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俄罗斯人的世纪抗争路与世界秩序的重组

杨光斌2022-05-01云阿云智库•中俄关系

梳理历史，300年来，主要是盎格鲁-萨克逊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有能力建构和改变世界秩序。由于文明基因上的差异，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而改变世界。面对血腥味的世界政治，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必须有抗美援朝的勇气和精神。

杨光斌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导读】 俄乌冲突之后，西方发动了针对俄罗斯的全方位制裁。但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看来，这恰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西方将从现在开始，在政治和经济上失去其全球主导地位。而俄罗斯的主动出击，也被认为是对西方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挑战。

在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看来，俄罗斯人的反抗不是从俄乌战争开始，而是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而这次，欧美国家将付出新的代价。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光斌】

俄罗斯是由一个公国经几个世纪的杀伐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疆域的帝国，20世纪之交其扩张遇到瓶颈——盎格鲁-萨克逊人建立起世界体系，俄罗斯人的身份发生逆转，由扩张者逆转为反抗者。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人一直在抗争着由盎格鲁-萨克逊基督教白人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部世界政治史不是预先设计的，但制度变迁的结果就是作为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人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百年斗争史。俄乌战争肯定不是这一历史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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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的建立与霸权争夺

大概到了1875年，由英国人主导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基本成型，也就是说，英国人花了200年的时间建立了由其主导的霸权秩序，二战后霸权领导权移交给美国人。300年来，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一直主导着世界体系。

这个体系的性质，第一是其残酷性。按照全球史奠基人麦克尼尔的说法，在几大扩张性民族中，盎格鲁-萨克逊人是最好战、最血腥、最残酷的。第二是其不平等性，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不平等性的经济体。第三，战车体制，二战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是美国人说的军工复合体，这样的体制必然是战争的策源地。第四，上述特征决定了扩张是其本性，战争是其生活方式。

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主导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首先西方文明内部就不服气。19世纪初是法兰西人拿破仑的霸权争夺战，经历了“百年和平”的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人较量，东方的日本人也加入霸权争夺战，失败后都被迫加入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当然，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的挑战是为了争夺领导权，而不是为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过去人们常说作为“老二”的苏联的挑战也失败了，这显然是历史观问题。从世界政治体系角度看，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苏联的出现，对改变盎格鲁-萨克逊人主导的世界政治体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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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出现与世界秩序的重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继巴黎公社后建立的第一个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因此新生政权一开始（1917-1920年）就遭到英国、法国、德国支持的白军的围剿，最后以红军胜利而告终。

但是，对新生政权的“经济制裁”的严厉程度，并不亚于俄乌战争中的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在这种险恶的国际环境下，俄罗斯人探讨的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二战中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证明，经过几十年的孤军奋战，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工业国家。因为身处高度敌对的资本主义国际环境，苏联也犯下了“大清洗”这等灾难性错误；同样还因为处于被围剿的状态，也出现过乌克兰大饥荒悲剧。

苏联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代价高昂，也最终在这个世界体系下存活下来。不仅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中国，也建立了反抗压迫性体系的新中国。同样重要的是，在苏联推动的列宁主张的“民族自决权”运动下，亚非拉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二战后风起云涌，新兴国家大批诞生。

就这样，从一战到二战，苏联不仅撕开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建立了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抗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一举改变了盎格鲁-萨克逊人一统天下（1700-1900年）的局面。苏联重组了世界体系，谁还能说是苏联挑战的失败？

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苏联的抗争代价是惊人的，不但有“大清洗”、大饥荒，最终还有1991年国家的解体。然而，这并不是对“抗争”本身意义的否定，也不是“抗争”本身的失败。在苏联领导下的第三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胜利、建设成就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之治”。社会主义中国的规模和成就，足于让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得相对平等些，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比较政治研究的结论。二战后众多大大小小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诸如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南美的墨西哥和巴西，有几个跻身于发达系列？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谁不想变成发达国家？

最典型的是毗邻美国的墨西哥，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时，墨西哥知识界高呼，墨西哥不久就和美国一样富有。于是乎，政治经济上走美国之路，土地私有化，结果失地农民要么上山种植毒品，要么大批移民美国，毒品经济使墨西哥政治大溃败，地方政治毒品化，暴力泛滥。有这样彻底躺平的大邻居，美国人自然高枕无忧了。

这虽然是另外一个话题，却与俄罗斯人的抗争历程有着亲密关系，没有十月革命，哪里会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会有什么区别？充其量是一个更大号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更糟，因为美式民主说到底是党争民主，而党争民主正是国家分裂的制度化安排，正如我们知道的苏联一分为15个国家。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党争民主就是一种自残型治理模式，美国大可不必对这等国家去搞什么“大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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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世界体系的失败与再抗争

苏联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非在苏联解体之后，而是从戈尔巴乔夫开始。两次“融入”失败，不得已最后以俄乌战争形式与美国抗衡。

第一次是制度性融入。1986年经济学上以丘拜斯为代表的“圣彼得帮”出现，使得苏共上层认为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能拯救苏联-俄罗斯经济。在政治上，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设计出了代议制民主之路。这种设计完全是为了融入西方，不曾想很快让一个帝国灰飞烟灭。继承了苏联遗产的俄罗斯大搞私有化运动，结果经济损失比美国大萧条还严重。这是制度性失败招致的国家大溃败。不得已，1999年，身心俱惫的、嗜酒如命的叶利钦寻找一个政治强人普京来拯救俄罗斯。但叶利钦-普京的俄罗斯依然被围剿之中。

第二次是加入北约的努力。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度曾想加入西方阵营算了，一心一意谋发展，美国也曾对俄罗斯承诺北约不东扩，彼此相安无事。结果呢，俄罗斯不但不得加入北约，北约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五次扩张，直至要把乌克兰纳入其中。不曾有独立国家经历的乌克兰人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度不成熟的民族，政治上任人摆布，甘当冲击俄罗斯的马前卒，最直接地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领土安全，结果首先牺牲掉自己。

这就是继“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后的第二次大反抗——俄乌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反抗不是什么制度性的——俄罗斯说到底实行的是选举式民主制度，但在西方人眼中，俄罗斯是建立在宗教性-民族性的文明上的。

盎格鲁-萨克逊人一直认为，俄罗斯人是有一副白人外表的信奉东正教的鞑靼人——非我族类。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一个非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巨型国家，不管你实行什么制度，只要你发展起来了，你就是威胁——威胁到300年来建立的只能有盎格鲁-萨克逊人居食物链顶端的世界体系。不是吗，就连黑人总统奥巴马都直言不讳，如果14亿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美国人只能吃草了。因此必须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不惜绑票（孟晚舟事件）。在既定的世界体系里，只能美国人吃肉、中国人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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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抗争后的世界秩序重建

一百年来，俄罗斯人都处于反抗斗争中，也曾一拳打得天地开，撕开了英美主宰的世界体系，赢得了半个世界。此次，以战争形式而捍卫国家安全，直接对决整个西方世界，俄罗斯必然在战争消耗、无情的经济制裁中，国力被大大削弱。长期的抗争养成了坚韧的民族性格（戏称“战斗民族”），丰富的资源足于自力更生，世界级国土面积大大减少了俄罗斯人对“全球化”的追求。这些要素是认识战后的俄罗斯所不可或缺的。在不出现战争升级（核战争）的情况下，在不出现政治内乱的情况下，被大大削弱的战后俄罗斯，依然是美西方的心头大患。

在中国语境下看俄罗斯的抗争，第一次抗争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秩序。俄乌战争虽然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美西方已经与俄罗斯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安全格局，等于在西方世界的心脏地带插上一把尖刀。

由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虽然美国在战略上依然视中国为第一战略对手，游离于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之外拥有世界最强大核武库的俄罗斯，可能比在“体制内”的俄罗斯更加危险，反而成了美西方的心头病，必然会大大分散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的条件和精力。

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是，直接和俄罗斯处于对抗状态的欧洲，也应该更理性地处理中欧关系，让与中国没有直接安全竞争关系的欧洲更理性地和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一千多年来，欧洲一直处于“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血腥历史中，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渴望和平。但是，也要看到欧洲政治中的“立陶宛现象”——以观念先行而冲击中国的底线。

美国的损益表是什么情况？俄乌战争似乎让美国赢得了军事和经济这等“硬实力”，赚得盆满钵满，但代价是“软实力”。霸权国只靠“硬实力”是维持不了霸权的，代价也太大，必须辅助于“软实力”。

经此一战，美国的“软实力”被打回原形，什么法治、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都是在其发达起来以后挂起来的一层薄薄面纱，其发展过程充满了杀戮、抢劫的强盗行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哪里有什么法治和人权，八国联军抢掠圆明园哪里讲什么保护财产权，甚至一国之最根本“财产权”——主权，都被践踏。从特朗普政府到俄乌战争中的美西方行为，可以绑票，随意没收俄罗斯公民的还在财产，美元成为一种风险货币，还有多少“软实力”？

美国已经失去支配世界的道德高地。当神话破灭，支撑世界体系的观念不复存在，世界需要新方向，整个世界秩序是否也会因此改变，值得期待。收益了硬实力而失去软实力的美国，不排除其军事冒险主义。

最后不得不说，俄乌战争还将改变中俄关系的结构性位置。被美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必然会更加依赖“人民币贸易”，俄罗斯对外经济上过去以西方为中心，必然转向以东方为中心，中国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复原和发展必将是弥足珍贵的资源。

这一切的一切，无疑都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中国需要坚持以发展自己而改变世界的战略路线图。中国的规模太大了，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了，世界自然会随之而改变。当然，食物链顶端的国家不会坐等世界级规模的中国的发展。

梳理历史，300年来，主要是盎格鲁-萨克逊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有能力建构和改变世界秩序。由于文明基因上的差异，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而改变世界。面对血腥味的世界政治，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必须有抗美援朝的勇气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