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化纵横

✪ 郭建龙、雷博 / 口述

✪ 郑涛 (《文化纵横》编辑部)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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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丰亨豫大”到轰然崩溃，北宋的极盛而亡不过三年之间。围城之下，恶性党争、财政危机、军事痼疾、外交失策——帝国内外全局性危机的大爆发，使靖康之难这一大变局时刻具有特殊的历史反思与现代启示意义。靖康之难与北宋亡国有哪些必然成因？北宋内部的政权组织结构和行政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宋徽宗又该被如何评价？这场盛世危机的爆发，是否显示出古代王朝衰亡的一般规律？

2019年8月26日，在《文化纵横》与南都观察、天喜文化联合举办的一期一会沙龙上，新锐历史作家郭建龙携其新作《汴京之围》，与历史学者雷博，共同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本文基于沙龙内容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主持人：苏 琦  资深媒体人

先后任《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部主任、主笔，《经济观察报》区域部主任，现为《财经》杂志副主编。

郭建龙：新锐历史作家

著有社科历史类“帝国密码三部曲”《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文化游记“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历史游记《穿越百年中东》，小说《告别香巴拉》等。

雷 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北宋思想史、政治史。

大家好，我是本次沙龙的主持人苏琦。活动开始前，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汴京之围》的作者郭建龙，今天的对话正是围绕这本书展开。郭建龙以前也是媒体人，我很羡慕他，媒体人当时都想转型，也都不敢转型，因为都有路径依赖，但他转得比较成功。第二位是雷博，历史学博士。雷博的老师都是历史学界的权威学者，比如邓小南教授，这是只能在书本上见到的人物，他都能促膝谈心，当面受教。

下面让作者简单介绍下这本书大概的内容和结构。

我曾经写过“帝国密码三部曲”，写这三本书是想研究现代中国的问题。但如果要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话，必须知道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情况。第一条线索是要考虑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因此我就决定去世界上看一看，去其他国家走一走，走到哪写到哪，从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写其他国家的状况。第二条线索就是中国在历史上的定位，所以写了“帝国密码三部曲”，从军事、财政、哲学这三个方面解读中国的脉络。

根据中国的历史规律，一个稳定的中央王朝，一般能存在200多年到300多年。任何一个政权都有生死，因为每一个王朝的内部问题积累到最后，在现有体制内都无法解决，最后撑不下去了就走向灭亡，这时候一般300岁左右。北宋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北宋的生活非常富裕和方便，文化上极其光辉灿烂，但是它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的平均寿命。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军事是一个明显的方面。写完《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以后却发现，北宋也不完全符合经典的结论。于是我就想通盘研究一下北宋，但宋史材料太丰富了，所以这本书就集中剖析“汴京之围”这一个点，综合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各种视角，来分析北宋亡国的过程和原因。“帝国密码三部曲”是写线，这本书是写点。这就是这本书的写法。

另外，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始终在尝试结合可读性和真实性。不能保证100%真实，但是要有写作依据才可以，然后尽量写得好看一点。现在戏说性的历史正在走下坡路，因为读者水平提高到没有办法用戏说来满足，所以要尽量写得真实，还要写得好看。不能完全用学术的东西写，不是读者的能力达不到，而是读者觉得太枯燥了。

▍宋人的心态与重文轻武国策

我作为一个外行或者读者，有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就是觉得北宋比较羸弱，因为重文轻武。一方面唐朝藩镇割据，另外一方面赵匡胤是被黄袍加身，所以他信不过武将。这种说法，你们认同多少，批驳多少呢？另外，我们这一代人有个毛病，什么事都往制度上靠，那北宋的羸弱是不是制度上的问题？

大家都感觉宋代是个比较怂的王朝，它的怂和软弱体现在很多方面。我读宋代史料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感觉。特别是作为一个比较有血性的男生，看宋朝的外交真的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要同情体会宋人所处的历史时空。我爱人也是学历史的，她认真读《资治通鉴》，读到中唐以后跟我商量，要不陪我一起读吧，内容太血腥，自己不敢一直读，就像女生看恐怖片拉着老公一起看一样。大家对晚唐和五代的藩镇格局，有一个片面的意见，但是深入进去，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晚唐时期，皇帝就是宦官手上的棋子，想换的时候随时可以换。这样的局面发展到了晚唐五代，吃人都很常见。有些部队出去打仗不带粮食，就是整车拉尸体去吃。这种事情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被记录下来，形成宋人的晚唐史观、五代史观、本朝史观，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

所以宋人对武将干政、权力旁落的恐惧，到了一种畸形变态的地步。比如宋代的名将狄青、王德用，明明战功很高、人品很好，没有一点点造反或者专权的倾向，就因为给的位置太高了，因为王德用长得太像宋太祖了，就觉得很危险。从这个角度来讲，要同情看待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而且，重文轻武政策是有益的。宋之前，皇帝是个高危职业，外戚、宦官、权臣随随便便可以搞掉他。宋代建立起相维相制的体系之后，这种现象就不可能了。所以宋代之后皇权的终结，要么是被底层民众推翻，要么是来自外部的入侵。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宋代到了中后期，特别是女真人崛起以后，面临新崛起的女真帝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势力？这一部分请郭老师聊聊，怎么看待金人？

接着雷博的话题讲，如果要了解宋代对北部边境的心态，就要认识燕云十六州的问题。我一直说中华民族是个非常幸福的民族，因为它的地理结构在世界上——至少在美洲发现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华北平原、长江流域联通在一起，非常广阔，又非常富裕；而且周围一圈崇山峻岭把它围得非常严实，只用少量兵力就可以把天然边界守得很稳。所以，在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武力的要求少很多。而对武力要求少了，财政需求就会下降；财政需求下降，就不需要从民间抽取这么多的血液，去维持维稳架构，因此民间就能发展得更好。古代欧洲国家大多战乱频发，能有几十年稳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主要原因就是地理疆界过于支离破碎，又没有天然边界。

可是这种地理优势在北宋时期被打碎了，而且这不是北宋的责任。北宋继承的江山就是一个不完整的状态，缺乏对北面最关键的一条山脉——即燕山山脉，北京北部的山脉——的控制权。所谓燕云十六州，“燕”就是北京，“云”就是大同。大同相对还好一些，因为大同之后太原还有第二条防线，太原北面有雁门关可以据守。但是“燕”这边，只要北京丢了，北方就比较危险了。北方的这种不安定因素，使得宋代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士兵体系。

另外，北宋从诞生之初就没有燕云十六州的屏障，这一点对宋人心理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宋人一直认为燕云十六州是自己的领土，虽然和辽国维持了百年的和平，但一直打不开这个心结。

其实，辽国人，也就是契丹人，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邻居的民族。因为契丹人在唐代就比较文明化了，文明到什么程度呢？五代时，后晋以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为条件，向辽借兵攻打后唐。战争过后，契丹人打到黄河，果然遵守承诺不过黄河，因为他们认为过黄河会吓坏老百姓；而且走的时候，还特意叮嘱要对老百姓好。辽获得燕云十六州之后，跟北宋也维持了百年和平。所以，契丹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民族，任何一个草原游牧民族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北宋在这里就面临一个抉择：到底是要维持对于领土的索求，还是找一个好邻居？同时，女真族的兴起增加了一些麻烦。女真族的战斗力比契丹人更强，如果女真族和契丹人决斗，北宋不参与的话，最后很有可能是契丹人被女真人灭掉；如果北宋对辽国支持足够的话，是有可能抵抗住的。北宋到底是选择联合女真人灭辽，还是支持辽抵抗金？所以，这是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

▍北宋军事积弱的原因

我分别向两位请教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北宋比较怂、比较弱，同时又觉得南宋还可以。所以，我建议郭建龙下一本写《襄阳之战》，南宋竟然可以撑住这么多年，怎么看待文明力量的源泉？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提给雷博。明朝为了解决宋朝的问题，国境向北边推得太狠，对少数民族政权严防死守，以至于被蒙古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也面临一个后金的问题。所以明宋之间，是不是有些教训接受过多，矫枉过正了呢？

北宋的军事实力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弱，有制度存在，就会产生一些战斗力。比如它的单兵训练比唐朝要强，因为它有完整的训练体系。只是军事权力被分割了，练兵的不能调兵。因此，北宋的军事体系没有办法有效组织起来，这是很大问题。比如三路大军联合作战，按理说这三路大军必须有一个统帅，但即便找出一个统帅，这个统帅实际上却指挥不动这三路大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军队作战需要粮草，粮草运输又由其他人负责，粮草能不能调过去，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此盘根错节的军事体系，在关键的时候没有办法形成合力。如果一直面临持续的、小型的战争训练，北宋的指挥体系可以从紊乱中恢复过来。但是北宋长期不打仗，所以传输的线路是不通畅的。

比如我在书里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二次金兵打过来的时候，汴京城外有一些大炮，这些大炮搬到城外本来是供皇帝检阅部队用的。金兵打过来的时候，如果及时将大炮搬到城内，就可以用炮火对外打金兵；如果来不及，被金兵占领，就会调转头来打大宋。所有部门都知道大炮的重要性，而且所有部门都在叫嚷要搬，但是最后没有人搬得动这些炮，眼睁睁看着这些炮落到金兵手里。因为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是动用内府的力量把炮搬出去的。金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兵部，兵部说不是我搬出去的，应该找枢密院；枢密院说，我手底下没有人；最后说谁搬出去，谁搬回来，但是内府那个人，正好被免职了，他也搬不了。这些大炮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白白给了金兵。其实这就是指挥系统的紊乱，这个问题没有调整好就会非常的危险。

但是，到了南宋的时候，大家发现兵还是那些兵，但军队战斗力上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前面这些混乱之后，指挥系统天然聚集到一块儿了。像岳飞这些将领，拥有的权力比北宋武将大得多。不是皇帝知错就改了，而是形势逼迫权力更集中了。将领有带兵打仗的权力，也有调度粮草的能力，当这些能力合在一起的时候，军事实力自然就表现出来了。但是已经太晚了，没有保住北宋，只保住了南宋。

北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相对长命的王朝里，北宋是唯一选择商业型城市而非军事型城市作为首都的王朝。开封是汴河和黄河的交错点，在唐代的时候就是南方粮米运往西部和北部路上的枢纽。晚唐时期，关中地区的粮米输送不出去，这时候谁占据开封谁就可以拿到粮，拿到粮就有钱，有钱就可以养兵，养兵就可以天下无敌。到了宋初，宋太祖认为开封无险可守，所以想迁都洛阳甚至长安，“居山河之胜，以去冗兵”。但他弟弟宋太宗说，这个事做不到，因为需要开封的钱粮来养兵。

这固然是个好处，但是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如果大家读《东京梦华录》，生活非常舒服。北宋东京城（开封）的夜生活，通宵达旦地玩一年，绝对不会重样。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什么东西都可以拿钱赎买的习惯。宋代的决策层也因此染上了非常强的市井气，可能是眼前的生活太好了，因此对眼前的东西患得患失。因此，一方面是制度问题，另一方面是生活方式对战略思维能力的侵蚀也很大。北宋晚期军队战斗力并不差，只是一旦到了中央决策的时候，就出现了郭老师说的问题，没有好的统帅和指挥机制，互相推诿、踢皮球。

另外，跟女真人的战斗力也有关系。南宋初年的名将吴璘就讲了，跟着父兄一起打西夏人，鼓一敲，一冲，冲赢了，仗就打赢了；输了，就没打赢。但从来没有碰到女真这样的部队，骑兵冲过来一个回合，又冲过来一个回合，无穷无尽的体力，无穷无尽的能量。用金人的话讲，我们是骑兵，不在战场上杀个三五十个回合，没有资格叫骑兵。这种类型的战斗能力和战斗韧性，对于北宋末年的军队是陌生的。经过这场战争，再到岳飞郾城大捷的时候，就是拼体力作战，最后打成人如血人、马如血马。所以，并不是宋人养不出一个能跟金人对抗的部队，确实很多事情要在打仗当中逐渐磨练。

第二个问题，明代是不是对宋代的政策矫枉过正呢？明代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王朝，虽然我研究不多。周末去了一趟大同，看到了明代以大同镇为中心的九边长城，以及内外长城体系：既看了北侧的外长城框架，也看了雁门关的内长城。可见，明代在几个方面，确实吸取了宋代的教训——

第一，非常看重边境、边防体系的建设。依托着长城，不计成本建起一个屏障，俗话叫做“唐修塔、明修圈、清朝专修大佛殿”。明人特别爱修圈，长城是最大的“猪圈”。

第二，在定都问题上，也吸取了汉唐的教训。明人有一个说法：“中宅天下，不若虎视天下；虎视天下，不若挈天下为瓶，而身抵其口。”就是说，定都在一个宅子的中央，就像开封或洛阳这样的地方，不如定都在长安，这样可以虎踞龙盘，虎视天下；虎视天下，不如把天下当做一个瓶子，我自己顶在瓶口上，就是明人说的天子守国门。它确实一开始过度强调边防，而忽视了边贸，但最后博弈的结果，是在边防基础上，可以谈边贸；如果没有边防，边贸很容易变成入侵的机会。纵向对比宋明两个王朝，是非常有意义的。

▍王安石变法的功与过

雷博是研究王安石变法的专家。以前读历史觉得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王安石的方案是不是太超前了，反而把原来的系统破坏了？从政教的角度来讲，日本学者说“唐宋变革”，宋朝想进行政治变革，把平民动员起来，也没有太动员起来，但它确实留下了很多遗产。下面请雷博从这两个维度分析一下王安石变法？

既然讨论北宋，不可避免要碰到王安石变法这个话题。北宋灭亡、南宋建国之后，因为宋高宗要找人背黑锅，很自然就找到了王安石。现在回过头来看王安石变法，首先富国强兵的目标是很显然的。但是富国强兵的背后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关怀：理想中的政治到底是以“无为而治”为主导，还是以“有为”或者“大有为”为主导的政治呢？像宋仁宗朝，大家觉得皇帝比较宽仁、和厚，包拯喷他一脸唾沫星子，他也不说什么。换个角度讲，很多人觉得宋仁宗这个人耳活心软，今天你说得有道理，照你说得办；明天有人反对，又变了。政策一直在朝令夕改，会导致国家治理能力非常弱。天下无事尚好，一有事马上就会左支右绌。

所以王安石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篇文章里讲本朝固然有很多优点，但是政治上却是君子和小人混在一起，农民没人管，百官没人管，军事没人管。所有人都处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状态，没有用心力和精神做事。他认为要改变这个状态，首先从皇帝到大臣，要有一个”大有为”的态度。所以评价王安石变法，其他的政策且不论，关键问题是“大有为”的态度是不是一个正当的态度。

一旦有了“大有为”的态度，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具体措施和做法。比如在经济上，政府的手伸长一点，还是短一点？是让民间自主进行，放纵豪强进行兼并，还是兼并不对，政府应该管得多一点？在民间的组织问题上，是让老百姓自组织更多，还是把民众动员起来，无论是基层的治安、调兵，都能够起到更高的效率？

至于变法的客观结果，“富国”和“强兵”这两个目标都达到了。宋神宗晚年时，几个封桩库财富都装满了，而且是在老百姓没有感到太大痛苦的情况下，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强兵也做到了，宋代的军队是投射型，非常依赖弓弩。在宋神宗时期，不但出现了神臂弓这样的武器，建设军队的水平也提升了。

王安石变法是不是过分强调数字化管理，导致改革太超前了呢？这个问题在宋史学界有争议。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认可“大有为”之政，另当别论；如果认可“大有为”，改革就要给予弹性和余量。王安石变法是个动态的过程，一直到宋神宗去世，改革也还没结束，政策一直在有弹性地变化。很多人批评“青苗法”，是拿着“青苗法”刚推出时反对者的反对意见。但这些反对意见后来都已经被吸收接纳进去了，政策是在不断变化改进的。在前现代，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推动经济改革，改进制度体系，使之在原有水平上更向前走；还是步子一大就会出问题，最好是小步，甚至不要迈步，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利不百，不变法”？你到底是什么态度和做什么选择，这是关键。

接下来请教一下郭建龙。提到前现代的问题，好像每个王朝都有一个坠落曲线：王朝初期还算稳定清明，因为经过了前朝纠偏，动员能力也还可以；后期就陷入紊乱，就要改革变法，但只要步子一大就容易扯到蛋。崇祯皇帝不折腾的话，明朝或许还不会那么快灭亡；像晚清不搞新政，反而还能苟延残喘一些时日。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各朝的兴衰，包括西方崛起直至如今又陷入危机的这500年历史，得出一个启示，即高水平的陷阱是不是反而不太容易突破？

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雷博也提到了，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精神在于：利用一个大有为的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或指导。当政府操纵了经济以后，它认为经济会更发达，同时就可以增加国家税收。我们说王安石变法成功的一面，最主要的衡量指标是财政，就像雷博刚才说的所有仓库都满了，但民间有没有实现经济繁荣呢？

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这部分的材料处于对立状态，有人说民间凋敝，也有人说民间很好。对此，学界有一种理论，不看这些人讨论的态度，因为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是得看宋代历史资料保存下来的经济数据。从经济数据上，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宋代在国家财政整体宽裕的情况下，民间市场的活跃程度，以及码头、渡口、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指标，都可以看到有一个整体上升的倾向。这是日本学者研究宋代江南经济的时候，特别关注到的一点。

我个人觉得“国富民穷”或者“国进民退”的标签是值得反思的。能不能在实现国富的同时，不对民间进行掠夺和剥削；而是反过来，国家的经济运行体系效率提升了，可以做到国富民富的——这种可能性存在吗？至少宋神宗元丰年间的经济现象来看，也不是没可能。

这是我们两人最大的分歧点。史料有支持我的，也有支持他的，这是当时新旧党交替执政导致的。新党有一种说法，旧党也有一种说法。这也是抛给大家的问题：“大有为”的政府加强经济管制的时候，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

我们一开始说国富民必穷，但是非常态的时候也有国富民也富。中国几个朝代进行过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如运河的疏浚、各种整备，过后这套系统还是不错的。

政府有责任收税，但是限度在哪？是以修水坝、做基础设施作为限度，还是以参与到经济体系里面，控制一定的运输体系、金融体系作为限度？

历史地看，中国确实一直存在这样的思路，从汉代就有，如王莽、诸葛亮。任何一个朝代隔上一两百年、两三百年的时间，都会出一批相信国家力量的人，开始改革、变法。他们的改革总是草草收场，但是他们引起的争议却一直延续下去。

你说的这些人都是乱世豪杰。我倾向于认为富强时日，政府不需要伸手，也可以过得不错；但是需要伸手的时候，系统其实已经面临崩溃了，这时候政府伸手基本上都会加速崩溃。这样一来，是不是给大家留下一种创伤型记忆：盛世不伸手，而乱世是伸手的？回到靖康之难，当时的财政情况，是不是之前没动员起来，而现在面临危机了，政府又向民间索取过多了，再加上天灾人祸，是不是就加剧了危机？

我个人判断是索取多了。因为北宋政府的经济工具太发达了。专卖制度相当于是国有企业，它的运用过于发达。再一个是金融体系，明显用过头了。例如，中国最早的纸钞是北宋时出现的交子，事实上交子出现之初本来是用来防范政府的经济体系的。但之后，政府发现交子很好用，就规定只允许发“官交子”，不允许发“私交子”。最后导致两宋时期的通货膨胀非常明显。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雷博。任何一个计划经济体系或者“大有为”政府的，在逻辑上是完全走不通的。表面上看，如果所有人都遵从精确的数字计算，的确可以做到效率最大化。但这种体系最后毁在哪个地方呢？毁在行政效率的低下，无法与精确的计算相匹配。

宋代的行政效率本身很低下。王安石变法也是想建立起一个相互配合的一个体系，以实现大幅度提升行政效率。但是，有没有可能解决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呢？

我们在面对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王安石的提法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就反对道：天地之间的财富是有限的，农业社会每年就出产这么多农产品，不在官就在民；你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不是骗人嘛；肯定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巧取豪夺，剥削老百姓，虽然不加税，但是可以用其他方式巧妙地把民间财富转移到国家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面对前现代生产方式的时候，必然会提出的问题。

但当深入挖掘史料的时候会发现，王安石讲的民间有遗利这个事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在当时有大量的坊场、渡口，这类的经济节点，实际上是被地方豪强甚至黑社会把持的。为什么会被地方黑社会把持呢？因为国家的政治权力延伸不进去。在宋代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皇权不下县，因为虽然官有国家俸禄，但是吏没有俸禄。王安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要给所有的吏员发俸禄。一推这个政策，别人就觉得疯了吧，官的俸禄还发不出来，吏的俸禄怎么发得出来呢？结果政策一推行，发现没问题，吏的俸禄很轻松就发出来了。钱从哪来呢？用这些吏把黑社会的人换掉。

举个例子，在王安石推行“免役法”之前，差役法是一个令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制度。老百姓不怕交钱，只希望千万不要在农忙的时候让我去服役，不然我这一年又完蛋了。如果把基层的生产模式建设好，把吏放在适合的经济节点上，是可以收上来很多钱的；不但可以给吏员发工资，甚至还有结余。

由此引申到怎么看待前现代与现代在生产方式上的二元对立；或者这么讲，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从前现代走过来的。因此，这种二元对立也不能绝对化。

例如英国，它真的是生产力先行吗？其实它是制度先行的。它有很多东西是冒险式往前走，推动了工业革命，这里面有偶然性成分。我们能不能期待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出现煤炭、石油、蒸汽机这样的工业革命？如果看《梦溪笔谈》会发现，当时宋代确实处在一个产业革命的萌芽期。民间有大量的新的生产工艺、新的原料和新的能源。从这个方面来讲，这样的萌动机制下面，出现试图通过政府主导，建立起一个经济运转体系，打破原来传统的儒家士大夫理解的农耕国家的小农生产方式，虽然未必能达到现代国家，但是可以达到一个中间状态，总之是向更高的生产能力去跃迁，这是可以想象的。

关键问题在于一旦这些政策工具建立起来了以后，司马光的批评点就发挥作用了。宋神宗在这方面有警惕性还好，但你怎么知道儿子跟你一样靠谱呢？就算大儿子跟你一样靠谱，你怎么知道大儿子死后，皇权还能传到靠谱的人身上呢？万一出现宋徽宗这样喜爱艺术、宫殿，所有原先为了强化国家财政的良性工具和手段，就异化成聚敛的手段了。

讲到纸币，我对北宋的纸币讲一句好话。北宋人挺了不起的，纸币刚出现的时候他们是很警惕的，要有准备金，千万不要通货膨胀了。南宋的通货膨胀，是打仗打得没办法了。元人和明人是怎么用纸币的呢？拿着纸币去民间敛财，初心就不对。但是宋人对交子和盐钞非常敏感，而且擅长合理运用盐钞和交子：北宋政府知道哪些商人囤积了大量盐钞，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发纸钞来平衡和豪商的关系。所以宋人既发明发现了交子，同时又能够有意识地审慎使用这样的纸币工具，探索货币工具发展的可能性，是很了不起的。