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中美“5种较量”，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是35%

蓝血研究 2022-02-23云阿云智库•战争经济学

导读：目前似乎美国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崛起。历史告诉我们，一般会有5大类型的“战争”：1.贸易/经济战；2.技术战；3.地缘政治战；4.资本战；5.军事战。现在我们从历史教训及其提供的原则的角度，考察一下这些战争。

根据我的预测，下一次经济低迷很可能在下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前后到来。而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的传统发展轨迹是冲突加剧、导致战争。中美两国正在制订大约5年的计划，为每种类型的战争做更充分的准备，以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

以下文章来源于正和岛 ，作者瑞·达利欧

作者 | 瑞·达利欧

“当今世界，像极了1930-1945年。”

“在我的一生中，美国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苏联曾只是军事对手，从来不是重要的经济对手）。”

“未来10年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在35%左右。”

“下一次经济低迷，很可能在下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前后到来。”

在最近出版的《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公司桥水的创始人——达利欧，多次语出惊人。

01

当今世界像极1930-1945年

当今世界像极1930-1945年，我很担忧未来的时代将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有着相似之处。

我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事实历来如此。

几年前，我注意到一些重大势态发展，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这些事件从未发生过，但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看到在巨额债务和零利率（或接近于零）的综合影响下，世界三大储备货币国家大规模印钞。

2008年，从股市崩盘到央行印钞只用了两个月时间；2020年才用了几周。

在我们一生中，没有哪个时刻像现在这样，如此多债务的利率都处于极低甚至负水平。2021年，有超过16万亿美元债务的利率为负，并且很快需要增发巨额债券来填补赤字。

历史表明，当一个人、组织、国家或帝国的支出超过收入时，就离苦难和动荡不远了。

其次，在各国（特别是美国）内部，由于财富、政治和价值观差距达到约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大程度，政治和社会出现严重冲突。

与典型情况一样，由债务增长支撑的繁荣时期引发了债务泡沫，造成贫富悬殊。

2008年，美国的泡沫破裂（像1929年那样），全球经济萎缩，冲击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像1929-1932年那样）。

利率降至零（像1931年那样），但宽松力度仍然不足，于是，2008年后，各国央行大量印钞，大规模购买金融资产（像1934年那样）。这些举措的结果是，从2009年开始，大多数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像1933-1936年那样）。

基本上讲，借款实际上是免费的，因此从事投资和企业经营的借款者利用这些廉价融资进行购买，从而拉动股价和公司利润增长。

但这些资金并未按比例流向不同阶层。而是使“富人”（金融资产持有者）比“穷人”（没有金融资产的人）更受益，导致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达到自1930-1945年以来的最高峰。（美国收入最高的1%和10%的人分别占有19%和45%的收入，这两个比例在各主要国家中均为第二高）

“穷人”，特别是那些工作被外国人和移民抢走的人，开始反抗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像过往一样，经济不景气伴随着贫富悬殊，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泛起（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

2016年，特朗普这位直言不讳的商人、资本家、右翼民粹主义者为了当选总统，掀起了一场针对政治建制派和“精英阶层”的反抗，承诺给那些持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失业、生活窘迫的人提供支持。

之后，他削减了公司税，并实行大额预算赤字，美联储也对此提供支持。虽然这种债务增长为市场和经济相对强劲的增长提供了资金，并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有所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和价值观差异的进一步扩大，导致“穷人”对“富人”越发不满。（美国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城市和州，通常也是负债最多、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和州，如纽约市、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等）

与此同时，政治鸿沟加大，一边是日益极端的共和党人，另一边是日益极端的民主党人。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换句话说，美国的政治分裂变得严重且难以消除。

2020年3月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由于美国（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关闭国门，收入、就业和经济活动锐减，美国政府担负了大量债务，向民众和公司提供大量资金，美联储大规模印钞，买入了大量债券。其他国家的央行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央行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的规模都接近或超过之前战时的纪录水平。

我模型中的数据显示，美国在自身大周期中约处于70%的位置，误差范围为10个百分点。

最后一点则是，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挑战现存的世界大国（美国）和现有世界秩序。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美国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对手（苏联曾只是军事对手，从来不是重要的经济对手）。

作为二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发生的情况，当领先大国没有受到威胁，崛起国家还不构成威胁时，崛起国家能从领先大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它们以一种共生的方式合作，直到崛起大国变得足够强大，足以威胁到领先大国。

除了从学习中受益外，它们还从相互贸易中受益（直到这变得对它们不利），并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受益（直到这变得对它们不利）。

此时，崛起大国对领先大国构成的威胁变得愈加明显。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逐步终结，各国国内贫富矛盾激化、崛起国（中国）与世界主导国（美国）发生冲突的时代已经开启。

最近一段与目前类似的时期是1930-1945年。这令我十分担忧。

1930-1945年是最后一个主要的破坏和重组时期。1930-1933年，全球债务危机引发经济萎缩。而这个债务泡沫是“咆哮的20年代”经济繁荣的自然延伸，经济繁荣变成了债务融资泡沫。

历史上的大多数周期是出于大致相同的原因发生的。例如，1907年恐慌开始的1907-1919年，与1929-1932年货币和信贷危机一样，都是繁荣时期（美国的“镀金时代”、欧洲大陆的“美好时代”和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都是同一时期）产生债务融资泡沫而导致经济和市场下跌的结果。

在经济和市场下行的同时，贫富悬殊导致了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进而引发了世界大战。

1930-1945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泡沫破裂和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对1930-1945年内部与外部财富和权力斗争的影响最大。

与现在和大多数其他情况一样，当时也出现了贫富悬殊和严重冲突。如果再加上债务/经济危机，局面就会进一步恶化，社会和经济项目就会发生巨变，导致大规模财富转移。

同时，什么是最好的体制（例如，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人们因这个问题发生了冲突和战争。一些人希望进行大规模财富再分配，另一些人则反对这样做，两方总是不停地争辩或争斗。

这些破坏/重建时期重创了弱者，也确定了谁是强者。

强者建立全新的规则（即新的世界秩序），为繁荣时期奠定了基础。而到了繁荣时期，随着债务泡沫滋生，贫富差距扩大，最终超过极限，导致债务泡沫破裂、新的压力测试开始，从而再次进入破坏/重建时期（即战争），开启新的秩序。最终，强者又比弱者获得更大的权力，等等。

2008年后，我们看到这些驱动因素及其机制的重演。我撰写《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时，已经是1945年的75年之后了。主要的旧国家（即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家）正接近长期债务周期的终点，积累了大量债务，而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

02

中美的“5种较量”

同时，通过我多年的国际交往和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我看到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巨变，尤其是在中国。

在过去37年里，我不断走访中国，有幸结识中国的高层经济决策者，深度了解到他们以及许多其他人的想法。这让我能近距离地看到中国实现飞跃的原因。

下图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人均经济产出增长25倍，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从96%降到不足1%，预期寿命平均提高10岁左右，中国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总数约为美国的3倍……我可以不停地列举下去，几乎每个领域都有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

事实上，在这些决策者的领导下，中国在制造业、贸易、科技、地缘政治和世界资本市场上成了美国的有力竞争对手。而且在这些领域都处于“冲突”或“战争”之中，所以我将研究两国的现状。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我不会依据是否符合美国、中国或我个人的信念，就在一个问题上选边站队。我很务实，像医生一样对待问题，依赖逻辑和因果关系，并相信经过时间检验的东西。我会极其坦诚地解释自己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争斗背景下的世界格局。

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这些现状只是老式经典冲突的新版本而已（例如传统技术战中的新技术、传统军事战中的新武器等）。

“命运和大周期规律”，将中美两国置于目前的境地。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美国经历了多个成功周期相互强化的时期。而这些成功周期引发了过度行为，导致一些领域出现疲弱。美国目前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

过度地借债，使美国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量欠债，将自己置于弱势地位，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许多钱。这将中国和美国置于大债权国—大债务国的尴尬关系中，而同时中美之间正在发生各种争斗。

在同样的力量作用下，中国经历了大衰退周期，陷入困境，这促使中国进行大变革，迎来当前相互强化的上行周期。

目前似乎美国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崛起。

历史告诉我们，一般会有5大类型的“战争”：1.贸易/经济战；2.技术战；3.地缘政治战；4.资本战；5.军事战。

现在我们从历史教训及其提供的原则的角度，考察一下这些战争。

1. 贸易/经济战

就像所有战争一样，贸易战可以从礼貌的纠纷演变成致命的冲突，这取决于双方想走到何种地步。

迄今为止，中美贸易战尚未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目前有加征关税、限制进口等典型举措，这是其他类似冲突时期反复出现的情况（如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双方已经进行了贸易谈判，谈判成果反映在2019年达成的一份非常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这份协议得到了初步执行。

我们看到，这场“谈判”是对彼此实力的考验，而不是依靠全球法律和法官（如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公正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战争都将以实力较量的方式展开。大的问题是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较量实力。

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最好的贸易协定，这场“战争”恶化的风险大于事态改善的可能性，我们不会看到拜登政府在短期内对条约或关税做出任何改变。无论其最终采取什么做法，都将对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大周期命运的应对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命运正在展开过程之中。

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两党都认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这也许是两党唯一的共识。多么强硬，以什么方式表现这种强硬，中国将对这种强硬做出何种反应，目前都不清楚。

而这场“战争”，可能将会朝什么方向恶化？

一般来说，贸易/经济战最危险的举动是，一方切断另一方的必需品进口。例如，如果美国切断中国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石油、其他必需品、技术和其他必要的进口，那么这将是清晰明显的事态升级信号。

同样，中国升级态势的方式是，切断通用汽车（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量高于美国）、苹果等公司的业务，或者切断美国进口稀土，稀土是生产许多高科技产品、汽车引擎和国防系统所必需的。

我不是说这样的行动将会发生，但我想明确一点：任何一方采取切断必要进口的行动，都标志着局势的严重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局势就会按照正常情况发展。

出于这些原因，两国开始进一步转向国内生产和“脱钩”。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已经获取了这一能力。

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们应该会看到两国对彼此的依赖程度降低；在接下来的5-10年里，中国可能会以比美国快得多的速度，降低对可能被切断的外部供给的依赖。

2. 技术战

技术战要比贸易/经济战严重得多，因为谁能赢得技术战，谁也就可能赢得军事战和其他方面的战争。

目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大型科技行业的主导力量。但与此同时，在技术上，中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

因此，美国很容易受到中国技术日益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影响，中国很容易受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切断关键技术的影响。

总的来说，目前美国的技术能力领先，但各类技术领域的领先程度不同，且正在失去领先地位。比如，美国在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开发方面领先，但在5G方面落后。

以下数据粗略地反映了这一点：美国科技公司的总市值约为中国的4倍。但这一数据低估了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不包括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如华为和蚂蚁集团）和非企业机构（如政府）的技术发展，而中国这些机构的规模大于美国。

中国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已是全球第七大和第八大科技公司，仅次于美国最大的一些科技股“FAAMG”（脸书、苹果、亚马逊、微软、谷歌）。

中国目前在一些最重要的技术领域领先。例如，中国拥有40%的世界最大民用超级计算机，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竞赛和量子计算/加密/通信竞赛的一些方面领先；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也有类似的领先优势，比如，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和移动支付的交易金额目前位居世界首位，远远超过美国。

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提高技术和（受益于这些技术的）决策质量。因为大数据+大型人工智能+大型计算=卓越决策。中国的人均数据收集量远远高于美国（而且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还大量投资于人工智能和大型计算领域，使其发挥最大作用。

中国投入这些领域和其他技术领域的资源比美国多得多。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威胁，美国正在不时做出回应，遏制或摧毁对其构成威胁的中国科技公司（如阻止华为在美国经营）。

总之，两国科技正在脱钩，这是中美在更大范围内脱钩的一个方面，将对5年后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当前态势继续下去，那么在5-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将会在技术上比美国更不依赖外界，届时我们会看到这些技术进一步脱钩。相关局面每天都在变化，保持对其了解至关重要。

3. 地缘政治战

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主权问题，特别是涉及中国台湾、香港、东海和南海的主权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19世纪遭受“百年屈辱”和外国“蛮夷”入侵的历史，让中国直到今天都有强烈的要求：

在本国境内拥有绝对主权，绝不再虚弱到被外国列强摆布的地步。中国渴望拥有主权和保持独特行事方式，因此拒绝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这些是最大的生存威胁。我相信中国人会不惜一切来挫败这些威胁，所以美国要想避免一场热战，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就需要保持谨慎。我相信，对于不涉及主权的问题，中国希望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施加影响，避免热战。

台湾问题可能是最危险的主权问题。许多中国人认为，当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F16战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时，美国一点儿也不像是要促进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

如果“台海危机”再次出现，那么我会非常担心。美国会为台湾而出击吗？这一点不能确定。如果美国不出击，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对美国来说将是巨大的耻辱。

这将标志着美国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势力衰落，就像英国丢失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及其他地方的终结一样。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这些损失。比如，苏伊士运河事件标志着英镑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终结。

美国越表现出支持台湾的姿态，输掉战争或撤退会造成的耻辱就越大。这令人担忧，因为美国一直在做要支持台湾的大戏，而命运似乎很快就会带来一场直接冲突。

如果美国真的出战，那么我相信一场以牺牲美国人生命为代价的战争在美国将是极不受欢迎的，而且美国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因此最大的问题是，这是否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

这让每个人都感到恐惧。希望对战争及其破坏性的恐惧将会阻止战争的发生，就像对“相互保证毁灭”的恐惧将会阻止战争一样。

而经过讨论，我相信中国绝不希望与美国发生热战，也不希望强行控制其他国家。我知道中国人意识到了一场热战有多可怕，他们担心重蹈一战的覆辙，无意间陷入战争。

如果可能选择合作关系，他们就会更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但中国人仍然有自己的“红线”（即能够做出妥协的限度，一旦越过就会导致一场热战）。他们预计更具挑战性的日子还在后头。

至于在全球的影响力，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有一些地区至关重要，这主要基于邻近性（它们最关心距离自己最近的国家和地区）和能否获取必需资源（例如，它们最关心能否持续获取重要矿产和关键技术），以及出口市场（相对次要）。

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区域首先是中国领土内的区域，其次是与中国接壤的区域（如东海和南海）和处于关键供应通道的地区（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关键进口品的供应国，再次是能够成为合作伙伴的、具有经济或战略重要性的其他国家。

因此，未来5-10年，除了其他领域逐步脱钩，我们还将看到哪些国家与中国结盟、哪些国家与美国结盟。除了财力和军事实力，中国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方式（即如何利用软实力）也将影响这些联盟的组建。风格和价值观会起作用。

这些联盟的未来格局值得关注，因为纵观历史，最强大的国家通常会被自身实力较弱但组成更强大的联盟所击垮。

4. 资本战

历史表明，冲突中最大的风险之一是资金/资本的获取可能被切断。

资本战的目标是切断“敌人”的资本，因为没有资金就等于没有实力。

我们需要了解的要点有：美国最大的力量源于它拥有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给予美国巨大的购买力，因为这使美国能为世界印钞并让其在国外得到广泛接受，并且控制谁能得到这些货币，对其“敌人”实施制裁。

美国现在拥有一个“制裁武器库”，这是它使用最多的武器库。截至2019年，美国针对个人、公司和政府实施了约8000项制裁。通过这样的力量，美国可以获得自身需要的资金，并能通过阻止金融机构和其他国家与“敌国”打交道，切断“敌国”获得资金和信贷的渠道。

目前美元仍然是主导性的世界储备货币，在贸易、全球资本交易和储备方面，美元的使用量远超其他货币。历史和逻辑表明，就像世界最常用语言被取代很慢一样，最常用的储备货币被取代也很慢，原因是一样的：已经采用它的人太多，它已经嵌入体系。

但美国正面临着失去其在储备货币方面的主导性地位的风险。原因如下：

1.外国人投资组合（如央行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中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的规模过大。美国政府和美国央行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和货币，因此如果美联储不将大量债务货币化，美国债券就可能需求不足，而同时持有这些债券的经济动机缺乏吸引力，因为美国政府支付的名义收益率可以忽略不计，而实际收益率为负；

2.中国持有的约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一个风险，但并非无法管控，因为（截至2021年5月）未偿美国国债有约28万亿美元，中国持有的只相当于其4%左右。

然而，由于其他国家意识到，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也可能用在它们身上，所以美国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采取任何行动，都可能使美元资产的其他持有者认为它们持有美债资产的风险上升了，这将使对这些资产的需求减少。目前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但似乎即将成为一个问题；

3.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元是在各国之间自由兑换的，所以假如美国在未来控制美元流动或为追求本国利益而实行违反世界利益的货币政策，那将降低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吸引力。目前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假如外汇管制成为一种可能性，这就将成为一个问题；

4.受美国制裁伤害的国家正在想方设法绕过制裁或削弱美国实施制裁的能力。例如，目前正遭受美国制裁并很可能在未来受到更多美国制裁的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现在都在发展替代性支付体系，并在这方面相互合作。中国央行已经创造了一种数字货币，这将降低中国受到美国制裁的风险。

历史表明，无论何时，只要某货币不受欢迎，而且没有其他有吸引力的货币可供投资，这些货币就会贬值，资本就会进入其他投资项目（如黄金、大宗商品、股票、房地产等）。

因此，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替代货币并不是货币贬值发生的前提。

5. 军事战

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有机会和军事专家交谈，进行一些相关研究，我在此分享我所得到的。同意与否，请自行判断。

无法想象下一场大的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有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具破坏性。这是因为，自从上次使用最强大的武器以来，各国一直在秘密研制大量的武器，在各种战争形式中打击对手的创造力和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都在以往战争中体现了出来。

战争的种类比人们想象的更多，而且在每一种战争中，武器系统比任何人知道的都要多。核战争固然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但我也听说生物战、网络战、化学战、太空战及其他战争同样可怕。许多战争形式还未经测试， 因此它们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假如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一场大规模热战，它将包括之前提到的所有类型的战争，以及更多类型的战争，以最激烈的方式展开，因为在生死之战中，双方都将倾尽全力，自古以来其他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一旦如此，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也会远多于二战；由于战争科技的进步，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远多于一战。

历史告诉我们，对正在衰落的帝国来说，这尤其是一个问题，衰落的帝国倾向于投入不符合逻辑的战斗，因为任何撤退都会被视为失败。

但最终而言，我们最大的战争始终还是与我们自己的战争，因为我们的强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

就目前情况而言，中美两国的内部斗争和挑战比外部冲突和挑战更重要，也更大。其中包括国家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同群体（如富人和穷人、农村和城市、保守派和进步派、不同族裔群体等）之间的斗争、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等。

幸运的是，上述因素中最重要的大都在我们的控制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评估我们国家的处境，如果发现处境不佳，那么做出改变，使之朝正确方向发展。

总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当年丘吉尔对英国人说的：“努力赢取胜利！”

03

未来世界，最重要的5件事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下关于未来几年，影响世界的5个决定因素的总体想法。

这5个因素是创新、债务/货币/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自然灾害。这5个因素在过去影响最大，我相信也会对未来几年产生最大的影响。

1. 人类的创新能力

发明创新显然是决定一国状况的最有力因素。

想想多少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是在过去150年里发明或发现的。

例如电话（1876年）、电灯泡（1879年）、内燃机车（1885年）、无线电（1895年）、电影（1895年）、飞机（1903年）、电视机（1926年）、抗生素（1928年）、计算机（1939年）、核武器（1945年）、核电站（1951年）、GPS（全球定位系统，1973年）、数码相机（1975年）、网上购物（1979年）、互联网（1983年）、在线搜索（1990年）、网上银行（1995年）、社交媒体（1997年）、Wi-Fi（无线通信技术，1998年）、iPhone（苹果手机，2007年）、CRISPR 基因编辑（2012年），等等。

进步以巨大而稳健的方式展开，塑造未来，但这是通过我们无法想象的具体突破实现的。科技和技术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化的。其他几乎一切事物的进化，如生活方式、国内和国际政治等，都是以类似的方式发生的。

我相信人类通过发明创造的进化正在加速，大多数人将从中获益。这是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最重要的发明，提高了所有思考的质量和数量，而且我们知道还将看到很多这样的发明。

比如，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的进步和更广泛的应用，将极大地提高学习和改进的速度，其之于传统计算的进步，将如同计算机之于算盘的进步一样，带来全球财富和力量的变化。

即使没有量子计算的推动，我也预计，由于我们能看到的原因以及目前还看不到的很多其他原因，人类寿命将在未来20年里大幅延长（延长20%-25%或者更多）。一些已经出现的发明包括医疗保健、健康监测和提供建议的可穿戴设备中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基因组测序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和实际应用，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技术的提高，营养和药物方面的突破，等等。

在未来5-20年里，这样的变化将在不同程度上发生，我相信这些变化叠加起来，将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力量大转移。

所以我的观点是，发明创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可能变得更强更快——如果人类没有先毁灭自己的话。因此我对长期趋势持乐观态度，并渴望押注于伟大的新发现，去尝试拥有创造新发明和从中受益的企业的股票。

2. 债务/货币/资本市场/经济周期

如前所述，这个周期是驱动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基于我对历史和现状的解读，以及我对经济机器运行方式的理解，以世界储备货币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付款承诺规模太大、增加太快，无法用硬通货来支付。

换言之，以这些货币计价的债务过剩，因此可能需要印钞来偿还债务，债务增长和利率可能会维持在低于通胀率和经济/收入增长率的水平。

这反映出，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处于其债务/货币/资本市场/经济周期的后期，财富可能越来越会以某种方式再分配：从拥有大量财富的人转移给财富不足的人。实际情况依各国具体国情而不同，但这可能会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

长远来看，最大的风险是“货币价值”风险，而大多数人对此重视不足。

需要明确的是，有巨额赤字的储备货币国家，其赤字和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价的，所以因这些国家能通过印钞来还债，它们就能把风险从债务人自身转移给持有债务的债权人。

因此，主要风险不是这些大债务人会违约，而是债权人持有的资产将会贬值，即持有债务资产带来的回报率将低于通胀率。

我相信，即将发生一场从债权人到债务人的财富大转移。所以，债务资产（特别是现金）可能会表现很差，债务负债可能值得持有，特别是如果将其投资于有利可图的颠覆性技术和回报率高于成本的可靠投资。

这对于（最重要的）美元和其他较次要的储备货币意味着什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些货币将会衰落，其轨迹类似于历史上的储备货币：经历长期缓慢衰落，然后迅速衰落。

下面这两张图描绘了一幅很清晰的画面。例如，尽管美国的债务负担很高，但其债务是以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计价的，所以美国能通过印钞来偿还债务。这降低了美国的违约风险，但增加了贬值风险。

因此，如果美国失去储备货币地位，那么它将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俄罗斯和德国在债务负担图上排名很高，因为这两国的债务最少。俄罗斯不拥有储备货币地位，德国拥有一定的储备货币地位，因为德国使用欧元，目前欧元是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

在债务负担图上，中国的排名处于中游，这是因为中国的债务规模处于中等水平，大多以人民币计价，大多由中国人持有。中国的储备货币地位正在形成。

3. 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罗贯中的经典名著《三国演义》开头写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和大多数其他地方一直是这样，而且未来可能也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一个关键的原则：和平带来收益，战争造成损失。

如果各方合作，有序竞争，不把资源浪费在斗争上，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就会提升。如果各方斗争，就会浪费资源（有时包括生命），创造少而毁灭多，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因此一国内部的冲突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目前，不同国家内部正在发生不同规模的冲突，如下图所示。美国的内部冲突尤为严重，似乎处于周期的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而中国似乎处于周期的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虽然我认为美国在未来10年里陷入第六阶段（类似于内战的情况，明显迹象是规则被忽略、双方都情绪化地攻击对方、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性只有30%左右，但这一风险已经高得危险，美国必须加以防范。

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美国发生，比如一些人质疑选举的有效性，表示为达其目标不惜战斗。

关于选民情绪的民调数据描绘了一幅两极分化和不妥协的画面。例如，在2019年的一次皮尤调查中，55%的共和党人和47%的民主党人认为对方的道德水平低于其他美国人，61%的共和党人和54%的民主党人表示和对方的价值观不同。

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15%的共和党人和20%的民主党人认为，假如对方有大量成员“一命呜呼”，美国将会变好。

美国国内的总体冲突水平现已达到自20世纪60年代末的民权运动和抗议越南战争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意义不如当时。

“内部纷争”（主要反映街头示威情况）指数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而“政治冲突”指数处于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在20世纪20年代初，战后的严重衰退和大规模劳工骚乱导致民主党在选举中惨败。

因此，未来几年里发生的政治冲突和变化将非常重要，非常有预示意义，值得美国人和全世界警惕。

因为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国正处于“边缘”，可能向一边或另一边倾斜。美国国内的分裂状况正在加剧世界其他地方的不稳定。局势发生任何恶化，都会造成至少和历史上的那些时期一样的破坏性。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美国的分裂和冲突是将加剧还是缓和，但我们知道，长期势头是朝着分裂加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严重的风险。

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内部挑战：美国是保持强大和团结，还是继续纵容分裂和内斗，走向衰落？

4. 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所有帝国都会衰落，被崛起的新帝国取代。要了解这样的变化何时发生，需要观察所有指标，跟踪各国的相对状况。

这里展示的外部冲突指数衡量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冲突水平。如下图所示，最重大的冲突是中美冲突。

基于我们看到的情况，中国和美国显然处于4种类型的战争（贸易/经济战、技术战、资本战和地缘政治战）之中，这些战争虽然不是很激烈，但正在加剧。

如以前的案例、特别是1930-1945年的案例所示，从这4种类型的战争发展到军事战，通常需要5-10年的时间。

而且回顾过去5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平均每隔大约10年（误差为几年）就会发生一场主要帝国之间的军事战，而距上一次真正的大战（二战）已有大约75年了。

1500年至今，一半多一点儿的时间里，存在着大国之间的战争。根据史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1500年以来，大国之间发生了50多场战争。1500-1800年，80%的年份有大国战争；1800年至今，20%的年份有大国战争。

虽然中美军事战的风险似乎相对较低，但正在加大。随着时间推移，风险会增加。如果美国继续衰落，中国继续崛起，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能否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优雅。

最大的风险是，如果存在不可调和的生死攸关的分歧，而且没有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或程序来裁决冲突，中美就很有可能爆发战争。

正如艾利森在其杰作《注定一战》中所述的，在过去500年里，当两个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时，16个案例里有12个爆发了军事战，80%-90%的案例里，在发生主要战争的同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军备。我想用“相互保证毁灭”来平衡艾利森的这些历史洞见，相互保证毁灭会降低战争风险。

总体而言，我的结论是未来10年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是35%左右，这基本上是一个大略猜测。无论如何，这都是非常危险的。

5. 自然灾害

自古以来，旱灾、洪灾、流行病及其他严重的自然和生物灾害给人类造成巨大伤亡，比人类给自身造成的伤亡更严重，导致无数人死亡、经济崩溃，并加速了许多帝国和王朝的衰落。

虽然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但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气候变化最终将带来多大的破坏和多少人死亡。基于专业预测，我有理由相信，所有这些类型的灾难在未来将比以往更严重。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可以展示一些有意思的统计数据，并分享我了解到的情况。

下面右边的图显示了世界的平均气温和二氧化碳量，表明全球在变暖。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并将加速，将带来代价高昂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左边的图展示了（自公元初以来）气温的长期发展过程。

下图展示了极端环境事件。总体情况是，1970-2020年，此类事件从每年不到50起增加到每年近200起，目前仍呈上升趋势。

下图展示了据估计这些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如图所示，这一数字也呈上升趋势，出现了极端峰值。

在我看来，很明显地，人类和自然进化正在给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将带来极为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大大降低生活质量。这对各国造成的影响将千差万别，基于各国的地理位置、气候以及最重要的因素——工业情况，我们可以大致预测这些影响。

同时，这又是一场缓慢、平稳和有据可查的变化，因此人类可以不断进行适应和创新，这是人类拥有的独特能力，尽管这种适应往往太慢，而且人类只有被打疼了才会做出反应。我倾向于认为这个过程将缓慢、被动地发生。

仅根据上述5个指标，我认为：人类的创造性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进步，但同时债务/经济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与不断恶化的自然灾害，几乎可以肯定会构成问题。

换言之，人类的创造性和这些挑战之间，将存在一场斗争。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情况极为不同，这将决定哪些国家将以何种方式崛起，哪些国家将以何种方式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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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别出局

未来10年里，最重要的动态是短期债务/货币/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内部政治周期以及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和日益降低的相互依赖。

首先，短期债务/货币/经济周期通常持续8年左右。不过决定其发生时间的主要因素并不是距离上次周期的远近，而是潜在经济驱动因素本身。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经济中的闲置量、金融泡沫的规模和类型、央行紧缩的规模、市场和经济对紧缩的敏感性。

最近的一个周期始于2020年4月，当时政府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此前的一个周期始于2008年，当时的刺激规模也很大，不过远不如2020年。再往前的几个周期分别始于2001年、1990年、1982年、1980年、1974年、1970年和1960年等。

对近期的这次经济低迷，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实行了极为庞大的刺激，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经济中存在的闲置量相对有限，目前的泡沫迹象适度或较强，市场和经济的利率敏感度高。

考虑到以上因素，我的猜测是下一次经济低迷将比往常来得更早。我估计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这本书出版后4年左右，会发生下一次经济低迷，误差是两三年（最晚不晚于从触底算起大约5年半）。

其次，就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而言，它通常滞后于债务/经济周期，因为人们在经济景气时对抗性较弱，在不景气时对抗性较强。

当这些周期强烈地相互作用时，就会导致重大变化。在美国，短期政治变化周期随着国会选举每两年发生一次，随着总统选举每4年发生一次；在中国，这种变化每5年或10年发生一次。

根据我的预测，下一次经济低迷很可能在下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前后到来。

而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的传统发展轨迹是冲突加剧、导致战争。中美两国正在制订大约5年的计划，为每种类型的战争做更充分的准备，以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除中国和美国外，其他国家也将在这场全球博弈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和中东的主要大国。

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里，各国的联盟关系可能变得更加牢固。从上述情况判断，下一个大风险点将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写作约5年之后出现，误差为两三年。

重申一下，虽然我做了很多分析工作，但我明白，我未知的仍然远远多于已知的。我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主要不是由于我知道什么，而是由于我知道如何应对我所不知道的东西。

这些周期的发生时间无法精确判断。它们就像飓风或台风季一样，我们只能大致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并为此做准备。

因此，我想引出我的最后一点分享：我如何基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来做出生活决策和市场决策。

简言之，我的做法如下：

1. 了解所有可能性，考虑最坏的情况，然后想办法消除无法忍受的情况

首先要确定和消除无法忍受的最坏情况。这是因为，在生活或市场的博弈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淘汰出局。

我是从1982年犯的一个大错中学到这一点的，那个错误差点儿将我击垮。在那次痛苦的损失之后，我计算了自身基本需求所需的花费，并努力攒够钱，这样最坏的情况就可以忍受了。

我记得，在我从零开始重新努力的过程中我经常计算，假如没有任何进项，我和我的家庭可以撑几周、几个月或者几年。现在我有一个“世界末日”投资组合，我知道凭着它，我们就可以度过最糟糕的情况，这是我的基础。

2. 分散风险

除了确保我考虑到了所有能想到的最坏情况，我还试图通过有效分散风险，为我想不到的地方做准备。我学过相关的数学知识，并本能地为其所吸引。

基本上，如果我有一些颇具吸引力又互不关联的下注机会，我就可以在完全不影响收益的情况下把风险降低80%。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投资策略，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古老而完善的良好生活策略。

中国有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意思是万一一个地方变得危险，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这一原则在艰难时日救了很多人的命，也是我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3. 考虑延迟满足，而不是当下满足

通过这样做，你将来会过得更好。

4. 与最聪明的人反复沟通

我紧跟我能找到的最聪明的人，这样我就能测试我的想法，并向他们学习。

正是这些原则使我获益良多，遭受的不利影响相对轻微，并拥有稳步改善的未来，尽管一路上始终有颠簸。所以我向你推荐这些原则，尽管你始终都可以自由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它们。

过往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一个道理：

除了进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进化过程中存在一些周期，它们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很难改变或对抗。要想妥善应对这些变化，人们需要知道自己在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并知晓应对这些变化的永恒普适原则。

随着形势的变化，最好的做法也发生变化。因为最好的做法取决于具体情况，而具体情况总是以我们以上考察的方式不断变化。

事实，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