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群“师生辩证法”看中共的执行力


　　老田


　　认真阅读了复旦大学白钢教授“列宁时刻”与“毛泽东时刻”的文章(摘自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晨光、江宇、尹伊文著《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产生很多感慨。实际上，这个话题，更为深入地涉及到了人类社会“权力装置”的创设和起作用的方式问题，在这个关键方面，苏共的探索深度尚浅，按照白钢教授的看法是引入了“颠倒了的主奴辩证法”，而中共的探索就很深，进入了“师生辩证法”那个很少人涉及的范围。


　　毛泽东1957年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这是强调那种在共识的基础上，获得自下而上的认同和支持，由此，执行力就挣脱了强制和权力垄断那个古老的基础。


　　在纪律和自由之间的这种相互配合关系，并不容易达到，至少是不可能自发地达到。孔夫子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说明“心所欲”和“矩”之间已经实现了高度认同和一致性，显然，心所欲与矩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确立，是不容易的。孔夫子从“而立”开始，经过“不惑”“知天命”走向“耳顺”“不逾矩”，花了四十年的时间。这还是自我观照和反思能力很强的圣人。


　　在不太勉强的纪律条件下学习和工作，是最适合人本身需要的状况，是那种真正走出了“异化”条件的状况。正是在这样的门槛上，人生意义网络的生产才会开始，人的学习工作不再是强制地从属于外部压力的不得已，而是一种自觉或者相对自觉的需要。就这样，各种认同之于管理目标本身，就会带来自觉的纪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由自我意义生产网络去支持努力水平提升，这肯定会导致管理成本的下降，或者同等管理成本条件下更高的绩效。


　　其实，在管理的实务中间，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自下而上的认同向来具有重要地位。美国的切斯特·巴纳德认为，管理中间所有的激励因素都是稀缺的，而被管理者会有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接受命令的自觉区间，他命名为“接受区间”，这一区间，与各种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激励措施，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而良好的领导者，就需要设法扩大被管理者的接受区间，因此，塑造认同而不是激励或者控制，永远是区别好赖管理者的指标。


　　实际上，不仅共产党应该走群众路线，内在地实施师生辩证法，就算是资本主义，最有效率的方式，也需要这么干。泰勒制发明人自己也说，新管理制度的良好落实，需要一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的“思想革命”。


　　在社会学学科中间，经常争论个人行为到底是自主的、还是被外在机制所约束的?安东尼·吉登斯进行了一次综合，他本人称之为“结构化”理论，其要点是：一个人总是在特有的结构约束下思想和行动的，同时又以自身的行动去创造或者改进外在的结构，就这样形成双向的互动。吉登斯的提炼方法，是见物不见人，这个在学术界很受推崇——可以发现或者发明“非人格化”的规则，这可是很有学问的表现。


　　在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家较为关注人们的行为和效率问题，例如道格拉斯·诺斯，他就认为外在的结构约束就是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两类。制度并非恒定不变，存在制度变迁的可能性。通常而言，正式制度变革会很迅速，但是文化、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会相对缓慢，这一样会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影响到新制度的运作效率，会因此造成“路径依赖”现象。


　　在正式制度发生过快速变革时期，“路径依赖”形成的拖后腿现象，会相对严重，非正式制度变革的现实需要也相对突出。


　　如果拿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来说，制度变革可能包括多个方面，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博弈者、博弈规则和博弈均衡都算是制度。在管理学的视野里，管理者、管理对象和管理规则要算是“管理三要素”，而创建一个有效的政权(管理)组织，就会涉及到谁来掌权，权力如何对管理对象起作用，当权派和群众的互动方式和规则，都要算是制度变迁的内容了。


　　从晚晴到民国年间，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很不顺利，按照美国学者杜赞奇的总结提炼，在乡村社会中间起作用的“权势人物”(博弈者)有很多变化，最初是认同于村落的良绅(保护型经纪)在国家和村民中间起中介作用，到了民国年间是劣绅(赢利型经纪)在唱主角，他们的权力都通过非正式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去兑现。他把晚清到民国的这个消极变化，称之为“政权内卷化”。等到共产党执政之后，就走出了“内卷化”的局限，真正实现了国家建设目标。此时，不管是良绅还是劣绅都退出了历史舞台，群众和干部的积极互动过程占据了主导地位。


　　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总战略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战略的核心课题就需要在农村重建有执行力的政权组织，而这样的政权组织无论是依靠晚清的良绅，还是民国时期的劣绅，都无法实现，只能够把绅士们的私权力和私人领域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终结掉，创造性地构建一个党与群众积极互动的公共领域去替代之后，才能够实现目标。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制度变迁是不连续的过程，而是与生物进化过程相似，呈现出一种点状均衡的路径。就晚清到中共根据地建设的变化，可以看到三个点状均衡：良绅主导下的旧式均衡(晚清时期)，劣绅主导下的新均衡(国民党的内卷化状态)，这两个点状均衡状态下的政权执行力都很低，而执行成本却不低。在共产党主导下，乡村权力机制走出了传统的私人领域，构建了干群互动的公共领域，形成了低成本高执行力的乡村政权组织。共产党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就是这个有效的政权组织把革命军队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相对均平地分摊给农民承担。


　　其实，一切运作良好的制度，都需要积极的干群互动，塑造认同以降低执行成本。共产党革命时代的特点，相当于是在短时期内，密切投入各种推动变革的要素，实现较为迅速的变革和共识转型，两千年以来执掌乡村社会里，以绅士们的私人领域去透过权力的文化网络起作用的方式，就得到快速革新，掌权者的私人领域被破除，新的公共领域得以创建，执行力提高的同时执行成本显著下降，这样，才使得根据地建设取得了成果。


　　1938年八路军东渡山西，派出地方工作团深入群众，颠覆乡村旧有的权力结构和经济剩余分配规则，创建有着政治主体性的各种群众团体，然后，共产党和八路军就内在地保持与群众要求的一致。反过来，群众也认同于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了自下而上的高度认同，政权组织可以在很低成本条件下，具备极高的执行力。长治地区平顺县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创造过程如下：


(《平顺县志》海潮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民主体性创造的过程，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过程，同时也是共产党与农民群众相互认同关系的塑造过程。其中，创新农业经济剩余的分配规则——减租减息，只是一种过程中间的激励手段，以此去吸引群众的关心和参与进来，但目的却是新政治状况的创造——体现为各种“某救会”的成立和成员的扩大，这是共产党与群众政治主体性创造和相互认同关系成立的关键。


　　在革命过程中间，制度变革一样会划分出受益者和受损者，也一样需要采取策略去支持受益者推动变革向前，同时，还一样会压制受损者的阻滞成本和向后退的趋势，一句话，变革远非所有人都自愿的。统一战线作为策略，意味着最小化制度变革的阻滞成本，降低新制度受损者的反抗力度，同时还最大化新制度的支持动力，为此，就需要扩大进步力量，争取或者中立中间力量，打击和缩小反动力量。这也是一个创造新制度认同，从核心群体扩展开去的过程。


　　中共的根据地建设过程，对于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者而言，就是共产党引导群众运动的过程，也是创造特定的资源动员策略和政治机会结构的再分配，去诱导人们主动参与进来，个体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同时，还需要据此引导大多数人的意愿落定——共识的快速形成与稳定下来，以期快速破除旧的均衡并达到新的均衡状态，完成点状均衡的跃迁。


　　权力如何成立，及其如何运用，是一个渗透全部社会关系和规则的过程，同时，依据中共的经验，集中和统一的需要，也可以建立在高度认同的基础上，从而把副作用很大的强制性权力最小化。但是，过去人们老是狭隘地看待这样的问题，白钢教授依“师生辩证法”而展开的创新分析，打开了新的想象力空间——说到底这是一个多人合作社会里的新文明样式维度上的问题。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