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光祖案幕后
云阿云智库•政商成败案例
编者按：盛光祖案幕后藏着丘拜斯，丘拜斯后面藏着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背后藏着美国，北约，里根和撒切尔。一群把国家命运送出去换取权力和财富的买办傀儡哪配当什么“总设计师”？丘拜斯只是“俄罗斯私有化之父”，而盛光祖只是那千万只吃人的老虎蠹虫而已。
自我国高铁兴建以来，社会上各种对高铁的诽谤和攻击，大有把我国高铁事业掐死在摇篮之中的架势。然而这些跳的很欢的只不过是前台小丑，他们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一点残汤剩水拼命表演，真正的黑手是藏在幕后的。
盛光祖被查
官察室 东方云影 2022-03-26云阿云智库•政商成败案例
25日下午17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官察君注意到，不同于以往常见的接受审查调查这样的提法，上述通报中，盛光祖系“配合”审查调查。
检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专栏发现，共有15份通报使用了“配合”审查调查的提法，
其中除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北京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原正局级干部王东外，其余人员均系“自动投案”“主动投案”和配合审查调查相结合。
一名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多年的干部认为，从自己所在地区的实践来看，配合审查调查的性质可能是介于主动投案和接受审查调查之间。
此外，也有办案人员推测，“配合”的提法可能意味着，被审查调查对象的问题线索是通过其他案件发现的。
2019年5月20日，中央纪委官网发布消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但在此次涉盛光祖案件的发布中，既没有称同志，也没有主动投案的表述。上述纪检干部表示，盛光祖一案的具体情况，有待于中央纪委今后的权威发布。
盛光祖出生于1949年4月，是江苏江宁人，大学普通班学历。
盛光祖是一名“老铁路”，1968年参加工作，先后任上海铁路局南京分局、杭州分局分局长兼党委书记，济南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
1994年，盛光祖任铁道部党组成员、总经济师，1996年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副部长级）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99年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00年，盛光祖调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成员。当时，因厦门远华走私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等多方面原因，海关系统出现了大范围的人事调整。
盛光祖上任后，分管打击走私。仅2001年前11个月，海关总署就侦办走私犯罪案件1325起，案值65.1亿元。
2002年，盛光祖任海关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2007年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明确为正部长级。2008年3月，他任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
2011年2月，盛光祖重回铁道部工作，接替因贪腐接受审查调查的刘志军，任党组书记、部长。在他的主导下，京沪高铁实现了降速降价。
同年，“7.23”动车事故震惊全国，盛光祖在一场座谈会上讲话，提出要强化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牢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
2013年，我国实行铁路政企分开，铁道部撤销，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挂牌成立。
此后，盛光祖任中铁总总经理、党组书记至2016年卸任（2019年，中铁总改制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曾有记者询问盛光祖：“作为‘最后一任’铁道部长，你有遗憾吗？”他回答道：“我没有遗憾。”
如今，这个回答令人不由唏嘘。
评盛光祖之类丨行铁路私有化，饱其一己之私
该学歴史了 · 2022-03-27 · 来源：goldenSquirrel
再回过头来看看那群为资本呐喊的官僚们，为了满足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利用国企混改疯狂敛财，你们羞不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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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是国家的经济大动脉，不仅是国家的经济设施，也是国家的战略设施，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自我国高铁兴建以来，社会上各种对高铁的诽谤和攻击，大有把我国高铁事业掐死在摇篮之中的架势。
然而这些跳的很欢的只不过是前台小丑，他们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一点残汤剩水拼命表演，真正的黑手是藏在幕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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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那个退休已近六年的盛光祖重回大众视线，只不过这次他不是以盛宣怀后代的面貌回归，而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的面目回归于大家的视线中。
在退休之前，盛光祖曾经见证过多个历史时刻：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撤销铁道部、铁路市场化改革、政企分开……
铁路系统的老人应该还记得，十一年前的他也是这般毫无征兆地接管了铁道部，成为了新中国的最后一任铁道部部长。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二日，在南方检查工作的时任海关总署署长盛光祖，刚刚从广州飞往海南，签署了一份合作文件，就被紧急召回北京。
在北京等待他的，正是那个跨越式发展的庞大的铁路部门。
他在履职后的首个电视电话会议中强调：全路要把确保运输安全作为重中之，坚决防止发生严重的施工安全事故。
随后，全国铁路部门广泛开展安全大检查活动。
然而，就在当年的七月二十三日，一场惊天动地的动车追尾，造成四十人死亡、一百七十二人受伤，中断行车三十二小时。
对于这场事故，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而锒铛入狱，在他之下的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总工程师何华武、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缪伟忠，上海铁路局原局长龙京、原党委书记李嘉等五十四名事故责任人员受到严肃处理。
而时任铁道部部长的盛光祖没有遭受处罚。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就没有事，只不过有人需要他罢了。
熟悉他的人应该都知道，他在民间的名声相对比刘志军来说是真的不行，大部分人都认为他在上任期间给高铁线路降标降速严重阻碍了我国高铁的发展。
因此，他还得了个高阻的外号。
此外，在他的任期内普速列车中，多种可以跑较高速度的车底在厂修时颜色逐批被喷涂为类似非空普速的国槐绿。
导致原来判断列车等级低的红蓝白都不管用了，那些较高限速低车底和较低限速的车底变得难以区分，尤其是在车站内高站台看不到列车下方的裙板，严重影响了那些速度较快的列车在普通乘客心中的形象。
因为在老一代人的眼里，那些绿色车的环境就是脏旧差，然后高阻的恶名就在人们的口中广为流传了。
2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曾让铁路慢下来的盛光祖，却在执政生涯的最后两年，重新回归速度。
在他执掌铁路的几年中，也是民资入铁政策最频繁和最开放的几年。
不仅政策频出，同时一直在探索新的民资入铁方式，除了常规的银行间市场债券发行和银行贷款外，也将通过设立铁路发展基金等方式拓展融资规模和渠道。
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成了连续多年的发展关键词，而这也导致了我国铁路私有化进度的持续加深。
去年，某报纸刊登一则《民营控股高铁，能否搅动一池春水》，正式重提铁路市场化。
当时我就发了一篇短文来驳斥该报纸：
医疗的私营改革已经成为癌肿，现在又要开始搞民营铁路了？
难道教育及医疗的私有化带来的不良影响还不能说明问题？
这群民营企业怎么不去投川藏线那块啊？去参与西部高铁大开发阿？只会投平原这些经济发展好的算什么东西。
这群资本永远只想着分杯羹，却从不想着去怎么建设它，因为没回报的事他们永远都不会去做。举个简单的例子，单单就快递行业而言，我国的偏远地区只有邮政快递，很少会看见三通一达的身影。
这群为民营资本渗入高铁事业而摇旗呐喊的资本乏走狗真尼玛让人恶心。
可我发的这些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因为随之而来的就是在今年一月八日，国内首条民营资本控股高铁「杭台高铁」正式通车。
怎么拦，拦不住啊。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都在我国各行各业遍地生花了，教育和医疗还宅基地等生活行业，无不是如此。
那这一切的一切是怎么来的？
3
这离不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离不开赵紫阳等人鼓吹的党政分离与政企分离。
之前的我也没认真的去细想过，因为我那时也认为企业还是独立经营和有自主权为好。
可而后来看到国有企业正在慢慢地脱离政府控制，完全实现了经营权独立，这时候的我就发现有问题了，而且问题还很大。
不信你看：铁道部被撤销，其职责被划入组建的中国铁路总公司。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按照那些精英们所鼓噪的政企分家等先进理论改革，在我国大地上开启了一股市场化大潮。
那些所谓的民营资本家等富豪，本该安守本分专心经营，不应过问政治，但实践证明，他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热衷于政治，纷纷花大价钱买官，削尖脑袋似地去钻入政界。
而众多党政官员们也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损公肥私，摇身变成了私企老板，使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权逐渐演地变成了官僚和有钱人的政权。
这些，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但细思之，这些只不过都是一些表面现象，就像那些精英们所鼓吹的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和种别人田，荒自家地等荒谬论点一样。
其罪恶的本质则在于：通过这些，使我党丧失执政的经济基础，以达到削弱直至最终推翻组织的领导的卑鄙目的。
而这一切的一切，又无不源自于那群走资派最初所极力推行的一长制，最后使我们初始的一元化领导和组织的核心领导权逐步丧失。
这么看来，政企分家其实不过是在不争论淫威庇护下出笼的谬论而已。
没有我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何来各级人民政府？没有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和广大工人群众的艰苦努力，又何来的无数国营和集体企业？
既然如此，走资派及所豢养的精资们所以鼓吹政企分家，不就是试图让党与政府不再管理和放弃本属于自己和人民所创建的企业，拱手送给那些所谓的高管与民营企业家？
尤其卑鄙和可恶的是，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不仅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和权利迅即丧失，更重要的是此举会使企业的党组织领导权迅即被一长制所取代，变成了附属品甚至虚无，有的甚至成了新生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阶级的帮凶。
想想那无数破产、倒闭而最终落入私人之手的企业，哪里还能再体现出一点党的领导？
而当我们再次联系到无数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和党组织领导权利的严重丧失，有良知者能看不到党的实际领导权早已减低到令人堪忧的程度的现实？
诚如有些博主所论：恰恰是由于党的领导权的严重丧失，我国人民才被政企分家的传销术和雕虫小技欺骗了三十余年。
而党权的丧失，又无不意味人民手中权力的丧失。
无数先烈和人民二十八年血汗积累起来的数十万亿公有产权，才会被走资派和所豢养的资改派等一小撮强盗瓜分殆尽。
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时任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曾说：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这里指的危险是什么？
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江山易手的危险！
4
我想问问，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们那些庙堂人士不懂吗？
不！
他们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身为顶着一个歪屁股学的经济学家厉以宁的学生弟子，他们会不明白？
说起厉以宁的学生，出名的莫过于朱总经理与现任总经理了：一位大搞国企改革，一位大搞永居条例。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我们的温总经理是不配出现吗？
我哪敢不写他，他必须在这篇文章中刷刷经验。
二零一四年，温总经理在广西和福建等地调研经济运行情况时表示：今年铁路五千亿元的投资要到位，使在建的铁路线路开工。
事实上，受制于负债率的继续攀升，铁道部二零一二年再通过银行贷款和债市借债等惯性渠道筹资已经变得很难，此时民间资本再次被提上鼓励进入铁路建设的名单。
同年三月底，新疆广汇集团六百二十四公里运煤铁路的动工，就在表明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行业的尝试已开始推进。
据当时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建设破冰，仍有待铁道部体制改革的推进。
连退休的时候，他都还在一直提：中国再不政改就完了......
随后时间来到二零一四年，还是一样的配方，还是一样的演技：
现任总经理在铁路总公司考察时表示：投融资体制改革是铁路改革的关键，要以此为突破口，探索如何更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希望铁总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改革创造经验。
铁路投资只靠国家单打独斗和行政方式推进走不动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不过多写，避免被封。
不过我倒是想问问他们：中国的铁路是谁修造？中国铁路属谁所有？
是新中国的全体劳动群众，归属权是属于人民，而不是少数的内外官僚资本和既得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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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穷苦民众闹革命的目的，是在于人民当家作主，在于由人民创造人类世界，在于包括生产资科在内的一切归劳动者群体所有，保障一切归劳动者所有的科学制度，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创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
而今国家铁路所有权与经营权归了官僚资本家，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的优越性，从何体现？
铁路所有权，经营权改为私有，符合宪法中的哪条？
符合董事长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精神吗？
.........
现在去放弃国有铁路的垄断地位，吸收其他资金参与铁路建设运营，诞生了一系列公私合作模式修建的地方铁路，如上文所说的杭台高铁。
大家听过合宁铁路吗？
它就是早期的一个代表，也是少数几个已经通车的合资铁路，不过它虽然在建设过程中引进了非国有资本，但建成之后经过交易结算为国有，因而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公私合作的结果。
但就是这样一条已经收归国有的铁路，票价依然居高不下。
国家给予地方铁路在国铁基准费率基础上可以上下浮动百分之五十的权力，合宁铁路便一浮到顶，比安徽境内同等路线价格高出百分之二十。
本身安徽省的经济条件就不太好，如此一来的话，许多乘客更是颇为不满。
另外说到合资铁路，还有一条就是集通铁路。
集通铁路是内蒙古集宁到通辽的联营铁路，由内蒙古政府和铁道部共同投资建设和共负盈亏，也是国内最长的合资铁路，目前归属集通铁路公司所有。
但是，集通公司的大股东都是垄断型国有企业，而且其主要收入为货运，收入较多；加之为部分单线铁路，成本少，这些原因促使其早早营利，票价也并未上浮。
目前建成的合资铁路都是基本国有化的，但应当注意到，去国有化的趋势已经逐渐显露。
二零一五年五月，曾号称没有铁总入股，对民资和外资开放的川南城际铁路建设方案获批，但最终该铁路工程没有民资参与入股，原则上已经不再参与地方铁路投资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不得不出资百分之十。
虽然大规模私有铁路的时候远未到来，但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现在铁路网分布不均匀，细节也不完善，正是私有资本涌入的绝佳时机。
6
回顾历史，毛主席的一生与铁路有着不解之缘。
一九七一年新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策把象征一九七零年胜利完工的成昆铁路伟大工程的成昆铁路象牙雕，作为国礼赠送给联合国。
这一名扬四海的作品至今仍存放在联合国总部大厅。
成昆铁路开创了在复杂地质、险峻山区修建铁路干线的先河，成为新中国举世闻名的经典工程和中国铁路建设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为什么联合国把成昆铁路的建成视为人类的奇迹？
因为从成都到昆明这一段要修铁路，曾经被外国人视为不可能的事情。
十九世纪末的英法美等国，准备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打通从东亚到西亚以至欧州的陆上通道，但勘察的结果是不可能。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成昆铁路就以闯过高山和越过峡谷的面貌出现在了前人和西方人的面前，至今还是昂然屹立。
成昆铁路的修建贯通，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大奇迹，它抒写了新中国铁路史上光辉的篇章，树起了一座光芒四射的丰碑。
而成昆铁路的修建，是毛主席直接决策和领导下，在毛泽东文化的氛围中取得成功的。
一九五二年六月，新中国的铁路勘测设计专家们出现在这片神秘的禁区，在这五年中，他们跋山涉水发现了这个具有七亿吨铁矿石储量和三亿吨煤炭储量的巨型宝藏。
这在当时铁矿资源较少的新中国，这一发现震动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决策层。
根据中央政府建设西南铁路网的战略决定，西南铁路设计分局派出了一支小分队，从宜宾出发，沿着金沙江而上，开始了踏勘成昆铁路的艰难征途。
然而，当成昆铁路初步设计的蓝图出来时，许多中外铁路专家都不由得抽了一口冷气，这条铁路要穿越有着世界地质博物馆之称的青藏高原边沿的破碎板块冲突带，正是历来被各国地质专家断定为的修路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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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了一九六四年八月，毛主席发出了：成昆铁路要快修的号召。
他对即将赴任的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老总说：铁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没有钱，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铁轨，把沿海铁路拆下来；没有路，我骑着毛驴下西昌。
一定要把成昆铁路打通！
随即，十八万铁道兵唱着雄壮的《铁道兵之歌》浩浩荡荡地开进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
「背起了行装扛起了枪，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同志们，迈开大步朝前走，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最后这群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铁路建设者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终于在一九七零年建党节那天全程贯通。
这条铁路建成在以后时间里经受了大自然严峻的考验，至今畅通无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成昆铁路被评为新中国百项经典工程之一。
要知道这条铁路的整个建设周期，也就是五年多的时间，这项工程震惊了世界！
这是什么？
这就是思想的威力，精神的作用，文化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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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头来看看那群为资本呐喊的官僚们，为了满足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利用国企混改疯狂敛财，你们羞不羞？
末任铁道部长盛光祖落马，曾被戏称“高阻”，配合调查说明了什么
原创 佟西中 中国新闻周刊 2022-03-26
特定词语有特定内涵
“末任铁道部长”、铁总首任“掌门”盛光祖落马，配合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盛光祖在铁路系统极具影响力，他生于1949年4月，今年将满73岁，曾任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等要职。
2016年11月，67岁的盛光祖被任命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继续发挥余热。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官网显示，2017年10月，盛光祖仍以该身份参加活动，2018年时只被称为老领导。
他的被查也相对突然。就在今年1月底，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相关领导还曾对盛光祖致以新春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
配合调查的深意
通报措辞也与以往不同，盛光祖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配合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样的措辞也并非首次出现。2019年5月，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刘士余落马。当时官方通报称，“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对比而言，盛光祖不再是“同志”，也无主动投案字样。同是配合调查，刘士余是涉嫌违纪违法，盛光祖则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出现配合调查字样，一般来说都是主动投案或向办案机关交代了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违纪违法线索。
还有人认为，系他人案件牵涉盛光祖。彭新林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一般来说都是指配合办案机关调查本人。通报也明确，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在政坛，特定词语有特定内涵。以往通报多是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配合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则有从宽的意味。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七条列了几种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的情形。其中之一是“在组织核实、立案审查过程中，能够配合核实审查工作，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十一条也列了几条可以从宽的情形。其中之一是“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如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的”。符合这种情形的，监察机关在移送检察机关时就可建议从宽处罚。
热爱打桥牌
关于盛光祖，传闻其出生于铁路世家。子承父业，进入铁路系统。
他早年经历也有不同版本。一说是盛光祖19岁参加工作，先在江宁县一公社大队插队，后进入同济大学工程系就读，不久又转到上海铁道学院学习。该学院2000年与同济大学合并，同济大学官网也曾将盛光祖列为校友。
还有说法称，盛光祖19岁大学毕业，他的一位前同事说，盛光祖20岁时分配到了南京铁路分局工务段工作，从此与铁路结缘。
不争的事实是，盛光祖深耕铁路系统至少超过30年。盛光祖先后担任上海铁路局南京分局、杭州分局的分局长兼党委书记，济南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45岁任铁道部党组成员、总经济师，50岁任铁道部副部长。
关于他早年获提拔，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在1980年的一次抗洪抢险中，盛光祖光着腿和工人们一起下水抢修铁路，这给当时在现场视察的上海铁路局领导深刻印象。加之当时盛光祖口碑也不错，不久，他就被提拔为上海铁路局南京分局副书记，更在一年内，连升两级。
这只是他仕途进步中的一个缩影。
据《时代周报》报道，盛光祖的爱好是打桥牌，只要有空，他每周周末都会在南京铁路俱乐部打桥牌。桥牌当时风靡全中国。由于盛光祖的牌打得不错，还做了江苏省桥牌协会主席。
一位盛光祖的牌友曾说，盛光祖打牌时从不谈工作，他的牌搭子是其办公室主任。盛光祖打牌时没什么架子，牌友们经常分抽他的烟。桥牌水平挺高，赢多负少。
两次临危受命的“救火队长”
盛光祖的仕途一直充满挑战与转折，2000年他由铁道部副部长转任海关总署副署长，这次空降就属于临危受命。
当时正值厦门远华走私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后，海关系统出现大范围的人事调整。彼时媒体提到，盛光祖能当“救火队长”，一个原因是其没有错综复杂的背景，能够大展拳脚，更重要的是他做事胆大心细，有思路，有魄力，常常能切中要害。
在海关总署，盛光祖步步升迁，历任海关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正部长级），2008年任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正部长级）。
三年后，他的仕途再次迎来转折。
2011年2月，盛光祖突然被召回铁路系统，紧急出任铁道部党组书记，后出任部长。前任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法院查明，刘志军整个贪腐历程长达25年，非法收受财物超6000万元。执掌铁道部后，刘志军徇私舞弊、插手工程招投标，后被判死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官方通报，刘志军任职铁道部期间，滥用职权帮助公司获取非法巨额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有主要领导责任。
调盛光祖回铁道部，他被外界寄予了太多的期待，期待其能大刀阔斧地改造，清理刘志军留下的烂摊子。
盛光祖也说过，查处刘志军体现了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上任第二天，盛光祖就召开铁路建设系统电视电话会议，立下“廉政军令状”。
盛光祖明确表态，“我个人及党组成员决不插手干预铁路工程项目，在铁路工程招投标、物资设备采购等方面，坚决做到不批条子、不打招呼、不徇私情、不施加影响”。
谁承想，他如今也步了刘志军的后尘。
从“刘跨越”到“盛高阻”
当时媒体评论，刘志军留下三点教训，其中之一就是“大跃进式的铁路发展模式”。
2002年9月至2011年2月，他执掌铁道部，彼时的铁道部堪称“独立王国”，有自己的公、检、法系统，职工数量庞大。
彼时的刘志军也意气风发，有“站在火车头上的部长”之称。他在推广高铁方面，可以用“狂飙突进”形容，因此被称为“刘跨越”。
高歌猛进的背后是债台高筑。彼时的京津高铁、武广高铁分别耗资206亿元和1200亿元。当时有报告预计，铁道部的利息费用很快将超过1000亿元。
事实上，除了债台高筑，彼时外界对高铁建设也褒贬不一。能否确保安全、质量、廉洁，防止出现严重“硬伤”，也是外界讨论最多的。
盛光祖上任后，选择了另一条极端之路。他认为中国高铁运营时间短，缺乏经验，多次召开全路运营安全会议，敲定了降速方案，同时降低设计标准。
这一系列举动引发不小争议，盛光祖也就成了一些民众和专家学者眼中的“盛高阻”，认为他阻碍了中国高铁的发展。
2011年7月，“7·23甬温线特重铁路事故”发生。两辆动车追尾，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19371.65万元。
事故发生后，履新不到半年的盛光祖被认为事故处置不力，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也被认为对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因为他已经落马，与被查一事并案处理。
这次动车事故后，盛光祖领导下的中国高铁踩下“急刹车”，境内9000公里高铁全面降速，350公里时速降至300公里，250公里时速降至200公里。
盛光祖的遗憾与遗产
铁道部很快也迎来了大变革。201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方案》，铁道部被分拆，成立新的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盛光祖由此成为最后一任铁道部部长。
彼时，曾有记者问盛光祖，“作为末任铁道部长是否感到遗憾”。盛光祖说“没有遗憾”，“我当不当部长没有关系，关键是铁路要发展好”。
2016年10月，盛光祖到龄退休。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6月底至8月底，中央第八巡视组对中国铁路总公司进行了专项巡视。
巡视组在反馈问题时提到，党的领导不够坚强有力，公款吃喝严重，个别干部带病提拔、跑官要官，工程建设、物资采购、货物运输等重点领域权力寻租问题较为严重。巡视组还提到，一些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在铁路系统经商办企业、吃里扒外、靠路吃路等问题时有发生。
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处理。
盛光祖则表示，巡视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客观真实，切中要害，将严肃处理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对移交的问题线索，逐项进行整改落实和问责处理，问题不查清不放过。
2016年6月1日至8日，中央纪委要求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第三专项检查组对中国铁路总公司开展了巡视整改专项检查。当年10月，检查组反馈意见时提到，发现主要的问题是，部分整改措施落实存在“就事论事”问题，对巡视指出的问题举一反三、解决深层次问题不够，部分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
另外，中国铁路债务问题在盛光祖任期也没有解决。刘志军落马后，当时《证劵日报》报道提到，截止2010年年底，中国铁路企业负债约1.8万亿，总资产约3.3万亿，负债率约56％。
等盛光祖离任，据《中国铁路总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当年3月末，中铁总资产总额为6.35万亿元，负债达到4.14万亿元，负债率达到65%。
3月25日下午，国铁集团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通报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清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对铁路事业和铁路形象造成严重伤害，对铁路政治生态和干部职工队伍造成重大影响。国铁集团党组要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摆进去，党组成员把落实“一岗双责”、在反腐倡廉中的担当作为摆进去，各级领导干部把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的思想和行为摆进去，切实做到真吸取教训、真反思整改。
72岁，原海关总署署长、最后一任铁道部长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曾与甘荣坤共事过
原创 品牌观察家 品牌观察家 2022-03-27
退休5年多后，72岁的盛光祖成为今年第二名落马的正部级官员。3月25日17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盛光祖是原铁道部最后一任部长、原中国铁路总公司首任总经理。他在铁路系统深耕数十载，经历了刘志军落马、高铁降速、火车票实名制、铁路政企分开等重大事件。
盛光祖出生于1949年4月，江苏江宁人，1968年参加工作，曾任上海铁路局南京分局、杭州分局分局长兼党委书记，济南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
1994年，盛光祖任铁道部党组成员、总经济师，1996年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副部长级）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99年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00年，盛光祖转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成员，2002年任海关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2007年，他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明确为正部长级。2008年3月，他任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
2011年2月，时任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接受调查。同时，盛光祖回到铁道部工作，任部党组书记、部长。
2013年，我国实行铁路政企分开，铁道部撤销，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挂牌成立。此后，盛光祖任中铁总总经理（2019年，中铁总改制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时年67岁的盛光祖从中铁总退休。此次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配合调查，成为今年以来第15名落马的中管干部。
曾与甘荣坤共事过
公开履历显示，盛光祖，2000年4月，盛光祖前往海关总署任副署长、党组成员（副部长级），后任海关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副部长级），海关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正部长级），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正部长级）等职。2011年2月，盛光祖重回原铁道部任党组书记，后又任部长一职。原铁道部改制为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后，2013年3月至2016年10月，盛光祖任原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2016年11月，盛光祖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盛光祖是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此外，去年6月1日落马的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甘荣坤，曾在海关总署任职近20年。甘荣坤自1989年4月至2007年9月，历任海关总署财务司综合处处长、财务司副司长、财务科技司副司长、财务装备司司长等职。
去年12月2日，甘荣坤被“双开”。其被指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参加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大肆收受礼品礼金，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和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公权私用、以案谋钱，违规干预插手司法活动；追求低级趣味，长期沉迷赌博；肆无忌惮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案件处理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
今年2月9日，甘荣坤被公诉。最高检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甘荣坤利用担任海关总署财务科技司副司长、财务装备司司长、基建办公室主任，北京海关党组书记、关长，湖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参考：新京报、上观新闻等资料
盛光祖配合审查调查，三大关键词……
新民周刊 2022-03-27
以下文章来源于海上客，作者海上客
把整治“靠路吃路”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保持铁路反腐败的高压态势。
文 | 海上客
近阶段，“打虎”不停。
3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消息一出，不禁令人唏嘘。
感觉盛之落马，看点真是颇具有典型性。
1
第一大关键词——首任掌门。
其实，在说“首任”以前，先得提到“末任”。
盛光祖有着“末任铁道部长”之称，又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的首任“掌门”。在他的前任刘志军落马以后，2011年2月，他从海关总署署长之位，调任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
回头看刘志军落马前的岁月，正是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一路发展的时期。尽管如此，在最终查实的刘志军案中，可以看到，他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分局领导开始，就一路违法乱纪。尽管中外媒体中不乏刘志军是个能人之说，认为他在中国高铁发展历史上立下过功劳，但毕竟犯罪事实查明，功不抵过。
在海叔看来，当年由盛光祖来接掌铁道部，确实比较合适。时任海关总署署长的他，其实是个“老铁路”。“1949年4月出生的盛光祖，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成为上海铁道学院工农兵学生，之后分到南京工务段。”有原南京铁路分局知情人士告诉海叔，“由于在南京工务段工作出色，当年的南京铁路分局领导赏识他，提拔到分局机关当秘书。有年南京铁路分局管内南京到常州这段发生洪灾，盛光祖跟着分局长前去视察。分局长对镇江工务段的工作很不满意，于是火线提拔盛光祖当了镇江工务段的段长——修好铁路，确保行车安全。”
由此，盛光祖一路升迁，从南京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到杭州铁路分局长、党委书记，再到转回南京任分局长、党委书记，再升任济南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994年盛光祖到铁道部，从总经济师到副部长，再于2000年调任海关，任海关总署副署长。
2008年3月升任海关总署署长的盛光祖，在汶川地震时到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以及全力支持救灾物资通关，获得不少媒体美誉。记得那时候，身为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也曾到汶川指挥铁路系统抗震救灾。
2011年，刘志军落马，由一位曾多年从事铁路管理工作，又与当时的铁道部并无直接关系的部级干部担任铁道部部长，合不合适？实在合适不过！
盛光祖甫一上任，就称要吸取刘志军落马的教训。在铁路内部，亦有声音称盛光祖为“盛高阻”，称刘志军为“刘跨越”，并认为盛光祖及时在动车事故后踩了高铁发展的“急刹车”——当时中国9000公里高铁全面降速，350公里时速降至300公里，250公里时速降至200公里。由此带来了高铁稳健发展，并节约了不少高铁运营资金。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因为盛光祖踩了刹车，导致前期高铁投资建设的路基等，派不上大用，浪费了资金。
就铁路基层单位来说，一些铁路职工至今反映，盛光祖务实，且给普通职工以实惠。
2016年10月，盛光祖不再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11月，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2
第二大关键词——“配合”。
中纪委发布的消息称，盛光祖“目前正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何谓配合审查和调查？回看近年“打虎”，倒也并非第一次有此类提法。
譬如2019年5月20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但海叔注意到，与刘士余不同，这次中纪委网站在披露消息的时候，没有在盛光祖名字后面加“同志”二字。
刘士余后来从轻发落，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政务撤职处分。
如今盛光祖会如何处理呢？
想来，除了他本人配合审查调查的态度以外，还需要综合考虑案情事实本身的情况。
3
第三大关键词——靠路吃路。
3月25日下午，国铁集团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通报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从中传出信息，“要充分认清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对铁路事业和铁路形象造成严重伤害，对铁路政治生态和干部职工队伍造成重大影响”。会议还强调，要“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决不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决不做两面人、搞两面派”。还称，要“加强班子内部监督、八小时外的监督，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决抵制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等庸俗作风”。
那么，盛光祖是否因为他的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关系，而在配合审查调查呢？相信不久的将来，答案会公之于众。
值得注意的还有国铁集团党组（扩大）会议传出的这么一句话——
把整治“靠路吃路”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保持铁路反腐败的高压态势。
海叔要说，中国铁路成就，举世瞩目。刘志军、盛光祖，也都是能力突出之辈。但一旦查实问题，靠路吃路，那只能说，该怎么判，其实还得怎么判。
铁总首任“掌门人”盛光祖被查，曾多次表态吸取刘志军教训
安徽日报农村版 2022-03-27 16:34
25日下午，又有重磅“打虎”消息公布，卸任5年多的铁总首任“掌门人”盛光祖被查。
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深耕铁路系统，73岁被查
系铁道部末任部长，铁总首任“掌门人”
直至今次被查，盛光祖退休已5年多。
公开简历显示，生于1949年4月的盛光祖今年已经73岁。
盛光祖是“老铁路”，有30余年的铁路工作经历。他的铁路生涯自上海铁路局南京分局起步，1994年，时年45岁的盛光祖就成为原铁道部党组成员。
6年后，2000年4月，盛光祖转赴海关系统，任海关总署副署长，2007年7月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后任海关总署署长，成为正部级官员。
盛光祖被舆论聚焦是他在2011年接替刘志军出任原铁道部部长。当年2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重大违纪被免职，盛光祖从海关总署调任铁道部。两年后的201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铁道部，同时组建央企中国铁路总公司，盛光祖则由“末任铁道部部长”，转而成为注册资金达10360亿元的铁总首任“掌门人”。
在铁总任上，盛光祖干到了67岁，2016年10月离任，当年11月，他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其他多数被查官员通报中的“接受”审查调查相比，盛光祖被查消息中的表述为“正配合”审查调查。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可以搜索到，此前被宣布“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还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当时的通报中还明确，刘士余为主动投案。
曾表态吸取刘志军惨痛教训
多次强调“反腐”“安全”
11年前，接替刘志军出任原铁道部“一把手”之后，盛光祖面对的是大量腐败案牵扯的铁路系统，以及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时代。
履新后很长一段时间，盛光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肃清刘志军影响”。
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之时，刚刚掌舵铁道部的盛光祖就对媒体高调表态：“刘志军案”对高铁建设没有影响，高铁的建设速度不会慢下来。
当时，媒体问其临危受命出任铁道部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什么？盛光祖的回答：“作为铁道部部长，更好地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货物运输服务，让人民群众的出行能够乘车方便。这是我的挑战。”
几个月后，盛光祖的“挑战”就来了。2011年7月23日，甬温铁路发生动车追尾事故，造成40人死亡，盛光祖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此后，盛光祖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安全”和“反腐”。
例如，2015年10月，中央巡视组向铁总反馈专项巡视情况，当时，盛光祖表态，要全面吸取刘志军案件惨痛教训，彻底消除其恶劣影响。强化对工程建设、物资采购、车皮车票等重点领域的源头治理，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2016年，盛光祖离任铁总，当年年初的铁总工作会议上，即将结束30多年铁路生涯的盛光祖强调，安全是铁路工作的生命线、是铁路的“饭碗”工程、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退休5年多后，曾一再强调“安全”的盛光祖，没有“安全着陆”。
任上年薪71万
曾回应高铁票价、盒饭价格等
除了吸取刘志军案件惨痛教训，2011年之后，盛光祖任职掌舵中国铁路的6年间，他还曾因火车票价、火车抢票、高铁盒饭等话题频频成为舆论焦点。
2012年，中国铁路实名制购票和网络购票同步正式启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盛光祖表态称，实名制对于打击倒票“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对于公众讨论的高铁票价定价过高，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担任铁道部部长的最后几天里，盛光祖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铁路的平均票价是偏低的，今后要按照市场规律，企业化经营来定票价。
对于火车票“一票难求”，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期间，盛光祖称对抢票软件要有公正的评价，“如果大家购票秩序都比较好，排队购票，票也还是那么多，抢的还是旅客自己的票。”
对于旅客反映15元盒饭数量不够的问题，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期间，盛光祖回应称，“铁路部门一直想为旅客提供价廉物美的食品，考虑增加包子、馒头、三明治的供应。”
2016年，铁总曾公布公司负责人2015年度薪酬情况，盛光祖年薪7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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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民营控股高铁能否搅动“一池春水”
2021年07月17日 07:40 澎湃新闻
原标题：经济日报：民营控股高铁能否搅动“一池春水”
民营资本控股高铁，彰显了政府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和诚意，也充分体现了项目各方尊重经济运行规律、遵循市场化原则的理性态度。在新模式下，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有望形成更为良性高效的互动，为社会资本深度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更大空间。
最近，关于高铁的两则新闻颇受关注：一是世界上运营时速最快的高铁——京沪高铁，迎来了开通运营十周年的日子；二是杭绍台铁路实现了全线铺轨贯通，年底正式运营后，将成为我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线路。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铁路线之一，京沪高铁的盈利能力遥遥领先。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至2019年间，京沪高铁净利润年均增幅高达39.4%，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下的2020年，依然实现盈利45.86亿元，是名副其实的高铁盈利标杆。
如此高额回报，恐怕没有社会资本不动心的。但长期以来，社会资本在铁路建设中大多充当一些“配角”，特别是在高铁这样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领域，社会资本要想实现绝对控股，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如今，
杭绍台高铁第一个“吃螃蟹”，率先实现了社会资本的绝对控股，尽管短期看其市场前景尚不明朗，但对于全国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而言，这将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破冰之旅。
近年来，社会各方对于开放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呼声渐高。一些地方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对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看，社会资本在参与项目建设上还缺少明确的抓手，信息不对称、融资成本高等因素，让不少社会资本望而却步。
正因为此，杭绍台高铁搅动的“一池春水”，给观望犹豫中的社会资本带来了信心。这种信心不只来自于股权结构上的创新，更多的来自于社会资本对于获得更为充分运营权、收益权的良好预期。
据了解，杭绍台高铁控股方从一开始就确立了“铁路+PPP+产业”的运营模式，明确提出通过物业、商铺、广告位以及更多商业化的灵活探索，取代单纯依靠票务收入的传统模式。再如，发改、国铁集团等部门明确表示将支持企业自主确定票价、自行决定列车开行对数，给予企业自由决策权等。此外，得益于高铁运行带来的城市效能升级、产业集聚、扩大就业等潜在效益，社会资本也将从中受益。
应该说，这些政策举措彰显了政府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和诚意，也充分体现了项目各方尊重经济运行规律、遵循市场化原则的理性态度。正如市场分析所指出的，在新模式下，更多强调投资回报率的社会资本，有望与更加偏重民生保障功能的国有资本之间形成更为良性高效的互动，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持续复苏，预计下半年消费和投资需求缓慢向上修复，会更加有力推动经济恢复发展。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增强民间投资增长后劲，就必须持续激发各类社会资本的活力。一方面，要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两新一重”及补短板项目建设；另一方面，要增强社会资本的投资能力，创新投资方式，推动落实民营企业降成本政策举措，用好银行信贷、市场债券等金融工具。
当然，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统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惠民生、防风险。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激发出创新内生驱动作用。目前，除杭绍台高铁在投融资体制上率先破题外，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也在稳步进行，可以预计的是，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类似的创新举措，期待它们为社会资本深度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更大空间。
张宏良：不承认邓小平错误和改革失误必将导致国家分裂
作者：张宏良2021-03-01来源：民族复兴网
2014-9-27
昨天9月26日，习总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代表团时，提出了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的口号，随后俞正声主席也确认了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的口号。在毛主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被废除三十多年后，习总重新提出“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让国人十分振奋的事情，中国的国家统一于终于提上了历史日程。目前尽快实现两岸统一的意义在于，中国东海南海的摊牌已经不可避免，如果不实现两岸统一，东海南海摊牌无论输赢，结果将难以预料。
但是，在统一台湾，结束国家外部分裂的同时，还要防止国家内部分裂，目前国家内部分裂的因素越来越明显，新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暴恐活动就是一个方面。新疆问题的本质不是民族矛盾，不是宗教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虽然内陆问题与新疆问题情况不同，但是内部分裂因素越来越严重，却是不容忽略的事实。而当今中国内部分裂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邓小平和改革的评价上。
本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有错误，一个时代有失误，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对内实行阶级投降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对外实行民族投降主义，致使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了中国，在领土上割让中国南海为国际水域，在外交上连续25年对中国实行制裁。在制裁中国的同时，还通过建立“中美国”，把中国越来越多的财富转移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致使中国老百姓在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的情况下，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中国精英富豪对此欢欣鼓舞，中国百姓对此愤怒不满。贫富矛盾和官民对立，双双达到了历史上最尖锐的程度。
老百姓由此形成的愤怒和不满，集中爆发在了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头上。邓小平的网络纪念馆设立了多次，每次都因老百姓铺天盖地的责骂而不得不仅仅几天就被迫关闭，据说开馆时间最长的一次只有四天。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眼下正在播放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同样是民间舆论一片责骂，多年来播放了那么多领导人传记性电视剧，被老百姓骂得狗血喷头的只有这一部，再也找不到第二部被老百姓如此痛骂的电视剧。如此滔滔民意史所罕见，政府居然不管不顾，仍然只迷信军警的力量，实则已经把中国推上了分裂和动荡边缘。
目前对老百姓的愤怒不管不顾已经十分危险，可是还在火上浇油地侮辱人民信仰。中国90%以上的老百姓信仰毛泽东，这是连茅于轼这种极端反毛的右翼人士都承认的客观现实。可是当今政府却千方百计侮辱人民信仰，宣称在中国五代领导人当中，只有毛主席有三分错误，其他所有领导人都完美无缺。这种单单整一个人的方式，几乎所有老百姓在生活中都十分熟悉，许多老百姓也这样被整过，所以对毛主席比其他所有领导人都矮三分的恶意评价，越来越感到愤怒和难以容任。一旦遇到社会矛盾的导火索，这种愤怒就会爆发出来，把整个社会炸得粉碎。
再从反共反华势力的角度来看，改革的致命失误也是十分明显。几乎所有反共反华势力，都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问题决议，当作是反共反华的政治武器。笔者就曾在各种场合亲眼看到那些反共人士把历史决议当做口头禅的现象，只要一谈到文革和毛主席，那些反共人士的本能反应，就是拿出六中全会的决议，作为打人的棍子和帽子，此时的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反共立场，仿佛共产党突然变成了他们的亲爹亲娘。仅此一例，就从反面证明了这个所谓完美时代的失误有多么严重，多么致命，让人民多么痛心，让敌人多么高兴。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首先就要遵从民意，正视现实，顺应历史，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真正把前后30年统一起来，避免国家的内部分裂，这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基础。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7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2014-9-27
网友评论共有6条评论
本站网友 wrj4312092000 ip:110.186.53.*
2021-03-01 20:11:09 发表
匡山清泉
张教授这篇文章指出了当今中国问题的要害，指出了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对当今领导无疑是一剂医治社会顽疾的良药。
在当前愈来愈清楚的突现D氏特色路线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愈来愈显示毛泽东时代伟大，成就辉煌，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觉悟的情况下，在全国，不仅文艺战线，而且科技战线，百姓生活改善方面，人均寿命增长速度，工农业生产总值（或言GDP）增长速度等等方面，改开后都远远比不上毛泽东时代。现在是到了毛派和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敦促现领导清算DXP路线，回归毛主席路线的时候了。建议中央在通过吸收全国著名毛派人士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第二次遵义会议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本站网友 匿名 ip:14.108.204.*
2021-03-01 18:40:02 发表
如果非得等到中华民族成为人间地狱的时候，才想起为毛主席平反，怕是已经来不及了吧。
本站网友 匿名 ip:14.108.204.*
2021-03-01 18:14:29 发表
不是毛主席建立的人民军队和公有制余荫的庇护，这次新冠疫情一定会让中华民族陷入比美国更加严重的灾难，难道整个中华民族还不应当向毛主席谢罪，为毛主席彻底平反吗，中华民族就是这么样感谢大恩人的吗。
本站网友 15169233358 ip:223.96.65.*
2021-03-01 14:52:54 发表
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就是改变革命的方向，以前是无产阶级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现在是党内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对外开放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
本站网友 旱地惊雷 ip:27.186.12.*
2021-03-01 10:43:32 发表
千古一贼！
本站网友 东鹤人 ip:112.43.24.*
2021-03-01 10:37:27 发表
我倒认为，现在纪念华国锋，是在保护邓小平，保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张捷：私有化阳谋国人需警醒
张捷2022-01-05云阿云智库•反私有化改革
私有化阳谋国人需警醒
【作者按】张捷，文章发表时任《环球财经》副总编辑、国研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本人2012年的文章，今日回看有特别的意义，当年就是为了怼某些人的混改、私有化和国退民进。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如此大的比例，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2012年3月17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经济峰会上表示。至于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只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如果一旦下定决心解决它，没有什么困难，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的股票都在市场上，需要做的只是怎么把这些股份转让出去，包括分给老百姓。”
多么熟悉的“药方”。上一次用这味猛药的，是苏联。只不过俄国人服下这剂猛药的实际结果，并不像张教授描述的那般美好——苏联私有化的结果并不是运转良好的、西方经典教科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毁灭。那么到底是张教授信誓旦旦勾绘出的美好蓝图、还是这幅蓝图在俄罗斯实践下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更有说服力呢？
私有化与社会公平之间不仅没有等号，而且众所周知的一个常识是：私有化必然导致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在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各国，一切战略产业都垄断在少数几个大财团手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论是垄断石油产业的西方石油巨头“七姊妹”，还是垄断西方农业的孟山都等，更不要说垄断金融产业的大摩、花旗、高盛们，不但垄断，而且比中国的所谓“垄断央企”暴利多了。而所谓搞私有化转型的前苏东和拉美国家，资本寡头的垄断也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想必俄罗斯金融寡头的“威名”读者也都听过。作为一名知名的经济学者，把私有化当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对于私有化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不良影响视而不见，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知识结构上出了问题。
在此更要注意的是苏联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两国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也有很大不同，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也是根本不一样的，在中国搞私有化的结果将是无产化，这样迥异的差别却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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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疗法”的苏联攻略
在上述提及的张维迎发言中，迄今为止未见有张维迎对“怎么分”的具体方案。但他的具体方案并非无迹可寻。在“2009中国企业家论坛”开幕式上，他曾表示：
“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应利用此次危机推动改革，将国有上市公司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给老百姓，给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现在国有资产是15万亿，如果拿出40%就是6万亿，财富效应非常明显。”
“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再拿出1万亿美元，两项加起来一共是13万亿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5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
据报道，“张维迎甚至还建议，这笔财富可以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两份，城里人给一份，或者富人给一份，穷人给两份。他认为，国家将一部分财富分给老百姓，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长期来讲，还可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
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看看这个“药方”的现实范本：
1992年6月，俄罗斯国会通过证券私有化方案，规定把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一小部分出售给外部投资人。俄罗斯企业私有化将前苏联74年积累的国有资产经过估价，按1.49亿人口，每人1万卢布，无偿转让给每个公民。每人只需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给投资基金，该券不记名、不挂失、可转让和兑现。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国家财产作价约1.5万亿卢布无偿地分配给了全苏人民。
按照张维迎的说法，这样的做法“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长期来讲，还可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然而，现实的结果是：据俄杜马听证会公布的材料，从1992年到1996年，私有化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按1995年价格计算，超过9500万亿卢布，相当于卫国战争期间损失的2.5倍，并且引发恶性通胀，81%的国民经过这样的私有化被掠夺一空。
为什么张教授口中的“财富效应”、“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没有成为现实，结果却是81%的俄罗斯国民被掠夺一空呢？
对于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崩溃以及私有化问题，主流学者大多笼统地以私有化休克疗法造成国家灾难而论，但少有人在经济理论上指出私有化与国家灾难和国民遭到洗劫的具体理论联系，更没有人把这样的联系通过理论定量化。如果以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具体分析计算一下这些财富是怎么被洗劫的，把俄罗斯私有化的问题分析清楚了，对于张维迎的私有化方案就有了全面的认识。
事实上，张维迎提出的私有化方案比当年俄罗斯的方案还要激进，还在俄罗斯的模式上更进一步地把外汇私有化和把国家核心企业交给外资控制。在俄罗斯私有化灾难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不足，在私有化过程中国家汇率受到冲击，造成汇率的失控，失控下的俄罗斯不得已出让了部分国家核心产业；现在张维迎提出的方案不仅要分掉中国的核心产业，同时还要分掉外汇储备，这是要做什么呢？更关键的是当前中国企业与当初俄罗斯企业股权结构根本不同，从大型央企到行业内排头兵（含细分行业）基本已经上市，张教授的方案会直接导致外资控股中国核心企业，而一旦如此，其结果必然是经济殖民。
2
一个直接交出国家经济命脉的方案
部分人士主张私有化国企的依据就是国企的“低效率”和“蛀虫多”等等，并且以此为逻辑前提提出了交出国家经济命脉控制权的方案。表面上看，这种依据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这并不代表其逻辑前提就必然是正确的。
首先关于央企“蛀虫”的情况，这也是饱受舆论诟病的。据《中国经营报(博客,微博)》2012年3月24日报道， 2011年央行公布的侵吞国有企业资金调查结果显示，近10年间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资金从国企转移到了海外，10年千亿美元听着巨大，但每年平均到每家央企头上不到1亿美元。此外，备受诟病的还有央企高管的收入。但目前央企高管年薪最高的不超过280万元，与外国同类企业高管动辄几千万美元的薪资相比，二者有天壤之别。
任何的管理都要有成本的，但是很多人鼓吹央企私有化的根据就是所谓央企“蛀虫”的问题，而因为这点损失就要把国企百万亿的资产私有化，那是因噎废食。如果中国的央企私有化了，且不说央企私有化给了谁，单是央企高管的工资市场化与国际接轨，给他们的多支出的工资就远远超过于此！
还有人说央企管理不到位，但是海外私企的管理效率就一定很高吗？如果真的按照张维迎等人说的平均分配股票，结果就是股权极其分散，根本无法监督职业经理人，而公司董事会对于这些职业经理人的监管从力度上说怎么比得上国家强力侦察机关？怎么比得上党纪国法的震慑力量？近些年来中国平均每个贪官的非法收入是3000多万元人民币，以10年收入计算，每年为50万美元，与外国同类企业高管的收入相比，仍有距离。如果这些企业私有化以后，他们的收入立即就要与国际接轨，变成合法收入。
即便在西方股权分散的公司，经营层肆意侵占股东利益的事情还少吗？经营层可以动用企业的强大资源压制股东的权益，这样的私有是谁的私有？这些经营层的老总们在私有化以后是权力空前膨胀和不可控的，就如中国平安入股比利时富通一样，对方董事会做出决定转移企业的核心资产，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平安保险反而没有发言权，因为转让下级子公司业务这个决定董事会就可以做出！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大公司平安保险尚且如此，股权分散以后老百姓的那几张股票能够决定什么呢？张教授的私有化方案实际上就是将掌控中国央企等经济命脉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合法化；私有化图谋得逞以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会更加膨胀失控，以前国家还可以撤换央企老总，等把企业股权都分散了，别人持有10%的股权就可以决定一切了。
现在许多利益集团都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中当“小非”，是二股东、三股东，份额很低，等到国家把央企大股东的股票平均分配给了社会，这些利益集团就是控股大股东了，现在来搞私有化，总不至于把央企股权中原来私有的部分先给公有化剥夺了再搞私有化平均分配吧？如果还保留央企原来的小股东，那么在张教授的私有化方案当中，他们就成为了企业的法定控制人。这与当年俄罗斯私有化时国有公司没有任何私有股份和外国股份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舆论总是在鼓吹：私有化是高效率的，央企是低效率的且有大量蛀虫，以此激发中国民众的愤怒，认为私有化是未来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个逻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米仓里面有老鼠”与“米仓是老鼠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虽然都是米被老鼠吃了，但是一个合法一个不合法，对于“米仓里的老鼠”我们可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是对于“老鼠的米仓”则要依法保护老鼠吃米的权利，而鼓吹私有化的人实际是在主张与其防着米仓的老鼠偷吃，还不如干脆把米仓送给老鼠算了——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他们还说企业私有化了，企业管理者就不会腐败并对企业有责任心了，这就如说现在米仓是老鼠的了，于是老鼠就不偷米了，还要雇佣狗来看护米仓！现在搞私有化就是这样的混账逻辑。
张维迎的私有化方案就是把中国核心企业的控制权交给外资的方案，中国的央企等核心企业是中国的国家命脉。世界各国对于自身的核心产业都是严格保护，严格防止外国资本的“渗透”，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就在此方面屡屡碰壁，就连华为收购美国一家市值仅为200万美元的三叶公司也要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而张维迎的方案通过分掉国家控股的股权，直接就达到了让外资战略投资者控股的目的。而他具体的所谓平均分配，实际上就是造就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当中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成为这些央企私有化以后的控股和控制人，更让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的所谓国际战略投资者成为控股人，让他们与国企的管理层成为利益共同体，形成了被外国资本主导的利益集团。
3
利诱的民意和金融乾坤大挪移
现在为什么“私有化”的提议在中国民间和舆论界占有一定的市场？因为有人利诱了民意。这些人提出把财产分给个人，尤其是让穷人得到更多的份额，给了人无限的遐想，让老百姓觉得这样的分配就可以自己不用付出而得到财富。
谁都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但谁都期待老天爷能扔个馅饼砸到自个儿的脑门上。这样的诱惑往往是难以抗拒的，因为人的趋利本性，使得大多数人在利益面前是短视的，因此遵从利诱出来的民意行事是非常危险的。在俄罗斯私有化先例中，老百姓的财富尽管不是“一夜归零”，却最终被恐怖的恶性通胀洗劫一空（参见后文）。
给老百姓分配财富却造成严重的贱卖和通胀，最后把老百姓的财富给掠夺光，这个巧取豪夺的过程老百姓是很难接受和理解的，这里有必要再深入揭示一下西方金融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建立现代金融资本统治的情况下，原有的货币概念已经被偷换了，现代货币概念与中国人传统理解的货币从概念上讲是根本不同的。而通过这样的概念偷换，金融资本合理合法地窃取了老百姓的财富。
世界上关于货币的理解分成各种学派，这些学派的主要分歧就是货币商品说还是货币媒介说，古典经济学派大都主张货币商品说，亚里斯多德等人就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重商主义也是以贵金属货币为财富的，马克思把货币变成了劳动价值论统治下的一般等价物。而现代经济学则更多倾向于媒介说，把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和国家信用。依据这两个不同的货币理念，也产生了古典货币和现代货币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
古典货币：任何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和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商品，都可被看作是古典货币。古典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
现代货币：是指以某一权力机构为依托，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推行的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及作为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凭证。这样的权利凭证就是一种信用凭证，现代货币使用国债抵押来发行，背后就是国家信用。
在这里，贵金属货币是当然的古典货币，到了金本位纸币则是在古典货币和现代货币的过渡，既有物的属性也是一种凭证，而金本位破裂以后的货币就是彻底的信用货币了。在古典货币时代，拥有货币就是拥有商品，就是拥有财富。但是到了纸币时代就不同了，货币实质上是一个欠条，你拿着货币的背后是别人可以利用你的货币所对应的财富，就如农民上缴了粮食换取了白条一样，粮食已经被他人收走利用了，纸币只不过是可以流通的白条。
但是到了金本位破裂的时代，货币不但可以被利用、不受你的控制，更可以掠夺你。金本位保证你的货币与对应的商品价值对等；而没有了金本位，货币则是不断贬值和缩水的，至于贬值和通胀是多少，更是货币的持有者无法控制的事情。因此在现代货币概念下，你对所持货币不但没有利用的控制权，而且你的货币本身也没有抵抗通胀掠夺的能力。能够利用他人货币背后所对应的财富：这样的制度和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以后，人类就进入了资本社会、货币社会、金融社会，所谓的金融就是把货币给融合起来被再利用。因此在现代模式下理解货币，怎样通过金融体系利用他人持有货币背后所对应的财富，这才是金融的真谛！这样的金融手段，实际上是通过货币将你所持有的财富来了一个吸星大法般的乾坤大挪移。
在印钞时代，谁拥有了全球的货币发行权，谁就可以乾坤大挪移他人的财富。只要你的财产货币化、私有化了，你想要卖了你的财产换来货币改善生活，不管你提出的价格多高，他都可印钞来买，等到你的财富被买走以后，留下的一大堆欠条性质的纸币没有相应的资产对应，通胀的苦果就由你来吞下。
中国老百姓对于货币的概念普遍停留在古典货币上，认为自己的货币就是自己的财富，根本不知道以现代凭证和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早已经变了质，给你的货币其实只相当于一张欠条，这个欠条的价值是要依靠国家信用来保障的；如果私有化导致国家信用降低，你的货币信用也就降低了，不但给你的货币不是财富，你原来存储的货币也不是财富了，俄罗斯的私有化灾难就是这样发生的。
西方货币的信用也是他们央行的信用，背后是他们控制的巨大的资产财富，如果美联储的股东们没有了对于世界黄金和石油的控制，若不是当年美国通过中东赎罪日战争让美联储背后的资本家们控制了中东石油、取得了足够的信用，美国是没有今天的！
西方金融资本的成功就是在于改变了全球的财富游戏规则和分配规则，让货币所代表的财富被自己的金融体系所控制，而不是持有货币的财富所有人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大的偷换概念，是货币概念和财富概念颠覆性的偷换，这样的变化造成了西方资本对于全球的控制，但是对于这样的游戏规则变化，西方的理论却在刻意掩盖，西方的货币主义甚至说良性的通胀有助于经济发展，要以一定的通胀刺激人们不食利货币财富停止创造等等，但是对于这样偷偷的印钞和贬值，导致货币所对应的财富实际控制人，也就是金融资本的控制人，得到巨大的财富却在西方理论上奇妙地消失了，这样的乾坤大挪移，就是对于世界财富的吸星大法。
4
西方经济学原理揭示的私有化陷阱
在《环球财经》2011年3月刊“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一文中，笔者曾引入西方货币价格理论中著名的费雪公式来说明上述问题。20 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的费雪方程式为：MV=PT（其中：M货币的数量；V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T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通过费雪方程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初始的货币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数量的增减与价格涨跌成反比。在产权流通领域的货币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进行产权交易的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都是一个非常低的数额，这样的结果就是价格急剧下降以及进行产权交易的富人和外来者取得极其巨大的收益。
这就导致看似公平的私有化，结果就是普通人拿到这些债券后一定是极其廉价的抛售，以此取得现金改善生活，而产权交易领域的现金数量却远远不足，导致这样的抛售极其低廉，低廉的债券价格引发恐慌再造成进一步的抛售，所有这些都使得市场中的资本得到暴利，极大地加剧了贫富分化。俄罗斯的民众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而企业的经营者和有钱人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手中集中。
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提供的数字，截至1996年，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造成的损失还要多得多。
前苏联的情况可能距离大家过于遥远，而且俄罗斯当年卢布贬值的速度太快，以致中国老百姓很难在数据上有所体会，然而有些人也是以私有化中国国有财产为目标的，这里我们就不妨以中国的经济数据做假设进行分析一下，根据国资委2011年12月的最新数据，中国央企资产总额逼近28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到没有计算价值的划拨地、矿山开采权和其他各种特许权利的价值、以资产的2倍计算，其价值也应当在56万亿元左右。
而中国市面上可供交易的钱有多少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2月份，中国的狭义货币是27万亿，广义货币86.7万亿，而广义货币的存款很多是老百姓的养老钱、看病钱等等，是不会进入产权交易领域的。同时我们的央行准备金还锁定大约12万亿，其中还有31万亿是企业储蓄，这些储蓄很多就是要出售企业的流动资金，因此很多资金是难以进入交易市场的，个人的资金也不可能全部进入这个交易市场。我们以此粗略和乐观地估计，也就是10万亿元左右的资金可以用于购买这些产权，到底有多少资金能够参与，我们参考股票一级市场“打新股”的资金就可以大约推算出来了。而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的做法是把价值将近60万亿元人民币的央企分掉，这样一下子50多万亿的私有化债券进入市场，与市场可以参与产权交易的10万亿资金相比，肯定是要被严重贱卖的——按照费雪公式，如果其他货币条件不变，俄罗斯式私有化的结果就是要让上述国有资产的售价变成实际价值的1/10。
中国社会的资金是短缺的，大量可以参与产权交易的富裕资金其实是海外热钱。如果中国进行了私有化，热钱会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核心产业将立即被外国占据，中国就要立即拉美化了，这也是中国现在私有化与当年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不同之处。因为当年俄罗斯进行私有化的时候海外热钱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进入俄罗斯，即使是这样，海外资本依然通过各种黑市进入俄罗斯控制了大量的俄罗斯产业，因此中国的私有化实际上比当年俄罗斯还要危险。
5
张维迎式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恶性通胀
在上面的论述当中，我们只看到了这样的私有化过程中民众抛售国有资产债券、市场货币供应不足造成资产被贱卖而集中到少数富人和外国资本手里，这样的贱卖实质就是洗劫了一个国家，但是这里有人会说就算是贱卖，只要卖了钱，不论多少也是给国民增加了收入，似乎私有化多少都是给人民增加了财富、造福于民，更有人说财产属于私人了以后，私人怎样贱卖只是个人问题。但真是这样吗？问题是这样的私有化不但没有让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反而在私有化过程当中必然会导致恶性通胀，把老百姓取得的私有化财产换取的货币和以往的积蓄全部洗劫光！俄罗斯实行私有化以后，1992年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至1999年，81%的居民已经没有储蓄存款，所有的劳动积蓄被彻底洗劫。
在俄罗斯的私有化以后，为什么会导致必然的恶性通货膨胀呢？我们仍然可以从费雪公式中找到答案。按照MV=PT，可以看到老百姓贱卖了债券和产权等权益，所得的现金数额还是极其巨大的，等于对社会注入了大量的货币（M），而老百姓需要购买的商品（T）却难以快速增加，尤其是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下一切按照计划生产，生产能力没有冗余，适应需求的快速增长是没有余地的，因此在商品总量（T）不变的情况下货币（M）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价格（P）的暴涨。更进一步的是，在这样的价格暴涨下，老百姓持有现金的欲望极大降低，导致原来不参与流通的定期储蓄等广义货币M2也加入到流通中来，进一步提高了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同时还有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就是货币流通速度V的急剧增加，在通胀的压力下，老百姓本来是要一个月花光的月工资，必须在得到工资的当天抢购当月生活必需品，这样的结果就是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了30倍，按照费雪公式价格就要增加30倍，这样的结果相互作用是一个乘积的关系，可以非常轻而易举地导致货币恶性通胀100倍以上。
在这样的通胀下为了维持政府的开支，政府原来的收入按照通胀前的货币计量就严重不足，结果是政府不得不再一次大规模印钞，导致恶性通胀进行一个正反馈式的增长。就如私有化后俄罗斯政府债台高筑，仅仅是1992年就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声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如此造成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应，如山崩一般难以阻挡。
在此，为了让大家明确这样的威胁是多么严峻，我们可以以中国央行当今的数据再次推算一下。目前中国的狭义货币是27万亿元，广义货币86.7万亿元，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35.2万亿元，企业存款31.4万亿元，加其他各类存款，存款总额82.6万亿元，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现18万亿元。按照费雪公式MV=PT，如果私有化在一年完成的话，原来的PT只不过是18万亿而已，中国国有企业价值接近60万亿，就算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60万亿已经是原来的MV的3倍，这样物价在私有化的一年内就要涨价3倍，而老百姓的恐慌会让中国的约82.6万亿的储蓄也进入市场，这样物价就要一年内变成涨价8倍。
恶性通胀下社会不愿意持有货币导致货币的流通速度急剧增加，其流通速度是可以数量级地增加的，就如我们把经年不花的存款拿出来一夜花掉，原来一个月花光的变成3天花光就可以了，因为通胀成倍增加的时候是一天一个价格，老百姓拿到工资就会跑步到商店抢购生活必需品，这样的速度就是一个月慢慢花的工资半天花光，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增加60倍的。如果以流通速度增加十多倍计算，这样的私有化就是要造成一年内上百倍的通胀，通胀100倍的结果就是原来给老百姓什么好处、给多少都不重要了，老百姓的所有财产都将被洗劫一空。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际资本的渔利。由于需求和通胀的暴增，外汇的失衡导致汇率暴跌，使得国家私有化的资产被贱卖给外国资本的同时，各类资金在消费品不足的时候就要找到一种替代商品，那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外国货币。各路资金扑向外汇的时候就要造成国家的资本急剧外流，同时世界各类资金会进来购买廉价的资产，一个国家的私有化也成为了国际食腐者的乐园。
俄罗斯的私有化使得国家同时在国际收支上陷入国家实际金融破产的境地，美元与卢布比价1991年时为1:59，1998年时已达到1:6000。同时，贸易自由化将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据1997年资料，外国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份额达84%。而这样的私有化，即使对于中国这样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的国家同样也是不安全的，就如前面的计算，我们的私有化所释放的货币投放量可以达到上百万亿，也就是私有化的50多万亿央企价值和因为恐慌进入市场的80万亿存款，但是我们全部的外汇储备折合人民币只有20万亿左右，其中还隐藏了大量的热钱、随时可能逃离海外，这样的私有化给国家汇率所造成的冲击，甚至是中国这样的外汇储备冗余国家所无法应付的。
6
“私分外汇储备”的骗局
张维迎在2009年时就针对我国当时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建议，应拿出一半来分给居民。“为什么政府持有美国债券，而不是老百姓持有美国债券？如果将政府持有的美国债券给老百姓，让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样的做法却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张维迎可以分配外汇储备的思路逻辑是这样的，央行属于国有，国家是人民的，当然人民可以分享属于国家的财产。但是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对于所有人而言，可以主张享有的是这个机构的净资产而不是这个机构的全部资产，而央行的净资产是多少呢？
我们不妨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按照人民银行网站公开的数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自有资金长期只有219.75亿元，与现在20多万亿的外汇资产相比只不过是外汇资产的百分之一，同时也是央行总资产的千分之七左右。央行这样低的净资产与世界其他国家是类似的，美联储当初也就是注册1亿美金，在2008年危机后大规模盈利的情况下，现在所有者权益也只有540亿美元，与美联储现在3万亿左右的资产规模相比，美联储的净资产比例与中国央行近似。
所有的分配只能分配机构的所有者权益而不是全部资产，如果分配全部资产必定侵犯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这样的分配外汇的结果就是侵犯央行的债权人，央行的债权人是谁呢？所有发行在外的货币就是央行的债务，央行的债权人就是持有货币的人，这样的分配就是对于社会存款的一次财富清洗，严重侵犯央行的债权人也就是持有存款的人，而且在这样的清洗过程当中还要出现财富的外流，因为现在全球化了，这要引发的是一场全球的财富再分配，一个国家央行资不抵债的操作，受到损失的肯定是资不抵债央行货币的持有者，这个持有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和中国企业。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就更好理解了，大家都知道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美联储有美国的黄金储备8000多吨，在美国私人产权是神圣受到法律保护的，在法律保护私权之下，作为所有人的美联储的股东可以把这8000多吨黄金的美国储备给拿走分了吗？显然不能。原因就是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是资产，而不是所有者权益，不是净资产。作为知名的经济学者，张教授不应该不知道这样的常识。
下面我们再具体计算一下这样的分配所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中国央行2011年末的外汇资产是232388.73亿元，央行的总资产是280977.60亿元，央行的储备货币是224641.76亿元。在央行的资产被无偿分配以后，其他央行债务所对应的资产是难以减少的，能够减少的就是央行的自有资产，央行将立刻严重资不抵债！这就意味着央行发行在外的货币没有了财富的保障。央行的其他债务都是刚性的，真正失去财富保障的就是央行的储备货币。如果把外汇储备分配一半的话，以央行的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相当的22～23万亿的规模，就可以知道基础货币背后的财富保障缩水了50%，基础货币要贬值50%。而我们的所有的货币都由央行的基础货币衍生而来，这样的通胀或贬值也就是说我们的财富要缩水！
按照2012年2月人民银行数据，个人储蓄存款为362004亿元，银行总存款837340亿元，如果人民币贬值50%，将是存款持有者40多万亿的财富增发，也是居民原来储蓄的18万亿的财富蒸发。我们不算中国企业存款的巨额损失，单单是得到分配的居民也是损失巨大，也就是老百姓得到的10万亿元外汇储备财富，结果还倒亏8万亿元。让央行资不抵债率接近40%~50%的恶果必定是恐怖的。
大家可能会问：在这样的贬值下，货币通胀只不过是财富再分配的游戏，你的物质资产并没有减少啊，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
关键就是看财富是怎样分配的。私分1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给国民以后，国民是可以购买海外的15000亿美元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币所对应的财富减少，人民币贬值50%，会造成汇率的大幅降低，海外购买中国商品的时候会变得更加便宜，他们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口中国商品，按照贬值50%来说就是半价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商品被大量海外资金廉价收购以后，中国的财富外流造成国内的商品不足而通胀涨价，这样的过程平衡下来以后的结果，就是中国人的财富大损而外国人赚取了暴利，这是全球一盘棋的后果！即使是中国能够外汇管制，也难以管住全部外贸经常项目，通胀和贬值是必然的。
此外，可能会有人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来提出反证，这里可参阅我在2011年3月刊《环球财经》上撰写的“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一文，此处不赘言。
7
中国有自己的金融历史智慧
国内很多金融专家学者，言必称西方。其实中国是有自己的金融历史智慧的。
对于货币的变化和金融的乾坤大挪移，中国历史上的钱庄就非常清楚这样的规律，经营钱庄和票号实际上也是挪移金银背后的财富。中国历史上的钱庄能够开多少银票出去，其中的计算是很复杂的。在钱庄的眼里，钱、粮、土地三者是一个比例关系，这也是古代最重要的商品，如果把土地等变成商品。钱庄计算所需要货币银根的公式，这实际上是与费雪方程式一样的。不要认为中国没有金融理论，这就是中国古代、近代最朴素的金融理论与实践。钱庄的老板们要赚大钱，必然是粮站、典当行和钱庄票号一起来开。典当主要是土地，三者在不同时间点的流动性不一样，商品总量不一样，这些差别才是赢利的关键。大的商家不是简单地贩运买卖，而是都在当地利用银根的变化赚钱，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的操纵运作。
中国历史上推行纸币的时期早于西方。中国历史上的纸币破产与西方所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对外战争的基础，也没有对外掠夺的基础。而美元则是经过了一战、二战和冷战后，建立了强大的国际信用，并通过这样的“绿纸头”，掠夺了别国的财富。
在解放战争时期，苏区的货币能够在当时没有黄金储备的情况下发行，是得益于中国公有化的国家信誉。出身于中国近代传统金融中心、钱粮物流集散地青浦的中国经济核心人物陈云1949年2月时曾说：“人民币要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不但不能紧缩，还要大力增发。应该用动态的眼光看增发——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片土地，就获得了土地上的粮食、森林和矿产等资源，人民币的发行就有了物质基础；与解放同步进行的土地改革激发了亿万农民的信心和生产热情，为解放革命增加了动力，货币的发行也有了精神基础。”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货币与国民党的货币同样大规模增发，但是由于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少，其货币对应的社会财富在不断萎缩，此时再印钞，不发生恶性通胀才怪呢！反之共产党解放的地区在扩大，货币的增发与其控制的财富的增长同步，货币的增发反而避免了通缩，并为战争筹集到了财富支持。我们的人民币的信用就是这些国有资产来支持的，如果私分了国家财产，央行的货币信用就要打折扣，再分掉央行的外汇储备，中国货币的信用在哪里？老百姓在私有化当中拿到的货币和以往存储的货币将变得一文不值。
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先人曾展示出的历史智慧，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惟有此，才能真正用好“拿来主义”，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被洗脑。
8
私有化阳谋国人需警醒
西方的评价体系控制了世界主流舆论，也洗脑了中国的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私有化这个招数在西方落自的棋局中已成为定式了，但是西方对于这个定式的结果却恶意掩盖，西方一些媒体的宣传，就是要为他们私利的阳谋做掩盖。
比如对于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灾难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西方世界却是不断地高度评价。1997 年，法国《Le Nouvel Observateur》认为他是全球最重要的50位领袖。在俄罗斯陷入危局之后，这位经济学者却依然得到巨大的荣誉。也许，对于在瓜分苏联全民财富的俄罗斯私有化大潮中赚的盆满钵满的西方资本和俄罗斯新贵们来说，萨克斯教授确实配得起“世界上最重要、最知名的经济学家”的头衔。
另外，俄罗斯私有化所造成的另外一个事实更加意味深长，在2011年2月环球财经副社长彭晓光撰写的《自由派：百年边缘》一文中，有过如下描述：
“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组成，并非自由派们到处宣扬的是苏联主要领导及其子女亲属们，这些人中的主力，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里德曼、阿列克别洛夫、阿布拉莫维奇等等，他们在苏联时代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阶层成员，也没有太大的财富积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犹太人。
考虑到俄罗斯1.5亿人口中，俄罗斯裔占大多数，犹太裔只有25万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这个现象显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经济急剧下降和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每个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肯定大大贬值，俄罗斯的垄断企业即使是贬值也是价值天文数字级的资产，虽然俄罗斯寡头们个个是精英和商业天才，但是同时考虑到“民主俄罗斯”的极度腐败，成事所需要的灰黑色费用又是天文数字，因此认为这些金融寡头仅仅从苏联后期倒卖牛仔裤和烟酒中获得了足以形成寡头的先决条件，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离开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犹太资本的大力支持，他们是做不到这点的。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在苏联解体前干了什么。苏联的解体恰恰给了美国巨大的机会，里根时代的大量印钞在苏联的解体和私有化之下，购买成为了美国的资产，里根时代的赤字问题得以彻底解决。而当今美国又走到赤字危机和大量印钞的阶段，如果要解决美国的危机，也只有购买到足够的资产才可以解决放眼全球，这样的资产也只有中国的央企和土地私有化可以提供，因此一旦开放了资本管制、进行了私有化，发生一场洗劫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来源：《环球财经》2012年第4期
国有企业“改制”，一曲时代的悲歌
作者：欧洲金靴 发布时间：2021-12-17来源：民族复兴网
导读：国企工人曾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当时最先发生的就是山东诸城将本县国有企业全卖光的改革案例，彼时竟是作为正面事件宣传，全国开始学习“诸城模式”。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
“2004年8月，按照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要求，为加快高技术产业规模化发展，中科院做出加快院所投资企业股权社会化改革的决定。
2009年，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转让了联想控股29%股权。本次转让，严格按照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相关要求进行了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
经专业机构认定，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77.2亿元，评估值为92.6亿元。本次交易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溢价至95亿元，对应的29%股权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
本次股权转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历次中央巡视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均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
这是12月10日联想控股集团针对舆论抨击与质疑的声明。
这短短的文字有没有说服力，民众自有判断。
1
联想私有化的历史很复杂，但脉络是很清晰的，我简单再做一下梳理。
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也是改革开放政策落地的五周年，当时被称为所谓“欣欣向荣、风气大开”的一年，那年的阅兵式也是一派和谐欢腾之景，游行的队伍中甚至打出了“您好XX”的直呼领导人姓名的标语，似乎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同是那一年，刚满不惑的柳传志从中科院下海，远在山东潍坊担任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的处级干部卢志强，也起飞单干，成立山东泛海集团。
两个原本的体制内人士，开始了“创业”的第一步。
四年后，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ZHAO亲自设计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1988年，敏锐察觉到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未来、开始将业务转向建筑和房屋开发的，就是卢志强。
两个月后，1988年4月，联想集团、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与香港方导远公司(吕谭平等四港商)成立合资公司：“香港联想”。
这就使国有的计算所公司有了一个“外商”、一个“外资”作为盟友。
为照顾缺乏资金的港方，“香港联想”注册资金仅90万港元。其中联想集团投入30万、技转公司投入30万，两家国企共持股67%，港方持股33%。
虽仍是国有企业控股的合资企业，但港商按“外商”入股，技转公司是国家在港注册的中资机构按“外资”入股，已为柳传志实现“从100%国有，到民营三分天下”，提供了便利的瓜分条件。
这其中，贸促会下属的这家“中国技术转让公司”非常引人关注——如果没有这个中国技转，谈何港商的入伙和香港联想的成立，又谈何日后柳传志对联想的私有化?
可是在联想内部、包括柳传志本人，对1988年中国技转公司的“雷锋式帮助”这么多年几乎是绝口不提。
原因很简单：1998年中国技转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也是在1988年，凭借着一张张土地批文转手就可以赚上百万、并在美国成立了“泛海国际有限公司”的卢志强，结识了正在把联想一步步私有化的柳传志。
同时，卢志强进入了泰山会。
2000年时，“联想集团控股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被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6086万元，中国科学院出资42955.93万元持有65%的股权，职工持股会出资23130.11万元持有35%的股权。
2001年6月22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联想控股”，一直沿用至今。
可以看到，从成立至2001年6月，“联想集团控股公司”都是中科院100%控制的国资企业，即中科院持股65%，职工工会持股35%。
然而，到2007年11月到2008年1月这三个月间，泛海的卢志强突然半路杀出，开始筹措个人资金：每月一减持，共套现了民生银行(中国首家民营银行)45.3亿元；
紧接着，2009年，卢志强以27.55亿的价格从国科控股手中买入联想集团29%的股份，正式成为联想第三大股东；
再接着，卢志强向柳传志等5人转让9.6%联想股权；
最后，联想职工持股会转给卢志强9.5%的联想股份，联想就这样完成了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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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私有化落定之后，联想控股股东会随即确定了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由5人组成：柳传志、邓麦村、曾茂朝、卢志强、朱立南，由柳传志担任董事长；其中邓麦村为中科院副秘书长，曾茂朝为计算机所所长，这两人代表中科院，柳传志与朱立南两人则代表管理层。
在有了卢志强的强势加盟后，联想董事会的话事权已落在柳传志手中。
打完了中科院股份的主意，接下来就是打职工持股会股份的主意了。
2010年9月27日，柳传志、蔡金芳、朱立南、李旻、曾茂朝等7人在北京成立北京联持志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然后，以北京联持志同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相继成立了14家“北京联持会XX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中间以数字区分，比如“十肆”、“肆”等——这十四家“联持会”，股东均为当时在职的公司高管和部分员工。
然后以这14家“联持会”为主体，在2010年12月29日，共同成立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上述柳传志等成立的联持志同，也是这个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后第二天，2010年12月30日，联持志远与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签订《合并协议书》，内容为由北京联持志远吸收合并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
吸收合并完成后，联想控股的股权变更为：中国科学院持有36%，北京联持志远持有35%，泛海控股集团持有29%。
由此，职工持股会的股份，全部量化到高管层和员工个人持股的公司，即北京联持志同。
在北京联持志远的14家“联持会”股东中，最大的一家为“北京联持会拾伍管理咨询中心”，持股比例为11.71%——而柳传志正是其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72.14%！
………
就这一番操作，当年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都要直呼高手！
再一年后，2011年12月，卢志强的泛海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9.6%的股权，转让给柳传志、朱立南、陈绍鹏、唐旭东、宁旻等五位自然人，北京联持志远也以协议方式，分别又向泛海和黄少康，转让其所持的9.5%和1.5%股权。
两个月之后，2012年2月，泛海再次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8.9%的股权，转让给北京联恒永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后，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变更为：中科院持有36%、北京联持志远持有24.00%、泛海控股持股20%、北京联恒永信持股8.90%、柳传志持股3.4%、朱立南持股2.4%、陈绍鹏持股1%、唐旭东持股1%、宁旻持股1.8%、黄少康持股1.50%。
而受让泛海控股8.9%股份的北京联恒永信，也是联想控股高管的持股公司，上述个人股东名单中没有出现的杨元庆、郭为、曾茂朝、李勤、刘军等人，均是北京联恒永信的股东。
至此，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44%，完全超过了中科院持股比例，联想控股彻底形成了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联合控股的局面，将中科院和职工持股会实质性的边缘化。
3
在联想私有化的过程中，一个新中国国有资产流失历史上的美名：MBO，逐步浮出水面。
MBO，即“高级管理层收购”。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全面影响。
这一期间，诸多国有企业发生大面积亏损，从历史背景看，这一阶段的国企的严重亏损不仅与企业机制有关，更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关。
但是在当时，政府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国企推上了社会、推到了“公海资本”的面前，一卖了之。
其时，公有制企业的“改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为口号，纷纷攀比公有制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为光荣。
在这个时期之前，对原来的集体企业的“改制”已基本完成，许多国企也完成了改制，但“改制”仅基本限于原来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然而在90年代末期，“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蔓延，在各地实成了一场运动，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极低的代价取得国有企业的私人控股权。
国企工人曾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
当时最先发生的就是山东诸城将本县国有企业全卖光的改革案例，彼时竟是作为正面事件宣传，全国开始学习“诸城模式”。
到2001年底，国有的中小企业总的数目减少了63000家，从原来的20余万家只剩16余万家，大型企业还仅剩八九千家（中央直管）。这些中小企业所有制转型均是先是采取“全体职工购买”、后演变为“经理人购买”的方式。
2002年10月时，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老师，曾去山东济宁市参观考察樱花纺织集团和大成服饰公司时，发现这两家原先的国有企业已全部实施了管理层收购型即MBO的企业产权改制：拥有1000多名职工的大成服饰公司的总经理个人拥有企业30%的股权，拥有4000多名员工的樱花纺织集团整个的股权由管理层一班人马拥有。
但实际上，这两家企业都本是效益良好的国企，特别是樱花纺织集团，被实施MBO时完全是一个优质企业。
这就是无奈的地方，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一波国企MBO改造浪潮，不管好的和坏的国企，统统被进行了私有化，不由分说……
2002年以后，大部分国企事实上已经度过了经济困难期，效益开始好转，利润也开始大幅上升——在这样的前提下，却依旧掀起了大规模的MBO革命，如2004年开始，各地经贸委尝试给大型国有企业直接下任务，国资委还下发一份《关于开展国有企业规范改制检查工作的通知》到了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求条件成熟的企业限期完成MBO式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2003年，当时一度被国内的某些“经济学家”定为“MBO年”，宇通客车、粤美的、深圳方大、佛塑股份等上市公司全部试行了MBO方案。
那时候对大型国企的的“改革”，首先是剥离外围资产，又名“主辅分离”，这是一个和MBO齐名的历史词汇。
如青岛海信集团，将其所拥有的海信大酒店卖给了洁神洗涤公司，更名为洁神大酒店，海信购物广场则实现了“管理层收购”，海信集团由33%的控股降为3%的参股。
还有些企业会先进行“主辅分离”，然后再对企业资产的主干部分进行MBO改造。
到2003年时，“主辅分离”被看作是国有企业能够抓住的“最后机会”，全国各地在发改委的部署下，均开始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最后冲刺”。
2003这一年，西安率先宣布出售资产总额为80亿元的60家国企，还宣布下一步要挂牌出售500亿元的市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
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市委加紧起草《重庆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准备用3至5年的时间将重庆1000亿元国有资产全部变现；
然后就是深圳，2002年8月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成功实现国际招标后，2003年又推出第二批约50家国企进行国际招标…
………
这一波大规模私有化，严格观察，我们与之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我们是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隐蔽的私有化改革，在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下，不知不觉地通过私有化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为一大票绵延至今的财阀奠定了政策基础。
今天中华大地的诸多财阀，细数其历史，七成以上都有国资背景……
也就是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的名言：“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
以至于到今天，历史的演进与发展下，资本家圈养的舆论军队已几近庞然大物…
4
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步意识到国有资产流失背后的真正根源，其实并非一系列天花乱坠的商业模式改革，而是一个不可粉饰的历史现象：腐败。
这一点，我也一直在就“司马南vs联想”的舆论争端给出我自己的意见：只有反腐才能撼动柳传志。
否则，仅仅揪着国资流失的点根本打不痛他，因为这实际上早就被定义为一种“历史模式”，被定义为一段“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征程”……
当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证明，让尽可能多的买者相互竞价，卖主才可能得到尽可能大的出售收益，才会尽可能缩小买者由购买所获得的赢余。
在公有企业的出售上尤其是如此，如果由政府官员代行出售公有财产，他们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赢取公有资产的最大收益，反而有足够的动力为个人获得蝇头小利而让公有资产遭受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私有化的公有企业所有权实行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而任由少数官员与购买企业所有权的人私下商谈，那就无论是将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家”还是原企业领导人，都会是实际上的低价出售甚至是白送。
就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也曾有隐晦的表达：“这些年，我国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主要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认识错误和混乱造成的，这种错误就是认为国有资产由政府代表，结果地方的县市政府有权处分国有资产，实际上就沦为县长、市长有权处分国有资产！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政府职权范围的事，行政首长有权作出决定。可见，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就会在地方形成省长、市长、县长可以随意处分全民所有的财产的状况。这是很不公平并且十分危险的。一些地方，一二个领导决定，或某个政府部门决定，就把大片的土地、资源给转让划拔给私人或私人企业，把国有企业给卖了，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代表机关讨论决定，更没有征求职工组织即工会的意见！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原河南省新乡太行饭店，1998年以60万元“改制”，改制后领导层持股达60%；2005年拆迁，开发商一口气开出了4000万元的“补偿价”——这意味着那些在“改制”中“买”下了企业所有权的企业领导层，从这个企业的土地上赚取了近70倍的“投资回报”。
这就难怪原企业职工当时愤怒地上访。
2005年6月时，江苏省无锡市商业大厦职工曾有过静坐请愿的壮举，每天白天在大厦大门口的台阶上都至少坐着五六排身着大厦制服的大厦员工，人数为三四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
参加那次行动的都是大厦的正式员工，其中大部分是收银员。
静坐的人不时唱起《国际歌》和《国歌》。这样的行动持续了至少四天。
引发这次群众性斗争的直接原因，是那时正在推进中的无锡商业大厦“国有企业改制”。
无锡商业大厦有着本已复杂的权属关系：一方面，有一个A股上市公司“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潘霄燕，该公司的每股收益达到05元左右；另一方面，这个上市公司又有个母公司，该公司的核心资产正是国有的无锡商业大厦本身。
国有的无锡商业经营得并不坏，无锡商业集团是当地百货零售业的龙头企业，2004年完成销售额40亿元，利税1.65亿元。
可就是这样一个经营得很好的国有控股企业，却恰好成了当权者的眼中钉。按照“靓女先嫁”的逻辑，为了消灭公有制企业，这是非得“枪打”不可的“出头鸟”。
也正是这种“靓女先嫁”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引发了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早在1998年之前，辽宁省也实行过所谓的“一元钱卖国企”政策，这是对数年前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统一前夕的“一马克卖国企”的模仿。
白送辽宁境内国有企业股权，当时极大便宜了许多靠“开发”或倒卖土地发财的所谓“企业家”。
毛主席时代的“打工人”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都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储存下来，结果一夜之间的私有化又使得众多公立的矿山、煤田、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企和外资，连祖辈们的养老金都要由后世的工作者来支付……
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评价苏联的改革时曾说：“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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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2003年那个所谓“MBO年”，一年内就有5到10家MBO基金被筹建，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出资人则以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为主，一些缺少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当时也参与在其间。
值得注意、也是后来刻意被忽略的是，那一阶段由花旗银行、梧桐基金、红塔创投等国内外金融巨鲤合资的MBO基金，也已开始初步运行。
另外，《信托法》也在那时为MBO创造了通过信托投资公司代管股票、让信托公司作为主体进行金融信贷的可行渠道，最终成就了一场外资深度参与的私有化狂欢，也为此后入世了的中国做了外资涌入的铺垫，绵延至今。
滴滴的海报：彼岸中国，此岸美国；突出日本，示好股东（软银与丰田汽车）
我这里再提个事儿。
在那份著名的证监会16号文件（要求上市公司IPO或者再筹资时，其财务报告除了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发布（2001年12月30日）之前（也是加入WTO之前），2001年9月17日，朱相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著名的犹太大鳄乔治·索罗斯。
朱相当时这么说道：“欢迎你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会议。你的新书在中国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 亿至2000 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
索罗斯则回复：“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
朱相最后又说：“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
我一直一直在重复一句话：这十年，填坑。
而近年来，尤甚。
特别是最近12个月以来大力整治金融业、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可谓风雨呼啸。
以上半年那个连除夕都没等到的赖小民为开始，看今年下半年的全面推倒：
7月30日，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被查；
9月4日，深圳银保监局二级巡视员江裕棠被查；
9月9日，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何兴祥被查；
9月10日，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原行长谢宏儒被查；
9月12日，华兴银行党委书记张长弓被查；
10月20日，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司长王永红被查；
12月3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行长莫骜被查；
12月3日，上海银保监局局长韩沂被查。
金融系统倒查二十年，依然无尽头。
6
1998年，伴着刘欢在耳畔靡靡不绝的《从头再来》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庄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面挂个了一副对联：
“毛主席，向前看，前面都是贪污犯；毛主席，向后看，下岗工人没有饭。”
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面就是石家庄市政府，后面则是工人文化宫。
“尊敬的国家信访局领导：
我们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合同制职工,在企业职工安置这一关乎生存条件并可能直接影响会和谐环节上,我们的合法权益却受到严重侵害,且在几年里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现将这一事件成因及所造成影响反映给领导,请领导在百忙之中能有所关注,体察一下这些为了基本生活条件而维护微薄权利的弱势群体,并希望能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对我们提出的请求给予合法、合理、合情的解决。”
2009年12月，石家庄宝石集团下岗工人分流难的问题被搬上了台面。
它击中了这座城市的痛点，也触达到了这座城市过往的一份记忆。
1997年6月，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全面改革、停产，厂子里一千多名辛劳多年的员工们全员下岗。
2005年11月20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法院裁定宝石集团电视机厂资不抵债宣告破产，厂里制定了“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依法破产职工安置方案”，并就此方案召开了职代会。当时企业职工在册人数1267人。
2006年2月，大部分合同制职工接到厂里通知，回厂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并承诺待企业破产资金到位后，拖欠职工的工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医药费等各项费用在破产清算中与其他职工一并解决。
2009年10月13日，厂里召集部分职工开会，又要通过一份“破产职工安置方案”，而此次在册职工人数却只有654人，合同制职工基本都被排除在外……
同样在2009年，一项针对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的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为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而这些东北男人们的妻子，在世纪之交的关内外，往往担负着各个风月场所里陪酒少妇的重角色。
一个时代的烙印。
以石家庄为例，这里曾经被称为“亚洲药都”，国企“华北制药”的员工是“庄里”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
不仅仅是因为待遇，更是因为国企与国企工人的身份。
直到有一天，“咱国企要改革，隔壁化工厂都辞退不少人啦…”的声音开始在庄里传开，国有企业的“大厦”崩塌了，下岗工人的生活也随之崩塌了。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在石家庄这样的老工业重镇，遣散驱离更为严重。
从1998年开始，夜幕笼罩在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上空，也笼罩在关内关外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心里。
从1998-2001年间，石家庄的下岗人员犯罪数占总犯罪数比例飙升，达到36.2%，比起1997年增长了三倍不止。
最明显的是盗窃罪——一个反映也充斥着饥饿、彷徨、颓唐的罪径，下岗人员的盗窃数量直接占到总盗窃数的50.8%，超过了半数。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规模下岗潮有着密切关系，引起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动机就在于“生存断裂”。
他们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然而，这些现象在北方以北，原本是早早就可以作为恶本教案的。
跋
曾经在苏联大型国有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工作过的亚历山大·贡恰罗夫，2011年在受访中公开倾诉道：“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丢掉了工作，在八个月之内我一直在找工作，是收入为零的状态。”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曾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仅卖了372万美元。
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当时超过500家苏联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苏联国有企业的平均售价，竟然只有1300美元……
这与此同时，却是一大批雄伟挺立的俄罗斯寡头，坐拥众多在一夜间拔地而起的能源财阀，把控了俄罗斯人民的命运。
而这些价值连城的俄罗斯资源库，追根溯源，都是1917年无产阶级的“泥腿子们”用血肉之躯从俄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手中打拼下来的，却在半个多世纪归给了一帮由红色重新变为白色的新贵族们。
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一曲时代的悲歌，它在中华大地曾经以三十年前北方邻居轰然坍塌的背影为教训，却又竟然在阴差阳错之间成为了自己的“世纪先声”。
记住毛主席的话吧，初心都写在历史里：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买办傀儡哪配当什么“总设计师”？
俄罗斯“私有化之父”，跑了！
原创 申鹏 平原公子 2022-03-25云阿云智库•反私有化改革
导读：丘拜斯哪配做什么“苏联解体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什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配不上这个称呼，苏联解体的总设计师是美国，是北约，是里根，是撒切尔。一群把国家命运送出去换取权力和财富的买办傀儡哪配当什么“总设计师”？丘拜斯只是“俄罗斯私有化之父”。
今天你觉得普京们对西方有多“极端”、“强硬”，当年他们对西方就有多卑微。今天俄罗斯“皇俄派”的共识就是“自由派该死，亲美派该死”，丘拜斯不走，只怕天下有变，路灯杆都不够用。
昨天有个新闻，俄罗斯高级官员阿纳托利·丘拜斯因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而辞职，据说现在已经跑到了国外。
简单说一下，这个人是自由主义者，亲西方的。
网络上有人说丘拜斯是“苏联解体总设计师”。
这就耸人听闻了，丘拜斯哪配做什么“苏联解体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什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配不上这个称呼，苏联解体的总设计师是美国，是北约，是里根，是撒切尔。
一群把国家命运送出去换取权力和财富的买办傀儡哪配当什么“总设计师”？
丘拜斯只是“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他有个神奇理论，至今还影响着很多人，他们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不是腐败，不是僵化，不是不公平，而是太公平，是没有培养起自己的“既得利益群体”，总书记、厂长、将军、元帅们的收入和普通工人、工程师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劳动模范，退休了别墅还要还回去，权力还不能继承......这哪能吸引他们为国家卖命呢？所以必须培养起一大帮“亿万富翁”，财富能够继承的那种亿万富翁。
你看，最后支持苏联解体的，都是那些党内的高官、权贵、国企的厂长、书记......是他们要瓜分这个国家，因为苏联给他们的利益不够啊。那么，我搞私有化，给他们巨大的利益，他们不就爱国了吗？不就激发了他们创新的积极性了吗？不就发展了经济吗？不就能够给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了吗？
这话是不是很熟悉？对了，这叫做“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使得“有恒产者有恒心”。
当时丘拜斯的这套理论很有市场，几乎风靡所有的苏联加盟国，他们都开始“私有化”，然而实际上背后的推动者还是美国，只有把庞大的苏联遗产私有化了，让那些自私短视的资本家寡头们掌握，美国才方便下场收割啊，寡头们卖国赚的只是残羹冷炙，美国收割的才是优质资产。
当时美国甚至派专家来俄罗斯、东欧等国家“指导他们私有化”，派来的专家里面有个人你们很熟悉，他叫做加尼，对，就是去年在喀布尔卷着细软跑路的那个阿富汗总统加尼，90年代的时候，他还是个纯正的美国人......这老小子甚至想来中国指导我们“私有化”。
你想想，美国是什么大善人吗？它指导下的“私有化”，能让你国富民强吗？
可笑的是，丘拜斯们私有化之后，俄罗斯的寡头们更爱国吗？并没有，他们一代一代run美国、run欧洲了；国家经济得到了发展吗？并没有，俄罗斯经济反而开始了大幅的倒退，剧烈的社会动荡下，人均寿命都缩短了；俄罗斯培养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企业了吗？同样没有，反而把苏联时代的科技和工业丢光了，前些年考古找到了图160的发动机图纸档案，都欣喜若狂。
据2020年1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年度报告称，中国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武器装备出口国，2015至2017年，中国武器出口总额至少541亿美元，而俄罗斯才377亿美元。
俄罗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工业底子好，教育优秀，数学、物理学人才辈出，然而这个国家却没有人才们的用武之地......苏联解体之初，他们的景况再差，还能比我们差？然而30年就发展成了这样，难道不是丘拜斯们的“功劳”吗？
在当年，私有化带给丘拜斯荣誉，也带给他唾骂。老百姓憎恨丘拜斯，称他为“大骗子”；反对派指责丘拜斯的私有化只是将国家财产廉价拍卖，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们称，丘拜斯所擅长的就是将国家财产挪来挪去，并不能给俄罗斯带来经济的增长。而在一些知识分子、新兴企业家以及西方人眼中，丘拜斯却是唯一能推动俄罗斯发展的人。
就连普京，当时也是私有化、自由经济的信徒，毕竟提携他的就是叶利钦嘛，1997年，普京在圣彼得堡矿业大学取得经济学副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叫《对市场经济下地区矿产资源基地再生产的战略规划》。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依靠由国家精英掌控的资源出口，结合现代金融业，就可以把国家打造成一个富裕强国，不用发展制造业.......
所以，今天俄罗斯这个样子，就可以理解了。
今天你觉得普京们对西方有多“极端”、“强硬”，当年他们对西方就有多卑微。
今天俄罗斯“皇俄派”的共识就是“自由派该死，亲美派该死”，丘拜斯不走，只怕天下有变，路灯杆都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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