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现实：白区，真的解放了吗？

原创 欧洲金靴2022-04-13 云阿云智库•大批判官僚主义

导读：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九十五年，而七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最重要课题，就是防止自身的「国民党化」。看得见的白区容易推翻，看不见的白区难以解放。革命，是没有尽头的；解放，是没有终点的。

文 / 欧洲金靴

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沙坪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开幕。

1月24日下午至25日，毛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

1月27日，根据代表们讨论的情况，毛主席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之后拟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在讲话中，毛主席提醒代表们要着重注意两个问题，即“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和“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对于实现党“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这一“中心任务”至关重要。

然而，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是因为当时在苏区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严重影响着工作开展的成效。

在长冈乡调查中，毛主席就发现：很多人不了解乡苏（维埃）、市苏（维埃）的工作，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

他通过调查还发现：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

汀州市群众没有柴烧，当地资本家还把盐藏起来又导致群众没有盐买，还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同时哪里缺米米价就贵……

这些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汀州市政府竟然一点也不讨论！

为此，在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汀州市苏维埃政府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官僚主义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

1

昨天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十五周年。

没有共产党人加入的国民党，是什么样子？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严格来讲其并不是一个由志同道合人士组成的政党，而是一个由各式各样政客为了共同利益而组成的政商联盟。

在这些人中既有像林觉民这样真心信服三民主义、肯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也有像黎元洪、陈炯明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

改组前的国民党，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杂烩。

正是由于鱼龙混杂，孙中山才决定在1924年“改组”，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打算用共产党的生命力与革命斗志去改造国民党。

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上海党部执行委员）等的影响下，国民党才开始形成自己的基层队伍，很多有为的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的基层队伍，成为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基石。

从1926年-1929年，国民党党员的人数从15万增至63万，这些党员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且大部分都持左派或者同情左派的政治立场。

但是这对于极其厌恶共产党与左派观点的蒋介石来说，是决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基本盘，就必须清除掉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左派；各怀鬼胎的各路军阀、江浙财团、买办势力，同样需要聚拢在蒋介石法西斯集团这面大旗下寻找利益空间。

“四一二”，就是他们清除异己、割除共产党人的血腥时刻。

伴随着大量共产党人、工人和无辜市民的被屠杀，当时很多国民党左派也惨遭清洗。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掌权后，立即命令全体党员重新进行登记，凡是有左派倾向的党员一律清除出党。

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地方旧官僚与地主立即开始报复这些曾经与共产党一起执行土地改革的国民党左派。

在浙江，多名左派领袖被暗杀打伤，在蒋介石支持者张人杰的主持下，大批国民党左派被秘密逮捕、杀害，左派党报《民国日报》也被强制停刊。

在各地右派势力的打击下，国民党左派逐渐式微，他们要么心灰意冷、不再议论政事，要么干脆投靠了共产党、彻底抛却了被蒋介石自己扔掉了的三民主义。

据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汤良礼估计，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员有多达80%的党员属左派，其中青年党员更是大部分都同情左派（1929年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员在25岁以下）。

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但凡是来参加革命的年轻人或是有理想的人大都是左派人士或是同情左派。

「左」，俨然成为了革命的一个标志。

左派人士不仅在国民党中为数众多，更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据何应钦回忆，在和共产党合作之前大部分的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使得党与基层的农工互相分离。

但在和共产党合作后，由于共产党的号召与生命力，大批的青年国民党员投入到基层工作中，并成为了国民党与基层民众联结的纽带。

据当时的统计，在基层工作的人员中只有1/4是共产党员，其余3/4全是国民党左派。

四一二政变就像是一张用来过滤的大网，自动将那些贴近群众、为国奉献的革命青年全部一一筛掉。

而那些自私自利的旧官僚、地主与政治投机分子，却安然的留在了网内，并成为了政变之后国民党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孙中山的重组是想取之精华弃之糟粕，那么蒋介石的清党就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

对国民党左派的驱逐，直接导致了今后国民党对于基层控制的无力以及组织的低效。

三十年后，当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面对中共的百万后勤民夫感到艳羡和无奈时，不知蒋介石会不会后悔“自毁长城”之举。

2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是教员，蒋介石同样是教员。

“正义是杀不完的”，但邪恶同样是杀不完的。

如毛主席在革命胜利后所言：“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这个人在中国可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同胡志明谈话时，曾忧心吐露：“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曾还尖锐地指出：“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就在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毛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而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在信中感叹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毛主席的批示则如下：“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主席那几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他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就在那个月月初，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领导同志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这就是他一直批评的“包办代替主义”。

包办代替主义，使毛主席敏锐觉察到官僚主义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忧心地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山雨欲来风满楼。

3

五个月后，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踏上了“重登井冈山”的旅途。

路上，毛主席带着一股苍凉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他不停地给众人说着当年的起义盛况，所有艰苦、磨难、九死一生，全部涌上心头。

没经几个小时就驶上了汽车路，毛主席在车上无限感慨：“当年我就是从古城骑马走旁边小路到大仓村的林凤和家与袁文才见面的。可惜这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林凤和都不在了，我也快见马克思了。”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委员在林凤和家里面见袁文才，是党史上浓墨重彩又真相模糊的一页。

林凤和当时是当地的一个大财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他当年曾特地杀了一头猪迎接毛泽东委员一行。

解放后土改，毛主席三令五申要延续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待地主富农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路线。

然而，林凤和被没收了土地之后，村里的党委竟然不给他饭吃。

没有办法，这位对中国工农革命有功的旧地主最终在自家后山自杀而亡。

林凤和在自杀之前其实是想过给毛主席写信的，他想揭发基层过左的官僚主义手段、阳奉阴违的懒政行为，但是信件一概寄不出去。

毛主席也曾打听过他，从北京派人来找过他们，但是井冈山当地的干部却搪塞：“他家没人了”……

多年后，林凤和的孙媳妇进一步揭露真相：“地方上一直不愿意让外面知道林凤和自杀的真相，是为了掩盖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不负责任的'左’。不是毛主席的土改政策不好，而是具体办事的人执行过分了，执行歪了。以后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又把什么错都推到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吊楼前那两棵金桂花树，有人出一万五千元买走，我没有卖，我不能卖。吊楼和金桂花树都是毛主席当年来大仓村的见证，我相信国家会管这件事。”

这就是党内干部官僚化、阳奉阴违的最典型写照。

毛主席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在山上饭后散步时，毛主席继续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之外，不分上下。现在看，我们的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了，我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去年开始有所下降，但仍有10倍以上。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有战斗力呢？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

主席还特地提到了张子清，秋收起义时的三团第三营营长：“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有一点点药，张子清他们都先给战士用，战士们都流着泪留给张子清，他又坚决不肯。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

说着这些，主席在山间小道上踱着步，又喃喃自语：“我们的高级干部啊，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专门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呢？”

4

基层的信件往毛主席那里一概寄不出去，其实，毛主席那里往下面分发的文章又何尝出得了门？

72岁再上井冈山之前，主席曾与斯诺谈话，那次谈话足足抽了十二支烟。

袅袅烟雾中，主席淡淡然地说：“我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杀死，我儿子又死在朝鲜……”

就在仅仅六年前的庐山，竟有人在党内公然批评他：“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句话当时深深地刺痛了主席。

那些失去爱人、特别是失去心爱的岸英的日子里，他在泪中抚摸着爱子的遗物，度过不知多少个月夜，却被昔日的同志这般言说…

他向中央委员会发问：“我将无后吗？嗯，毕竟我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了，另一个疯了…”

他觉得委屈，真的好委屈。

1957年5月15日，他亲自写的、后来被认为是“吹响了反右号角”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其文中已有强调反右基本的指导方针，是尽量缩打击面，防止扩大化，必须“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但是有人听他的吗？到了下面便成了另一幅光景。

1958年人民公社的提法同样压根不是自己的创造，浮夸风更是背着他在基层大刮特刮，他连《人民日报》都发不了文、只能用党内通信去遏止：“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但是为什么，所有人最后都把矛头指向自己？就因为他是领袖、他是毛主席吗？

他是农民出身，他一直认为农民、农业是共和国的根基，因而农村地区的生产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农民民主问题，非但不是国家建设的边缘，反而应该是国家政策的核心。

大跃进时，1957年12月中旬的一天，警卫中队的一位战士探家回来，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窝头。

这个窝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糠皮，他把窝头交给毛主席：“主席，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人们就是吃这种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我爹我娘也是吃这个！”

主席的手有些颤抖，接过窝头，眼圈一下子红了起来，两滴泪珠滚落下来。

他掰下一块窝头放进嘴里嚼了嚼，让李银桥叫几个人来，给每人都分了一小块窝头：“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

毛主席眼里含着泪水，看着身边的人们，特别看了看为他制定食谱的保健医生……在饮食上，他一直坚持粗茶淡饭，尤以粗粮为主，不肯吃保健医生为他设计的有营养的高级食品，还经常敲着自己盛着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说：“全国人民如果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

当天晚上，他没有吃饭，晚上睡不着。

李银桥上前劝慰，可他却感叹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嘛……”

他久久不能入睡，起身冒着冷风到院中散步，不断地自言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嘛，不该是这个样子。要想办法，一定要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一连几天，一直在念叨：“要想个办法，要想个办法…”

大跃进时他曾经相信1956年八大的成果，但事实表明，官僚主义的周期性似乎是一缕阴魂不散的历史青烟，「阳奉阴违」在基层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1960年3月30日，他起草的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开门见山点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当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他不再迷信党内，开始转而发动他信任的孩子们。

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红小鬼”们的革命信心。

只是遗憾的是，那场伟大的尝试又一次的被破坏…

5

毛主席的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但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该怎么办呢？这是使毛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毛主席曾严厉指出：“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就不但应该撤职，还应该受到法律处分；如果他是共产党员，就更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前文提到的1960年3月底毛主席起草的那封党内指示，其缘于山东省委1960年3月下旬报送的一份简报，反映了干部作风问题，如虚报浮夸、大建楼堂馆所、吃喝浪费、贪污腐败。

他由此指出：“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和突出表现，可以概括为‘五多五少’，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

早在十年前的1950年2月，主席从苏联访问回国在哈尔滨停留、应中共松江省委负责人的请求为松江省委的题词时，他就写下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的词匾。

这一题词是有针对性的。

当时毛主席到达长春，在视察市区时他发现大街小巷不见行人，后来得知这是当地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搞了戒严……

对此，主席生气地批评说：“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

脱离群众，就是官僚主义。

而官僚主义，往往其具体表现就是阳奉阴违，就是对上阻挡中央的问询调查与政策落地、对下压制基层党委的战斗堡垒能量。

1952年11月，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有言：“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

为此，毛主席要求各地要向官僚主义和阳奉阴违现象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其后，主席又一再声明：“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

2019年8月，中宣部主管的党建网曾刊发一篇社论《让阳奉阴违者受惩戒》，文中特别提到：

现在存在着理论学习当“二传手”、贯彻落实当“传声筒”、甘当“佛系党员”“积极废人”等问题，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阳奉阴违的现象，甚至有的党员干部对阳奉阴违“情有独钟”。

阳奉阴违者，在主题教育中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装样子——这种人表面上看是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究起来，则是政治立场丧失，忘了初心，丢了使命，对中央决策部署置若罔闻，对存在问题熟视无睹，对人民群众的期待视而不见，却对小团体或个人私利孜孜以求、煞费苦心。

不知敬畏，不存戒惧，不守底线。

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编造假文件谎称围填海项目已停建，实则顶风作案、加快违法项目建设……

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场景历历在目，一个个阳奉阴违的细节犹在眼前

跋

196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毛主席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

1962年的中央扩大会议上，他又发难：“我们有些同志，不允许群众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呀！凡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2013年1月22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领袖尖锐指出：“如果不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九十五年，而七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最重要课题，就是防止自身的「国民党化」。

看得见的白区容易推翻，看不见的白区难以解放。

革命，是没有尽头的；解放，是没有终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