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当前中国战略转型的背景和意义

——在山西农业大学讲座大纲

2011年元月5日

作者：张宏良  来源：民族复兴网

(这是2011年元月5日乌有之乡网与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联合举办的专题讲座。讲座设在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主报告厅，在主会场外设有6个分会场视频收看，同时在重庆和北京还设有两个分会场视频收看，是近年来现场学生最多的一次讲座。受现场热烈氛围影响，讲座内容与讲座大纲略有出入，特此说明。)

一、当前中国战略转型的背景

（一）中国战略转型的内容。

1，在指导思想上，由经济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由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由丛林社会向和谐社会转变。

2，在路线政策上，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民生为重点转变，由GDP主义向全面发展转变，由外向型经济向依靠内需转变。如果说以往做饭是为了卖给邻居赚钱，那么现在做饭是为了养活家人，为什么做饭发生了根本转变。

3，在目标模式上，由肥大国家向强大国家转变，由“中美国”附属体向独立发展转变，由民族虚无主义向民族复兴转变。

（二），中国战略转型的国内环境。

1，中国发展成果绝大部分落入了富人和洋人腰包，中国老百姓没有享受到发展成果。工资占GDP比重世界最低，丧失了基本的福利保障，就业越来越困难，家庭抚养儿女数量由以往4个减少到1个，仍然没有工作。

2，越来越大量的财富流向西方国家，形成了“中美国”殖民经济循环圈。中国用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创造的廉价商品，换取美国印刷厂印制的美元;然后通过购买美国债券和股票把美元又送还给美国;美国再用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和股票的钱到中国来投资，购买中国的矿山、工厂、银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产业;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两手空空，把一切财富都循环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巨大财富供给下，整个西方国家生活资料价格一路走低，美国消费品价格甚至创出了历史新低，副食品价格远远低于中国。如今，西方发达国家11亿人口家家都用中国商品，而生产这些商品的中国老百姓，却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

3，贫富两极分化世界之最，并且不是通过市场和剥削逐渐形成的，而是通过公开抢劫形成的。对中小企业改制的私有化抢劫，大型国有企业工资双轨制的精英式抢劫，外资扫荡中国资源和产业的殖民化抢劫，鲸吞国家和民众金融资产的劫匪式抢劫，造成财富滚滚西流的买办式抢劫，房价、药价等基本生活资料价格暴涨的垄断式抢劫，等等匪夷所思的各种公开抢劫，使中国贫富两极分化超越了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也超越了老百姓容忍的极限。

4，中国富人集团和洋人资本在完成了一系列私有化和殖民化的经济改革之后，终于提出了最后的政治改革要求——让共产党交出政权，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和行政上实行邦联制（注意，是邦联制而不是联邦制，两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是一个主权国家，如美国，而前者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如独联体。可见，邦联制实际上就是解体国家）。到此人们才发现，20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改革运动，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推翻共产党领导和解体国家的“丢手绢”政治游戏，只要共产党不垮台国家不解体，改革就永远没完没了，并且越改就问题越多，什么时候共产党垮台了，国家解体了，改革也就结束了。20年前苏联共产党没垮台和国家没解体时，天天喊改革，直到1990年苏联共产党垮台了，国家解体了，改革也就结束了，2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喊改革了。绝不像普世价值派所声称的那样，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一天都不会停止改革。现在，同样的历史逻辑开始在中国重复演绎，中国共产党不愿意接受这个历史逻辑，于是选择了战略转变。

（三），中国战略转型的国际环境。

1，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外向型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中国外向型经济达到了“中美国”畸形状态，外贸占国内总产值比重超过三分之二，最高时期甚至达到四分之三，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中国已完全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商品加工厂和供给基地，生产主要出口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不是用于国内人民生活。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对中国商品需求出现临时性下降，立刻造成中国沿海出口企业纷纷破产倒闭，为解救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投资4万亿人民币紧急救市，结果造成中国严重通货膨胀，危机转嫁到中国老百姓头上。所以，中国才下决心转变发展方式，把经济转变到依靠内需上来。

2，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性不断敲打中国，从中国攫取更大利益，特别是在资源问题上，在把中国逼上断子绝孙的发展死路。他们对中国既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是单纯的自由贸易，而是对随心所欲的“任意主义”：他们国内暂时不需要的商品就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相反，他们国内需要的商品就强迫中国扩大出口(如稀土和焦炭)，强调自由贸易;一方面用自己印刷的美元换取中国商品和收购中国产业，另一方面又强迫人民币升值，强迫美元贬值，既让中国遭受外汇资产损失，又让外资从中国获取更多美元，造成中国双重损失。美国对中国如此随心所欲的欺凌和掠夺，就是建立在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在“中美国”的基础上，如果不改变这种发展方式，中国的资源将会被迅速耗光，丧失子孙后代发展的基础。

3，金融危机加剧了资源矛盾，美国等西方国家选择了牺牲中国的途径。虚拟经济能够变现和透支未来预期收益的特点，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货币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资源支撑能力，其间形成的巨大差额只能依靠外部资源进行填补。能够填补美国等西方国家资源差额的国家，只能是俄罗斯、印度、中国这样的资源大国。本来，美国也的确瞄准了俄罗斯，认为共产党垮台后俄罗斯的资源肯定会唾手可得，可是没想到俄罗斯迅速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变成了强大的虎狼国家，而印度同样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使得获取印度资源同样要付出巨大代价，相比之下，只有获取中国资源十分容易，于是便选择了牺牲中国，把中国作为解决资源矛盾的牺牲对象。一方面，西方资本集团更大规模进入中国，全面控制中国产业和资源，除了全面控制中国传统产业之外，同时开始进入中国的基础产业、新兴产业、文化传媒业，甚至生命产业和种子产业;另一方面，又加紧推广转基因主粮，为控制中国失败后转而灭绝中国人口做准备。从古至今中国就有一句话，叫做“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中国主粮大规模采用美国转基因种子，等于是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完全交给了美国人，如果再不悬崖勒马及时回头，后果不堪设想。

4，美国完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追求的对中国军事包围。在美国军事包围圈的支持下，中国周边国家纷纷走上了蚕食中国领土和资源的道路，越来越摆出了敌视和对抗中国的姿态。仅2010年一年时间里，美国就联合周边国家在中国边境周围举行了8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其中美日军事演习的规模，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中日战争的规模。最近接连发生的朝鲜半岛危机、美国航母进入黄海、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南亚国家蚕食中国南海资源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所赖以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正在结束，我们必须做好世界环境发生转折的准备。

5，21世纪整个世界的文化转型也要求中国进行政治转型。以信息产业、金融证券业、生物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兴起，引起了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由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由独立化发展向一体化发展、由精英政治时代向大众政治时代的历史性转变，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个文明发展阶段。人类第三个文明发展阶段的一个主要历史内容，就是东西方文化主导地位的转换，人类社会将由西方竞争性文化向东方和谐共生文化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必然会与统治世界数百年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之间形成尖锐冲突，加之毛泽东时代中国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在客观上又会取代当今西方国家的精英统治，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中华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与精英统治之间的政治冲突。

 （四），中国具备了战略转型的物质基础。

1，就客观条件而言，一是目前中国的财富生产能力，已经基本具备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经济基础；二是虚拟经济的高度发展，已经具备了建立马克思当初所设想的社会共有制的物质条件；三是网络通讯技术的高度发展，已经具备了实行大众民主的技术基础；四是西方国家的反资本主义大游行，在客观上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的历史要求，要求实行社会占有的经济制度和大众民主的政治制度。

2，就主观条件而言，一是30年后再次高举革命的红色大旗，表明党内已经开始形成复兴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二是重庆模式表明已经找到了新时期党群一体化的政治平台——唱红歌，有可能再次形成毛主席生前所谆谆告诫的“两个相信”；三是当今中国各类优秀人才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了爱国主义旗帜下，国家已经具备了社会转型的人才更新能力；四是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已经完全走上历史前台，完成了政治亮相，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条件都已经成熟。

二，当前中国战略转型的意义

（一），中国战略转型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历史起点。

1，美国航母进入黄海，中国成为世界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唯一国家，奥巴马关于中国富裕生活将会导致地球崩溃的讲话等，都再次表明了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历史真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西方国家引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是要支配中国发展，占有中国资源，剥削中国劳动力，消费中国商品，而决不允许中国走上和他们一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决不允许中国和他们一样成为强大国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讲过的这个道理，被历史证明仍然有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再次把中国关在了资本主义大门之外，再次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基本真理——狼允许羊肥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吃掉羊，而决不允许把羊变成狼。既然历史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就只能重返社会主义。

2，中国只有复兴社会主义，才能改变美国与中国之间狼吃羊的历史游戏。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由于害怕中国复兴社会主义，总是妖魔化复兴社会主义就是要回到过去，许多人也误以为复兴社会主义就是要回到过去。中国复兴社会主义是要复兴社会主义的原则，复兴劳动人民的权力和福利，复兴中华民族的蓬勃精神，而不是要回到前苏联那样的官僚统治时代，如同当初西方国家的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要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时代一样。

3，就当今中国历史状况来讲，要复兴社会主义必须从改善民生开始。道理很简单，事物的起点往往决定终点，要真正贯彻民生政策就必须建立公有制经济，要建立公有制经济就必须改变目前保障私有化和殖民化的政治法律框架，要改变政治法律框架就必须实行党群一体化，把党和人民群众再次结合起来，回归人民社会和人民时代。可见，只要确立了民生起点，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否则，民生政策就会变成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二），中国战略转型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基础。

1，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朝野的共同理想。世界文化转型和东方文化的复兴，也为中华民族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但是，一个崛起的民族，必须是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民族，而决不可能是内部四分五裂互相残暴欺凌的民族，决不可能是少数人胡作非为随心所欲虐杀多数人的民族。极少数人残暴欺压绝多数人的民族，必然是汉奸成群的民族，中国历史上历次亡国教训无不如此。极少数人与本民族绝大多数人为敌，必然会借助洋人势力祸害本民族，把外国作为退路，无所顾忌地走上汉奸道路。所以，中华民族崛起的关键，就是必须完成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铲除汉奸滋生的经济基础，让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成果，共同热爱我们国家，共同推动民族崛起。

2，一个民族的崛起，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还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民族的崛起和消亡潮起潮落，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物质力量，而是精神力量。蒙古灭宋、满族灭明，日本打败中国，中国打败美国，无一不是精神力量决定的。事实证明，建立在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基础上的战争意志品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力量。所以，中华民族必须重新高扬起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大旗，这是目前中华民族变肥大国家为强大国家的根本因素。首先要恢复社会的人性法则，放弃兽性法则;其次要恢复天道文化，放弃金钱统治;最后要恢复崇高的精神追求，放弃肉欲至上的生活目标。

3，一个民族的崛起，还要给世界带来新的政治文化，促进人类社会向更高形态转变。欧洲社会的崛起，就是提供了一种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即宪政文明和政党政治。中国崛起将为世界提供一种与信息社会和虚拟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明，即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是21世纪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目前唯有中国具有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因而中华民族必将崛起于世界东方。目前必须立刻结束西方文化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必将把中国带入历史死路，这次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就是典型，正是西方中心论把诺贝尔和平奖等西方标准，变成了政治伦理的终极标准，所以诺贝尔和平奖等西方奖项才会成为打击中国的政治武器。

4，中华民族崛起与以往历史上国家崛起相比较，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和平崛起。这是由东方文化和谐共生的内在特点决定的，是由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是毛泽东思想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崛起，绝不会重复历史上一个国家崛起同时意味这许多国家灾难的悲剧状况，不仅不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甚至会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福音，中国将会改变目前世界一体化的殖民规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重建世界一体化规则，把世界一体化发展建立在和谐共生的东方文化基础上。

但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世界一体化发展已经建立在了殖民化的基础上，中国要带领发展中国家重新确立世界一体化规则，势必会与美国霸权主义发生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由此形成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所以，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就中国自身以及与发展中国的关系而言的，并不能决定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会发动战争，危机——战争——革命的历史逻辑有可能会再次重演，中国必须做好接受强加给自己战争的准备。中国战争准备越充分，人类社会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如果中国把和平崛起变成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历史保证书，那么战争就一定会降落在中国人民头上。

（三），中国战略转型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条件。

1，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到现在5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不仅没有变得越来越和谐，相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已经到了矛盾总爆发的边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旧有发展方式造成的，就是仍然坚持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造成的，就是仍然坚持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建设和谐社会失败的教训告诉人们，和谐社会绝不能通过和谐手段来实现，必须通过强硬手段才能实现。企图通过不除暴而安良、不锄强而扶弱、不劫富而济贫的途径来建设和谐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善良愿望。道理很简单，穷人不是天生的穷人，而是被富人剥夺的结果;弱者也不是天生的弱者，而是被强者欺凌的结果;良民不得安宁，是黑恶势力暴虐的结果。所以，要安良就必须除暴，要扶弱就必须锄强，要济贫就必须劫富，要治安就必须打黑；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2，建设和谐社会，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必须建立现代政治文明，而不是建立已经被历史淘汰的落后政治文明。30年来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把西方国家已经淘汰的落后政治文明，当作先进文明引入中国，在中国建立了一套丧尽天良的邪恶法律制度。比如现代政治文明在法制方面的主要进步，就是以自然法取代社会法，以公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以有罪推定取代无罪推定，以公民陪审团取代专业陪审团，以道德判案取代法律判案等一系列变化。西方国家所有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进步，几乎无一不是中国大众政治文明的政治成果。可是30年来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以社会法取代自然法，以精英立法取代公众立法，以无罪推定取代有罪推定，已法官定罪取代人民陪审团定罪，以法律判案取代道德判案等，结果就是形成了恶法治世的极端邪恶局面。

三，当前中国战略转型的困难

（一），国内利益集团的反抗

1，战略转型意味着重新分配蛋糕，必然会引起富人的反抗。一块蛋糕大家分，必然会形成次多彼少的利益矛盾，以往蛋糕的绝大部分都分给了富人，现在要多分给穷人一些，富人自然就会减少一些，所以必然要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以往中国战略转型的失败，就是利益集团反抗的结果。当初党中央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立刻引起了富人的激烈反抗，马上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和高房价，把数十万亿现金资产划入了极少数人的腰包，使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彻底化为泡影。目前，中央“十二五”规划提出以民生为重点，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结果是大幅度提高工资尚未见踪影，消费品价格却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而起，把老百姓现有的那点儿微薄蛋糕又吞噬掉了一大块。由于价格暴涨会通过国有企业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私营企业增加富人收入，通过外资企业增加洋人收入，结果就是官人、富人和洋人都发了大财，唯独苦了穷人。尔后又是发了大财的(汉奸类)官人、富人和洋人联合起来，把穷人的愤怒引向国有企业，要求瓜分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占有的全部资源拱手送给外资企业。如此一折腾，连政权安全的经济基础都已经岌岌可危，民生政策自然也就灰飞烟灭了。

2，当今中国要完成战略转型，必须在现有体制之外建立一种新型政治力量，这是能否完成战略转型的政治关键。人不可能自己用左手砍掉右手，要同样不可能依靠精英集团自己减少自己的财富。重新分配社会蛋糕，就必须有分配蛋糕的新的政治力量，目前这种新的政治力量只能来自于民众，通过发动民众力量，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必须结合当今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赋予现代政治文明诸如人权，民主，自由，平等以新的含义，要让绝大多数人们明白：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人权;造反有理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民主;四大自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自由;废除财富世袭制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平等。目前，席卷中国大江南北的红色大潮，正在形成中国战略转型最坚实的依靠力量。充分运用这一新的强大政治力量，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战略转型。

（二），美国资本集团的反抗

1，前面讲过，虚拟经济时代与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尖锐冲突，决定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定要用中国资源来填补透支消费形成的巨大财富差额。如果没有中国资源来填补透支消费所形成的货币收入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巨大财富差额，西方国家的经济就会陷入崩溃，老百姓生活水平就会大幅度下降，人民大众就会起来推翻现有的政府统治，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状况。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绝不允许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绝不允许中国经济转移到依靠内需上来，绝不允许中国生产的商品用来满足本国人民需求，必须继续把绝大部分商品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维持美国等西方国家人人都用中国商品的基本生活。美国等西方国家无法减少本国的资源消费，只能选择牺牲中国。

2，前面同样讲过，当今世界正在进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历史转型期，在历史转型期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冲突，中国大众政治文明与西方精英政治文明之间的历史冲突，都会通过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出来，都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这种冲突的前景和结果，必然是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和美国霸权的世纪性衰落，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美国的疯狂反抗，甚至会不顾一切地干预中国的战略转型。美国三大航母战斗群开来中国家门口，就反映了美国对中国战略转型的深切忧虑和干预准备。

3，目前美国干预中国除了传统的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之外，主要手段就是如同前国务卿赖斯所说的那样，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使之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当前美国主要通过四条途径来控制中国的精英力量：一是通过福特基金会控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巩固“中美国”经济共同体;二是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控制中国的转基因生物学家，在中国布局转基因主粮，平时掠夺中国农业，战时制造基因武器;三是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控制中国的社会活动家和法学家，在中国制造政治动荡和分裂;四是通过腐败手段控制中国的腐败官僚，直接制订符合美国的政策和打击中国爱国力量。这四大政治力量是中国实现战略转型的最难跨越的最大障碍。

（三），战略转型的体制性矛盾。

1，目前中国经济三大块，官僚控制的国有经济，老板控制的私营经济，外国人控制的外资经济。国有企业数量已压缩到100个，职工数量有限，提高工资对改善民生影响不大，而且，只要国有企业仍然以赚钱盈利为目标，就不仅不会改善民生，甚至会不断通过涨价等手段损害民生;私营经济的老板本来心肠就黑，加上国家的支持(其他国家都是政府约束私营企业，唯独中国是政府和企业站在一起)，对工人盘剥更加没有限度，不可能主动改善民生;外资原本就是到来中国淘金的，中国就是在外资模式的引导下，全面取消职工福利和保障的，更不可能改善民生。可见，现有经济体制决定了目前中国战略转型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只有向公有制经济转变和转变管理体制，才能找到实现战略转型的现实途径。

2，重建公有制经济是一项比较宏大的工程，在目前现有经济体制下，实现战略转型只能更多地依靠民主制约和民主管理。目前对国有企业来讲，主要是实行民主管理;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讲，主要是实行民主制约，恢复工人的罢工权力和组织工会的权力。同时成立人民监督委员会监督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和税收。

（四），战略转型的媒体制约。

1，信息社会的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是国家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绝对不能由外国人控制，网络媒体由外国人控制，如同一个人的灵魂由别人控制一样。目前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全部由外资或外国势力控制，形成了中国战略转型的舆论障碍。最近中国甚嚣尘上的在政治改革和国企改革呼吁，就是网络媒体被外资控制和操纵的结果，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国企改革的内容，都完全是按照美国的战略利益进行设计，整个改革舆论完全跟着美国利益走，中国的民意和国家利益完全被扭曲，中国网络媒体完全被反华仇华灭华的极端邪恶势力所控制，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呼吁民族文化自信的文章，都不敢使用真名，而只能采用匿名发表。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要完成战略转型，只能是天方夜谭。如果再不把网络媒体夺回到中国人手中，不仅目前的战略转型会完全落空，整个中国都会处于危险之中。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曾经十分自豪地声称：虽然以往的战争中共是百战百胜，但是在眼下的网络战争中，将让中共输得一塌糊涂。

2，目前中国当务之急必须收回媒体控制权，无论是收归国家所有还是收归中国民间所有，都必须立刻收回。对此，国家要行动，民间也要行动。广东省出版集团的100人评比，表明媒体舆论控制权不仅已经不在共产党手中，甚至已经不在中国人手中，所以才会出现谁敌视中华民族，谁就会被评为时代英雄的荒谬现象。把仇视本民族的汉奸评选为时代英雄，这是当今所有国家都不曾出现过的极其可怕的现象。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诸如中国背离现代政治文明的丛林法则，中国金融资产的滔滔外流，转基因主粮强加在老百姓头上，中国在道义上成为世界公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媒体受控于外国的结果。

张宏良微信公众号：zhanghongliang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