—80年代，美国加速在苏联推进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计划。

1980年代克格勃获悉这一计划并就此向苏联政治局提交了专门文件，其名称是《关于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的计划》。该报告指出：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准确材料，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其专家关于苏联今后发展道路的分析和预测，正在制订加强瓦解苏联社会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敌对活动计划。为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情报部门提出任务，从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对他们进行培训，之后把他们输送到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管理部门。

中央情报局还制订了对利益代理人单独培训的计划，以使他们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技能，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政治和思想工作。除此之外，培训这类代理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教授国民经济领导层管理方法。

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计划有目的地和坚定不移地寻找具备担任管理机关行政职务人品和业务素质，并能够完成（苏联的）敌人确定的任务的人员，不管花费多大。

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考虑，一些执行破坏（苏联）国民经济政策和扭曲（苏联）领导指示任务，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个别利益代理人的活动，将由在美国情报机构框架内建立的统一的中心进行协调和安排。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意图，利益代理人有针对性地活动应促进：为苏联内政制造某些困难；遏制苏联经济的发展；对苏联陷入绝境的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在制订上述计划时，美国情报机构已考虑到，苏联与西方日益增加的接触，为计划在当前条件下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根据直接在苏联公民中从事招募利益代理人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的讨论，目前美国特工机构实施的计划将促使我国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发生质的变化，首先是经济领域。而最终将导致苏联接受许多西方的思想。”（《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3月3日发表了上述报告）

秘密的犹太共济会组织制订了针对苏联的具体计划以及细节。根据拉脱维亚外交部提供的材料，仅在1985-1992年之间，西方（首先是美国）为“苏联民主化进程”（即消灭俄罗斯）投资900亿美元。这些钱包括购买官员服务，培训利益代理人和为他们活动支付报酬，购买特别的技术设备、资料和聘请教官等。

共济会用大量金钱支付苏联利益代理人的费用，包括：支付他们出国的旅费，国际消费以及各种基金会为书籍出版和文章的发表而提供高额稿酬，演讲和讲课费等。正是在80年代中期，这些代理人的活动特别活跃。尤其是在莫斯科。

三

克格勃情报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上述培训美国利益代理人的机构，揭露这些机构培养的“毕业生”名单，但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变者的活动。

不仅如此，他还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共济会“教父”A.H.雅科夫列夫打掩护和辩护，尽管来自情报部门的有关雅科夫列夫的揭露铁证如山。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悲哀地指出：

“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根据西方特工部门的评价，雅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场，可靠地抵御着苏联的‘保守’势力，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坚定地寄希望于他。但看来西方认为，雅科夫列夫应有更加坚决和积极的表现。一个美国代表受委托与雅科夫列夫进行了一次相关的谈话，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早与犹太共济会组织融为一体。未来的历史学家还将揭示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变为国际共济会活动家的具体细节。

可以有把握地说，存在收买和行贿问题。比如，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承认，苏共中央总书记接受过贿赂，包括接受来自韩国的贿赂。有消息称，1990年美国侵略伊拉克期间，谢瓦尔德纳泽因执行亲美政策而得到300万美元的贿赂。普里马科夫也得到了美国的巨额金钱奖励。还有关于进行讹诈和利用苏联领导人中人性弱点的信息。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终将会真相大白和公诸于世，包括细枝末节。在所谓改革时期，苏共的管理体制，几乎全班人马地改变为两套相互补充和相互交织的秘密权力机构：国际共济会机构和黑社会式的企业家机构。正是这些机构逐步控制了国家的政权。

四

索罗斯于1987年建立了所谓“索罗斯基金会——苏联分会”，该基金会又派生出苏美“文化倡议”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有著名的Ю.阿法纳西耶夫，《旗帜》杂志主编Г.巴克拉诺夫，思想家Г.扎斯拉夫斯卡娅，著名律师马卡罗夫，宪法法院法官Э.阿梅基斯托夫。

利用索罗斯的资金支付了一些政治家的解体苏联的政治活动，他们在解体苏联的过程中扮演了可悲的角色。特别是Ю.阿法纳西耶夫。1990年索罗斯资助了以Г.亚夫林斯基为首的“500天”计划制订小组，该计划旨在搞垮苏联经济。之后又资助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盖达尔计划”的成员——盖达尔后来成为总理，推行了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500天”萨克斯休克“计划。索罗斯基金还资助了大量新闻记者和电视主博的反苏活动，培训了一批“独立的电视媒体”专家。

1989年，索罗斯在苏联《旗帜》杂志发表文章，号召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斗争，称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新世纪和全球化运动的最大威胁。

索罗斯基金会代表机构网点的发展，在苏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索罗斯基金会的大部分人员是共济会积极分子和西方特工机构间谍二合一人物。由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

根据媒体报道，“索罗斯80——90年代是莱茵河畔到乌拉尔山脉广阔土地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国外》，1993年38期，10页）。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旨在用共济会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灌输西方的生活方式，将俄罗斯的大批知识精英输送引流到美国。

观察索罗斯基金会多方面的活动，人们不仅为它们的规模，也会为计划的缜密性而感到惊讶。不能不意识到，索罗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影响力超强的组织。

只是经过若干年后人们才得知，威力无穷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只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托儿”的组织——这个基金会后面的真正主体是共济会。

五

戈尔巴乔夫成为共济会”彼得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确切时间是在1989年1月份。苏联变革的这位主要设计师，在这一年与作为“新世界设计师（石匠大师）”和“新世界秩序”构建者的“兄弟会”国际高层成员们的在莫斯科举行会见。

其中包括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共济会"圣约信徒"会的领导人），Ж.贝尔特朗，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及中曽根康弘。

而作为为秘密犹太共济会信仰另一方的出席人，除М.戈尔巴乔夫外，还有А.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Г.阿尔巴托夫、Е.普里马科夫、В.梅德韦杰夫及其他一些人。通过一系列秘密会谈，制订了绝密的联合行动协议，其性质当时很少为人知道。

但这一年底，当戈尔巴乔夫率领曾参加与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会见的原班人马在马耳他岛与布什总统会见时，一切就完全揭晓。

“许多专家认为，马耳他是戈尔巴乔夫与布什达成根本性协议之地，该协议不久就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剧变”。正是在马耳他——马耳他”圣殿骑士团“的首府，他们签署了重要的历史性协议。

而戈尔巴乔夫作为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也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勋章获得者——这象征着共济会与同意背叛祖国的苏共领导人之间关系进入一种新阶段。

1990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年。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国家管理制度的变化。利用过渡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政治局战友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

如果以前政治局中有所谓保守势力，那么，在新的条件下再没有人能够限制他们。许多国家防卫机构被有意识地撤除和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秘密的影子权力机构——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和组织的大规模建立。

六

苏联国土上出现的第一个正式的共济会机构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分会"圣约信徒会"。该分会是根据共济会领导人之一亨利·基辛格的请求建立，得到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批准。

1990年4月法国共济会大东方社主教拉加什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许多俄罗斯人加入了他领导的大东社。

晚些时候，拉加什又表示，在前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建立共济会的过程中，“在俄罗斯我们不得不采取特别谨慎的措施”。

根据拉加什的说法，他首先与俄罗斯驻巴黎使馆一等秘书Ю.鲁宾斯基建立了联系。Ю.鲁宾斯说，在原苏联地区重建共济会现在已完全可能，虽然不会没有来自社会舆论的阻力。

“我们不怕冒险”，拉加什说，“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必须极度保密。”（《苏维埃俄罗斯报》，1993年9月9日）

其他共济会分会领导人也在叶利钦掌权之后也公开地谈到如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培养共济会的骨干力量。

一位目睹者称：听他们讲述后不难想象，共济会成员对在西欧，特别是在巴黎出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进行秘密招募工作已经多年。当然，回国之后，他们决不会无所事事。实际上，每一个分会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这些精神叛逆者进行工作。

1989年5月，巴黎的犹太月刊杂志"L'Arche"刊登消息称，1988年12月23-29日，以马克·阿伦会长为首的法国"圣约信徒会"分会21人组成的代表团造访莫斯科。在访问期间组建该会的第一个分支机构，5月份成员已达63人。当时，还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建立了两个分支机构，之后，在彼得堡、基辅、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市也建立了分支机构。

自1989年开始，共济会会员们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开的宣传共济会破坏性思想和在俄罗斯招募新成员的运动。进行所谓“外在化”运动，在这一运动的框架内，共济会会员在大礼堂、报刊、广播和电视上举办讲座，做报告。

1991年3月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电台号召苏联居民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加入共济会分会。进行转播的Ф.萨尔卡扎诺娃通知了共济会地址。按该地址，苏联公民可以加入共济会巴黎分会。该分会不是普通的分会，是专门为“加速俄罗斯共济会发展”和重建那里的“共济会机构”而建立的分会。为了使该分会更有吸引力，共济会弄虚作假，称该会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尽管他们完全清楚，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从来不是共济会员）。该分会的成员们发表讲话号召以美国为样板对社会进行道德和精神的完善，而美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共济会原则”（《俄罗斯通报》，1993年）。

响应“自由”电台关于加入共济会号召的信件纷至沓来。向法国共济会投寄的信件来自维尔纽斯、巴库和基辅。而后对候选人进行了单独的工作。通过挑选和检查后，为候选人举行入会仪式，成为共济会新会员。

七

法国共济会大东社团长拉加什1991年9月曾说：法国的共济会员们竭尽全力“为在东、中欧民主化建设增添砖瓦”。

根据他的讲话，大东方社为此拟增加必要的物资和财政力量（《消息报》，1991年9月13日）。经过一段时间，大东方社团长来到莫斯科，之后又造访了彼得堡，以规范地组织共济会的工作。

同时进行工作的还有共济会法国大民族分会。1991年4月，该会发展了两名俄罗斯公民，他们成为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北方之星”的组织者（《莫斯科真理报》，1993年9月2日）。

1991年八月政变开始前夕，俄罗斯共济会分会“普希金”会的一位会员来到莫斯科，他是1922年从敖德萨侨居国外的犹太人（其名字对外保密）。随同他来莫斯科的还有该分会8个会员。这位共济会特使在8月30日开办了新的分会“诺维科夫”。共济会《苏格兰宗教礼仪期刊》对“法国大民族分会推动的”这一事件表示欢迎。该期刊写道，“这意味着，在东方集团人民中，蓝色分会和苏格兰宗教礼仪最高委员会的逐渐恢复，前进了一步。”（《天主教研究》，1992年7月）

由于1991年8-12月政变，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的计划实现了。大批共济会成员成为叶利钦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叶利钦政权的政策提供指导和顾问。

在美国，共济会为这一计划开办了一个新的活动中心，取名为“俄罗斯之家”，由俄罗斯共济会代理人Э.洛赞斯基领导。当然，这个中心所有将在俄罗斯推行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国际犹太共济会中枢和中央情报局所设计的。

本文收入何新编著《统治世界2：手眼通天共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