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 | 传承之问

原创 王志纲 智纲智库 2022-02-17 云阿云智库•商界

作者：王志纲

来源：智纲智库（ID：wzggzswx）

还记得去年有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叫《跟自己讲和》，文章短小精炼，却意味深长，读罢亦使我心有戚戚焉。文章的作者亦不是一般人，而是昔日商界的风云人物，我的故人——尹明善先生。

尹老这篇文章言辞恳切，真情流露，以一种自嘲、反思的态度娓娓道来，回顾其一生的坎坷、机遇与执念，并在文尾怅然释怀：“覆水难收，江流不回，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事不是想过去就能过去的。

去年的10月14日，力帆股份公告称，因涉嫌信披违规，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力帆控股”）以及公司实控人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决定对其立案调查。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分别为尹明善的妻子、儿子、女儿，几人均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可以说全家均被牵扯入内。

2021年1月14日，重庆破产法庭发布2020年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本地最大民企“力帆系”的破产重组排在第一位。

正如尹明善在文中所言，“我过度奢望的未来，从未成真，一直是梦。"这位曾经与任正非、宗庆后、柳传志等齐名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明星企业家，最终落得“晚节不保”的结局，当真令人不胜唏嘘。昔日重庆首富的传奇，彻底成为了历史。

四十年来，作为一个群体，企业家高调而强势地登上中国经济的舞台，浓缩了整个时代的风云际会。有人翻云覆雨，有人逐流随波，有人见风使舵，有人闪转腾挪。他们成为众矢之的，也走上财富之巅；他们富可敌国，却又如履薄冰，仿佛一叶浮萍，命运浮沉。

作为那个时代的参与者和观察者，我想对以尹明善为代表的老一代民营企业家们，进行一些个人的时代思考与总结。致敬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以及即将谢幕的一代人。

1

江湖往事：我眼中的“尹氏春秋”

我与尹明善先生算得上相熟，早年在不同场合打过很多次交道。最早大约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正在筹划一档电视节目，面向社会各界敞开合作大门。彼时刚刚崭露头角的尹明善循声而来，想投资我这档电视节目。当我第一次见到他，一下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尹明善其人身材奇高，脖子颀长，相貌清奇，接近1米9的身高，在巴蜀之地堪称另类，清瘦的身材更显修长，整个人给我的第一感觉特别像是一只仙鹤。

这位老兄精力极其旺盛，反应极其敏捷，思维非常广阔，联想能力极强，这些特质与他当时60多岁的年龄极不相称，在我见过的同龄长者中也非常罕见。但我在聊天的过程中也为他产生了隐隐担忧，那就是感觉他的“状态失衡”。

人们常说40岁以前学法家，40岁到60岁学儒家，60岁以后学道家。

人生40岁之前是做加法，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日积月累的过程；40岁之后则要讲平衡，需要锐气日减，追求儒家所说的和谐统一；60岁以后则是要做减法，摒弃一些无谓的烦扰，追求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境界，要学会强干而弱枝，守拙而抱朴，择要而从之，这样才能让更多人能够跟随你走。

此时的尹明善，不但不做减法，反而将精力发挥到了极致。他在桌上摆了三个手机，在交谈的过程中，三个手机轮番嗡嗡作响，他则时不时接起这个放下那个，忙得不亦乐乎，用日理万机形容毫不为过。而且他不带助手，事必亲为，偌大的公司管理却是一根针插到底，就连付钱这样的小事都要用自己的卡。

我当时十分诧异，本着好意委婉提醒他说：尹老板啊，你每天这么忙，至少也应该试着分层级管理吧，三个电话已经把人的精力耗散到极限了，长此以往肯定是不行的啊。但他听罢却连连摇头摆手说到：没事，没事，我精力够！

彼时的力帆摩托，已经成为了重庆第一家拥有进出口公司的民营企业，在东南亚市场销售一骑绝尘，在国内也进入了摩托车销量的前十行列。尹老板在重庆一掷千金，买足球俱乐部、买体育场，一时间风头无两。这种商业上的成功，正是得益于他这种殚精竭虑的精神，所以我也不便多言。

再见尹明善已是两年之后。当时在重庆我们相约喝茶，故人相见自然相谈甚欢。此时的尹老板依旧是三个手机不离身，席间不停地出去接电话，风采不减当年。

此时的力帆摩托俨然已经成长为一家“跨国公司”，不仅在重庆设立了成熟的研发中心和生产线，而且在一些亚非拉国家成立了组装厂和生产基地。“力帆摩托”开始从家喻户晓走向享誉全球，品牌的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

2003年，65岁的尹明善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的民营企业家。由此老尹在政治上也实现了登顶，一时间风光无限。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不甘寂寞的尹明善开始尝试多元化经营。他四处出击，将极其敏锐的商业触角伸至各个领域，从做足球、到做酒、做资本，最关键的是要做汽车了。

支撑他四处扩张的自信根源，在于他真是太聪明了。在交谈过程中我发现，很多行当只要经过他稍加摸索分析，就能搞清楚背后的商业逻辑，并且快速进行复制。

但是，聪明人往往反被聪明误。在一个充满机遇和诱惑的年代，太过聪明并不一定是好事。

我经常讲做企业最要紧的是专业化，在专业化的基础之上可以扩展相关多元化。最危险的，就是在专业化尚未成型或刚刚成型之时，便进行无关多元化经营。这种激进扩张的做法，在创始人精力旺盛的情况下尚不是问题，而一旦老板精力衰减，力不从心之时，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就会开始逐渐暴露，企业也会走向失控。

在这个时候，力帆其实已经有了这种苗头。不管是无关的、还是有关的行业，尹明善一看能摸到门道，便开始大胆尝试。也正是在这种激进的经营理念下，力帆开始倾其全力，大举进军汽车市场。

众所周知，汽车工业作为“大工业的皇冠”，技术最密集的现代制造业之一，有着极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欧美国家积累了上百年的经验，才取得了现在的领先地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汽车厂商也是依靠引进外商建立合资企业，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国家政策支持下，才有了后续的发展。

但尹明善和他的力帆显然低估了行业门槛。一方面，力帆汽车的开发成本始终居高不下，同时对用户的消费认知又严重不足，在消费者最关注的环节上经常容易“掉链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化经营弊端凸显，摩托车、汽车两手抓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折腾一圈下来，力帆汽车的市场知名度仍然很低，口碑也很一般。

就在力帆汽车业务不温不火之时，尹明善的商业嗅觉再度发作。他机敏地瞅准了新能源汽车的风口，又开始要大举发展新能源汽车。

按理说这的确是一步超前的战略判断，但2016年力帆“骗补”丑闻轰动市场，财政部直接取消了对力帆汽车的补贴资格，这无疑给正雄心勃勃进军新能源行业的尹明善当头一棒。

随着政治加持的日渐减少，多元化经营的颓势不断暴露，再加上尹明善也走到了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之时，他终于开始不得不重用职业经理人。但由于与家族势力的博弈，双方矛盾日渐尖锐，最终力帆成了一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末代王朝”。

去年初，力帆终于走到破产边缘，82岁的尹明善不得不重新出马，想要重整河山，但最后却无奈只能将衣钵传给了25岁的孙女，不得不“跟自己讲和”。

一个时代宣告终结了。一代风云人物，奋斗半生，重回原点。

回顾尹明善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生涯后期的一些战略失误，也很难被世人理解。但所谓知人阅世，如果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一切又似乎都说得通。

其一是出身。尹从小出身在地主家庭，13岁和母亲净身出户，少无所依，颠沛流离。等到20岁又遭受批判，锒铛入狱，一陷就是20年。

苦难对于那些锦衣玉食、游手好闲的人来说，确实是万丈深渊；但对于老尹这样有能力有才华的人来说，反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人生困难和逆境造就了他无比要强的性格，与他异于常人的聪明相结合，在他精力极度旺盛，时代机会又多的情况下，往往做什么都能顺风顺水。

但世事难料，尹明善的商业帝国终归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性格中的敏感、好强、精明伴随着他的从商生涯，助他成功，但这种极度要强的性格，也严重影响了他在商业上的战略判断。他像只机敏的猎豹一样四面出击，对猎物的渴望已经到了贪婪的程度。

企业家如果什么都想要，什么都要做好，到最后就是什么都做不好。

其二源自尹自身极度匮乏的安全感。他年轻时的苦难经历，导致他对周遭的一切人和事都缺乏信任，只相信自己。

力帆好不容易起家之后，老尹曾遇到过一次内部高级员工的敲诈。对方将涉及到商业机密的设计图纸拿出来要挟他，扬言要将资料泄露。技术研发是力帆安身立命之本，面对讹诈，尹明善毫不妥协，最终费尽千辛万苦打赢了官司。但从那以后他便对外人更加缺乏信任，最多相信自己的家人。

过度相信家人带来的后果，就是企业在传承问题上遭遇严重危机。

老尹老来得子，自然对儿子非常宠爱。但当子女无力扛起企业这面大旗的时候，家族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便会逐渐尖锐。加之老尹此时年事渐高，始终无法托孤，最后只能感慨：“子女还好，但未成大器，错在为父，归来倚杖自叹息”。

2

家族传承：企业家究竟为谁而战？

尹明善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毕竟人无完人。作为打下一片江山的创始人，他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力帆的悲剧，归根结底在于后继无人、青黄不接。

在创始人完成自身历史使命之后，企业一直未找到合适的继承人，也没有及时把班交掉，只能自己苦苦支撑下去。等到年老体衰，精力再也顾及不过来时，想交班已为时已晚。像尹明善这样遭遇传承困境的老一代企业家其实还有很多。据统计，未来5-10年，全国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要进入交接班的关键时期。

这些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企业家，在那个沧海横流、大泽龙蛇的大时代里，凭一腔热血和胆识发迹于草莽之间，最后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在成全自己的同时，也创造了这个国家的崛起奇迹。

然而，一代人终将老去，面对企业传承的问题，各路英雄豪杰最终都免不了这个千古难题。

打江山、守江山、发财致富究竟是为了什么？打了一辈子仗，到底为谁而战？

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人创业之初的本能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谋幸福，要通过创富改变自身命运，这是把“要我做”变成“我要做”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动力。

但根据我观察，企业家们越想挣脱，越无法逃离的，就是“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它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让这些企业家无时无刻不处在宿命感的纠结之中。

在这种纠结之下，我观察到这个群体对于接班一般会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老板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却又有“传男不传女”的执念，为了追求“接班”，用各种手段“整”出了一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儿子。先不说这些手段会不会被法律追究，企业最终都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嫡庶之争”、“太子与公主之争”的困境之中。在一些民营企业当中，这个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了，伴随父母的老去，子女的长大，真正的大戏还在后面。

第二种：从小进行精英化培养。对孩子通过完成所谓贵族化教育，来试图打破这个魔咒。有的老板把孩子从小就送到英国、美国接受完整的西方贵族式精英教育，等到学成之后再接回国接班，这样的操作比比皆是。

大约十一二年前，我发现参加的一些饭局上，大佬们互相敬酒时身边往往都会带上一张年轻稚嫩的面孔，这实际上就是带着自家的接班人跑过来“拜码头”。

十多年过去，当初“拜码头”的二代们，现在大多成了企业掌门人了，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一代把接班人极力地往前推，二代是否真的成才很难说，但这确是目前企业家交班的普遍做法。

第三种：孩子不愿接班。很多尚在自我挣扎的第二代，长大之后坚决不接班，对父辈的打拼下来的事业缺乏兴趣。

他们一般有两种方式对应，第一种就是自己另起炉灶创业，爹妈给钱做投资，在市场上一掷千金。我认识的一个老板，夫妇俩给儿子在香港砸了40个亿试手，收效如何不好说，只看其投入成本之大，便知其煞费的苦心。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去做慈善。我身边有几位很成功、也很低调的企业家的子女就专注在做慈善，下一代本身兴趣就在做公益上。对于这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我们要好好保护和支持。因为企业家通过家族信托、股权设计等方式，已经足够能让下一代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所以当巨量的家族财富无法被单个子女全部继承时，通过慈善回馈社会就是财富最好的传承方式。

在这条路上，西方已经走了几百年，形成了非常好的规律和成熟的传统，而今天中国终于也走上了这个台阶，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在完善，社会的舆论也越来越包容。尽管有此觉悟、有格局的企业家仍是少数，但这条路终究是能走通的。

总的来说，无论是可惜可叹也好，可笑可怜也罢，抑或是可敬可畏，这三种企业如何接班的方式，基本上囊括了当下中国企业家传承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的背后，已经不单单是企业自身的问题，更是一种需要正视的社会现实。

那么对于企业家来说，究竟有没有一种普世价值，能够解决家族传承的问题？

有没有一种解决路径能够让子女享受福泽，让企业顺利交班，让社会得到回馈，各得其所？

这个问题似乎当下仍然没有一个合适的结论。西方探索了几百年，总结出了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但是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仍然有待未来检验。

在这方面，华为任正非的做法值得借鉴。坊间一直传言，任正非的子女里，最有可能接班或许是孟晚舟。孟晚舟虽然之前就担任华为的CFO，但为人低调，名声不显。

如今阴差阳错，孟晚舟幽居温哥华，“养望”三年，收获了国民知名度，成了“圣女贞德”式的人物。任正非之前接受采访时也说过：“孟晚舟如果回来了，可能就会成为英雄”。

如今孟晚舟载誉而归，是否会顺势接班呢？在我看来，接班还为时尚早，之前任正非也曾多次提出孟晚舟不可能接班。如今华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组织管理体系，以制度和流程为尊，这是华为的底气。

2013年3月30日，任正非在持股员工代表大会上，也曾对上市、接班人等问题表态：“公司不是我个人的，因此接班人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大家说了算...今天的轮值CEO运行得很好，不见得明天的轮值董事会主席就运作不好...我的家人有四人在华为公司上班...他们仅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员，决不会进入接班人的序列。”

对于接班人的标准，任正非指出：华为的接班人，除了以前我们讲过的视野、品格、意志要求之外，还要具备对价值评价的高瞻远瞩，和驾驭商业生态环境的能力；华为的接班人，要具有全球市场格局的视野，交易、服务目标执行的能力，以及对新技术与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而且具有不固步自封的能力；华为的接班人，还必须有端到端对公司巨大数量的业务流、物流、资金流……简化管理的能力。”

当然话无绝对，老任说这些话时，也肯定想象不到孟晚舟日后之境遇。如今载誉归来的孟晚舟，成了华为内部仅次于任正非的一面旗帜。

毕竟老任已经是奔八的人了，依旧老骥伏枥，站在中美博弈的第一线，还要承担亲人离散的煎熬。

孟晚舟的归来，不仅能给他卸下一些担子，而且孟晚舟身上体现出的勇气、坚忍和智慧，也足以让他欣慰。最起码从精神层面而言，这次传承算是阴差阳错完成了。

尽管在对待子女的家庭教育上，任正非不能算得上成功。早年的任正非是“暴君”式的家长，而到了晚年，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娇纵子女的人之常情，但说一千道一万，任正非在企业传承问题上的格局和方法，早已超越了传统小老板的封建意识。

尹明善和任正非，两个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下半场。

一边是千方百计将企业和财富留给家族，最大限度保证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另一边则是对于家人接班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信奉“天下为公”，努力打造社会化运作的治理体制。最后一边“人亡政息”，一边却名将如云。同是民企基因，企业命运却云泥之别，不可不谓发人深思。

3

时代拷问：中国人究竟要传承什么？

年初的双汇父子大战，到力帆尹明善的自白书，这一幕幕大剧的背后，都在警示着中国的民营企业，企业传承是个生死攸关的大课题。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只关乎企业家本身，也关乎着全社会，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社会的发展不可持续，企业的繁荣难以维系，个人的使命也无法完成。

浸淫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国人，谁不期望子女能够建功立业并烟火相传？这是人之常情。可吊诡的·是，从古到今的很多创富者，都很难传承到三代，很多甚至到第二代就亡了。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间也一直流传着“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说法。

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有很深刻的社会因素。古代生产力不发达，无论是地主、农民还是商人，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社会动荡，就会失去家产变成流民。

而中国历史上又有广泛的农民起义的传统，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恒产者“，人们也就没有守业的“恒心”，总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这就导致不管是欧洲也好，日本也罢，都有很多传承上千年的企业，而在中国几乎找不到。我经常去日本考察，在关西地区，传承上千年的企业有数百家，几百年的企业有上千家，这些企业都不大，但就是这样十几代、几十代地传承下来。比如说我们喝的一种日本清酒就叫14代，意思是这个家族14代都在酿这个酒。

我还在日本考察过一家精工制造企业，大概就是乡镇企业的规模，两栋楼，一共有10来个车床，有二三十个老婆婆。我和企业主聊天时，他拿出几个模型让我看。他爷爷那一代，做的产品是一只金属蝴蝶，他爹做的是一只蜜蜂，他做的则是一只蚂蚁，一代比一代做得更小、更精密，他说这家企业已经传承快一百年了，一年的营业额也不多，换算成人民币也就几百万，但是他们很满足。

企业主还专门让儿子来见我，他儿子是东京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也准备回家里接班，我观察他儿子的表情非常平静，没有什么不服气，也没什么挣扎，就好像做一个小企业主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也许他儿子一代生产的产品就是比蚂蚁还小的东西。

日本、欧洲的企业传承经验，让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究竟要传承什么？

古往今来，太多中国企业传承只重物质传承，轻精神传承，这就导致了纵使有万贯家产，也很容易几代就耗尽。对于今天的企业家来说，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传承问题，没有守业的“恒心”，只关注财富传递，就无法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上一代的基业和财富会很快变成“浮财”灰飞烟灭。

曾经的山西首富李海仓靠钢铁生意起家，到2003年就已经将企业做到40亿规模。但世事难料，李老板突然遇刺，留下偌大企业群龙无首。时年二十多岁的其子李兆会被从海外紧急召回，临危受命被扶上马。李兆会接班时信誓旦旦，“公司是我父亲的，不能让它败在我手里。”结果到了十一年后，李家的海鑫集团被法院宣布破产重整，庞大基业最终还是败在了第二代手里。

类似的案例，在过去四十年并不鲜见。要知道，传承失败的问题不光是巨富人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它也是困扰寻常百姓的难题。

君不见，现实中因为拆迁分房而造成兄弟阋墙、子女反目，为继承家产打得死去活来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魔咒反复出现，几千年下来都没什么大的改变。

归根结底，在于无论是巨富大贾还是市井小民，人们想到传承问题的时候往往只关注财富的传承，总觉得家产留给子女，不落外人之手，子女衣食无忧就已经完成传承使命了。

但这是典型的抓到现象，丢了本质。因为财富是身外之物，真正最需要传承的是家学家风，是文化、道德、精神、正道。

正如晚清名臣林则徐那首传颂盛广的对联写道：“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林则徐所出身的文峰林氏，是福州的文化世家，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自林则徐之后一两百年，尽管时代风云变幻，但林家家学渊源流长，几代下来依旧文风鼎盛，名人辈出。

类似的还有无锡钱氏，祖上可追溯至五代吴越王钱镠。钱镠虽靠武功起家，重视文风家学，著有《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教导后世子孙刻苦读书、忠孝立身、勤俭持家、克己安邦。这种家学千年传承繁衍下来，最终到了近代大放异彩。一代文豪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史学先驱钱穆与力学泰斗钱伟长叔侄，都是无锡钱氏的后人。

此外，江西义宁的陈氏，安徽绩溪的胡氏等等，都是近代以来的名门望族。这些家族之所以经久不衰、人才代出，说到底还是家风、家学、文脉的传承。这种精神传承的力量，是只传承财富永远无法企及的。

所以说，良好的家风胜过万贯家产，英雄辈出比富贵满门更受人尊敬。有了文化精神方面的传承，才更有可能延续家族的辉煌和荣耀，才不至于让上一辈的打拼沦为泡影。

而这种精神传统，正是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士大夫情怀。从范蠡到王阳明再到曾国藩，这些士大夫，之所以能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根子就在于他们完整践行了“修齐治平”精神。

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国历史上有大量修桥补路、尊老爱幼、造福乡里的典故流传下来，形成了我们传统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大同社会的理想。

这种理想传承到今天，士大夫阶层虽然消失，但是精神的载体在某种程度上换成了刚刚崛起的企业家阶层。

任正非、曹德旺等人看起来是商人，但是他们有士大夫情怀。当他们的家国情怀进入商业领域，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把经商、办企业变成实现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的手段和舞台。

但遗憾的是今天的很多企业家把路全都走歪了，把原本身外之物的东西变成了命，很多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即使不谈家国情怀，改革开放后的初代企业家，成功的背后一般也都有家族的积累和传承。在这种传承中，财富的作用往往是最弱的，更重要的是家族传承中的素质和精神。

尹明善年轻时因为地主出身被剥夺了一切，甚至因此锒铛入狱。任正非人到中年事业受挫，人生遭遇重重打击，跌入社会底层。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旦时代风向变化，人性得到充分释放，他们这样的人立马能迎风而起，在市场大潮中改天换地。最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初被过去那个时代抛弃的人们反倒成为了社会的顶梁柱。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我思来想去，或许只能从他们的家庭出身里找到可能的答案。尹明善的父亲是当地的大地主，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中学校长、教育工作者，无论如何他们一定是从父辈那里传承到了什么。

有研究者做过相应的调查，在统计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个时期、各领域创业成功的数十位企业家家庭背景之后发现：今天成为超级富豪的人，他们的祖辈或父辈往往已经是当地出类拔萃的人。

但历史又是如此吊诡，当很多人依靠传承下来的精神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以后，他们的后代却开始沉湎于锦衣玉食，最终走向了今天的传承危机。

是追求永恒，还是追求暂时？是只顾眼前，还是心怀未来？是要虚还是实？这些问题正摆在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的面前，等待着历史性的回答。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走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一代人从苦难当中崛起，创造了巨大的辉煌，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同时改变家族的命运，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行，这代人走向终局，曾经叱咤风云的“老英雄”们即将迎来人生中最后的谢幕表演，一出大戏即将在我们眼前上演，多少顶王冠落地，多少新星升起，都还尚未可知。

遗憾的是，当他们告别历史的时候，很多人还纠结于儿孙的荣华富贵，把财富传承看得极重。有的人甚至不惜用尽手段，偷鸡摸狗也要给弱小的儿女留下巨额的财富，而这对于子女来说，究竟是福是祸，尚未可知。

《红楼梦》里，历经大起大落，遍尝人间冷暖的曹雪芹，曾假托跛足道人之口，用一首《好了歌》告诫世人：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这当中深刻的哲理，值得当代的人们去好好反思。

不光是个人、家庭、企业需要传承，我们整个社会都走到了需要传承的十字路口。

在这个新旧交替、万象更新的大变革时代，我们需要总结反思过去几十年筚路蓝缕的奋斗史，把一些宝贵的精神遗产传承下去，让后来人能够肩负使命踏上新征程。

对一个现代化国家来说，企业的薪火相传至关重要，企业家精神是国之大幸。企业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器官，“社会公器”永远离不开内在的精神。为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打下基础的一代人，不能在传承上出现巨大的断裂。

中国民族复兴需要更多像奔驰、西门子等这样的“百年老店”，绝不能拘泥于一家一户“老鼠偷油式”的传承。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企业家们应该也必须找到适合我们的道路。

我始终相信，未来仍然是充满机遇的，“躺平”不应该是新一代人的常态。当下确实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不是日本，没有“失去的二十年”，也不能走从“昭和男儿”到“平成废柴”的老路。日本的经验教训，时刻都在警醒我们：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路漫漫其修远兮，传承这个时代话题，将会是一个崛起民族最重要的成人礼。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