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六）：为什么重庆和毛时代被认为是“最安全”？！

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专题

编者按：为什么重庆和毛时代被认为是“最安全”？！毛时代是替穷人打天下坐天下的时代，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走的是共同富裕，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党和人民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重庆显然是继承了毛时代“红色基因”“唱红打黑”走社会主义道路。全文1.7万余字，由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课题组资料整体。

唐山恶性打人事件持续发酵之际，有一个话题默默上了了热搜，又悄无声息得被撤了热搜：#重庆被称为最安全的城市#。我不想揣测为什么这个热搜会消失，我只想为重庆人民和许多去过重庆的人们的「共识」，点一个赞。

黑社会现象的形成是具有历史性成因的，背后是私有制卷土重来的背景下，整个无产阶级在时代大潮中的流离失所所致。想要完全遏止黑恶势力，必须做好社会民生工程。这一点，当时的重庆市委显然了然于胸。

为什么重庆是公认的“最安全城市”？

欧洲金靴 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专题

导读：唐山恶性打人事件持续发酵之际，有一个话题默默上了了热搜，又悄无声息得被撤了热搜：#重庆被称为最安全的城市#。我不想揣测为什么这个热搜会消失，我只想为重庆人民和许多去过重庆的人们的「共识」，点一个赞。

文 / 欧洲金靴

唐山恶性打人事件持续发酵之际，有一个话题默默上了了热搜，又悄无声息得被撤了热搜：#重庆被称为最安全的城市#

我不想揣测为什么这个热搜会消失，我只想为重庆人民和许多去过重庆的人们的「共识」，点一个赞。

1

十四年前，准确的说是自2008年7月开始，在当时重庆市委的领导下，重庆掀起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领导班子代号“091专案组”。

1994年重庆直辖后，经济超常规发展、特别是入世之后我国工业化由东南沿海地区向内陆推进、转移，重庆开始矗立于中国第二波工业化的潮头。

当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量新的经济活动空间，黑社会组织往往能先于或快于正常的经济组织去占领和充实新的经济空间。

重庆打黑中十分出名的黎强案就是个典型。

此人正是利用重庆经济发展的时机，率先承包长途运输线路，又利用非法暴力手段欺行霸市、先后强占十多条公交线路，并逐步向市内出租车行业渗透，最后发展到策动出租车罢运，要挟市民与市政府的地步。

另一方面，重庆在直辖后高速发展的形势与原有的干部管理的能力不足形成反差倒灌也有关系。

直辖之后，重庆市干部队伍扩张得特别快，很多干部都是从郊县提拔上来的，农村干部管理城市，经验能力不足，这也是重庆的特殊性所在。

截止2010年5月，不到两年时间，重庆市累计立案侦办涉黑恶团伙375个，抓获5789人，破获刑事案件4944起，切断非法放水资金链条达700亿元；破获历年命案1109起，抓获杀人犯1209人，上网逃犯1.7万人。

杨天庆、谢才萍、张波张涛兄弟、陈明亮、岳村、黎强等在国内“黑道”赫赫有名的黑恶团伙首犯和骨干先后被重庆警方执行逮捕，长年仰仗黑恶势力撑腰、以码头水霸为传统黑社会力量构成的黑色商业秩序在重庆彻底消亡。

用当时重庆老百姓的话说：“再去各个洞子吃火锅，终于不用吃一碗毛肚、交两碗的钱喽！”

这其中最为世人震惊的，就是曾被重庆市民怯称为“不倒翁”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局长司法局局长文强的倒台。

文强案成为了当时重庆打黑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也体现了重庆市的打黑绝非过去许多省市的走走过场、装装样子、摆摆花架，而是真实切入肌里的大动刀。

除了文强，重庆市彼时整个公安系统也被进行了一轮强力的刮骨疗毒。

市高级法院原院长张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政治部主任、渝中区公安局局长彭长健，经侦总队总队长赵利明，市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市煤监局副局长王西平等一批为黑社会充当保护伞的政府官员，全部落网，还了山城一片朗朗乾坤。

也是在2010年春夏之交，重庆市委又宣布将原本的交警、巡警合一，组建新的交巡警体制，以更好地维持社会治安环境，保障市民日常的人身安全，做到“一有事，警立达”的氛围，给予妄图让黑恶势力死灰复燃的不法分子以震慑。

同时，重庆市公安局也在市委的领导下进行了机构改革：所有处室，各个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派出所，从副科到副局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同时大规模扩充警力，以“整肃警察干部队伍”。

2

2010年12月，官方评选出的十个地级以上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重庆榜上有名，是四个直辖市中唯一当选的城市，也是重庆第一次当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颁奖晚会上的嘉宾也很特别，都是该城市的普通市民。给重庆颁奖的是位于长寿的维尼纶厂乙炔车间党支部书记米钰林，代表重庆领奖的则是市委副秘书长周传航。

米钰林一上台，就和传航同志来了个热烈的拥抱，两人合力把奖牌举过了头顶。

且看当晚组委会给予重庆市的颁奖词：

“沧桑的大足石刻，笑看百年风云；翻滚的川江波涛，诉说时代绵延。挥手之间，山城巨变。高峡平湖舒展开放胸怀，嘹亮红歌暖热千万心。面貌重整，效率提速，重重迷雾散尽。热辣之都，民生之城。”

“嘹亮红歌”，这是当时重庆市委的另一项改造城市底蕴、重塑城市精神的文化项目，当时有十二字指南：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

在打击黑社会的行动之后，为洗涤重庆市文化文艺领域、传播光荣革命历史传统、弘扬党的意识形态真谛，重庆市委提出全民颂唱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红色歌曲、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书籍、讲述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传播名言警句的民间活动。

早在当年度3月，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就曾这样介绍和解释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

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扶正祛邪，打黑就是祛邪，唱红就是扶正。

如果一个城市的精神状态不行，萎靡不振，我想没有前景，没有大出息。

重庆通过唱红打黑，通过扶正祛邪，振奋了全市人民的精神。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那时候中国多穷啊，但谁说累了？

那时候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寨精神、林县红旗渠，那时候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靠的是什么？是一口气。

人活一口气，就得有这种精神头！

在视察重庆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等高校时，对大学生们教导说：

红色文化，说到底，就是共产党人一直坚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有的人附庸风雅，觉得自己比较洋气，比较时髦，对革命文化嗤之以鼻。我们搞“唱读讲传”，他却在旁边评头品足、不屑一顾，有的还说我们在“搞运动”，是“左的一套”……

我们一定要弘扬红色文化，年轻的一代、重庆的大学生一定要旗帜鲜明，坚持我们前辈光荣的传统。

“唱读讲传”是思想教育的好形式，入脑入心，很有效果。为什么要“唱红歌”？那都是几十年革命斗争千锤百炼留下来的，曾经鼓舞了多少人去冲锋陷阵；为什么要“读经典”？那是古今中外几百、几千年大浪淘沙留下的精华。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仅有文化知识，没有健康的精神，人就容易迷失，学问也难有大的长进。

现在一些校园思想价值多元化，有的年轻人思想不够进步；有的爱国主义、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我们要重视这一问题！

在彼时之时代氛围下，重庆市的滚滚红心显得格外“突兀”，宛如暴风骤雨中的一座孤岛，而今望去更是分外令人动容。

九个多月后，2010年1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领袖来到重庆进行调研，经过一系列细致深入的走访了解，他对重庆市委的各类专项运动表达了高度赞扬：

重庆“打黑除恶”斗争惊心动魄，公安政法干警一马当先，经历了生死考验，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还面临各种威胁，社会上还有坏人！坏人在有些领域、在某些时候活动还很嚣张，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还很大。

重庆市委把握住这一点，真正从以民为本出发，开展了“打黑除恶”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重大胜利，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是深得民心、大快人心的。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

希望认真总结经验，围绕改善民生、维护民意、便利群众等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重庆。

“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

3

打击黑社会运动，从本质来说只是重新再造社会主义法治的“表”，而“里”则必须是解决扎根在群众基层的民生问题，否则单纯的打击涉黑组织并不能割除社会的深层次毒瘤。

我这两天连续写了四篇关于唐山打人事件的分析文章，在文中也有点明：黑社会现象的形成是具有历史性成因的，背后是私有制卷土重来的背景下，整个无产阶级在时代大潮中的流离失所所致。

想要完全遏止黑恶势力，必须做好社会民生工程。

这一点，当时的重庆市委显然了然于胸。

作为打黑运动的配套延续措施，著名的“公租房”项目也在彼时的重庆应运而生。

2010年前后出台的公租房项目，其申请条件要大大宽松于此前的“廉租房”：只要年满18周岁、且在重庆主城区工作的“市内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人员及进城务工、外地来主城区工作的无住房人员”，均可在重庆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今天关于房产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事实上在那时重庆就已是房产税的试点城市。

重庆市委当时实行的个人住宅房产税试点计划，应对的就是社会阶级鸿沟之现实：其规定应税的高档住房特指“建筑面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2倍（含）以上的住房”，且还要求每年1月1日根据上一年房价走势“上调起征价格”……

红色味道十分浓郁。

直到今天，重庆都是中国房价最为稳定的一线城市：根据Wind的数据，2021年重庆市住宅成交均价是1.3万/平方米），

都说“重庆人闲适、安逸”，房价是生活安全感的最大来源。

与此同时，重庆市委还提出“宜居重庆”口号，目标从在2010年开始全面改造城市面貌，尤其改善重庆市交通状况，提出“畅通重庆就要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目标到2012年再建1000公里高速公路，建成大运力的高速铁路网和完善的市内轻轨网，实现“半小时主城”、“四小时重庆”、“六小时周边”、“八小时出海”的目标。

一时间，重庆成为了全国焦点。

在那个房价逐渐高企、劳资关系日益紧张的历史阶段中，如此关爱“打工人阶级”和市民群体的重庆市是绝对的异类，加之“唱红歌”的群体景观，重庆市在十几年前被誉为“对冲市场”的先锋。

不过，重庆与重庆市委也为此承担了极大的舆论乃至政治压力。

有人认为重庆在搞“独立王国”，也有人认为重庆不过是“标新立异”。

对此，2011年3月，重庆市主要领导同志在两会期间，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向蜂拥而至的全国媒体记者做了解答：

我们这一代人都曾读过毛泽东主席写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在当代也应该继承、发扬光大。

现在虽然物质财富比过去丰富得多，但一个城市不仅需要物质财富，还需要有精神，这样才能有内涵和后劲。

上世纪5、60年代，虽然中国很穷，但精神状态很好，干了很多大事。所以我们主张把毛主席的著作拿出来，让年轻人读一读。

你像雷锋的日记，现在读起来仍朗朗上口呀！充满哲学、诗情画意。现在学雷锋，仍然挺服气。

自己的工作、自己该做的事情，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唱红打黑”也要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我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

重庆在“唱红打黑”之后，弘扬了正气，打击了邪气。

这“打黑”，触及到那么多人的利益，所以怎么会没人说风凉话呢？

重庆打黑是中央政府统一部署的，打黑除恶澄清了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秩序好转，也让外来的投资者更放心。

打黑除恶涉及几百个案件，每一个案件都非常复杂。对具体案件，我从来不过问。这些案件完全由公检法系统依法定罪、依法宣判、依法处理。

发展呐，不能仅仅追求GDP、财政收入，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核心位置、把民生摆在前边。

重庆不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钱再去改善民生，而是现在就把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动力！政府50%以上的财力和精力，都投向了跟民生有关的领域。

经过实践可以发现，民生改善越多，百姓越受益，经济也越活跃、政府越有钱，经济越发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立竿见影！

两个月后，重庆“打黑唱红”运动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

在那份四万多字的《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重庆，称：“重庆等地一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的黑恶势力首犯及充当保护伞的官员被依法严惩，表明了国家打黑除恶的决心，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此外，重庆法院系统的近十项措施也被写入那份《年度报告》，这一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地方法院，如开展“唱读讲传”和“三进三同三个一”活动等。

除了唱红打黑，重庆市委还从2009年开始坚持造林还绿，该工程两年内完成798万亩，比前十年的总和还多出129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在2011年春天达到35%，领先全国。

那一时期，重庆市其他比较著名的政策还包括“官员下基层同吃住（三进三同）”、“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犯罪行为”、“户籍制度改革”、“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等。

甚至还有“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升至省级政府层面试点的，当时的重庆是第一个。

根据制度草案设计，在重庆担任重要岗位的官员的财产一年一次申报后，必须在市人大官方网站和官方指定的报纸上公示。如查实申报不实者，就地免职！

跋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泽东时代的打黑除恶

虚声2022-06-14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专题

引言：精髓就在于“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在批转湘西47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时指出：“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01 恶事件

唐山烧烤店几个恶棍大庭广众之下暴打弱女子的事件极其恶劣。

其一、让弱势群体感到恐惧，让女性失去安全感，担心外出遇到恶棍，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全感。

其二、女性失去安全感，那么消费必然不振，对实体经济不利。

要知道因为疫情影响，实体经济比较困难。国家一直出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几个恶棍嚣张跋扈，搞得大家出门都担心，哪还有消费心情。

大家看下，烧烤店打人事件出现之后，各地饭馆出现的自救标语，满满的求生欲。

其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小一点说，这事给唐山抹黑。要知道唐山是北方工业重镇，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不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唐山的名声。

往大了说，现在国际大环境不好，很多不友好的国家媒体拿放大镜盯着中国，试图抓住中国的小辫子。

其四，从公布出来的视频看，几个恶棍的施暴过程如行云流水一般，业务熟练、配合默契，很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实际上中国黑恶势力最猖獗的时代是建国之初，回头看看毛泽东时代是如何打黑除恶的。

02那个时代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用他那带有湖南乡音的声调宣布新中国诞生时，当时的局面其实还很复杂。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面临三大难题。

难题1、部分国军和各路军阀还在南方各地顽抗。直到1950年4月份，韩先楚才率军解放了海南岛。但在其他广大地区，还有很多残存的国军和军阀之所以负隅顽抗，一方面是为了生存，另一方面在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比方说蒋介石，直到去世之前，还在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当时的国际局势的确微妙。韩先楚解放海南岛不久（6月份），朝鲜战争便爆发了，国家面临严峻的威胁。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列强习惯了1840年之后在华夏大地横行，不想中国人真正的独立自主。最后毛泽东做了人生最难的决定之一：排除万难，抗美援朝。

难题2、在城市里，黑恶势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他们“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政府之中的职员，军人中之中下级干部，商人、工人乃至地痞、妓女，均系有入会参加其活动者。”

在上海，20%的工人与90%的人力车夫都参加了帮会。

在西安，青帮开堂收徒者近千人，收徒在100 人以上者亦有四五十人。

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原本就有青帮性质（早期孙中山搞革命，多次依靠青帮；后来国民党得势，从没有认真整顿党务），藏污纳垢；国民政府崩溃时，各路牛鬼蛇神横行，贩夫走卒只能依赖他们才能生存。

那时的黑恶势力猖獗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不仅搜刮人民钱财、危害正常生活；而且会制造混乱，甚至会直接发动暴乱事件，危害国家稳定。仅仅1950年的福建，就发生多起黑恶叛乱事件，造成多名党政干部、解放军战士以及人民群众伤亡。

难题3，偏远地区匪患严重。

尤其是东北和西南，匪患自古就是巨大的难题。尤其是清末和民国时代，各路军阀混战，很多军阀和土匪根本就分不清谁和谁。

国民党撤离之后，很多残余的军人也落草为寇，危害一方。

当时的国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历史上其他政权，要么“攘外先安内”（参见老佛爷和委员长），要么是反过来。而作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体现出非同一般的气魄，选择“攘外与安内同时进行。”

他一边要指挥志愿军抗美援朝，和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较量；另一方面还要镇压无处不在的依托于帮会和道门的黑恶势力，并针对性制定“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三原则，决心还老百姓一个清平乾坤。

所谓打得稳，是指讲究策略，稳扎稳打，确保胜利。

所谓打得准，是指精准打击，斩断罪恶链条，不伤害无辜。

所谓打得狠，对罪大恶极者，除恶务尽，绝不留情。

03 稳打

1950 年12 月20 日，抗美援朝如火如荼之际，志愿军和敌人浴血奋战；《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社论，打黑除恶进入决战期。

如何才能打得稳呢？主要有两种战略。

第一种战略，对依托于帮会和道门的黑恶势力进行区别对待。

1、对影响恶劣的黑恶首领，实施擒贼先擒王之策：实施集中统一抓捕，形成震慑局面；摧毁其领导机关，瘫痪其组织机构，让其不能继续为恶。

2、对罪行较轻的黑恶领导，视情况进行区别管制教育，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效果，给予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3、对普通成员，批评教育之后，让他们退出组织、重新成为普通老百姓。因为他们本就是普通老百姓，只是在非常时期加入帮会或道门自保。

第二种战略，先易后难。

哪里比较容易呢？当然是革命老区，那里群众基础好。

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在老解放区开始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土匪头子、惯匪与城乡恶霸分子遭到严厉镇压。

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理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

这些打黑除恶的战略战术背后，还有一些因果值得思索。

那个时代的黑恶势力之所以能依托于帮会和道门发展得那么大，根源在于民生凋敝，贫富不均。毛泽东布局那场历史性打黑除恶战略行动的同时，更加注重消除贫富分化，给底层老百姓奋斗的希望。

具体来说，打黑除恶的历史背景是“土地改革”。

要知道匪患自古存在，历朝历代都是心腹大患，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能完全剿灭？其实原因很简单，那个时代给予了大多数人希望。

帝国时代的老百姓生存非常艰难。他们虽然是基层劳动者，但并没有自己的土地，也就不拥有社会财富。即使在民国时代，他们的处境也没有改善。

当毛泽东把土地分给他们时，相当于给予了他们巨大的希望。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和自己休戚相关，理所当然地拥护毛泽东的政策。所以剿灭匪患不过是顺其自然的事儿。

同样的道理，清末和民国的军人，对外战争总是打得很憋屈。但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志愿军，却是世界上最英勇善战的队伍，在朝鲜顶住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火力。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是分得土地之后的农民的子弟。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与自己休戚相关。

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要政策走到老百姓心里，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在实际操作环节，一定要精准。

04 精打

打黑除恶不是请客吃饭，而是要人头落地。搞错了，就是冤假错案，所以一定要打得准。

要打得准，关键是有法可依。

1951 年2 月21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打黑除恶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对黑恶势力的核心人物进行针对性惩罚。

但毛泽东做事，犹如高手下棋，都会看到很多后招。惩处首脑只是一个步骤，另一个同样关键的步骤，在于如何通过精准的打黑除恶教育人民群众。

为防止黑恶势力卷土重来，除了土地改革之外，还实施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招数。

毛泽东认为，被黑恶势力裹挟的群众，一是部分是因为“没有科学知识”，二是“灾荒，没有饭吃，把希望寄托在迷信上”。

第一招便是，普及科学，反对迷信。

由于当时中国人识字率特别低，便开始了漫长而伟大的“扫盲工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过程很艰巨。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教育投入，如今大学生开始内卷了。

——这招是绝对的长线投入，换来的是如今的中国人终于不用因“灾荒，没有饭吃，把希望寄托在迷信上”。

第二招，铲除赌、毒、娼这些滋生黑恶的土壤。

——这招短平快。从1950 年2 月到1952 年10 月先后公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贩条例》等法令法规，很短时间内便解决了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祸国殃民的鸦片公患，被历史性地根绝。

第三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当时采取的是“以工代赈为主，而以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发给救济金等为辅”的措施，让城市里的游民有了工作，排除他们因生活所迫而参加帮会的可能性。

这几招组合拳下来，彻底解决了滋生黑恶的土壤。要是还有人从事黑恶营生，那就是自己精准找死。好言难劝该死的鬼，自己往枪口撞，只好成全他们。

等到志愿军得胜回国，原本黑恶丛生的华夏大地，前所未有地明朗。

攘外与安内，同时进行，且取得如此成绩，古今中外都很罕见。

05狠打

在精准找到顽固的黑恶分子之后，只剩下一条路，除恶务尽。

黑恶世界，有部分人是无奈；但也有人是天生的恶，而且恶得极其狡猾且顽固。

当时察哈尔雁北地委查出了500 个参加了帮会或道门的党员，其中100 人“宁退党不退道”，可见这部分黑恶势力之顽固。这些狡猾的顽固派，如果不被清理出来，就会成为其他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对于这部分人没什么好说的，人民专政的铁拳恭候着。

1951 年4 月22日，毛泽东强调：“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刮骨疗毒，狠打黑恶势力保护伞。

众所周知，很多时候保护伞比黑恶本身危害更大。

总结一下毛泽东反腐的特点：稳！准！狠！

采取的主要策略：

通过土改调节贫富差距，给普通民众更大的希望；

大力扫除黄赌毒，最大限度杜绝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勤劳的人们有工作；

用刮骨疗毒的决心，狠打黑恶保护伞。其实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打黑除恶就变成了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打黑除恶本身。

第二部分内容，挖掘保护伞。

很多时候，挖掘黑恶的保护伞破坏力更大。因为只要保护伞还在，那么黑恶便如同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回到现实中，很多地方都在打黑除恶。有些地方是真打黑除恶，因为挖掘出了保护伞。有些地方因为没有挖掘出保护伞，而遭到舆论质疑。

唐山打人事件反思——怎么从根上解决重要社会问题？

学任2022-06-13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专题

唐山的暴力恶性事件已经过去三天了，在此期间，全国社会对该事件产生了普遍与激烈的讨论，而幸运的是，全部的9名犯罪嫌疑人也已于6月11日被悉数缉拿归案，事态开始迅速朝正向逻辑发展，相信不久便会得到正义的制裁。

至此，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相对客观理性的反思了。

一、反思的基本出发点和关注问题

从宏观上说，此次事件反应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 政府与社会已经步入良性互动。政府开始不再通过“瞒压”的方式处理公共事件，而是充分听取民意，落实民意。这在近期诸多公共事件中（如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东航MU5735辟谣，人教插画事件等等）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获得了人民普遍的支持。

从社会治理的层面说，这种良性的互动将进一步地增加政府信心，使其更愿意以透明方式处理案情，再而进一步地获取人民支持，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这对国家民族的团结和进一步的治理优化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第二、中国社会治理效果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无论部分恨国党如何抹黑绞杀，此次事件之所以骤然受到如此之大的社会关注和谴责，其潜台词是一种对中国社会极高安全要求的基本设定。如果中国是一个枪乱频出，黑帮横行的社会，这种事情压根不会受到关注。

这两点是反思的基本出发点，任何尝试通过此例扩大化否定中国治理的反思，一定是偏激不深刻的。不出意料，在二十大前，社会上还会出现大量的公共事件。这是好事情，帮我们扫除内部顽疾，但是我们在应对的时候应该有上述两点的基本认知，否则很容易误入歧途，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社会对穷凶恶极暴利事件的高度关心，标志着我们民族对正义的坚定捍卫和普遍向往，说明我们民族是一个具有极高道德素养和博爱关怀的群体，这是人类的福音也是我们的骄傲。

但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该事件侧面暴露出的一系列深刻问题，如旁观冷漠症，激进女权主义等。

从宏观层面上说，恶霸群殴事件在中国已经成为极少数现象。一方面中国通过不断完善法治建设，恶人得到惩治，对行恶产生了重大威慑。另一方面，恶霸现象穷凶恶极，没有任何道义可言，已经受到了全社会的唾弃，没有任何人敢为之辩护。

故而虽然林子大了一定会有坏鸟，但恶霸事件不会对我们的文明发展进步产生太大的冲击，因为人类已经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一种共识，将其视为一种落后的产物。而我们上述的这些深刻问题则不然。

对于旁观冷漠症，激进女权主义等问题，我们社会的讨论形成了一种撕裂，无法对其形成共识。这在我们文明向前发展的道路上是很不利的。我们将会迷失发展方向，形成一种分裂的发展观，使得社会整体陷入矛盾与分歧。

微观问题是深层逻辑的表层展现。去孜孜解决这些表层问题，从而头病医头脚病医脚，是永远解决不完的，会导致我们永远落在问题的后面。要根治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找到并清晰认识这个“根”，接而再对症下药。

这个“根”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精神文明之缺位也。

二、 中国的精神文明缺位问题

精神文明是一个文明的核心，是这个民族如何认知世界，如何分析问题的基本依据，是一个民族历经千百年历史实践生发出的核心价值观。没有精神文明上的突破，一个文明很难实现历史的跨越。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便开始了对自我文明价值的重新衡量。一开始，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认为中国技不如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又认为我们制不如人，接着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又开始认定中国文化思想不如人，从五四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化运动。

在特定的国破家亡的历史背景下，这些种种复兴中华的努力都有着深刻的合理性，不能一概否定。但也正因为救亡图存的急迫性，五四以来对中华文化的反思也具有极其简单粗暴的性质，是不贴近真相的。当时不乏有冷静的学者，如梁启超先生在晚年时，便对文言文白话文之争指出，两者应视为平等“万不可有主奴之见。”

但实践证明，五四以来的文化反思并没有遵守这条温和实际的准则，反而是“倒洗澡水，把婴儿也倒出去了”（南怀瑾先生语）。

种种的历史迫切问题令我们无法对该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的反刍思考，但是到了新时代，到了中华民族最接近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已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通过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时代已经完成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问题，解决了生存、生活的问题，现在到了解决脑子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抓紧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了。

如果这个时候还是以一种精神惰性，以一种拿来主义照搬西方价值，不但水土不服，另外也是别人喝毒你陪着饮鸩，贻笑大方。不久前中央也明确提出要建设精神文明，盖出此理。

要建设精神文明，有两个要求。

第一，我们要总结继承我们历史中的良性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被证明有效的）。

第二，我们要结合现实改革原有价值观，乃至创造新的价值观。

按道理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由原生族群建立，一路发展而5000年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我们拥有最丰厚的历史实践经验，故而也拥有最为扎实、健全的核心价值观群。

可是，一个很讽刺的现象是，我们说不清楚自己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请注意，这里讨论的核心价值观绝对不等同于某一学派（如儒家、佛教）的学说理论，而是通过大量的社会实践，证明对民族国家发展行之有效而被后世长期遵守的价值。

在此基础上，当受到大量的西化影响，我们对于建设自我的精神文明是非常迷茫乏力的。我们不仅承受着对自身传统核心价值观失语的状态，同时还要面对西方澎湃浪潮的无情击打。其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至今为止，真正独立地，从中国传统出发去思考中国精神的作品极少。

大部分的学术作品展现的风格是各种对西方价值的引用总结加上小部分用西方价值理论解释中国问题的结论。一位学者曾经幽默地总结道“现在有很多文章不能使我们明白事理，通篇只是堆砌材料，用表面上的博学掩饰思想的贫弱，”可谓诚哉斯言！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再来审视网络上对于冷漠旁观症和激进女权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巨大分歧就容易理解了——没有基本核心价值观，自然莫衷一是。

这里我们要再着重回应一下价值西化的疑问，因为这种思潮在我国仍然拥有不小市场。有些人会说，没事，我们就全盘西化，就完全变成精神西方人又如何。

对于这种提议，有很多回应是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角度提出来的。认为这就是一种卖国求荣的做派，属于膝盖软站不起来的行为。这种话听起来很顺耳，我们也不质疑很多回应者的拳拳爱国之心，但是这种反驳在根基上站不住脚。

如果因为一种价值不是中国的我们就不接纳，那我们现代文明的许多基本价值和追求目标都要扬弃了。一种价值的好坏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来判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实践成功的价值，我们应该解放思想热情拥抱，失败的实践价值则应该痛快扬弃，哪怕是我国的固有传统。确定了这个标准，让我们以女权主义为例，看一下西方价值到底可不可取。

让我们先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回顾一下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其基本分为两波。第一波是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因为自由平等口号而兴起的。这个时候女权的核心目标是争取和男性在法律层面上的平等，获得教育、继承、出庭、投票等的权利。这个时候的女权思潮是趋于温和的，目的也是非常理性客观的，也是重视社会责任的，没有对社会家庭进行过大的冲击和结构（苏联进行过激进女权主义，但是实践不就就失败了，国家政策重新开始重视传统家庭元素）。

而随着各国开始重视女性权益，重视女性法律上的平等以及推进女性投票权的普及，第一波女权主义在一战前后逐渐开始失势了，因为女性已经获得了女权运动的大部分目标。但随着二战结束，大量为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已经习惯了工作和社会生活的女性被迫再度回归家庭，而又由于战后社会仍然实际存在大量不平等，第二波女权思潮再度兴起了。

一个标志性作品便是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其非常尖锐地提出男女虽身体有区别，但男性女性特征是社会构建出来的，本身不存在。不过尽管如此，波伏娃仍然相信男女可以在平等基础上构建和谐关系。但是这部著作已经为之后的激进女权主义埋下了种子。

时间来到上世纪60、70年代，女权主义以美国为阵地开始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主张。这是第二波女权主义的重要发展时期，具有鲜明的解构社会，仇恨传统，敌视男性的特点，并且认为男女区别是社会构造出来的，本不存在。女权的代表作家贝蒂·弗莱顿在其代表作《女性的奥秘》质疑男女有别，认为根本不存在说女性天生更适合在家处理内务，女性应该出门和男性一同平等地竞争和工作。

凯特·米利特则在其《性政治》中发明了现代意味的“父权制”概念，认为男人通过从小灌输把女性洗脑成女人。母亲和妻子都是一种刻板印象，女人不应该居于一种隶属地位。

而顺着这种“绝对平等”思潮，一系列推进女性担任高职位，行文必须he, she （他、她；请注意，中国传统只有他，不具有男性专指含义，是五四运动开始使用“她”特指女性后，“他”才有了特指男性的意义）同时使用，拒绝被定义（焚烧胸罩，穿衣自由等事件）的活动都开始兴起。还有一派女性至上主义者，认为男女确实天生有别，但是女性天生特质特质比男性更优秀，世界要女人统治才会真正和谐。

这些至上主义者因此拒绝和男人来往，并且支持女同性恋，认为和男人来往是被男人定义，是不完整的女人。而由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新女权主义者开始孜孜于改造社会，包括通过给予女性特别照顾等来达到完全平等。不同于第一波女权主义者仅希望获得男女在法律层面上的平等，第二波女权主义向往的是一个雌雄同体的社会——一个男女特征完全模糊化的社会。这种逆反性的变革思潮虽然在90年代慢慢随着女权实质的进步开始慢慢褪色，但其激进性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当今的美国和60年代的美国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而其理论也成为了当今激进女权主义（也俗称女拳主义）的基石。

应该说西方第一波女权主义的大部分价值，以及第二波女权运动的部分社会成果都是很值得认可的，也为我国所吸收了。但是以第二波女权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西方当下主流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有着很大的逻辑矛盾和自私性。

激进女权主义者动辄喜欢视男性为压迫者为敌人，但却忘记了男人在保家卫国，安土守民中做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军人、武警战士、警察、消防官兵绝大多数是男性，为国捐躯的绝大多数也是男性。

在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敌视男性的时候，是众多的男性维护了他们的和平。同时，激进女权主义者在实践生活中经常表现出背离其基本教义——绝对平等——的行为。

如果按照绝对平等（男女无差）的定义，那么唐山打人事件本身就应该视为一起普通的群殴事件，不过是一群男人打了一个“男人”而已。而许多女拳师开始疯狂打拳，其潜意识仍然在默认男女不同的事实，但这与其教义是相悖的。

而这个群体在碰到家庭问题和社会待遇的时候，又神奇地变回了“男人”，认为任何和男性的差别都是不公的。这在背后反映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为女性福祉计，而是躲在女权主义外皮下行使特权的高度利己主义者。

其所作所为实际上在极力破坏女性的真正权益。当一个社会真的变成了他们所设想的样子，开始忽视男女真实存在的不同，没有了对男女差别的尊重，这将导致男性责任感的必然降低，这也是对女性权益最大的侵犯。

而在社会实践方面，这种带有自私本质的女权主义也正在严重地破坏西方的核心家庭、婚姻及社会生活，并导致了杯水文化式的性观念，甚至开始染指科学工作。现在已经很难在西方高等学府研究男女差异问题，一旦如此，便会被激进女权主义者送上一顶性别歧视的大帽子，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而西方整体社会也开始步入老年化，矛盾激化，单亲家庭化的悲哀。

作为一个想完成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星辰大海的伟大文明，我们能去步西方的后尘，去做什么精神西方人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三、如何重建中国精神文明

伟大的文明复兴是一定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奋斗的。没有打破思想牢笼的决心，没有开山辟路的勇气，想着轻松照搬别人理论就把自己的精神文明建立了决然是痴人说梦。

就仅仅以女权主义而言，中文从来没有过类似西方语系的男女性名词特点，中国人素有“怕老婆”“老婆管钱”“给老公留面子”等家庭文化，中国人素有舍小家为大家的社会文化。

这些都是在中国根深蒂固而西方鲜见的传统习俗，不尊重本土特点，不发现其中优势，照搬西方一定是水土不服祸害四方。中国文明数千年屹立不倒，自有其卓绝之价值观，这点自信是我们重建中国精神文明的基础。

具体而言，相关建议有如下几条：

1. 结合现代需求，改造并恢复中国传统礼仪。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谓，结果抛弃自身优越礼仪简直荒唐。作揖礼典雅大方，厚重恭谨，比握手礼方便卫生。恢复成本低，又可以彰显民族自豪感，成为精神文明重建的推手。

2. 加强对于先秦及清末至建国时期（救亡时期）的研究学习。精神文明的复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需要高尚精神的激发和启示的。这两个时期是中国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发展的核心时期。思想格外活泛，精神格外阳光，社会创造力无与伦比。

西方人通过对自我优秀时代（希腊罗马）的学习完成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现代精神文明的重建，我们也一样可以通过对自身优秀时代的学习完成新时代精神文明的重建从而完成历史性的跨越。作为抛砖引玉之效，让我们看看这两个我国核心时代的价值观对建设我国的女权主义和公德文化分别将产生什么新的视角。

先秦和救亡时期的一个普遍精神是大公精神。这是一种超个体利益的深刻认知，是我们民族超然于任何其他民族的精神瑰宝。唯其舍己为人，故谓公也。唯其不畏生死，故谓大也。《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谭嗣同“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大无畏精神最好地诠释了那两个远隔千年然义出一孔的壮美时代。

我们继承这种伟大的精神，便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女权发展产生了指导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应该秉承一种奉献的而非私利的精神去建设女权，不仅要实质促进女性权益，同时也应该考虑社会整体的影响。

从广义上，我们应该彻底扬弃西方那种争权夺利，自私自利的模式，真正将权益的建设赋予集体公益的价值，无分男女。

具体到女权问题上，我们应该在认知女性差异的基础上认识到女性对于哺育后代和教育后代的伟大使命，对其在怀孕和在家劳务期间进行更为照顾性和尊重性的保护。

提升家庭劳务和教养后代的神圣感和尊重感，推进男性责任担当，从而促进社会两性的和谐发展。我们应该走出西方以男性模式追求平权的女权模式，真正尊重女性的不同，弘扬女性美，鼓励两性积极发挥奉献精神，构建新时代家庭。

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这两个时代具有强烈的道义追求，一种超生死的价值取向。春秋战国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精神与毛主席“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凌云壮志是经典代表。

以这种良性精神再去审视冷漠旁观症，我们很自然会发现新的视角，为培养公序良俗得到新的启发。

为冷漠者的辩护中，很多的说辞是“旁观者没有义务一定要干预，不要道德绑架。”究其实，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令人不齿的言论。放在中国两大伟大时期会受到有识之士嗤之以鼻的不懈。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普通法体系和自由主义衍生出的一种畸形自私价值观。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将这种心态放大，那就成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好汉不吃眼前亏”，“活麻雀比死老鹰强”,乃至“自扫门前雪”的卑劣道德。不要忘记，在不久的过去，孙中山先生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就是这种心态造成的。日寇一个士兵押着几百个中国士兵去活埋也是这种心态造成的。革命先辈通过无数量的牺牲彻底改变了这种面貌，帮助我们一岁的新中国赢得了朝鲜战争，完成了伟大的工业革命。

我们是在前人的这种精神中走出来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淡忘这种精神。故而任何助长这种隔岸观火的言论，都是没有经过对我们精神文明建设进行思考的，是不深刻的。

诚然，旁观者由于各种原因会产生见义勇为的踌躇，但是这并非是他们逃脱至少精神谴责的借口。

当然，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也促使我们去探索如何对见义勇为人士起到更好的保护和引导。细节是很丰富也很复杂的。但是确立这种超生死的道义追求价值观将对我们无论法律建设还是公秩良序规范起到新的引领作用，帮助我们真正建立具有中国本色的社会生态。

3. 加强古典精品著作的学习，建立以中文为中心的外文学习体系。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学习一个文明的语言是了解该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不二法门。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颇为讽刺的现象，大量的中国学生先秦经典一本没有读过，但是在耗费巨量的时间在英语学习上。

我们拒绝闭关锁国，但是走出去是为了回家来。丢失了中文根基，一谈起历史就是希拉多德、修昔底德，一说起文学就是莎士比亚、伏尔泰，一谈起哲学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一说起政治就是洛克、孟德斯鸠，这种背景谈何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我们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西方从而取长补短，但是根本若失，那就只能移栽了，完全本末倒置。

有许多国际关系的学者，做研究一下去就是关注古希腊城邦的博弈，而完全不晓得中国春秋战国的蔚然大观，可谓令人惊愕。这种现状要改变，也必须改变。其最佳方法就是从本源上下功夫，坚定推行读经典学经典（以先秦为主），同时建立多语系外语教学。英语世界只是世界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而已，大千世界还有万种缤纷的其他文明形态。

我们一定要加强培养大量不同语种人才，这样才能真正开阔我们的文明视野，为重建中国精神文明提供更多的养料。

4. 加强对资本的良性管控。在精神文明的发展上，资本是一个最大的拦路虎。我们谈到精神发展，其基本假设就是这是一种超人类本能的追求。如果人类不谈超出本能之外的追求，那物质文明足矣。然资本便是建立在无限发展人类本能的基础上的。资本不希望人节约，不希望人具有道义，资本不断地促进人发展人性本能的贪婪和欲望，成为一个个没有高级追求的消费者。

在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烂俗影视、毒品犯罪等等，背后都藏着资本的影子。对于资本的恶性和对人性扭曲的清晰认识，是古人“抑商”的基本依据，也是在古代阶层排序将商排在最低档位的原因。

商鞅变法虽然为商贸交易大力推行便利（如统一度量衡）但却也明言：“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贵而不得芬华。”资本的发展带给了我们物质世界的极大繁荣，为我们的辛福生活打下了基础。但若是不能进行有序的控制，那资本力量必然会吞噬我们的社会，摧毁我们的精神。

我们已经开始开展了全球瞩目的“共同富裕”计划，国内的不平等问题已经开始朝正向发展，但唐山事件反映出来的种种丑恶，保护伞、用钱消灾等等都说明资本的势力还极其强大。

基于对资本本性的认知，我们应该永远对其保有十二分的警惕。

四、结论

唐山暴力恶性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反映了我国目前尚未克服的深层问题——精神文明的重建。这是一项浩大工程，需要不同领域学者的长期努力。这是艰辛的，但也是无比光荣的。

精神文明的建设将极大地促进我们的法治、公民权益、社会关系乃至一切政治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有益发展。一个文明的强盛绝不止于物质上的丰富，没有灵魂，这只是一个失魂的巨人，一旦倒下便再扶不起。

尽管事业无比艰巨，但我们看到了曙光。有许多的网友已经在非常自觉地抵制恶性极端女权主义，在积极地加入到对冷漠旁观现象的谴责中。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是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对未来中国的憧憬。在最苦难的情况下，在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濒临覆灭的情况下，他充满了希望。我们现在离复兴比任何时候都近，我们没有一分失去重建中国精神文明信心的道理。

燎原之火已烧起！马蹄催人急！建设的脚步永不停！向着更美好的中国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