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工人下岗

原创 欧洲金靴 云阿云智库•反私有化改革

导读：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股份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沈阳的国有企业开始瓦解，大批的工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下岗潮，仅一个75万人口的铁西区工人就有近50万人下岗。

文 / 欧洲金靴

文章发表于2021年5月18日

东北疫情抬头，却突然因为沈阳流调轨迹而火了沈阳鸡架，一度冲上热搜第一。

鸡架成为东北热门小吃，这当然历史悠久，但是真正促使吃鸡架这一食俗大面积在东北、特别是沈阳民间铺展开来的历史诱因，实际非常苦涩：国企解体，工人下岗。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股份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沈阳的国有企业开始瓦解，大批的工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下岗潮，仅一个75万人口的铁西区工人就有近50万人下岗。

原来的铁西区曾是著名的核心工业区，烟囱高耸入云，工厂轰鸣不断，各类钢厂、水泵厂、电缆厂、新华印刷厂、东北制药厂，比比皆是。

后来一夜之间，听着老旧的电视里传来刘欢靡靡悠扬的《从头再来》，沈阳整整一代国企人从此失去了铁饭碗。

沈阳有一路公交车是202路，从和平区沙山发车，穿越和平、铁西、进入皇姑区段的塔湾站。据当地人讲，司机师傅都不爱跑这条线，因为这条线附近的老百姓穷，所谓“素质低”，有上车不给钱的，有骂人的，有抢座位的，有小偷小摸的……

这条线路跑的是铁西区与皇姑区交界的地方，这里的下岗工人最多，是沈阳当时最底层的人群。

有人那个时候还给202线公交命名为“下岗车”。

穷苦的沈阳工人不得不“消费降级”，有的人干起了街头小烧烤，有的人不再顿顿有肉蛋奶。

正是在这时，便宜的鸡架成了沈阳人餐桌的主角，它满足了喜好饮酒的配菜需求，也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保留了一丝“手中有肉”的尊严。

在国企时代，东北几乎所有的社会公共服务都配合着就业绑定在一起，工厂办幼儿园、办学校、办养老院、办大食堂，以至于在财政层面的社会福利基本为零的前提下，东北地区实现了水准颇高的整体福利水平。

然而下岗之后，工人家庭所能享有的一切社会公共服务也就全部失去。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

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的打破契约……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2009年时，一项针对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了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而这些东北男人们的妻子，在世纪之交的关内外往往担负着街头“卖艺”的家庭职责，以及在各个风月场所里陪酒少妇的角色……

今天的人们往往会不屑于东北人曾经的“铁饭碗”，认为是国家过分照顾、让东北人“贪了旧制度的便宜”。

事实上，东北人的铁饭碗从来就不是白端的，铁饭碗的背后是巨大的牺牲。

计划经济，准确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准战时体制”，以应对北方苏修和东面美日韩联军的威胁。

从抗美援朝到抵御苏修，冲在最前线的都是东北人民以及东北的国有企业。

国家的要求很简单：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东北的国企必须能够迅速转入战时状态、扩大军工生产、支援前沿战线。

像典型的哈尔滨自动化仪器仪表厂、哈尔滨风华机器厂，就专门有一条军工线，专供战时。

所以东北的国企工人可以视为“全员战士”。

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后勤！想想当年高岗是怎么起势的，就是在搞建设的同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东北后方为彭老总输血。

结果1991年，偌大的苏联突然崩了，中国顿时失去了北方威胁，压力尽释，东北国有企业的庞大福利也瞬间成了一种“累赘”，进而坏账、积债……

同时，自1979年就逐步废止的知青下乡政策导致了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召回城市，强行往国企里面塞，造成了体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锅饭、“一份工三人干”等恶况（那些没能进入国企的青年便游走街头无所事事，随即迎来了83严打……以致于后来又迫于无奈、搞了一段时间的“知青重返农村”运动），这些也是在人为地给东北国企敲响丧钟。

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曾经有言说：“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

那么沈阳的财富“分”给了谁呢？

1999年初，时任沈阳副市长马向东、财政局长李经芳、建委主任宁先杰三人，在澳门频繁出入赌场，被国家相关部门一举拿下；一年后，“东北最后一位黑老大”、“沈阳王”刘涌正式被公安机关逮捕，其背后靠山、时任沈阳市长慕绥新随即下野。

慕市长与之前落马的马市长就此一起落位沈阳历史，江湖人称“慕马案”。

那场震动幅度巨大的沈阳官场大地震，牵连甚众，总涉案人员达100多人，其中副省级1人，副市级4人，仅各级的“一把手”就有17人，贪腐金额达数百万美元。

至于曲婉婷她妈那种，我就不多说了，涉案金额近3.5亿元人民币，那是东北人民一辈辈积攒下的血汗钱啊，换作了曲婉婷留学加拿大一年20万、一学就是九年的学费……

回到“鸡”的话题，彼时恰逢中国大量引进白羽鸡，相较于传统的三黄鸡，白羽鸡生长周期快、肉质也不错，中国的养鸡业快速成长、一跃成为了世界三大白羽肉鸡生产国之一。

市场上的鲜鸡供应由此达到一个可观的规模，这也让鸡架在东北的“下沉市场”逐渐流行，成为贫苦又好聚众饮食的下岗工人热爱的食物。

肉少骨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架，能够被东北人做出花来，以致于到今天形成了十几种吃法、甚至可登大雅之堂、成为沈阳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所就。

一如过去重庆江畔的码头工人捡食各种动物肾脏下水涮烫食用、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重庆火锅；又如《钢的琴》里，一群工友们可以在破碎的工厂里用废物废料做出一架崭新的钢琴。

工人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小小餐桌上，在尘尘废墟里，总是不屈的，总是不死的。

但是苦中作乐，不应因乐而忘记旧苦。

老舍的《茶馆》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我爱咱们的大清国啊，我怕它完了，可是…谁爱咱们啊！”

姜文的《一步之遥》里也有一句台词：“感谢大清亡了国嘛，咱都是暴发户！”

一个转身，两个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