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治波：近代以来中医低迷不振的八大原因

林治波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08云阿云智库•中医

导读：我们自己丧失了民族自信，加之积极学习日本，而日本也废除了中医，所以国内也就必然地发出了废除中医的呼声。第一个站出来呼吁废除中医的，是国学泰斗级人物俞樾。

【编者按】在新一轮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特有的中医药防治再次以其显著功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此，本号授权连载林治波同志关于中医药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已发文章见【相关阅读】，此为第十篇。

中医的由盛而衰，走向低迷，与时代的背景和国运的衰落相联系，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失去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由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入侵，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屡战屡败，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遭受巨大打击，民族失败主义形成，民族自卑心理弥漫，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文化被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视为不科学的封建糟粕，追随精英的部分公众也对中医药丧失信任。

特别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很多中国人羡慕日本的成功，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日本的明治维新，根本宗旨是“脱亚入欧”，其中有一点，就是全面禁止中医而改行西医。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日本传承中医做得如何如何好，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事实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立法禁止中医的，对中医动手比中国还要早。当然，后来日本禁止中医的政策有所松动。但总的来说，经过明治维新对中医的打击，日本的中医（被称之为汉医）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

我们自己丧失了民族自信，加之积极学习日本，而日本也废除了中医，所以国内也就必然地发出了废除中医的呼声。第一个站出来呼吁废除中医的，是国学泰斗级人物俞樾。1879年，俞樾在其撰写的《废医论》中首次明确建议废除中医，认为中医的所有理论均建立在阴阳五行之上，辅之以一些肺腑经络的学说，这是一件非常荒谬且愚昧的事情。

俞樾何许人也？清末大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和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堪称中国文坛学界的泰山北斗。人缘时会，他的这一倡议一经发出，顿时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齐声响应，比如著名学者、《天演论》的译者严复就认为，中医“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就是说当时的学者对于中医的质疑基本上来源于对中国古代“玄学”“巫术”，属于“迷信”，根本不科学。梁启超也激烈地抨击中医，甚至声称中医乃“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此后，一大帮接受西方文化的官员、学者、科学家，也纷纷对中医进行抨击，或表达否定态度。比如，曾国藩、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严复、梁启超、胡适、林语堂、余云岫、梁漱溟、陈寅恪、傅斯年、吴汝纶、刘文典、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巴金、丁文江、钱玄同、宋美龄……都起而否定中医。而名人里面，明确支持中医的，唯有毛泽东等为数极少的几个人。

陈独秀更是在《新青年》报上撰文，嘲讽中医“不解人身之构造，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在陈独秀看来，“杀人以中医与弓，有以异乎？”意思是，中医杀人与弓箭杀人没有两样。鲁迅思想犀利，洞彻事理，但也对中医抱有极大偏见，曾经讲过很过头的话：“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对于鲁迅的英年早逝，人们一直心存疑窦。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多位医学专家会读鲁迅的胸部X光胶片，一致断定鲁迅不是死于当年所说的肺结核，而是被肺气肿夺命。也就是说，当时给鲁迅治病的日籍医生须藤，误将肺气肿当成肺结核导致的哮喘，采取不当治疗才导致了鲁迅的悲剧。当时，中医高手很有把握治愈肺气肿，且救治患者无数。

与鲁迅不同，梁启超向来身体强壮，诚如其长子梁思成所云“体质素强，疾病极少”，只是因梁启超嗜烟如命，贪杯好酒，又常常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其年仅45岁时就患上了呕血病。1923年，在上海的梁启超请法国医生检查身体，确诊已患心脏病。三年后又尿血不止，住进了洛克菲勒家族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查出肾脏有病，于是开刀切掉了右肾。不久，媒体披露，本应切除左肾，因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的身体上标错了位置，执刀者又未核对，结果错切好肾。出于维护西医声誉以利大局的自以为的“善意”，梁启超忍着病痛自觉隐瞒这起医疗事故。直到半年之后，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才说出真相：“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由此，真相大白于天下。靠病肾维持生命的梁启超，健康开始急速恶化。1928年9月，他的痔疮突然发作，便血不止，又匆匆住进协和医院。出院返回天津后，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晚年的梁启超，着力于对辛弃疾的研究，《辛稼轩先生年谱》只编到辛五十二岁，便因病重而被迫搁笔。由于病情太重，需要继续就医，但其弟梁启勋依然不肯将其兄送诊于中医，又将他送至协和医院，不久即于1929年1月19日辞世。一直关注梁启超病情的京城“四大名医”之萧龙友，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批评协和切肾乃处置不当，指出梁氏“乃心房漏血之虚证，用心则有，静养则无，何病灶之有，此病灶之错误也”。

其实，北洋总统袁世凯也是死于法国医生的误诊误治。袁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后，遭到举国声讨，因精神压力巨大而患上癃闭之症，一日不溲，即尿路遇阻，撒尿不出。法国医生诊断，谓病灶在腰部，声称有淤血阻塞溺道，出其血则溺自通。于是在腰际注射六针，取出血汁六小杯，而溺仍不通，一夕而亡。萧龙友对此疗法持否定意见，曰：“不知此乃化源已绝之病，从何处而取溺哉！”

由以上事例可知，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否定中医是民国官场与学界的共识，几乎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不否定中医，就极可能被视为保守落后。那些堪称顶级精英的官员、学者，在弱势的国运里，几乎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而对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文化尊崇有加，深信不疑，而对本土文化充满了时代的鄙视和偏见。这种鄙视和偏见，折射了时代的局限性。由于反抗西方列强屡屡失败，我国精英惊叹于西方的先进科技与船坚炮利，敬佩仰慕西方文明之情油然而生。换言之，我国精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文明的批判和否定，是激于反抗侵略的义愤，是出于捍卫祖国的热情，是基于见贤思齐的心理，因而是可以理解和宽容的。只是这种局限性所导致的对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引发了无数的悲剧与损害，其副作用延续至今，仍在发酵，令人痛心。

民国时期官场、学界对中医的否定态度，对制定医学政策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医教育在整个民国时期都被排除于高等教育体系之外。人数众多的中医群体对此非常不满，于是频繁发起抗争。当时，有许多中医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大学增设中医课程。1913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竟然公开表态：“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汪还公开表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这是当时政界对“废除中医”最为直接的表态。后来，中医自己开办了一批中医学校，但却无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1925年，中医发动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依然遭到教育部的严词拒绝，其给予的回答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教育部的官员不断更换，但一直到1949年民国垮台，中医都没能进入正规教育系统。

1928年，当时的英国派员到中国考察，发现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很是惊奇，国民政府闻知洋人意见，赶紧成立一个“全国卫生委员会”。接下来，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有了卫生部，就得管医生吧，可哪些人才能算作是医生呢？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此事。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根据余云岫的提案得出一个结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而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因此决定不搞一步到位，以40年时间为限，逐步废除中医。

公开表示“废除中医”，自然招致中医的激烈抗议。国民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表示“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当然，打压中医的行为，并没有中断。不久，教育部和卫生部就联合发布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必须改称医室。

1933年，中医界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目的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但被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精卫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

由于中医界的持续抗争，国民政府于1936年很不情愿地颁布了《中医条例》。可是，《中医条例》对中医作出了苛刻的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而教育部一直是将中医拒之门外的，中医根本拿不到其所要求的证书。这就等于说，中医依然没有执业行医的资格。因此这个《中医条例》的主旨，依然是废除中医。

到了抗战期间，在激烈艰苦的抗战之余，国民政府依然没有忘记废除中医的事情，特地成立了一个“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对中医进行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一番审查下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执业资格。　　

二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西医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是中国人丧失自信、崇洋媚外的结果，这种结果又反过来进一步压制了中医药的发展。毛主席早在五十年代即指出的“中医在野，西医当权”的极不合理的局面，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上至卫生部、卫健委，下至各级医院和医学院校，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西医或西医出身的人居于领导地位，拥有决策权和话语权的绝大多数也是西医出身之人。他们当中虽然也有不排斥中医的人，但为数并不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受西化思潮蔓延的影响，特别是受国内外资本的打压，数千多年来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健康养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瑰宝——中医药更加处于被动甚至危险的边缘。

网上流传的一个帖子，是这样说的：“外国人把200年的西医带进了中国，中国人把5000年的中医养生带到了国外。于是，很多外国人在养生，很多中国人在输液。外国人拿着我们5000年的中医养生文化在赚钱，中国人则拿着200年的西医在忽悠自己。中医把人当人医，治病健康调理；西医把人当工具修理，哪里不行割哪里！生了病，就用三素一汤：毒素、激素、抗生素，输液。”

已于2003年去世的卫生部中医司第二任司长吕丙奎生前说：建国53年来，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中医药一直是十分关注和保护的，谁反对和要消灭中医药学，就会给予严厉批评、直至撤职处分。……但是，这并未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权上给予分开，使得中医在卫生部内长期受到西医的排斥和压制。可以说，中医被西医统治了50多年！因为有了王斌、贺诚被撤职的前车之鉴，反对中医药的势力，转而采取了打着发展中医药学、弘扬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帜，进行着反对和消灭中医药学的行径。由于卫生部长期以来均是西医掌权，其消灭中医药学的进程一直在进行着，已经获得节节胜利。2002年11月6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吕炳奎先生认为，这个纲要将中医药学彻底地破坏了，是西医消灭中医药学的重要证据，也是它蔑视中医药学的一块耻辱牌。因此吕丙奎向中央建议，由当时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把中医药管起来，但未能如愿。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997434个，而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占比仅为6.09%；全国卫生人员总数1230万人，中医药卫生人员占比仅5.81%。

在西医和西医思维的管理下，中成药的审批极其艰难，中成药的使用限制很多，中医药处于苦苦挣扎的境地。

中医地位低下，而民间中医更是犹如孤狐野鬼，备受歧视，没有出路，他们掌握的祖传秘方与绝活因无法获得合法地位而无法招生和传授，因而大量失传。

三是中医收费低，利润少。中医是一个廉价医学，这本是一个优势，但在市场化条件下，廉价反而成为一个劣势。举一个例子：喻德元，1942年出生，江西省南昌市人，第二十代武当道家医术传人，行医50多年，被誉为当代唯一能够根治脑梗塞、脑萎缩、老年痴呆、股骨头坏死、老年人膝关节退化等疾病的大中医。以下是他文章中的一个段落：

有一次，原南昌市委副书记问我：“老喻，你知道你们医院那些人为什么跟你过不去吧？”我说：“书记你说说看。”副书记就一边笑一边说：“你能看好老年痴呆，神经内科的主任全部没有了；你能看好心脏病，心血管科的主任全部没有了；你把病人股骨头坏死治好了，骨科主任的权威就没有了。这些科主任还不联合起来搞你啊？再说了，你们中医科的收入在医院里是最低的，影响医院的收入。你如果不是技术好，那些省长书记离不开你，你早就被赶出医院了。”中医是一根针一把场，我就是凭着一炉丹药一双手，看好了很多疑难杂症，但是挣不到钱呐。我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医院，院长是骨科主任，看一个股骨头坏死的患者，院长说要换骨头，我说不换就能治好，会影响领导的权威。中医可以不换骨头就能治疗好，但能挣到多少钱？而西医换骨头治疗能收10万！我调进江西省人民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病人就是省委组织部长。当时部长痛得在床上滚，几十个专家会诊都没有办法。院长派人把我叫过去，我俩个指头捏了一会儿，就好了。当时部长就发脾气，骂他们全是狗屁，什么东西搞这么久，人家就两个指头捏一下就好了。但是我俩个指头捏一下，能收到钱吗？那么多医生会诊，医院收费会是多少？年前，我在浙江一家医院工作，医院有个院士工作站和我负责的名老中医工作室。院士工作站做了一年多，没有治好一个病人，也不愿将患者转到我这里治，我向院长提出这个问题，院长也不答复。我估计，让我这个中医治，治好了也会影响医院的收入，而放在院士工作站，治好治不好都会增加收入。

喻先生后来离开了这家医院，医院也并不挽留。因为，能不能治好病并不要紧，创收才要紧。由此看来，费用低廉本来是中医的一大优点，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而成了一个大缺点。那么，如果把中医医疗价格人为地提升上去又会如何呢？恐怕更不行。一是广大患者早已习惯于中医药的低价格，如果提价，患者会更少；二是人们普遍高看西医，低看中医，不认为中医治疗值得付出高价格。

四是中药材品质显著下降。现在的野生中药材大幅度减少，种植的药材成分不足，农药残留却很多，市场上的假冒药材也多。以至于药方很好，疗效却常常打了折扣。中药材的劣质化，已经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巨大瓶颈。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许多中药材已经被暗中转基因了。这个危险趋势，必须加以制止，否则中药不但不能治病，还会成为慢性“毒药”，毒性大于药性，加重患者的病情。

五是中医教育西医化，不利于培养优秀中医人才。西医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加之西医实行不区分个体的标准化用药，因此很适应大课堂教学。而中医则不同，中医是小农时代诞生的经验医学，因人施治，对于不同人的同一种病也采用不完全相同的治疗方案，因此中医教学必须恢复师徒制，耳提面命，口传心授，才能把学生带出来。现在的中医院校也如西医教育一样采用大课堂教育模式，加之国学古汉语底子薄弱，对中医典籍的研究学习不深不透，只能培养出不会看病的中医理论教授、中医理论博士，这种人即便投入临床，也只能是看不准病、治不好病的庸医。邓铁涛先生说：“中国几十年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裘沛然老中医说：“国内中医院校培养不出来合格的中医，培养出来的简直就是废品，连庸医的水平都达不到；庸医也懂一些中医的汤药方剂的。可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医的理法方药根本不懂，这是中医教育很大的失败……中医教育已走入歧途”。中医教育不成功导致的结果是，占据中医教育殿堂和中医临床岗位的，许多是没有掌握中医精髓的人；加之统御我国医疗界的，绝大多数是西医，而占领中医正统地位的部分中医素质又不够高，这对于中医药的发展来说就犹如雪上加霜了。

六是中医还有一个劣势：貌似“不科学”。西医的各种精密仪器的大量使用和各种精确数据的显示，以及外科手术的先进手段，无不给人以科学的、高大上的感受；相比之下，中医既无精密设备，也没有精确数据，靠的只是一个坐在那里的“白胡子老头儿”。在科学崇拜、科学迷信的今天，患者自然会“以貌取人”，觉得西医科学、先进、精密、准确，而中医简陋、落后、不科学、不靠谱。这是患者的直觉，而中医在理论思维上的先进性以及中医望闻问切的功夫，患者以自己的直觉是感受不到的。至于中医黑指责中医不科学，则是从西方本位逻辑出发的。他们把西医视为真理，视为科学的化身，作为标准来衡量其他医学，中医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与这些标准自然是不相符合，因此就被视为不是科学。其实，中医药不是不科学，而是太科学了，科学得许多人理解不了。正如邓铁涛先生所言：

“中医是后现代的医学，中医不是落后，而是跑得太前了。西医落后，所以看不懂中医。西医看你这里不好，就锯掉一点，那不好，就再给你锯掉一点。”

七是中医黑对中医药持续不断地妖魔化。中医黑的背景，不是一般的不相信中医这么简单，而是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和西方垄断资本作祟，前者体现为文化欺凌，后者则是商业阴谋。打着科学的幌子，对中医实施“西化”，进而消灭中医，实现西医对中国医疗市场的垄断，不但可以铲除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而且可以借助西医的垄断地位大发横财，可一举多得。这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早在1927年就策划的一个资本阴谋。这些年来十分活跃的丁香园，实际上是一个打着科学幌子一面传播西医的所谓先进性，同时极力抹黑中医药的一个目的十分明确的网站。

张伯礼院士说：

“原来我不太信，这次通过武汉抗疫才知道，还真有海外的跨国集团在收买一些中国人故意抹黑中医药，为什么？利益！中医药的产业已经一万亿了，中医药健康产业三万亿，对西方的一些跨国集团生产的化药，分了他的蛋糕，动了他的奶酪，所以他就要花出一点钱来收买我们的一些败类，去故意抹黑中医药！你发一条，然后就给你能拿到多少钱，发一条就能得多少钱，所以让人感到很悲痛！自己的国人怎么能做这种事？”

因为他们时时刻刻打着科学的幌子，以自己作为科学的化身，所以已经在医学界乃至社会上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就连在新冠疫情中死去的李文亮医生，也是丁香园的粉丝，不认同中医。反中医的著名人士，还有方舟子、棒棒医生、张功耀等，他们大多具有国际背景。一个叫@王新军的丁香园专栏作者声称：“我建了二十多个反中医群”，“阅读量越大，你的劳务费越高”，“有国外资金支持”，“裴洪岗很多文章可以拿上万元”。

现在的状况是，西医院占据中国和全世界医疗市场的绝对统治地位，病人越治越多，花费越来越大，政府与民众均不堪重负。1973年，以色列全国医生大罢工，全国死亡率反而下降了50%。这个嘲讽性的结果无情地说明了当今医院的性质与作用。应该指出，当今西医主导、资本控制的医疗体系，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根本改革的时候了。

八是以西律中，中医西化，将中医药的发展导入歧途。现在，研究者普遍在实验室里研究中医药，中医药的研究课题都是运用分子生物学，把中医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温凉寒热等都放弃了，这还是中药吗？中医药的主流研究已经到了全盘西化的地步，大部分中医都是用西医的思维来开中医的处方。中医西化，还体现在相关政策中，如药典中规定，每种中药饮片其有效成分在分子水平上的含量是多少，这是用西化的脑袋去制定中医药典的标准，按这种标准生产出来的中药，和原本意义上的中药，已相去甚远，疗效更是无法保证。从诊断和治疗环节看，也是西医在先，中医居后，诊断数据、治疗标准乃至康复评估基本上围绕西医体系而运转，中医的发言权很有限。

结语：综上所述，中医的低迷不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相应的，要想改变这种低迷的局面，也就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其中，提高文化自信是最重要、最基础性的因素，其他各方面的举措都需要在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施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