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按：医疗一定要是专业的、精英的、昂贵的吗?自下而上的医疗可以实现吗?老田这篇文章，以赤脚医生覃祥官为例，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才是“穷病”的药。


　　在《我不是药神》电影中间，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只有一种病——穷病”，这句话未必百分之百准确，毕竟当今的医药业技术发展水平还不能够应付所知的全部疾患，但是，对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遭遇到的疾患而言，这句话是对的：你也许真的是病了，但更重要的是你没钱。


　　前些天笔者去湖北长阳参观赤脚医生覃祥官的故居，今天人们之所以越来越怀念毛时代“福利事业为人民”的宗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间做出巨大贡献的覃祥官同志，就是因为穷病的普遍化。看起来，覃祥官的主要贡献不是别的，而是显著地治好了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状况下遭遇到的“穷病”。


一、为什么是覃祥官而不是卫生部创造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长时间以来，教育、住房和医疗等基本生存成本逐步拉高，形成“新三座大山”对多数人口的压迫越来越沉重，今日中国患“穷病”的比例，覆盖了绝大多数人口，不仅普通工人农民普通罹患了穷病，大多数小资白领阶层也一样受困于穷病。


　　对照看来，覃祥官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完善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农村推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在人均收入增长不大的情况下，显著地提高了全国民众的预期寿命，达成了人均收入水平不高条件下健康状况的显著改善，治病医术很重要，但他深刻地挖掘了治疗穷病的潜力，才是最重要的。


　　1965年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49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5岁;大致与缅甸、巴基斯坦相当，超过印度约5岁。到了197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64岁，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61岁，已经超过巴基斯坦9岁，超过缅甸11岁，超过印度13岁。197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赶上了南朝鲜，达到了美国在五十年代时期的水平。而198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改善速度几乎落后于所有国家，被巴西赶上了，与印度差距缩小了，与韩国拉开了差距，更不必说与古巴等国相比。


长阳县杜家村合作医疗纪念馆，原址是1972年落成的村卫生室，为夯土墙木结构建筑


　　据覃祥官的徒弟李兴成介绍：这个合作医疗纪念馆，是1972年新建的村卫生室，开初只投资了1500元人民币，其余木工、泥工和小工，都是大队社员投入劳动完建的。


　　由于需要把服务价格定在农民也能够负担的低水平上，覃祥官首先放弃“吃商品粮”的月工资，回到生产队拿跟农民一样的工分，降低医疗服务的人工成本。然后，由于资金不足，购买工业药品的资金也需要尽量节省，这样，就需要开发山区的中草药资源，为此，他总结出“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利用中草药经验。


因经费不足故开发土药资源需要特别迫切，图为覃祥官设计的中草药加工设备


　　1967年乐园公社实现合作医疗制度，全公社6个医疗点，全部交由大队主办，12名医务人员中间，10名是半农半医(赤脚医生)，全公社1024户社员中间参加合作医疗的997户，占97.3%，是年合作医疗经费仅集资1868元，就为全公社997户农民提供了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医疗保障服务。1972年，公社党委决定对全社进行疾病普查和治疗，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医务人员组成小分队，对4000多个应查对象进行普查，查出1000多人患有各种疾病，当年就有80%病人经过治疗之后痊愈或明显好转。


　　据老田访问故乡的赤脚医生得知，1970年代本大队的合作医疗年均经费在10000元左右，人均5-6元，接诊次数5000-6000次左右，各种常见病和多发病由此得到有效控制。与覃祥官在乐园公社山区开展的合作医疗事业相比，人均经费高出2-3倍。这就是说，覃祥官是在大幅度降低自己收入的条件下，使用他处三分之一左右的经费，自己选择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充分开发土药资源，服务于“治穷病”的目标。


二、卫生部的高贵者为什么不行：一贯不会治穷病的卫生部
　　覃祥官与卫生部老爷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于覃祥官愿意从普通农民的负担能力出发，对医疗卫生的成本“做减法”——对于一切农民承担不起的高成本都毫不留情地减下来。


　　而卫生部老爷们的从来都只会“做加法”，把一项项成本都加上去，远超普通民众的负担水平，最后的结果是卫生部只会为城市老爷服务了。而且，只要是卫生部的权势还在起作用，各种“做减法”的设计都不可能被广泛接受，因为“做加法”的头脑对“做减法”的头脑，始终持有一种明确无误的排斥态度。(参阅老田文章《覃祥官如何行使了人民创制权》)


　　毛爷爷在世的时候，狠批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说他们完全不会“治穷病”，根本不会为人民服务，甚至基本上不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那些高贵者被批评了之后，还很不服气，按照卫生部长钱信忠的说法：虽然毛爷爷对卫生部的批评在事实上没有错误，但是程序上也有错误——没有通过政治局。


　　覃祥官发明了治穷病的制度，这需要通过做减法来实现，但卫生部只会做加法同时反对做减法，因此卫生部永远永远学不会“治穷病”。因为怎么都学不会治穷病，所以谁要是说出来了，那卫生部的老爷们就要跟你急。毛爷爷的6·26指示就是批评卫生部老爷不会治穷病的。


《我不是药神》剧照


　　我们来看看曾任卫生部长的钱信忠，对于这个批评的事后奇葩评论和解释，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卫生部对卫生资源的垄断和官场惯习对于服务多数人利益的排斥，是发自内心和源于骨子里的执着，如果不把这批人搞垮，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推广的机会。钱信忠说：“平心而论，我们卫生部门对毛主席的指示是跟得很紧，抓得很紧的，党中央(中宣部)和国务院也是知道的。直到1965年6月中旬以前，毛主席再没有提出过任何批评，并还对《报告》中关于培养的脱产卫生员的做法表示赞许。至于后来‘6·26指示’对卫生工作的批评，说不是毛主席对卫生部领导和医疗界人士的公开批评，也不是毛主席的亲笔批示，更不是政治局讨论后批发的文件，不足为据。……‘6·26指示’并不代表毛爷爷同志的思想，卫生事业遭受曲折，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愿，我想，我们纪念毛爷爷同志，应该贯彻他关于要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精神，搞好农村医疗保健。……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扶持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改善和提高农村基层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为使我国农村卫生工作取得更大成绩，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作出新的贡献，实现毛主席的遗愿，这是对毛爷爷同志的最好纪念。”


　　按照钱信忠老爷的说法，文革把卫生部老爷们搞垮了，那肯定就是“卫生事业遭受曲折”了——好像有了官老爷的权力才有卫生事业的顺利，但是，钱老爷没有说他们卫生部到底会不会治穷病。要不是钱老爷这些人喜欢出来标榜卖弄自己，我们还真的不知道他们还那么认真地发出过这样的宏愿——“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今年是2018年了，钱老部长的那个人人都有的东西在哪里呢?


　　不得不说，有了钱部长的称心如意，就没有了老百姓的合作医疗。有且只有把钱部长撇到一边的那个特殊时期，合作医疗才能够得到推广并由此惠及全国人民。从这里可以看出，官老爷的权力，与治穷病的体制，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毛爷爷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钱信忠作为高贵者的一份子，只听得进好话，听不进批评意见，连毛爷爷都不能够批评他们了。按照钱信忠这个高贵者看来，毛爷爷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后批发的文件”就对卫生部的高贵者进行了批评，程序上就不合法了?你钱部长有那么牛吗?怎么感觉政治局是他们那些老爷家开的似的。


　　正是同一个钱信忠，1979年重新担任部长。1981年钱信忠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担任主任。1982年5月，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钱信忠任职期间，提出“一胎上环，二胎绝育”。这是在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业已下降到接近于更替水平的情况下，卖力地执行那个“只生一个好”的基本国策，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个当初就极端不得人心的政策，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极端反科学的决策，这个反科学决策还得到极高力度执行，这其中钱信忠功不可没。而且，在极端政策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抽样调查数字都显示，中国人均生育率水平下降到了1.3左右，终止极端政策的需要已经很迫切了，但是，相关管理部门不仅视而不见，反而多次捏造被扩大的假生育率数字，支持过时的极端政策，目的似乎是巩固部门权力和既得利益。等到政策恶果已经全面暴露的今天，才不得不面对事实的时候，还依然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一次性终结极端政策，而是羞羞答答地搞分步骤过渡。






极端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必要性，却有极高的执行力度，且很早就该终止了


　　综合起来看，毛时代基层政权组织，不管是城市里的工厂还是农村大队，都很支持福利生产为人民的目标，仅仅是卫生部这些高大上机构不关注民众疾苦，原因不是别的，基层干部与工人农民一样处于缺医少药的境地，普通工农的困难也是他们的困难，所以，毛时代地方的小干部对于民众疾苦的关注是比较深入和积极的，所以，覃祥官的合作医疗制度得到了这部分的热切响应，短时间内就推广到全国城乡。


　　卫生部虽然后来更名为卫生计划委员会了，但是，他们既不关心大多数人的医疗状况，也不关心真实的生育率数字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合理性，这个倾向是不变的，他们最关心的依然只有权力和部门利益的扩张，为此，不惜彻底走向彻底蔑视事实和科学的地步。不管是在医疗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还是制定和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方面，莫不如此。


三、从“穷病”的蔓延看毒疫苗问题——权力如何为资本撑腰打气
　　毛爷爷去世之后，是官老爷们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去管制全国的医疗卫生工作，结果怎么样呢?四十年来，除了把医疗卫生事业费在GDP占比中间提高一倍：从占GDP总值的3%提高到6.2%，总数相当于1978年470倍之外，那帮子老爷基本上把全国绝大多数人口排斥在服务范围之外了，结果导致穷病的普遍化——不仅普通工农受到穷病的困扰，连小资白领多数也同样如此。


　　医疗卫生系统在吸纳了巨额数量的金钱之后，基本上构建了一个对绝大多数阶层来说“看病难吃药贵”的腐朽堕落的医疗体系，正是借助改革的美名，把中国的卫生事业改造成为全世界最反动、最能够敲骨吸髓的血汗榨取系统。当年毛爷爷还只是说老爷们充其量不过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而已，结果，毛后时代他们真的就这么去努力的，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从1978年卫生事业费110亿元，服务涵盖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到2017年这个数字扩大了470倍，但有效覆盖范围小于百分之十，从医疗行业的GDP数字看可谓靓丽，但从“看病难吃药贵”看，则是服务精神被抽空同时榨取力度最大化了。之所以有着行业GDP数字的快速增长，这不是偶然的，整个医院系统被改造为“为利润而生产”，抽空了服务精神，同时行政管制权力也服务于最大化榨取力度的实现。


　　按照北大教授李玲的看法，医疗市场上存在着买卖方在信息上的绝对不对称，极端不利于买方的，由此导致市场失灵，这可以部分解释医疗卖方榨取力度的快速增长。但是，任何利润榨取都是在政策和法令管制下实现的，政府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如何使用它们手里的监管权力，则是最大化榨取力度的另一个有力的解释因子。


　　改革后，医疗机构改为服务于盈利目的，而同时权力与资本关系也有一个再塑造过程，这两者显著改变了医患之间的相对地位。依据温铁军教授的看法：“1982-1984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涨。其中非常重要的变革就是为减轻财政负担，实行‘利改税’、‘拨改贷’和‘财政分灶吃饭’。从过去的财政‘统收统支’体制改造成各部门‘留利交税’，财政对企业投资改为银行贷款和中央地方财政‘分级承包’。”“财税改革在调动了各部门和地方理财积极性的同时，客观上以‘单位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财政改革以后，出现了各个部门根据自己实际占有的国家资产来决定上交和留利的情况;于是，出现了部门之间的财产分割，也就是‘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财政改革使各部门突然有了收益权;从收益权就开始转成财产占有权，因为收益权来自于对财产的实际占有。于是，就开始出现了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现象导致了后期的部门垄断资本形成。现在所谓的‘块块之争、条块之争’皆起源于此。每一个条条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就有部门之间出于利益，在决策上反映不同意见，进而再让人大通过部门为自己起草立法并予以合法化的情况。这就使部门利益已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了。……部门垄断资本形成也是中央调控失灵、‘设租寻租’型政治腐败泛滥。”


　　也就是说，由于改革设计方面的人为失误，导致那种行业垄断叠加了部门权力加成的生产体制形成，各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体制，就是因为改革后出现的“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情况造成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每一个条条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出于利益……让人大通过部门为自己起草立法并予以合法化”的状况，结果导致“部门利益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探访覃祥官故居之旅，2018年6月26日


　　正是在医药行业中间，部门管制严重服务于行业资深的利润积累需要，结果导致行政管制权力去加成资本家逐利目标，假药和假医疗(以莆田系为代表的)的广泛存在，是改革设计所激活的“部门利益保护”逻辑起作用的结果。同时，各地方政府更关注本地税源的稳定和增加，也使得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各种亲资本“执行”得以泛滥，甚至，网络曝光的各种以企业经营掩饰的有组织犯罪活动，都得到相当程度的纵容，很少得到及时查处。这使得民众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在今天往往得不到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积极主动守护，相反，以企业经营掩饰看起来有助于税源扩大的有组织犯罪活动，还往往得到或公开或者私下的支持而一路绿灯。


　　在毒疫苗的背后，是毒资本的猖狂和得不到起码的行政节制，这才是问题所在。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严重存在，是因为部门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异引起的，但是，部门和地方政府行为为什么会异化成为今天的样子，仅仅是用个人层面的“权钱交易”并不能完美解释。


　　应该说，部门立法和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间，民众利益和公共利益很难“输入”进政策执行过程，这是一个显著现象，这迫切需要得到反思，并引起普遍关注。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有人把“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目的是想要遮蔽反思的眼光，这个由“纪念”改“庆祝”的变动，看起来像是改革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努力方向，他们的目的是要巩固改开后“条块分割深化”带来的公共利益受到忽视的事实，以此去绑架舆论，并使得各种反对人民利益的部门的或者地方的狭隘利益永久化。


　　所以，要避免简单看问题，自由派往往简单认定毒疫苗是监管问题，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有助于监管落实，似乎民众的选票能够帮助节制资本。左翼有些老同志信服公有制，认为无节制地追求利润才是一切罪恶的源头，简单收归国有会有助于服务精神提高。应该说，经过几十年深刻的社会改造和制度与精神状况重塑之后，任何简单方案都不太可能解决问题了，监管本身从属于权力与资本关系本身而不是超越其上。


　　毒疫苗的背后，是宏观层次的权力与资本关系的重塑，其现状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仅仅是产权公有制还无法简单撼动这个深厚的“社会关系总和”，公有制企业即便名义上还存在，也已经难以良性运作了。恢复公有制或者国有制，也许会降低基于利润追求的榨取力度，但没有宏观的政治和舆论条件的再塑造，部门权力偏帮行业资本积累的状况迫切需要改变，没有这些根本性的改变，曾经有的那些优势是很难恢复的，甚至公有制企业在现政治和舆论条件下还是很难良好运作和生存的。


　　不仅企业外部条件如此，还存在着企业内部关系的质变。按照美国学者麦克·布洛维的看法，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一样，还是一个包含着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的生产政体，而不是单纯的所有制或者经济关系，缺乏相应的内部上层建筑条件，公有制企业就无法良好运转，而改革一开始就是从破坏公有制企业生存所需的内部上层建筑开始着手的。


四、“治穷病”的制度为什么垮了——农村合作医疗是如何被他们搞垮的
　　1976年覃祥官在菲律宾访问，菲律宾总统夫人请教能否在她那里普及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覃祥官回答说：不可能，因为她的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与毛爷爷思想。等到晚年，覃祥官对来访的老记者古正华说：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曾经对外国人说不具备合作医疗的两大条件，最终“轮到我自己头上了”。(老记者古正华在“626指示”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2018年6月24日于宜昌)


　　覃祥官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中间，卫生部的老爷们对于治穷病不太感兴趣。但是，基层干部与工人农民是同一个阶层，普通工农的困难也是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去支持覃祥官的制度创新。在文革搞垮了卫生部及其权力链条之后，覃祥官的创新受到基层干部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很短时间内就得到了推广。覃祥官1966年开创的新经验，先在长阳县小范围内部就得到过肯定和推广，“1967年，乐园公社试行合作医疗制度，促进了大队卫生室的建设和发展，至1969年，全县大队卫生室发展到229个。”1968年得到《人民日报》公开肯定之后，在长阳县“至1969年全县所有大队和90%以上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事业，也因此得到了普及。






覃祥官医生故居门前风景


　　毛后时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经济平台，被强行解散，还唯恐社会主义复辟，官方死命地妖魔化毛爷爷本人和毛爷爷思想，结果，完全不支持治穷病的这两大制度条件，短期内就被完全复制到中国来了，覃祥官自己亲眼看到自己创立的制度在眼前被颠覆了。


　　在覃祥官故乡长阳县，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合作医疗丧失了支持平台，很短时间内就崩溃了。据长阳县志记载：“1982年后，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5年底止，全县实行合作医疗的村已经减少到15个，仅占全县总村数的3.4%。”“1985年，全县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7382人，费用开支552456元。”


　　在覃祥官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个人和集体曾经只需要付出极低的代价，就能够实现常见病、多发病的保障，全国体现出来的宏观后果，是短期内就显著提高了人均预期寿命。1980年代那些高贵者解散了农村集体经济制度，通过泼脏水的方式在全社会较为彻底地清除了毛爷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状态，结果，在中国再也不找不到低成本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高效率医疗路径了。今天政府和个人在医疗方面投入金钱的数字越来越多，医院和医生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了，但是，健康保障和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却无可奈何地下降到了一个极低点。得益于卫生部门创造的极低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四十年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水平，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提高数字。


　　覃祥官的成功经验，是依托毛时代的集体经济制度平台和毛时代的精神状况这两大条件，实现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唯一路径。现在，医疗支出和资源耗费数字数百倍地提高了，但是相关的资源利用效率却在下降，社会效益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换言之，今天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是耗费大收益少的最劣等制度，覃祥官创造出来的经验被毛爷爷重视和推广，那是一个花钱少、收益大的制度。


　　1968年11月，一份反应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毛爷爷面前，他阅后亲笔批示“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1]这些批示和内容，都被那些高贵者贪污了，也许他们有着被逼“贪污”的不得已，要是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行”的，那不就是等于批评他们“不行”吗?还要那个“医疗战线的大革命”，那不是断了他们的命根子吗——真要是认真服务于人民健康事业，行业垄断和部门资本积累怎么快速推进呢?不通过医疗捞大钱拿怎么实现先富先贵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精神状态的制度，相互之间也是有着根本性冲突的，部门垄断的形成和提高，显著地反对人民利益和公共目标，由此，也有着自身的新精神状况塑造和维护的需要，这种维护工作的着眼点之一就是妖魔化毛爷爷和毛时代，来潜在地服务于部门狭隘利益的深化要求。


五、谁来为评说“治穷病”的历史功罪
　　中国的医疗事业从少花钱、办实事、服务于多数人，到多花钱、少办事、服务少数人的变化，速度极快，由此也形成了最鲜明的记忆对照。这背后有两套不同的逻辑和标准。


　　在覃祥官生前，他希望对自己为“治穷病”做出的贡献，给出一点评说，但显得不尽自信。覃祥官自认为不过是一介乡医，是真正的“无位者也”，他没有狠狠夸耀自己做出多大的历史贡献，因为那样一来就显得“德不配位”了。但是，天下本无事，“开拓者之天下也”，是那些不怕麻烦的人，给空白的天下填空加上一项项事业，通过赤脚医生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去对付穷病，就是这样的一项填空事业。






覃祥官生前给自己和农村合作医疗事业所拟定的碑文


　　谁有权设计制度?制度设计出来要服务于什么目的?谁来评价制度优劣?这些关键问题上，不是那么容易取得一致的。覃祥官临终之前，给自己起草了墓碑的碑文，试图对此有所回答，但资本和权力的强大，迫使他采取了极端谦虚谨慎的态度，不敢对此给出明确的定论。


　　在穷病弥漫整个社会的今天，覃祥官创造的空前奇迹最终惠及全国人民，这变成了一个日益有害的对照。相反，钱信忠与覃祥官不同，他是那种“有位”的高贵者，但他和他的同道门只会一招：永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服务价格提高到大多数人无法承担的水平上，然后，就把医疗体系改造成为大多数人无法享有的封闭榨取体系。换言之，钱信忠这样的高贵者，如果让他们掌权的话，他们只会一招——除了建设“城市老爷卫生部”之外什么都不会。


　　在后来的改革中间，行政权力被改造为服务于部门利益和行业资本积累条件保护，更是显著推进了“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建设，在短期内就把服务价格提高到只服务于少数人的水平上，“看病难吃药贵”成为民生最沉重的生存成本之一。


　　如果从覃祥官创造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兴废进程看，如果钱信忠及其同道蹲在坑上，他们不仅自己不拉屎，还坚决反对一切人拉屎，因此，得益于文革的造反和混乱局面，卫生部及其下属机构都垮台了，无法干预全社会的医疗工作了，就是在这样的空白和空挡中间，覃祥官的成功经验才得到空前普及。


　　五十年前，毛爷爷亲笔批示覃祥官的“治穷病”制度，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是真正的卑贱者否定高贵者且颠覆极为彻底的“大革命”。“治穷病”制度的普遍化，以及“穷病”的普遍化，这是两种相互否定的状态，要么，让卑贱者去有条件随时颠覆高贵者的垄断，这才体现历史进步和人民得益的大方向，革命真的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反过来，高贵者称心如意了，不仅不会“治穷病”反而会导致“穷病”的普遍化，这是四十年来钱信忠们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教给中国人民的一条真理。


　　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没有了卫生部，难道中国今天的医疗体系(部门垄断与资本积累)还能够变得更糟糕一些吗?最低限度，缺少部门权力去帮助资本实现最大化榨取，想必榨取力度的提升速度会慢一些吧——想来不至于四十年就扩张470倍吧。


　　作者：老田


　　编辑：默默然


　　美编：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