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里全是钱”，这是私有化改革的必然

原创 欧洲金靴2022-01-29 云阿云智库•反资本主义复辟

导读：当公益性和社会性被抹去，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商业组织，在大灾大难中，完全不可能给予手无重金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分毫怜悯。这就是资本主义。

文 / 欧洲金靴

1

列宁同志曾经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有言：“应该使生活和知识摆脱对资本的从属，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

这句话应当成为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不论于国内还是世界均来到一个节点的时代中，全球无产者牢记的信条。

如美国高盛集团曾在一项生物技术研究报告中欣欣然问道：“治愈患者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吗？”

今日中国的东莞康华医院已经给出了答案：

像东莞康华医院这样赤裸裸地、不加掩饰地将“医者仁心”的行业准则抛之脑后而让位于资本收益甚至效益增值的案例事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这家医院后来对外声明：“护士干的，雨我无瓜…”

我很希望这是那位可怜的护士为医院背了锅。

如果不是，即真的是身为打工人的护士小姐堂而皇之地为资本方摇旗呐喊、以茹毛嗜血的姿态为资本家的收成欢呼雀跃，那可真应了列宁同志的另一句话：“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

国企改革、私有化扛旗人物的柳传志先生对于医疗改制曾有这样的论点：“民营进入后，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民营资本进入医院以后，我相信，所有的什么医患这些问题逐渐全会解决！”

但是事实是不容辩解的。

作为典型民营资本控股的东莞康华医院，曾因“未按照规定书写病历案”被东莞市卫生健康局警告并罚款一万元；还曾发生一起医疗事故，也是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原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因此在2018年对该院进行警告。

此外，这家医院还涉及司法案件88件，案由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等。

康华医院，背靠上市公司康华医疗，而位于东莞的这家康华医院法定代表人为陈旺枝，注册资本为35000万元人民币，上市公司康华医疗对其100%持股，是不折不扣的私营医疗组织。

康华医院最终受益人为王君扬，该人同时是康华医疗董事会主席。

据财报显示，东莞康华医院在2021年上半年，门诊人次为512460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8.9%；住院人次为24191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6%。

可以说，东莞康华医院是康华医疗的主要收入来源，该院在去年上半年总收入为6.72亿元，同比增长9.7%。

而康华医疗2021年上半年财报显示，集团的特殊服务是超出基本医疗服务的高端化医疗服务，主要针对高收入患者，贵宾医疗服务的每名住院病人的平均支出为36378.5元。

因此，那条横幅写的“手术室里全是钱”，还真是没写错。

2

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2009年的1.7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1万亿，六年时间增长两倍多，医药板块市盈率35倍（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这背后是多少百姓的家破人亡换来了医药财阀巨头的盆满钵满？

我跨年那天曾做过一个小视频，其中就有一个付不起医药费的大爷的悲痛场景……

哀民生之多艰，房产与医药为先。

此前我已经着墨太多世纪之初席卷中华大地的MBO风潮，而它的政治根源则是90年代的国企改制风。

但是90年代兴起的国企改制热潮，同样需要追根溯源：80年代初——准确地说是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让人民公社制度彻底被瓦解，从1978年的安徽到1983年的河南（1984年人民公社基本寿终正寝，哪怕发生了张正涛书记自杀事件），全国性的公社解体浪潮为接下来的市场化和资本化（招商引资）铺平了道路。

这其中，医疗自然难以幸免。

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第一次提出了“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论断；六年后，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活。”

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

再七年后，伴随着南巡的春风，1992年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贯彻文件时又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

此后，让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的观点逐步在国内盛行，而自负盈亏唯一的招数就是从患者身上多收费，别无他途。

当公益性和社会性被抹去，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商业组织，在大灾大难中，完全不可能给予手无重金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分毫怜悯。

这就是资本主义。

关于这一点，2021年末、2022年初的西安疫情，想必公众已经领教到了。

3

造成西安那位孕妇妈妈悲惨流产的西安高新医院，为A股上市公司“国际医学”的全资子公司——巧合的是，造成那位父亲心脏病复发死亡的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同样是这个“国际医学”的下游公司。

又是民营资本控股。

以西安高新医院来说，它原本独立成立于2002年6月9日，是一所所谓“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股份制综合医院，2009年8月通过原陕西省卫生厅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评审。

但根据西安卫健委官网的信息，在十年前，西安高新医院经营性质已经由非营利性变更为营利性，主导机构为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从从申华控股和银凯医疗（实控人为同一人）手中买下了高新医院的全部股权。

也就是说，这家医院已经被私有化了整整十年。

在2016年10月时，迫于党中央的压力，西安市方面曾在《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中高呼：“严禁出售、变卖政府办公立医院！”

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西安在《方案》中给自己留了一条尾巴：“严格控制城市公立医院的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医用设备配置数量”、“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立医院改革…”

结果就是，到2019年（新冠疫情在中国开始蔓延），西安市内公立医院的床位数仅剩53007张，十年来首次下滑，而私立医院床位却增长到22316张。

西安疫情已经超过了去年夏天由南京禄口机场铺开的南京疫情，成为武汉疫情之后中国境内最严重的一轮疫病爆破。

而纵观2020年上半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全国保卫战，私立医院在战胜新冠疫情中所起作用实在甚小，仅治愈了1400余人，占治愈病人2%，其余98%病人皆为公立医院救治。

就以暴风眼武汉为例，疫情爆发的2019年末，武汉当地私立医院占比达到恐怖的72%——公立医院过少，是造成武汉在疫情初期严重泛滥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另两大因素是当地主管部门在抗疫初期官僚主义作祟，以及南方系媒体的夸张报道造成武汉民众恐慌而挤瘫了医院承载）。

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3月10日，全国共有643家非公医院参与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工作，累计收治确诊病例3419人、疑似病例1627人、治愈出院1484人。

就在该协会统计截止当日，我国彼时已治愈61567人——也就是说，私立医院治愈病人仅占2.1%。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在2020年下半年疫情被成功控制后，公开直陈：

“全国民营医院所占比例已近64%，但它只是数量很多，在床位、能力等其他方面，与公立医院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民营医院258家，民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民营医院占比64%。”

“国家调集全国各地医务人员奔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致命威胁，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请缨出征，奔赴武汉前线，支撑起抗疫防疫的大局，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相比之下，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龟头缩脑，应者寥寥，有的私立医院干脆关门停诊，以逃避责任。有的私立医院在不承担患者救治任务的情况下，居然和公立医院争抢医疗物资。”

4

还是西安。

2017年8月时，国资委等六部门曾联合发文：要求2018年底（后延长至2021年）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集中管理、改制或移交工作。

陕西、西安方面闻讯而动，立刻划定了“待重组的国企办医疗机构”共134家，重组承接方则是新成立的陕西健康医疗集团——名义上是国企，但猫腻其实非常多。

至2019年3月时，不到两年时间，陕健医疗就已将驻陕央企及省属企业办医疗机构70家收入囊中，资产总额20.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陕建医疗虽然在省内拥有“官方授权”，但上百家医疗机构在有限期内根本无法“消化”——此时，面对“改革红利与改革紧迫性”，便少不了各路社会资本纷至沓来，大名鼎鼎的“环球医疗”便是闯入者之一，一家2015年7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专注于国内医疗服务行业的企业。

这家环球医疗同样看似有官方背景背书，但它对陕西省内国企办医疗机构的争夺多是以社会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即合资重组，背后当然是以储备占领医疗资源为目的。

入陕仅仅4个月，环球医疗就吃下3家医院：西电集团医院，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医院，咸阳彩虹医院。

正是在环球医疗于陕西省内大刮特刮的医疗私有化之风的吹拂下，2018年4月，地方上市公司国际医学（000516）剥离了零售百货资产，专注医疗健康产业，其投建的西安国际医学中心也正式投用——就是本次西安疫情中造成两条人命死亡的“国际医学”！

我再说点历史。

2003年2月，西安市政府宣布：要在两年时间内，大规模集中出让西安市政府的市属国有工业企业产权，资产总额超过500亿元。

此事一经宣布，如石破天惊，引发全国轰动，还引起了北京、上海等地许多“大买家”的极大兴趣，各地土豪纷至沓来，欲求购油水旺盛的国有资产。

时任西安市经委副主任唐宁说：“为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大力推进中央‘国退民进’的战略决策，此次政府部门更多的是为国内外资本的进入提供渠道和充当平台。”

经过筛选，西安市经委最终向社会推出了条件比较成熟的60家企业——大都是市属纯国有企业，向实力雄厚的资本市场迈进。

这就是诸多乱象的发源，当时的西安也是被卷入“MBO”、“国有企业改制”的大潮，非一方政府之独罪，这些我都写过。

5

陕西西安只是史海中的一粟而已，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顶层设计决定了太多的诸地方风貌均在发生变化。

在市场化改革中，有合作医疗的村庄比例从1976年的远超90%直接减少到1986年的4.8％。

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阶段性的鼓励，该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长到7%。

随着合作医疗的瓦解，多数村庄根本付不起农村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当年风尘仆仆的赤脚医生们只好被迫改行。

回想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1965年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的盛景，完全不再。

从顶层层面看，市场经济思维被奉为正道之后，国家对防疫机构的经费拨补也从80年代初期占财政支出的1.06%，一路下降到80年代末的0.58%，

尽管拨款的绝对数有所增长，但远不及人员经费的增长需求，终于是出现了“吃饭靠国家、发展靠自己”的诡异局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两年网上会出现“我对国家前途有信心、却对个人发展没信心”的苏修式拷问。

根据《新中国统计五十年资料汇编》的数据（这是目前学界公认最权威的官方数据）：从1961到1989 年，中国每年卫生预算支出占财政总预算支出的比例平均为 3.61%，最高为 6.62%，最低为 2.11%；从1990到1999 年，每年卫生预算支出占财政总预算支出的比例平均为 1.40%，最高为 2.66%，最低为 0.41%。

在毛主席时代，尤其是五六十年代高积累的二十年间，曾有过三次大幅度的降低医疗价格：

第一次是1956年，药品加成费减少30%，手术费减少60%，接生费减少50%，普通挂号费减少30%；第二次和第三次为1958年和1966年，医疗价格进一步降低，而政府投入则逐年增加，减轻基层医疗合作社与病人的压力。

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国家层面每年投入卫生事业费从建国初的1.9亿元已经猛增到22.4亿元，卫生基本建设费由建国初的1.3亿元增加到3.2亿元。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逐步实施了对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等七种传染病的常规免费接种，对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地方性甲状腺肿以及子宫脱垂等妇女病，国家亦是免费普查普治。

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体制与成效，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奇迹，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尤其在今天更加让人敞怀。

6

资本主义的医疗难以长远为继的，以世界资本的大本营美国为例。

下图是一张美国人民的医疗费用清单，治疗费用为惊人的15万3千美元，换算一下接近百万人民币。

这个数字是什么绝症的治疗费用？不，这只是一个被响尾蛇咬了后在医院治疗的账单。

再看这个：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这个人因为一个车祸，光是救护车加急诊服务就被宰了两万美元。又因为没有工作，他想去寻求医院的金融贷款结果被拒，家里又不给钱（美国的家庭关系比较疏远），过了八个月给告上法庭，还要付利息和医院的律师费……

这个视频在2020年3月份曾火遍全球，这名美国女议员对美国CDC的质问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医疗制度变革的深思，尤其是在经历过奥巴马医改失败（被利益集团掐灭）的美国。

当时，一个中文互联网上令人忍俊不禁的场面出现：澎湃新闻也发了这个视频，然而原视频5分20秒，澎湃新闻却剪掉了其中一分钟。

它剪掉了什么内容呢？如下：

“美国40%的人拿不出400刀”

“33%美国人放弃治疗”

“美国人检测一次新冠需要1331刀”

………

必须记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黎民苍生。

两年来的疫情，置身于如此巨大的全球性公共灾难，我国的地铁公交没有涨价、基本民用商品没有涨价（除了本次西安某些时段、某些社区）、全员核酸检测政府包办、军委调动军力进驻疫区仅一夜之间、湖北武汉换将换帅超3000人（没有西方的“中央地方矛盾”）……

这一切，都是公有制的伟大，都是共和国的“老底子”在保护中国人民。

一场疫情，凸显制度优势和制度底线。

在两年前中国武汉疫情的控制初具成效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此次疫情启发了我们，必须将某些商品和服务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将食物、防护、医疗和生活环境托付给别人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们必须重新夺回控制权，建立一个比现在更独立自主的法国和欧洲，一个牢固掌握自己命运的法国和欧洲。”

马克龙讲话两天后，西班牙卫生部长萨尔瓦多·伊拉与西班牙国防、交通和内政三部门的部长召开联合发布会，宣布西班牙的医疗体系将“国有化”，所有私营医疗配置将置于西班牙国家卫生系统的管理之下。

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于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由亿万工农阶级用汗水打造出的举国性的公有制，在2020年这个被疫情定义的“大变局之年”，成为了世界的灯塔。

7

还记得去年年初闹得满城风雨的“疫情发哨人”艾芬医生与爱尔眼科的争端吗？

那件事情缘由不复杂，武汉市中心医院（公立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2020年5月时发现自己视力下降，有白内障现象，于是开始寻求就医。

当时她自己所在市中心医院的眼科还未恢复工作，所以经过行业内介绍，经“一个公立三甲医院退休的眼科主任”的推荐，艾芬医生选择去了爱尔眼科——全称“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换晶体。

一家私立医院，竟然挂着武汉大学的名，这非常有意思。

两年前的2019年12月末，爱尔宣布与武汉大学签署了共建协议。签议之后，武汉大学官方授权爱尔眼科医院加挂“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武汉大学爱尔眼科临床学院”、“武汉大学爱尔眼科研究院”等三块院牌。

这让身为民企资本的爱尔顿时“高大上”了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爱尔眼科是一家体制内的皇粮公家医院，特别是还沾上了学术味儿。

如此操作后，“武汉大学爱尔眼科医院”的招牌对于公众的诱惑力加成、信任赚取度，自然上升数个台阶。

爱尔的副院长王勇亲自操刀为艾芬换上了高档晶体，但是不到两个月，艾芬视力还是发生了急剧下降，继而在2020年10月发生了严重右眼视网膜脱落。

此后，就是公众看到的舆论大论战态势，双方各执一词、各有理由、互诿责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出现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画面：在此前的抗疫事业中，艾芬医生一度因为南方系媒体的一篇《发哨子的人》成为南方派系舆论集团的宣传红人——然而，在本次“艾爱大战”中，向来热爱标榜“为弱体发声”的南方系媒体，竟然统统装死，全数失了声。

原因很简单：他们面对的爱尔眼科，是私立医院，而不是公家单位。

看吧，南方系那帮笔杆子，屁股坐得多正。

爱尔眼科早些年曾被曝光是莆田系一员，但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是一场乌龙。

尽管在实际控制上，爱尔眼科非莆田系，但这家“医疗财阀”及其创始人陈邦/李力崛起的方式却非常“莆田”：

① 以电线杆和公共厕所为阵地，到处张贴牛皮癣；

② 开展“院中院”的扩张。

何为“院中院”？即：在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中设立营利性医疗实体，或者承包医院科室并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

简单而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医疗领域的“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即农业领域的私有化之风在医疗行业的大刮特刮。

莆田系正是凭借院中院模式发家，爱尔眼科同样如此。

从八十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的春风，公立医院开始流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说白了就是向市场开小灶，其实质为大门洞开、欢迎资本进入医院鲸吞那些油水大的科室。

这其中，自然免不了医院内部的权力寻租。

约在1994年前后，莆田系人马已经不再靠着贴牛皮癣挣小钱，而是逐步转型、搭上了“医院承包经营”的顺风车，谋求挣大钱，大举入侵公立医院、一步步承包利润丰厚的科室。

陈邦和李力也是相同路径的捞钱，只不过他们剑走偏锋、盯上的是眼科。

1996年，有人在东边的上海滩承包了上海第六医院的眼科赚到大钱，这给了远在湖南的二人深深震撼与启迪。

收获启迪之后，就是寻找下手目标。

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彼时成为了陈李两位老板向公立医院进攻、开启“科室承包”生涯的发端。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成为湖南首富。

但是正在两人的院中院模式捞得盆满钵满之际，2000年左右，原国家卫生部突然陆续下发一系列整治院中院现象的通告，陈李二人和莆田系均受到重创。

从那时开始，陈邦在事实上不放弃院中院（开始转为偷偷摸摸的地下行为）的同时，也正式筹建起了自己的自有医院。

在当时眼科专属医院的市场尚不蓬勃的阶段，陈邦大肆攻城略地：2001年，陈邦收购了长沙钢厂职工医院——这原是一家实打实的公立医院。

随后，他又第一时间在东北的沈阳继续开院，一口气开张两家，爱尔眼科正式诞生。

随后的随后，长沙、武汉、沈阳、成都等地纷纷拔地而起一座座爱尔眼科，彻底实现了其财阀规模的塑成。

从2010年至2019年，爱尔年收入由8.7亿飙升到99.9亿，净利润由1.2亿上升到13.8亿，年均增速达30%，是医疗行业内巨头中的巨头。

然而在疯狂扩张以及早已成为爱尔集团标志的“全天候广告营销轰炸”的喧闹背后，是这二十年来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的爱尔医疗事故，以及不断被侵占眼科市场份额的公立医院惨状。

如果不是去年艾芬医生因为严重受伤而发声，会有人注意到这些爱尔这家民营资本组织的侧面吗？

8

2019年末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防疫阻击战，正如领袖所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人民群众也在从多角度进行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

不得不承认，这次战“疫”以来发生的无数极其感人的行为和事迹，以及由此凝聚而成的极其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都让人们看到了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精神、思想作风在当代人身上遗留的产物和影响。

我无意在这里刻意切割历史，但是观察到许多清晰可见的宏大又温暖的场面：武汉几近沦陷时全国各省公立医院调动医力“点对点”组建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舱医院内后期呈现出一片歌舞欢腾的人民公社式的“无阶级景观”、前线医护战士昼夜不分地为了一座距离家乡可能是千里之外的湖北拼命……

必须忍不住感叹一句：建国前三十年毛主席亲自为民族铸下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在护佑着中国。

但是同时，暴露出的相当多的问题也大多是与近些年扭曲的医疗改革、私有化行径有关。

必须认识到，中国当今还存在的社会主义公立医院及其体系，为这场持续两年之久的抗疫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医疗改革进程中的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所形成的全国数万家所谓“民营医院”，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包括公立医院的运营机制的作用，在中华民族这场大灾难面前几乎等于零，有时还起到了负面作用……

我们曾经是把医疗改革与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称之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由这类改革导致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典型如北京朝阳区那起杀医案，实质就是医患矛盾加剧的一个缩影。

上文提及的以欺骗国家、欺骗百姓、欺骗舆论、赚取不义之财为主要目的福建莆田系“民营医院”，早已在全国遍地开花，至今已有大小6000多家这种性质的医院，这些医院为抗击灾难做出贡献了吗？

作为中国改革的标杆和最前沿的深圳市，一座城市GDP相当于甚至超过一些省份，但武汉疫情发生一个多月后，仅派出七十三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湖北，难道还不令人深思吗？

还是柳传志，这位私有化教父对于中国医疗改革还有过一句名言：“医疗服务是公共事业，但不完全是公益事业。实质上是国家投入一部分、企业负责一部分、民众自筹一部分。”

“民众自筹”，柳教父多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是多少中国家庭灰飞烟灭、不堪重负的压迫。

更不要提，像柳传志这样的吸血者，根本又在做些什么，又在实施着什么！

跋

“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 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

“疾病是苏区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1933年于长岗乡；

“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 1945年七大报告；

“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 —— 1954年4月《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 ；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 1964年写给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 1965年6月《六二六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