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由铁链女案想到的晚清小白菜案

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2-02-24来源：民族复兴网

导读：慈禧太后之所以会为拯救一个普通民女而查办100多个官员，就是因为太平天国来过，数百万人民掀起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来过。如果不是因为革命来过，莫说是一个小白菜，就算是冤杀掉成千上万个小白菜，慈禧太后也不会眨一下眼睛。

随着江苏省调查报告在各大媒体的公布，丰县铁链女一案算是基本了结或者说是告一段落，被追责处罚的涉案官员17名，重则撤销职务，轻则党政处分。此案被处罚官员之多，可以说是多年来所罕见。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与丰县铁链女一案有些相类似的晚清小白菜案。

小白菜是晚清浙江一个民女，被当地知县指控为与奸夫毒杀亲夫，而后屈打成招被判死刑，家人一直为其上访申冤，始终不见天日，最后按照晚清法律直接到北京告御状。慈禧太后得知此案后亲自批示刑部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刑部在人山人海的观众注视下公开开棺验尸，查明果然是屈打成招的冤案。

慈禧闻听大怒，一下子查办了130个官员，上至浙江巡抚等省部级官员，下至知县等县级官员，中间一大批地市级官员。并且处罚相当严重，绝不是走走过场装装样子。重者判刑坐牢，如知县刘锡彤（相当于县委书记）已经70多岁，本应免于千里流放，但是鉴于罪行严重，仍然被押上了流放之路；轻则革除职务，如浙江学政胡瑞谰（相当于副省长）被撤销职务，永不录用。

读者在此或许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小白菜的案件不过是一个个案，并不像铁链女这样是拐卖妇女的普遍现象，罪恶后果遍及全国，况且两者都属于普通民女，都没有任何特殊背景，为什么慈禧太后会为一个普通民女而查办那么多官员，其中中绝大多数还都属于地市级以上的高级官员？

有些喜欢把一切罪恶都安在慈禧太后头上的人，说什么是慈禧太后要打压湘军势力，这完全是龌龊文人的胡编乱造，当时湘军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慈禧太后奖励湘军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选择在那个时候打压湘军？如果慈禧太后真的像中国文人这么狭隘龌龊弱智，也就不可能以一介女流的身份而获取一个男权最大国家的最高政权了。

其实，慈禧太后查办一大批高级官员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刚刚经过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差点儿丢掉大清江山的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王朝统治集团，在农民革命险些成功的惊恐之余，不可能不接受教训，向人民大众作出一些让步，顾忌一下民心民意，以避免把人民大众再次逼上起义和革命的绝境。这才是慈禧太后会为了一个普通民女平反而查办了100多个中高级官员的根本原因。

就像全世界进步青年的偶像格瓦拉对南美人民所说的那样：“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慈禧太后之所以会为拯救一个普通民女而查办100多个官员，就是因为太平天国来过，数百万人民掀起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来过。如果不是因为革命来过，莫说是一个小白菜，就算是冤杀掉成千上万个小白菜，慈禧太后也不会眨一下眼睛。

所以，当年真正挽救了小白菜的，不是慈禧太后，而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慈禧太后就绝不会去救小白菜；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白毛女就永远都是深山老林的女鬼，而不可能重新为人。所以，只有革命，才是天下所有被奴役被摧残妇女的最可靠“老公”，才是她们最亲最亲的“亲人”。

2022年2月23日

半月谈：“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为何从县到村全部失守？揭基层四大顽疾

2022-02-24来源：微信公众号“半月谈”

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发布。通报就这一事件中的诸多疑点问题作出了说明，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行为被严肃处理，回应了舆论和社会的关切。

这一事件教训十分深刻，再次暴露出基层治理屡遭诟病的四大顽疾，尤具警示意义。

顽疾一：做足形式、浮在上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屡难禁。

在通报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个高频词。

从县委书记娄海、县长郑春伟，到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寸贤、徐州市妇联副主席高伟，再到丰县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欢口镇镇长邵红振，都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囊括县、镇两级主要领导，可见问题不一般。

针对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这几年中央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屡禁不绝。其突出表现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布置任务，以材料和台账显示“成绩”，形式做得很足，浮在上面作指示、听汇报、看材料，但落实情况如何、实际效果怎样，又是另一回事。

具体到丰县，不管是在县一级，还是在乡镇一级，有关增进群众福祉、提升群众幸福感的会议和文件应该不会少，出台的措施也会有。不能说这些措施都是花架子，但“生育八孩女子”这样的极端事件长期存在也是事实，这不正暴露平时工作中的不严不实吗？

通报指出，丰县县委书记娄海、县长郑春伟、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镇长邵红振都存在“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直接后果。

出事的是丰县，其他地方呢？

顽疾二：纪律丢脑后、责任放一边，基层治理陷空转。

通报中，“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也是被通报处理的丰县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通病。

县委书记娄海“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县长郑春伟也是这样；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欢口镇镇长邵红振也是如此；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同样存在“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县、镇、村三级，几乎所有被通报点名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都存在这一问题。

层层“违反工作纪律”，个个“工作不负责任”，平时看似相安无事，实际上矛盾不断积累、问题不断放大，最终不可收拾。不管是“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还是“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管”，这些失职渎职行为，实际上就是办事程序走走过场，基本规范丢弃一旁，纪律要求不当回事，履职尽责挂在嘴上，基层治理陷空转。

“看似人人经手，其实个个不管”“圈阅一大堆，意见没一条”“个个都是‘二传手’，没有主攻手”……基层治理空转表现形式多样，但说到底，都是对问题视而不见，做事情避重就轻，要么文件转一转，要么空洞表态“按规定办”，其结果往往就是会议有传达、工作有布置、事后有督查，但工作没进展，事情没解决。

“只要有一个环节负责，‘八孩女子’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制止和纠正。”江苏省徐州市纪委书记李文飙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警示我们，基层治理空转现象不容忽视。

顽疾三：走村不入户、“不见面指挥”，脱离群众酿风险。

通报中，有6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存在“失管失察”问题。

如，丰县县委统战部三级主任科员陈修峰，在担任欢口镇党委组织委员期间，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不负责任，失管失察；丰县欢口镇综治办史瑞红，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

这些干部都是县乡干部，理应对“生育八孩”这样不同寻常的事情早有了解，对生育这么多孩子的家庭和女子进行实地探访，对虐待行为进行管教和处理，然而最终都“失管失察”了。这暴露出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乡镇干部是名副其实的基层干部，走村串户当是工作常态。然而，在欢口镇先后任镇长、镇党委书记的徐善修，自称“之前没听到过此事”，任职5年没去过一次董集村，只有一次在村边地头“站过”；欢口镇镇长邵红振虽然到过董集村，但“只进村未入户”。

这种只在“村头站站”的基层干部，其实在很多地方并不鲜见。有的工作岗位在村镇，生活重心在城里；有的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用电话、微信群遥控，习惯“不见面指挥”……基层干部本该身在一线，成为群众的“身边人”，却似乎在交通愈发便利、联系渠道愈发多元的当下，离群众越来越远了。

基层干部脱离基层，这一新苗头需要特别重视。

顽疾四：乡村自治成了相互包庇，法治落伍、德治缺位，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通报中，镇村一级多名干部还存在违规提供便利、包庇、放任等问题。

如，丰县欢口镇原民政助理于法贞，在担任欢口镇民政助理期间，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变更结婚证登记时间；丰县欢口镇计生站于秀娟，对严重超生问题隐瞒不报、放任不管；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管……

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土熟人社会的特点。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拐弯抹角都能扯上关系，于是能行个方便就行个方便，能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殊不知，这是在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打掩护、开绿灯。

中央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三方面缺一不可。自治不是搞你好我好的相互包庇，村里的任何规约和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坚守道德底线和社会正义。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提醒我们，乡村法治意识的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消除麻木的看客心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关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有政策文件出台，这是一项庞大、繁杂、艰巨的基础工程，难题多、任务重，“政绩”未必明显，费心未必“讨好”，但等不得、拖不起，亟须下定决心办好、下足力气干成。

半月谈评生育八孩女子事件：

刮骨疗毒，根治极端个案后现实之痛

作者 半月谈评论员 2022-02-23 来源 半月谈微信公号

2月23日，江苏省调查组就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发布通报，依法严惩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员。一段时间以来，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人们对拐卖妇女这种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的恶行感到震惊和悲愤。“丰县生育八孩女子”长期遭遇的身心摧残和扑朔迷离的真相，深深刺痛了社会良心、道德认知。这一事件已经从一起极端个案，发酵成一起全社会关注的公共舆情事件，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的沉重反思。

江苏省调查组的通报迈出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全社会关注的目光，并不仅限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更大的期待是，各级政府以此为契机，以刮骨疗毒的勇气，一扫残留在朗朗乾坤下的“古老的罪恶”——拐卖人口，尤其是拐卖妇女儿童！

虽然，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的发生多数都是在上世纪的少数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胜利后的今天，许多人将之视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历史并不久远，伤疤远未消除，受害者家庭的创痛还未治愈。对相关地方基层来说，解决这样时间跨度长、牵扯范围广、处理难度大的问题，可以说是“烫手山芋”，但面对民心所望，必须迎难而上。我们还要看到，中央对于此类问题的态度始终是鲜明的，那就是对那些历史遗留却仍然危害现实的问题，必须一查到底。比如，内蒙古“纸面服刑”案的曝光引发中央启动“倒查二十年”，发生在多年前的违法犯罪行为被彻查，最终带来社会清明，推动了法治建设的进步，赢得了全社会的赞誉。

下决心刮骨疗毒，才能从根子上消除拐卖妇女问题的现实之痛。拐卖人口本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在个别重灾区却成了司空见惯的“风气”，相当数量的涉事者甚至认为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在一些地方，拐卖人口现象可能发生在不少人身边，除去违法犯罪的人贩子、买家，还有不少麻木不仁包括“同情”的知情者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充当“帮凶”。如果不彻底斩断这条罪恶的产业链，如果容忍“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会消失”的功利性逻辑存在，如果不在全社会筑起牢不可破的法治防线和高度一致的道德底线，真正让拐卖人口的恶行无处遁迹潜形，我们就难以彻底铲除这一“古老的罪恶”的生存土壤，就会让全社会的安全感幸福感大打折扣。对各级地方尤其是基层来说，到了该痛下狠手的时候。正如一些基层干部所言，在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基本具备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条件。

某种程度上，历史在通过“丰县生育八孩女子”无法回避的目光逼问我们，我们必须做出对得起良知和未来的回答。面对刺眼的历史欠账，要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深层次全方位治理拐卖人口问题，同时推进立法、严格执法，回应社会提高量刑标准、买卖同罪的呼声。应切实落实《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加强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彻底铲除“买方市场”，在全社会形成反拐、打拐、举报的共识，让拐卖妇女儿童在中国大地任何一个角落都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对一些“重灾区”而言，以人民群众的急苦愁盼为出发点，善用历史的眼光剖析根源、拿准措施，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把问题解决在当下，分类施策，妥善处置，是考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一块试金石。

一如网友所说，推动问题解决才是“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时代意义。要让“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知道，董某民遮蔽不住她的天空，有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还有全社会在乎她、关爱她。正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不会让一个人掉队，更不会让一个人无名无姓!

（原题为《刮骨疗毒，根治极端个案后现实之痛》 作者 半月谈评论员 来源 半月谈微信公号）

丰县铁链女与鸡西奇案：

不能再让“乡贤”阻碍社会进步

秦明 · 2022-02-19 · 来源：子夜呐喊微信公众号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已经掌握并成功实践了更为先进的社会治理模式，那就是人民革命与群众路线；封建社会已经被消灭100多年了，不能再让封建社会的这个旧事物阻碍社会的进步。

前几天谈丰县“乡贤自治”的文章很快就被“用户投诉”了，今天这篇依然可能面临这种处境。但是，笔者依然要坚决反对所谓的“乡贤自治”！

今年1月份春节前夕，就有网友在网络上举报“鸡西人大代表聚众赌博”并导致至少两起因输钱欠债悲剧的事：

令笔者诧异的是，直到现在，这名网友还在孜孜不倦地在网络上举报。

如果这名网友是“造谣中伤”，是不是早该立案侦查处理他了，“造谣中伤”鸡西市（黑龙江省辖地级市）人大代表和公安局长，这可是相当严重的事情；而如果这名网友举报属实，黑龙江有关方面为何直到现在还不做任何回应，没有任何动作呢？

如果网友举报属实，这样的“人大代表”算不算“乡贤”？笔者认为应该算。

在被“用户投诉”的那篇文章里，笔者提到了丰县“乡贤自治”的事。我们把这两件地方部门回应如此迟缓的案件放到一起看，就会发现其中某种奇妙的共通之处……

2015年，澎湃新闻刊登了一篇报道，高度评价“江苏丰县‘乡贤’自治新模式”：

笔者当年看到这篇报道时，就感觉非常不是“滋味”。

既然是丰县如此高调地光复了“乡贤”这个旧物件，“铁链女”所在的欢口镇应该也有这样的“乡贤”吧？不知为何这20多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帮到“铁链女”？抑或是他们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然一个外来被贩卖的女子，何以在当地被藏了20多年？她还被迫生了8个孩子，早该“闻名”乡里了吧？

这几天有网友在网络上传播一份名单，列举了丰县很多渠姓官员。笔者也觉得这样的名单是牵强附会，因为渠姓虽然在全国是个“小姓”，在丰县却是不少的；但笔者对这样的现象并不一概否定，并不排除其中的某种巧合或者说是历史与现实的交会。

2015年，某位在北大读硕士、在美国雪城大学读博士、在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做教授的“丰县人”，写了一篇《乡居杂记：一个苏北小村庄的历史》，讲述了丰县的乡村精英（地主）在清末如何治理乡村，抗战开始后国家政权强行介入使小村地主村社组织衰落以及解放后如何“迫害”地主的历史。其中便讲到了从清末到民国，渠姓地主与刘姓地主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力流变，这背后有没有一定的重叠与巧合呢？

我们都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地主家庭都摘帽了，摘帽后一些地方甚至搞起了“偿还”，让这样的地主后代重新“闻达”乡里；与之同时，文坛上为地主阶级翻案、对革命历史叙事进行颠覆也越来越成了一股潮流，从《活着》到《霸王别姬》，从《白鹿原》到《丰乳肥臀》再到方方的《车欠土里》，文学作品的主角也从贫苦大众转向了《大宅门》、《闯关东》里的东家掌柜们；刘文彩成了“进步乡绅”，马步芳成了“西北圣人”，“周扒皮”被说成是“虚构污蔑”，民国成了“黄金时代”；而狼牙山五壮士、雷锋、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却一遍又一遍地被文人骚客们编造各种段子进行侮辱……

丰县籍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那篇文章不过是这股风潮的不起眼的细流，虽然当年被澎湃新闻等媒体大肆吹捧，如果不是“铁链女”事件，笔者不会注意到这篇文章。

笔者不否认在地主阶级中的确存在少数“开明人士”，特别是在晚清之后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进程中，甚至出现了彭湃这样的背叛了原阶级的革命者，但绝大多数地主是什么样子？

笔者前文讲述丰县往事，提到了1911年“同盟会丰县分部联合农民起义军攻克丰城”的历史。封建王朝覆灭之前，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控制着农村的政治、经济特权，对农民进行着疯狂的压迫和剥削；而农民起义军失败之后的军阀混战时期，丰县各乡的地主、土豪劣绅各自为政、成立团练（地主的私人武装），私拥枪支弹药，为祸乡里；日本侵略者占领丰县以后，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当地的地主充当维持会头目，与土匪、汉奸互相勾结，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在被压迫的丰县劳动人民看来，地主阶级与他们不仅是家仇，还有国恨！

关于“近代苏鲁地区地主初夜权”的问题，有着大量的历史记录和研究：20世纪40年代中期，据苏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调查，“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还保留‘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首先要让地主困过，然后可以同房”；香港报人潘朗写道：“农奴的新婚妻子，第一夜必须先陪地主睡，让地主老爷‘破瓜’。”

抗战时任丰县、鱼台等地妇女部部长的张令仪写道：抗战初，在鲁南，“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佃贫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权”。据她叙述，1938年她在单县任县委委员时，中共县委书记张子敬亲口对她说，因佃种了单县辛羊区张寨地主的田地，张新婚时，妻子被张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权。她认为：“鲁西南的初夜权不是潜规则，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不成文法规。农民根本无力抗拒。地主实施初夜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其荒淫的肉欲。”

“占有初夜权”不过是解放前丰县的地主阶级所干的种种罪恶勾当之一，可以想见，这样的乡村精英（乡贤）究竟是什么货色。笔者在前文还回顾了丰县人民在淮海战役中踊跃支前的热烈场面，为何丰县老百姓如此支持解放军赶走国民党政权，不就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在当地充当了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吗？

与此前的伤痕文学不同的，丰县籍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那篇文章和方方的小说《车欠土里》一样，完全无视地主阶级的累累罪行，却站到了地主阶级的立场，将矛头指向了土改以及新中国；而这些作品出台的时间，恰恰就是媒体大肆鼓吹“乡贤”的那几年，这些作品正是参与了这样的历史重塑与舆论鼓吹，其结果就是“旧地主借尸还魂，新乡贤东山再起”。

借用方方的口头禅，“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新乡贤的东山再起落到个体悲剧，就是使“铁链女”的冤情在20多年间不得昭雪。

“乡贤”的字面意思是“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但在古代，乡贤即乡绅，实质上是封建社会的基石，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承担了“皇权不下县”（没有王法）时代基层的管理职能。因此，“乡贤”所指的正是那些掌握了一定的基层政治权力、具备一定的经济地位的地主阶级。

哪怕是今天我们像乡建派那样善意地去理解“乡贤”，让“乡贤”回归本来的字面意思，去掉其中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成分，但是，“江村经济”是1938年的论文，“乡土中国”是1948年出版的，回避阶级问题的乡建派们其实根本没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解决农民的问题，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最后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乡建派与毛主席的分歧，体现在基层就是精英政治与人民民主政治的分歧。而事实上，只要精英政治还存在，只要旧的生产资料占有制还存在，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只会是必然的存在。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已经掌握并成功实践了更为先进的社会治理模式，那就是人民革命与群众路线；封建社会已经被消灭100多年了，不能再让封建社会的这个旧事物阻碍社会的进步。

丰县事件警示：

靠“捂盖子”解决不了问题

拐卖妇女儿童的毒瘤必须割除！

作者：朱继东 发布时间：2022-02-24来源：民族复兴网

视频链接：http://t.cn/A66PVQw0

今日案情细节大白天下，但有些话还是要说：

①通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依法严厉打拐，绝不会在小花梅一个人止步。现在，江苏全省已部署开展深入排查打拐的专项行动，徐州市也明确了精神疾病、智力障碍、被限制人身自由等10类排查重点。这都说明，斩断“铁链”，决心如刀，坚不可摧。

②人民群众的义愤填膺，体现的是社会的良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暴露出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一段时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在基层组织建设、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反映出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法治意识淡薄，导致基层服务管理缺位，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防线失守，必须汲取教训。靠“捂盖子”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尊重民意，正视问题。

③拐卖妇女儿童的毒瘤必须割除，政法君深恶痛绝，责无旁贷。真正办案不能靠猜测，靠的是政法干警走访多省，调查4600余人次，1000多个卷宗，中央、省市各级互不相识的专家们在实验室里枯燥繁复的一次次检测……办案不能靠拍脑袋，必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层层监督之下，谁也别想掩盖罪恶的真相。

④请给正义的实现以时间，给可能的受害者以希望。从2021年“团圆”行动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10932名，到国务院《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不回避问题是态度；常态化、制度化、法治化惩治是方式。政法机关打击拐卖犯罪，一直在路上！

侯立虹：由“锁链女”引发对30年前解救被拐卖妇女的回忆与思考

作者：侯立虹 发布时间：2022-02-23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近日，徐州丰县“身披铁链的八孩妇”事件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急切盼望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调查组早点公布调查结果。“锁链女”的悲惨经历，逼迫我对30年前任驻村工作队队长时解救被拐卖妇女的回忆。

1992年，当时的河南新乡市委开展了一项重大的奔小康社教活动，为加快农村奔小康步伐，组成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以奔小康为目标，以社会主义优越性教育为主线，以调动农民群众奔小康积极性为中心，引领农民奔小康。我被分配到市委驻长垣县方里乡雷店村奔小康工作队，并担任队长，有两个队员，这里也是市委驻长垣县方里乡奔小康分团所在地。我们在宣传发动阶段声势很大，支委会、两委会和党员会、团员青年会、群众大会、小学生大会等大会小会，大小街道都布满标语，广播每天3次连续播发市委奔小康社教文件，小康户小康村标准，奔小康社教讲座和新闻好事，可以说是声势浩大、广泛深入，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也由此拉开解救被拐妇女的序幕。

那天群众大会后，工作队驻地突然闯进一名年轻女子，说自己是驻马店潢川县的，被拐卖到这里，请求保护她，把她送回原地。我顿时感到此事重大，让工作队员先把这位女同志保护起来，紧急召开村两委会议，宣讲有关妇女儿童保护法律，晓以利害，让支书村长和每个委员表明态度，统一村干部思想，与村干部一起登门做受骗买媳妇全家人工作。尽管这女子的名义丈夫和婆婆大吵大闹，但给他们讲明法律和工作队、村两委的态度，变成了只讲还他们经济损失，又给他们阐明买卖妇女的买和卖都是一种犯罪，不存在什么赔偿问题，不过工作队和村两委可以帮助解决家庭困难。当他们同意后拟将该女子送往派出所，立即报告工作分团和乡党委。

分团长很支持，提醒一定把工作做细，避免留下后遗症。可乡党委书记却大肆埋怨我们多管闲事，责怪我们年轻，不了解农村实际，不知道农村找个媳妇多难，警告我们这家人会恨我们一辈子，也会遭到群众反对，在村里呆不长。我劝党委书记摆正自己的身份，提醒他被拐卖女子找到工作队要求解救，你不让解救，考虑一下后果。随我去的工作队员质问那个书记：“是不是乡里一直支持拐卖妇女?”乡党委书记赶快改口，支持我们将人送到乡派出所，通知潢川县来领人。后来，我们还不时督促派出所，协助他们侦破这起重大拐卖妇女案。

这件事虽然过去整整30年了，但至今记忆犹新，尽管当时也有阻力，也受到一些威胁，但最后乡村都支持我们的解救行动，支持我们以此为契机开展的普法活动。特别是我们帮助受骗买媳妇的那家认识到错误，同意把人送走，而且帮助他们克服家庭困难，走上致富路子，不到一年就光明正大娶上了媳妇。即使那个责怪我们多管闲事的乡党委书记，也通过这件事很看重我们，多次转发我们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在我们离开时夸赞“我们真中”，赠送“奔小康功绩显赫”的锦旗，可以说是完满的结局。

现在重提此事，不是为了自我炫耀，也不是为了表功，而是想说“锁链女”事件，关涉的并非只是一个由渎职、懒政、冷漠和乡村野蛮落后的观念共同作用制造的悲剧，它也深深抹黑了人民感到自豪幸福的新时代，更拷问那个地方的党委政府怎样不忘初心执政为民，怎么留下如此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死角?也想说“锁链女”那个村子，20多年时间就没有驻过工作队吗?就没有结对子帮扶的单位吗?就没有派过第一书记吗?如果有过任何一项，怎么会发生这样轰动全国的八孩锁链女?

还想说“锁链女”事件逼迫人们反思，为什么法律对贩卖妇女的判罚还比不上大熊猫、金丝猴，甚至还比不上鹦鹉和20只癞蛤蟆?法律这等充满“人不如猴、人不如鸟、人不如物”的气味，能彰显它的公正公平吗?那个可能涉嫌买卖妇女，可能涉嫌强奸、虐待和拘禁妇女的乡间恶魔，被“塑造”成有爱心、有责任心、敢于担当，甚至有些许“伟大”意味的坚强父亲的形象，如此极具讽刺意味的闹剧是谁导演的?

徐州发布的四份通报，整件事终于从“正能量爸爸”转向为“刑拘三人”的追罪问责，这与四篇通报的口径可谓大相径庭，逼迫数百万网民锲而不舍的关注和追问，如何体现实事求是忠诚担当?丰县的妇联是全省维护妇女权益的先进集体，为什么听任如此重大蹂躏妇女事件的发生和长期存在，还被标榜为正面的“乡村正能量”发酵开来?

“锁链女”是一个与新时代极不协调的强烈信号，公众关注的强烈的情绪激荡着社会追逐公平正义的主流，表达着新时代人们特别关心权力和自由，特别关心涉及公众自身的命运，特别关心精神富裕的底线和基本保障。这就是关注丰县“铁链女”事件，追忆30年前解救被拐卖妇女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