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风范

纵横捭阖自从容，中国外交走过不同寻常的70年。凤凰网《风范》栏目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外交官访谈录” ，邀请了亲历重大事件的外交官，记录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70年历程。

“外交官访谈录”第一期，我们专访了外交部美大司原司长、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让我们走进马振岗的世界，回忆新中国外交的成长。

马振岗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表示，美国要防止中国发展高科技，这实在有点欺人太甚了。我们中国要发展，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们？另外，马振岗回忆了驻英往事。他表示在香港回归前夕，中英双方进行了很多斗争，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也有分歧，临时立法会问题是当时的一个斗争焦点。

以下内容根据凤凰网访谈实录与马振岗大使传记《外交官是这样炼成的》综合整理而成。

【海边长大的孩子】

主持人：您家乡在山东，刚出生的时候，新中国还没成立。小时候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马振岗：我常说自己是青岛人，其实我出生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山村里。由于连年灾荒，又加上地方闹土匪，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在家乡实在活不下去，就抱着我连夜逃难，去了青岛。从我家走二十来分钟就到海边。长大些后，我就跟着邻近的男孩子去捞海货，就是作为海边孩子的一种童年乐趣。就这样，我一直在青岛生活了20年。

【艰难的上学之路】

主持人：您之后的求学之路也比较艰辛，能具体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马振岗：我家前后四个院，有近百户人家，几乎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认为男孩上几年学，识几个字会算账就不错了。所以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父亲就不太愿意我继续念了，但我还是考入了高中。

上大学就更难了。我本来考上了留苏预备生，要到苏联留学。后来因为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留苏的希望破灭了，我被分配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文。

临到毕业时，我意外接到通知去英国留学。我开玩笑讲，本来要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去学俄语，结果送到了资本主义的英国去学英文。后来我的外交之路，也是从这开始的。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外交部又把我安排到英国去学习。在当时的情况下，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党分配到哪去，我就奔到哪去，于是我毫无怨言地投入到了外交战线中。

【外交生涯的起点：南斯拉夫】

1970年，马振岗被派往前南斯拉夫从事外交工作。

主持人：您的外交生涯从前南斯拉夫开始，20世纪70年代的南斯拉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马振岗：南斯拉夫在50、60年代是被评判为修正主义国家的。当我去的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对南斯拉夫的看法也在转变。

我到南斯拉夫之后开始慢慢观察，发现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比东欧国家日子过得都好。南斯拉夫也想构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人对中国特别佩服。他们说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南斯拉夫，都是自个儿打出来的。

【对美外交的变与不变】

回国后，马振岗到外交部美大司工作。

马振岗：1985年，我正式从加勒比处调到了美国处，去搞美国工作。1987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访美，1988年时任中国副总理田纪云访美，规格都挺高，我参加了这两个团，亲身体会到这一点，当时的中美关系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当时还处于美国对中国有战略需求的时候。

主持人：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呢？

马振岗：看中美关系，不能看一件事两件事，也不能看一个时期一段时间，要从长远的角度，也就是历史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1957年，美国有几个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青年来到中国，回去大概就受到处理了。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碰到两个美国小青年，和我们房东住在一家。后来他胆怯地通过房东问能不能和我们聊聊天，我们同意了。他说：“我在美国听说中国人都恨我们美国人，今天和你们谈了以后，发现你们对我们挺友好的。”

后来尼克松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付苏联的扩张主义，这是有战略需要的。所以尽管没和中国建交，他一个堂堂大国总统还是亲自到中国访问，这在外交上也是很少见的。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他是放得下的。两国关系也改善了。

到了小布什时期，把中国宣称为战略竞争对手，把中国看成是潜在的敌人，但是后来出了911事件，美国把国际战略的主要目标转向了对付恐怖主义和防止武器扩散这两件事，中国又成了合作伙伴。

奥巴马时期调整了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把反恐和防止武器扩散改为防止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就有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平衡谁？虽然他没有点名中国，但大家都知道实际的目标就是中国。

现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强烈的民粹主义、霸权主义倾向，抓着贸易逆差问题不放。实际上这背后不完全是贸易逆差，如果就是以贸易逆差解决贸易逆差，使中国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不会大到现在这样。

美国的目的显然不在这，它要改变你的整个模式，包括管理经济的模式，要防止中国发展高科技，这实在有点欺人太甚了。我们中国要发展，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们？你得相互尊重，照顾我的利益、我的关切才是。

事实上，深层的问题就是，美国觉得在战略上不是那么需要中国了。相反它甚至认为，中国在战略上是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这大概是一个最重大的转变。我认为这种转变是不可再更改的，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要想根本改变只有一条：中国不要发展了，继续像以前，做商品供应者，做廉价的加工者等等，但中国不可能永远走这条道路。

【香港回归前后】

1997年，马振岗出任中国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推动香港回归的顺利进行。

马振岗：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当时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有些分歧。当年撒切尔夫人到中国来和中国谈判，最后中英政府达成了协议，这说明英国保守党当时还是接受的。彭定康担任英国驻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后，起了变化，他们开始从原来的协议中后退。因为已经和中国达成协议了，不交换是不行的，但交换前我按照我的意思设计一套格式让你接受，大概是他的主要目的。

当时我去的时候，一个比较正常的问题是临时立法会的问题，本来中英双方达成协议，最早的方案是当时立法会可以用直通车的方式过渡过来，等到了改选的时候再设立新的立法会。但是因为英国政府政策变了，有些做法已经违背了当年双方的协议，所以我们也改变了，成立临时立法会，取消了直通车。

当时斗争的焦点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保守党是执政党，工党已经十几年没当政了，所以在香港问题上很多分歧。政治责任来讲，工党没责任，他很容易可以摆脱。彭定康也跑回伦敦去说服工党支持政策。当时工党的外交大臣罗宾·库克就说，我们工党没有责任接济保守党的外交政策。

1997年5月工党上台后，我去拜会库克，库克说，尽管我们对临时立法会的做法有些意见，但这已经是现实了，我们不准备继续纠缠。也就是说他放弃了，这就把当时一个最主要的障碍扫清了。

6月10日晚，我应媒介大亨默多克夫妇邀请出席他们的家庭酒会。默多克夫人面带笑容把我迎进，客厅里面熙熙攘攘，多是新闻媒体圈的人物。我突然注意到，我是唯一的外国大使。我正在纳闷，默多克夫人走过来说：“里面房间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客人，你应该去和他们见见面。”我进到里面一看，原来都是工党政府头头脑脑。

布莱尔站在客厅中央，我走到跟前，他伸出手来和我握手，谈到香港问题时，他说：“香港应是英中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他还表示：“我们将努力使香港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我已经决定去香港参加交接仪式。”我听后心头一惊，据我了解，双方原来初步商定的是由两国外长代表政府出席交接仪式，他作为首相去参加，不就意味着政府代表要升格吗？我怕听错，赶紧又追问了一句：“阁下是说你要亲自参加交接仪式？”他笑着肯定地说：“是的，这是我们刚刚做出的决定。”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显示出工党政府准备在香港问题上同我国合作的积极态度，我立刻就向国内汇报了这个信息。

【新中国外交70周年】

主持人：您见证了新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近半世纪的外交史，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马振岗：感触最深的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一个大国没有综合国力，是没有外交的。过去讲弱国无外交，小国比较弱，很难让它在世界众霸争雄当中争出一个角色，它只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就不错了。但大国不同，如果你不能维持，你就只能是被宰割的对象。

对于中国来讲，这种教训很深刻。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国是世界大国之一，二战之后，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但中国实际上在世界上是没有地位的。

50、 60年代，正是我青年成长时期，那时青年人要求进步，每个人都想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点作用，气氛非常好。但在外交上则不然。1970年我到南斯拉夫工作的时候，和中国建交的国家算起来大概只有55个，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肯定瞧不起你。

我记得当时我们和国际奥林匹克闹翻了，后来我们想恢复参加，但是国际游泳学会游泳锦标赛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国内指示我们和国际泳联的领导接触，商谈恢复中国合法地位的问题。南斯拉夫很积极地帮我们联系，可人家对方就是不见我们，我当时就感到非常痛苦，我们这么个大国连游泳都被禁止。

到了90年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英国企业每年举行的年会或者一些大的经典活动上，我经常被请上主桌，而我的日本同事经常是坐在底下，和其他的客人一起。比如英国建筑家学会举行年会，邀请我去，去了以后发现就我和美国大使两个大使。主席说“我们这次是破例请了外国驻英国的两位使节，一个是美国大使，一个是中国大使，但是这两位大使就代表了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改革开放中国发展起来了。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经受了考验，好多国家对中国另目相对的，发觉中国是实实在在地发展起来了。

我记得那年我到美国，正好碰到中国打掉了一个废弃的卫星。我当时就觉得废弃卫星打掉就打掉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才知道它的意义绝非就是打掉了一颗废弃卫星那么简单。它代表了一些非常先进的标志性的东西。所以只有发展起来了人家才重视你，你也才能发挥作用，也能真正地为人类做出贡献。

一个弱小的国家像清朝，一个武官因为穿着清朝的服装，美国人把他抬起来扔到河里边去了，人家就那么扔了。现在我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的外交人员，谁敢侮辱我？

中国为什么现在名声这么高？一个是强大了，另外一点是我们坚持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这是一贯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的。

对中国这70年的发展进步，我亲身感觉到这一步步走过来不容易，而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搞外交的人，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尊严是放在最高的位置的。

中国的政策，中国的理念是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的，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70年来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外交人的奉献，外交人做的具体的事，党的方针政策，是靠这些人去落实贯彻下来的。

从外交第一线退下来后，马振岗转战国研所、担任政协委员，仍然在为中国的外交事业无私奉献着。

主持人：您对新一代的外交官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期待？

马振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个很不同的地方，应该说他们的前辈已经给他们打了比较好的基础，现在我们国家的基础比我们当年从事外交的基础要好多了，但是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以后的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现在还没有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现在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真正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还要做很大的努力。所以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任务非常艰巨，要实现中国由富向强的转化，也就是我们还有两个百年梦，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复兴。这大概主要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任务了，不能靠我们老头老太太了。

第二，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面临着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作为大变局里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大变局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作用和地位。这种新形势是我那个时代没有的，比我们那个时代应该说更艰巨、更光荣，当然也更辛苦，面临的形势可能更加复杂。

对我们年轻同志来讲，要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看到中国的历史处境，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贡献力量。当中国顺利实现两个梦之后，也就是2050年，我想我们这代年轻同志也就可以骄傲地说，我为祖国的强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特别鸣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

文/宋东泽 凤凰网《风范》栏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