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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建:俄与西方接下来的制裁大战,也将是“战争级”博弈

崔洪建:俄与西方接下来的制裁大战,也将是“战争级”博弈

王慧2022-03-01云阿云智库•大事件

导读:但俄罗斯似乎也看穿了美国的用心,并让事态逐渐脱离了美国的掌控,局势的不断升级打乱了美国的预期。而美国仍然需要掌控事态,否则在乌克兰点起的火极有可能蔓延到整个欧洲,并最终让美国引火烧身。

来源:观察者网

乌克兰局势瞬息万变,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系列操作让世界眼花缭乱。

战争正在继续,死亡每天都在发生,欧洲地缘政治正在改写,世界格局也将因此改变。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许多问题亟需找到答案。

普京的目标是什么,他所说的对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该如何理解?经过一波三折,俄乌终于开始谈判,双方是否真的有诚意,这场谈判的前景如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中表示,“去军事化”就是要解除乌克兰的武装、“拔掉乌克兰的牙齿”,而“去纳粹化”则是清算“挑唆、破坏俄乌关系”的乌克兰人、打击其精英阶层的政治目标。

虽然俄乌双方在开战5天之后终于坐了下来,崔洪建认为,在目前战事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外交谈判是双方用来寻求有利内外环境的工具。除了战场上的情况,与外交谈判相关的还有双方能够得到的外部支持或反对。

就在谈判之前,一些欧美国家联合将部分俄罗斯银行从SWIFT国际结算系统中剔除,而俄方也也在“制裁围攻”下放话称,准备对西方国家实施报复性制裁。

崔洪建认为,俄方的反制裁手段应该还是会集中在其比较有优势的两个领域,即能源和安全。在西方升级制裁后,普京下令俄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就是对西方制裁的一种不对称反应。

俄乌冲突之下,中国的立场也引发各方关注。

2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阿尔巴尼亚提交的关于乌克兰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其中11票同意,1票否决,3票弃权。由于俄罗斯投下否决票,决议草案未能通过。中国、印度、阿联酋则投下弃权票。

上述投票结果将对局势产生哪些影响?中国为何投了弃权票?在俄乌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何硬是扯上中国?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该如何解读?

“中国不是乌克兰问题的直接当事方,但却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崔洪建称,投弃权票表明中方对俄乌冲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我们既坚持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和原则,又希望从问题的真正症结入手劝和促谈,为化解冲突发挥作用。

他认为,美国方面提出要中国“选边站”,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和话语陷阱,让中方“选边”就是要制造一个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选,而且还要在“人情私利”和“道德公理”之间选的双重陷阱,似乎中国离俄罗斯越近就是离掌握在西方手中的“规则和道义”越远。这个坑不能跳。

以下为采访实录:

【采访/观察者网 王慧】

观察者网:普京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俄罗斯没有占领乌克兰的计划,“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只是对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普京所说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俄罗斯想要乌克兰最终达到一种什么结果?

崔洪建:俄罗斯在采取行动之前有十分明确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并释放出两个信号:一是俄罗斯“不做什么”,包括不以占领乌克兰领土为目的、以军事目标为主不针对城市和平民等。另一个信号是俄罗斯“要做什么”,为此普京提出了两个目标:即在乌克兰实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就是通过重点打击乌克兰的军事设施、瘫痪其战争机器和瓦解其战斗意志,来实现乌克兰对俄罗斯不构成安全威胁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解除乌克兰的武装、“拔掉乌克兰的牙齿”。

另一个是“去纳粹化”的政治目标。俄罗斯提出了一个名单,要清算“挑唆、破坏俄乌关系”的乌克兰人、打击其精英阶层。这是一种将乌克兰统治层与民众进行区分的政治手段,不仅有利于俄方军事行动的推进,也有利于今后在乌克兰立足,同时对其上层起到直接的震慑作用。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乌克兰精英逃离,俄方的政治策略客观上起到了动摇其内部的作用。

因此,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是以军事打击为手段追求政治目标的综合配套行动。

观察者网:您认为俄罗斯能完成自己的目标吗?

崔洪建:军事行动还在进行过程中,从双方的军力对比、装备水平以及训练和实战能力来看,俄罗斯的优势都很明显,但俄方追求的是既要速战速决又要避免对乌经济社会破坏面过大、还要顾及战争的道义成本的综合目标。因此,最终军事上取胜的目标易达成,但要实现兼顾政治、军事和外交考虑的总目标则极为复杂且不易。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因素:

第一,要看在军事行动过程中,俄方能在多大程度上坚持“去军事化”的目标,控制军事行动的后果。如果出现重大的民用设施损坏和平民伤害、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对乌克兰造成巨大的社会创伤,那么未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存在会遭到抵制,同时会在国际社会面临舆论和道义压力。

第二,要看乌克兰政府的抵抗意志有多强。如果乌军一触即溃,而且精英阶层在“去纳粹化”的压力下产生动摇、分裂,那么俄方达成目标的进度就快、效率就高。但如果乌方抵抗意志强、政府内部团结,那么俄罗斯要达成目标就会耗时长、代价高。

第三,要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政府的支持力度。西方的支持策略是不出兵,但给钱、给装备,并不断在政治上打气,同时对俄采取军事威慑和经济制裁手段。西方会根据战况不断调整对乌方的支持方式和力度,比如在乌军抵抗两天且俄军兵临基辅城下后,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加大;西方也会根据事态发展逐步升级施压和制裁力度,例如欧盟就制定了三阶段的对俄制裁方案。

观察者网:一旦俄罗斯达成目标,您认为欧洲的安全格局将如何改写?

崔洪建:西方一直认为俄罗斯的一系列动作,包括之前提出安全保障诉求和对乌军事行动等,都源于不满冷战后形成的以美国和北约为主导的欧洲安全秩序,希望改变对自身不利的安全环境并重塑欧洲安全格局。因此,俄罗斯要以一己之力、用强硬手段来挑战当前的欧洲安全秩序。

由于俄方抢了先机并且西方极力避免与俄正面相抗,目前在棋盘上形成了“俄进西退”的态势。西方无意为乌克兰做任何实质性的牺牲,如果仅把乌克兰的得失看作是俄与西方博弈的结果,那么俄罗斯已占有优势。但从长期、全方位战略博弈的角度看,俄罗斯在赢得乌克兰问题上的主动后,还需要抵挡住来自北约的威慑升级和西方的大规模制裁,才能将在战术争夺上的胜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在塑造欧洲安全格局的问题上才能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权。

未来的欧洲安全格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实现包容俄罗斯的共同安全还是延续目前美国和北约主导、排斥并针对俄罗斯的集体安全。目前的形势发展会对现有欧洲安全秩序造成冲击,但未来安全格局也很难靠这一仗“打出来”。在俄乌军事冲突后,多数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畏惧和敌意上升,美国也会通过加大对北约投入和与欧洲联手对俄搞制裁来巩固它主导的集体安全秩序。要建立一个包容俄罗斯的欧洲共同安全格局似乎更难了。

如果现有趋势不变,欧洲未来的安全格局更可能出现历史悲剧的重演:欧洲大陆重新形成两个阵营的对抗。在西方看来,在此次俄乌冲突前,俄罗斯已开始着力经营它的周边,从2008年的格鲁吉亚,到2014年的克里米亚,再到最近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个以俄为核心、与北约分庭抗礼的政治军事阵营正隐然成型。西方正逐渐感受到压力,认为俄罗斯正试图恢复所谓的“后苏联空间”,似乎历史又要回到华约和北约对抗的冷战时期。

观察者网:经过一波三折,俄乌终于开始谈判。但很明显,目前双方并没有建立最基本的信任。您认为双方未来的谈判前景如何?

崔洪建:外交手段从来都是解决冲突和争端的最终途径,也应该是最值得追求和坚持的方向。

在目前战事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外交谈判是俄乌双方用来寻求有利内外环境的工具。双方会根据在战场上的有利或不利情况来使用外交工具,在未实现停火的情况下开启实质性谈判的诚意都值得怀疑。因此双方一边在释放谈判的信号,同时也在不断指责对方缺乏诚意。从俄方来看,释放谈判信号可以配合对乌实现政治目标并缓解外交压力,乌克兰方面则可以借此扰乱俄方的行动节奏并争取到更多的外部支持。

此外,双方的谈判立场即“谈什么”也很重要,如果立场差距太大也不具备谈判的条件。目前俄乌双方的立场差距仍然很大。

前面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最终的政治目标是乌须实现“中立化”,要在解除乌克兰军事武装并清除掉反俄政治因素后,得到一个对俄无害甚至亲俄的乌克兰。因此,乌克兰在释放谈判信号时有意提出“可以讨论中立化”,这是在向俄方立场靠近,为谈判提供条件。

但在乌克兰还没有放弃军事抵抗的情况下,政治中立化没有基础,不具备实质性谈判的条件。因此,在战场形势还未出现对一方明确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下,一方的谈判意愿都会遭到对方的质疑。

除了战场上的情况,与外交谈判相关的还有双方能够得到的外部支持或反对因素。

我们看到,双方释放出谈判信号的时机,正是西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采取大规模制裁之际。因此不排除俄方“愿意谈”是想缓解一下外交和制裁压力。

同样,在获得西方更大力度支持后,乌方的态度也在变化,从之前愿意谈“中立化”的柔软身段转变成了“不接受俄方最后通牒、只接受不预设条件的全面谈判”的强硬立场。这样一种相对平衡的态势反倒为当前的谈判提供了条件。

观察者网:近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劝泽连斯基离开乌克兰,并称英国将向乌克兰“流亡政府”提供支持。英国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反应?

崔洪建:英国正处于脱欧之后重塑其外交安全政策的过程中,俄乌冲突是其独立面对的首场重大地缘政治危机,因此英国极力想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体现其特色。

在历史上,尤其是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英国是欧洲大陆反俄最积极的国家,英俄之间一直龃龉不断,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英国在此次俄乌冲突中表现积极并不意外。在危机初期美国和北约向东欧增兵的过程中,英国的军事支持力度仅次于美国。在对俄制裁问题上,英国也紧跟美国,对俄制裁力度比欧盟还大。

在战事未开前,西方就出于对“泽连斯基个人和乌克兰政府的安全考虑”,提议撤离到其他国家,连地点都选好了,首选就是波兰的华沙。尽管理由很动听,但西方实际上是想促成一个事实上的乌克兰“流亡政府”。

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担心乌克兰方面难以长期对抗俄罗斯,因此要保存有生力量,给俄罗斯搞“空城计”,让乌政府和军队能够在北约国家的领土上继续对俄发起袭扰。

另一个目的则是宣传和舆论上的。一说“流亡政府”就能联想到欧洲的二战时期。当时德国不断侵略其他国家,不甘被吞并的欧洲国家建立了很多“流亡政府”。因此从舆论宣传的角度,如果乌克兰有了“流亡政府”就可以将俄罗斯类比为“纳粹似的侵略者”。一贯坚持反俄立场,且距离俄罗斯更远也更安全的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急于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观察者网:联合国安理会25日就美国、阿尔巴尼亚提交的关于乌克兰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由于俄罗斯投下否决票,决议草案未能通过。这个决议投票的结果将对乌克兰问题产生哪些影响?

崔洪建:这次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内容很简单,就是要针对俄罗斯采取的军事行动表态,提案内容是要求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并采取行动”。

根据现有的安理会投票程序,投票结果是提前注定的:俄罗斯作为“受谴责”的当事一方,肯定会动用其一票否决权来反对提案,决议肯定无法通过。

但投票过程和结果又是重要和有意义的。

一方面它体现了联合国作为多边主义的核心存在、安理会作为处理国际安全问题的主要机制,必须对俄乌冲突这样重大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表态。因此无论投票结果如何,这个票是一定要投的。

另一方面,联合国作为重要的国际讲坛,在讨论决议和投票的过程中各国可以自由发表观点,各种立场之间的相互碰撞可以体现出角度和关切的不同,也能大致看出国际舆论的基本走向。

此外投票结果也是有意义的,俄罗斯无疑会投否决票,因此大家就会关注投赞成和弃权票的情况,从中判断国际社会的基本态度。我想主要讨论一下中国投弃权票的含义。

中国投弃权票完整地表明了中方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即中方首先强调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这是联合国存在的根基,联合国由众多国家组成,如果连组成联合国单元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得不到保证,那么联合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中方的态度非常明确。

另一方面,中方不仅坚持原则,而且又进一步深入实际,提出要从复杂历史因素和历史经纬的角度看待当前局势的成因和背景。这说明中方在俄乌问题上没有只是停留在嘴上喊口号,喊一句“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很容易,各国都可以做也应该做,但光喊口号于事无补。

如果中国要在化解冲突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就必须呼吁国际社会去历史背景中弄清复杂因素,因为只有搞清楚历史因素和历史经纬,才能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钥匙,否则就是在那里兜圈子、说空话,没有用。

中国不是乌克兰问题的直接当事方,但却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投弃权票表明中方对俄乌冲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我们既坚持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和原则,又希望从问题的真正症结入手劝和促谈,为化解冲突发挥作用。

如果安理会只是通过决议对当事一方加以谴责和施压,对缓解事态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因此中方的投票立场体现了负责任的态度,即不把问题一味地归咎于某一方进而施压,也不把问题一味地上升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上去敷衍,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一种务实解决问题的应有态度。

观察者网: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发动之后,美国和北约的一系列反应显得无力且滞后。这是否可以说明美国和俄罗斯在战略上缺乏对俄罗斯、对普京的了解,因此对俄罗斯的突然行动准备不足?

崔洪建:在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以后,它与西方的博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西方此前提出的对俄“威慑+外交”双轨策略不同,接下来将是以“威慑+制裁”手段为主,外交空间已经很小了。相对于俄方的主动和强势,美国和北约的反应相对滞后,似乎慢半拍,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是俄罗斯在欧洲是以寡敌众的态势,在博弈中必须把握主动和先机。我们看到,无论是安全保障谈判问题,还是对乌东两地的承认问题,还是展开军事行动,俄罗斯都是在下先手棋。而美国和北约需要不断地跟踪并判断俄方动向,同时还需要不断地协调内部各种分歧,因此显得反应滞后。

二是不排除这是美国和北约愿意呈现出来的一种场景。在俄罗斯和西方有关北约性质的争论中,俄罗斯一再强调北约是一个“扩张性进攻性的军事集团”,目标就是把俄逼到墙角并分化肢解。但美国和北约一再辩称北约只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联盟”,并且不对俄罗斯构成“直接、紧迫的安全威胁”。因此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如果呈现出俄罗斯“急迫进攻”、北约“被动防御”的状态,美国和北约就可以“用事实说话”,来向国际社会证明其“防御性”,让俄罗斯有关“北约进攻性”的说法“不攻自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俄罗斯得更当心。如果一轮急攻下来可以解决掉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紧迫问题,但未来在战略层面可能会面对更多不利因素。美国和北约正在玩弄将计就计、欲擒故纵的手法,将博弈结局朝着不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去引导和塑造。

观察者网: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后,普京与伊朗、法国、印度、土耳其、中国、叙利亚等几个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您怎样评价这几通电话?为什么通电话的是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您对此又有何解读?

崔洪建:普京总统这几通电话我觉得需要仔细分析。这是战事进行过程中、西方制裁压力下俄罗斯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动,其中既有争取伙伴支持又有突破外交封锁的考虑。

普京总统的通话对象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他认为可靠的伙伴或者朋友,包括伊朗、中国和叙利亚等;一类是他觉得态度比较暧昧但可以争取到的,比如印度;还有一类是他认为未来可以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进行沟通和斡旋的国家,包括法国和土耳其。

在战事紧张、制裁升压之际,普京总统需要去巩固支持合作、安抚不稳定因素,同时影响敌对阵营。对朋友和伙伴,俄方需要通报真实情况和意图来换取更多同情和支持;对立场模糊的国家也需要争取到它们的理解和同情,对于敌对阵营中有些共识基础的国家,更需要从分化压力的角度去做工作,并为今后在特定情况下缓和关系预做铺垫。

观察者网:以美国为首一系列北约国家已经开启对俄制裁,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能源和科技领域。到目前为止,美欧已开始释放出所谓“核弹级”的经济制裁,将部分俄罗斯银行从SWIFT国际结算系统中剔除,这对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来说会分别造成多大损失?

崔洪建: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会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制裁和反制裁,这也是一场战争级别的博弈。

现在西方对俄搞制裁有一个前提,即避免在军事上与俄直接对抗但要从长期弱化俄的经济/军事实力。尤其是在俄罗斯表现出很强决心的情况下,采取制裁手段是西方内部能形成最大共识的领域,也是体现其“内部团结”的主要手段。

西方在历史上对俄罗斯搞过多轮制裁,尤其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制裁就没有停过而且还不断加码。但此次制裁与之前相比有两点不同:

一是西方扬言制裁力度将是“史无前例”和“毁灭性的”,目标是“从整体上削弱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能力、让俄进一步脱离世界经济体系”。西方将在金融、能源、技术及核心产品出口领域重点打击俄,其中将俄逐出SWIFT体系是被视为有可能动摇俄经济基础的“杀手锏”。

二是制裁会根据形势变化尤其是俄乌冲突的烈度和俄方的未来动向来分阶段分领域分批次进行,也就是灵活处置、逐渐增压的状态。例如在21号后进行的第一阶段制裁是以个人和部分机构为主要对象,以冻结资产和限制旅行为主要手段;24号俄乌开打后的第二轮制裁就升级到针对能源部门和制造业领域,手段也扩大到出口管制;到26号后的第三阶段制裁就开始部分使用SWIFT手段。

西方制定对俄制裁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尽量造成对俄实际损害,二是尽量减少对自身损害,三是如何应对俄方的反制裁措施。

动用SWIFT手段的主要目的是切断俄罗斯经济与国际支付体系之间的联系,毕竟现在该系统控制着全球95%以上的跨国美元交易,这一手段将对俄罗斯国际贸易结算和投资带来巨大冲击。

目前俄国内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转账及贸易使用美元的比例超过80%,一旦制裁生效,俄罗斯将面临巨大的金融紊乱问题。因此,早在西方动用SWIFT手段之前,俄罗斯的股票、期货和金融市场就出现恐慌情绪,卢布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和贬值。

西方预计俄在上述制裁手段的影响下,2023年将至少损失掉GDP的3.5%-5%。但考虑到欧洲对俄的巨大能源依赖,目前出台的SWIFT措施只是“选择性”的,制裁名单中有能源部门,但主要涉及相关设备和技术,没有碰天然气,表明欧盟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所顾忌。因为如果要在天然气领域动手的话,那么对超过1/4的原油、超过40%的天然气供应依靠俄罗斯的欧盟来说,反作用会很大。

因此,西方还没有对俄罗斯的国际支付“赶尽杀绝”,没有将主要负责能源贸易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放入制裁名单。这也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出于减少制裁副作用和反作用的考虑。

除了短期的金融动荡和贸易、投资受损外,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和系统性的,不仅限制其从国际市场获得资金和技术,还挤压其贸易市场,造成俄经济难以实现产业扩张、转型和升级,只能靠卖油卖气。国家经济的其他部门,比如现代化制造业,既缺乏核心技术,又从国际资本市场拿不到钱,就很难有起色,达到“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和现代化能力”的目的。在缺钱缺技术的情况下,俄罗斯难以支撑其军事开支并提升军事能力。

西方对俄制裁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打击经济来引发俄国内对政府的不满甚至反对情绪,届时普京总统就需要在“对乌克兰采取行动是否值得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问题上去说服民众。

观察者网:面对西方的一系列制裁,俄罗斯之前也做了一些准备。您觉得在被剔出SWIFT系统后俄罗斯扛得住吗?

崔洪建: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饱受西方制裁。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也不断想办法去增强自身反制裁的能力。一是近年来大大提高了国际外汇储备。实际上从去年开始,俄罗斯就大规模地买入美元,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达到643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俄方有过测算,如果西方将SWIFT手段用到极致、导致欧俄天然气供应中断,则俄方将承受每天2亿到2.5亿美元之间的损失。

二是俄罗斯做了经济结构和部门上的相应调整。举例来说,欧美在2014年后对俄罗斯农产品进行制裁,当时俄罗斯很大程度上依赖欧洲的农产品进口。迫于形势俄罗斯开始扩大农产品生产。毕竟地域辽阔,很快俄罗斯就扩大了产能,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国。从这个方面来看,俄罗斯应对制裁的能力和潜力还是很强的。

三是调整市场布局,通过“西退东进”来减少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在全球化的市场背景下,即便西方倾尽全力对俄罗斯搞制裁,但是要想实现全面围堵和封锁的难度很大,原因就是我们说的“西方不亮东方亮”。俄罗斯这几年有意识地加大了对亚太市场的开发,除了和中国的经贸合作不断提升外,和印度等其他亚太国家的合作也有发展。

因此,我觉得西方制裁给俄罗斯造成的将主要是短期内的巨大冲击,包括金融动荡、股市蒸发和贸易紊乱,但对传统商品贸易包括能源领域的直接冲击有限。制裁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经济结构和长期趋势,会给俄罗斯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观察者网:在西方的“制裁围攻”下,俄方称,莫斯科已准备对西方国家实施报复性制裁。您觉得这些报复性制裁会集中在哪些方面?目前,普京下令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这意味着什么?

崔洪建:我觉得俄罗斯现在面对制裁是两个态度。第一就是“不怕制裁”,因为已经有“免疫力”了。第二就是“我们有办法”,为此俄罗斯还搞起了心理战,提出要对西方制裁做出“精准但不对等”的反击。

首先“精准”的意思是要找准西方的薄弱部位下手,让对方立刻感受到俄方的反击力度和伤害。其次是“不对等”,即一上来就是最大力度。西方比较适应的是逐步升级的所谓“对等状态”,你一拳我一拳。但俄罗斯的眼下之意是不会按西方的套路来,不会搞什么分级分批,而是集中发力。

从目前双方的态势来看,俄方的反制裁手段应该还是会集中在它比较有优势的两个领域,即能源和安全。因此俄方主动中止对欧能源供应、升级军事行动等级等都是可能的选项。在西方升级制裁后,普京下令俄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就是对西方制裁的一种不对称反应。

欧洲也对全面中止对俄能源依赖做过评估,结论是能勉强撑过今年,但明年往后就会出现较大问题,毕竟对俄如此巨大的依赖短时间内很难找到替代,即便是加足马力开源节流包括大规模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也不行。

同样,如果西方制裁再次把俄罗斯逼到墙角,俄方不会放弃采用军事和安全手段在欧洲搞出更大动静的选项。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未来在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欧洲之间可能会重新形成一种恐怖均衡,双方都会以造成对方恐惧为制定和运用政策的出发点。如果双方不能在能源和安全这两个焦点问题上有所后撤,那么这个趋势就可能会成为现实。

观察者网: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其实很想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好处,对于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崔洪建:欧洲安全形势恶化到今天,从美国的战略变化和政策调整来看是有迹可循的。首先是美国长期以来为了维护它的全球霸权,在世界上一些热点地区挑起或制造一些“可控混乱”,以达到它分化、牵制和插手的目的,这是美国用得很娴熟的霸权手段。

在这次的俄乌冲突中美国同样采取了这一手法,无论是通过北约不断地武装乌克兰的种种“拱火行为”,还是回避俄罗斯方面的核心安全关切,都是沿用了传统套路,它希望在欧洲导演一场可控混乱来对俄罗斯形成战略消耗。

但俄罗斯似乎也看穿了美国的用心,并让事态逐渐脱离了美国的掌控,局势的不断升级打乱了美国的预期。而美国仍然需要掌控事态,否则在乌克兰点起的火极有可能蔓延到整个欧洲,并最终让美国引火烧身。

因此,美国也在根据事态不断地做出策略调整,结果就是目前的俄乌冲突:乌克兰更像是一张盾牌,美国和西方不断地给它加固用来抵御俄罗斯;又像是一面“保卫西方”的旗帜,不断地用它来“号召”西方国家加入到反俄阵营中来。在盾牌的掩护和旗帜的召唤下,美国通过调兵遣将正在实质性地提升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遏制能力,实质性地加强了它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而且在俄乌冲突结束后,俄罗斯在军事行动中采用的远程精确制导打击、要求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等手段,会被美国加以利用作为在北约国家扩大反导系统甚至核武器部署的借口。

观察者网:普京的这次军事行动势必会导致美国和北约重新调整对俄战略。《华尔街日报》称,乌克兰问题为中美俄的超级大国之争拉开序幕,而在这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冲突当中,美国的主导地位岌岌可危。对此,您怎么看?

崔洪建:这次事件以俄乌冲突为点、辐射到欧洲安全层面,并会影响到当前大国博弈的走向和整个国际秩序的立体构造。

俄乌冲突从历史经纬来看是美俄之间在欧洲反复博弈和较量的结果,从现实因素来看也是大国博弈在地区冲突中的直接体现。

当前美国急于调整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做一定程度的收缩并将战略资源转向亚太和中国进行所谓的“长期全面竞争”。俄罗斯认为这是面对面和美国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最好时机,因此决意在欧洲向美国和北约发起挑战。

美国在欧洲已“无心恋战”,因此采取了自己不上阵但鼓动乌克兰和欧洲盟友围攻俄罗斯应对策略,就是担心从欧洲抽不开身而打乱其全球战略布局。美国在欧洲战略博弈中不愿亲自下场与俄罗斯较量,还被俄罗斯逼出了一个相对防御的态势,这要放在美国霸权鼎盛时期是很难想象的事情,这本身就体现了美国实力和主导地位下降的现实。

美国的战略转移在欧洲被俄乌冲突拖住了后腿,美国实现战略意图的难度在增大,短期内难以兼顾其欧洲和“印太战略”。无论情愿与否,拜登政府接下来能做的就是加固北约防线,做好与俄罗斯进行长期、全面博弈的准备。

美国的战略意图不能充分实现,对中国来说客观上是有利的,但我们的目标不是去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不是去和美国搞霸权竞争,而是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出发,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我们能把握机会把有利因素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略机遇,在发展并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我们要在周边地区推动建立均衡、有效和可持续的安全秩序,并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推广,维护国际安全的总体平衡。

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在当前的俄乌冲突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能够向未来欧洲安全秩序建立提供成功经验,就能够真正地建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筑牢大国根基。这样的趋势是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的,也只有一个稳定和均衡的世界多极化才能真正改变美国的霸权地位。

观察者网:对于乌克兰问题,中方一直是劝和促谈,呼吁摒弃冷战思维,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然而,美西方却在俄乌问题上硬扯中国,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崔洪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和看重中方在任何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也将是今后中国外交面临的一种常态。当然,在日益纷乱的国际关系中要站好立场表好态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美国方面提出要中国“选边站”,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和话语陷阱,因为它的前提是“中国还没有立场”和“中国必须选”。但事实是中国一直都有自己的立场,我们不需要去选。

美国的潜台词是要中国在作为“侵略者”的俄罗斯和“守规则”的西方之间做选择,但是中国不需要去做这样的选择,我们一直站在公平正义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一方。这也是中方反复强调“一贯坚持”的涵义所在。

说得更明确一些,就像中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中表述的那样,从根本上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就是我们的立场。

中方的行动是劝和促谈,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提出具体建议。例如在军事冲突爆发前,中方提出以诺曼底模式和新明斯克协议为谈判基础,这是当时当事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在形势发生变化后,中国仍然坚持劝和促谈的方向,但在各方暂时回不到诺曼底模式和明斯克协议的背景下,中方主张推动俄乌双方直接对话来解决问题。普京总统在中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中,表示俄方愿同乌方开展高级别谈判,这就是中方的劝和促谈在发挥作用。

因此,西方没有理由从“有罪推定”的心态出发,认定中方找不到也站不稳自己的立场。美国和西方舆论炒作所谓“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这一话题,其前提就是认为中国会为了自身利益和与俄罗斯的亲密关系而“牺牲掉原则”来偏袒俄方。让中方“选边”就是要制造一个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选,而且还要在“人情私利”和“道德公理”之间选的双重陷阱,似乎中国离俄罗斯越近就是离掌握在西方手中的“规则和道义”越远。这个坑不能跳。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普京现在面临的国内的压力。在普京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当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晚上就出现“反战游行”,数百人被临时拘留。您如何看普京来自国内的压力?

崔洪建:俄罗斯国内的情况比较复杂,并且随着对乌战事和西方制裁的压力增大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变化。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反过来对外行动的成败也会作用于内政。外交和军事是在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中常用的手段,也都服务于内政的需要。

除了国内一些民众自发的反战情绪外,接下来俄罗斯更应当关注在西方制裁加剧后对国内民生、民意的影响。普京总统目前在国内仍有较高的支持率,但西方会动用一切手段来推动俄罗斯国内的民意变化。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放言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发挥作用”,复制一场类似于2013年在乌克兰基辅发生的政治动乱。

此外,尽管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采用军事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有某种合理性。但俄方也应该认识到军事手段只能实现有限目标,而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军事手段的局限性表现在达到部分政治目标后,一定会留下政治后遗症,这是历史上无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

俄罗斯要获得长治久安,不能单靠军事安全手段,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提升国家的整体利益。同理可知,欧洲要建设可持续的共同安全,也无法通过对抗来实现,还必须回到培育共识、讲信修睦的轨道上来。(刘骞对本文采访整理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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